暑消温书，立秋立学——Chinese Economic Summer Institute 2019成功举办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019年8月17至18日，Chinese Economic Summer Institute 2019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顺利举行，为燕园这个生机勃勃的夏天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17日上午，来自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美国加州大学、莱布尼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院校的数十位经济学者共聚燕园，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为期两日的研究与探讨，为与会学者带来了一场绝佳的学术盛宴。

开幕致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刘俏

会议伊始，首先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代表学院致辞，热情地欢迎了各位远道而来的学者齐聚燕园参加本次研讨，并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紧接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系主任周黎安教授就会议前期的筹备情况与两日的会议安排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应用经济系系主任 周黎安

本次研讨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Finance，Labor/Organization, Trade和Corporate and Consumer Behavior。共计收到投稿81篇，在经过委员会一致讨论筛选后，最终选取10篇论文在会上进行研究讨论。

Finance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宋峥

开幕式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宋峥教授的主持下，揭开了会议的第一个主题环节。来自暨南大学的蔡澍教授首先做了题为“Microfinance Can Raise Inco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China”的报告。文章利用中国的小额信贷政策这一自然实验，探讨了小额信贷是否能够提高对于受助人收入的问题。这篇文章认为，小额信贷政策之所以在中国行之有效，原因在于与其他国家的小额信贷政策相比，该政策允许受助者获得更长的偿付周期、承担更低的利息支出；同时该政策有效缓解了入城农民工的流动性约束，因而有助于提高收入。这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与小微贷款的政策同样息息相关。

暨南大学教授 蔡澍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ndreas Fuchs

跟着来自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 HSU Hamburg的Andreas Fuchs教授与来自莱布尼茨大学的Richard Bluhm教授与共同分享了他们题为“Connective Financing: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Diffus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的论文。这篇文章主要围绕在中等或低等收入国家，外国援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分散性进行研究。近年来，中国已成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中欧等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但这些投资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分布仍然未知。该文使用了中国2000-2014年对于138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项目数据，分析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集聚或分散。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投资的这些项目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对于受助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及溢出效应。

莱布尼茨大学教授 Richard Bluhm

Labor/Organization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lbert Park

17日下午，在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Albert Park教授的主持下，会议进入第二个Session——Labor/Organization。首先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教授分享了他的研究“Firm-Size Effect on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a’s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这篇文章使用了中国一个同时包含了企业雇主与雇员信息的数据集，通过实证研究去回答“大公司为何有更高的工资”这一问题。在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不同员工的工作内容、合同等事实进行分析后，王辉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整体经济背景下，低技能的员工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更接近为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原因可能是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标准化程度更高、更容易度量产出、所以企业不会给他们提供效率工资，因此他们的工资更多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而非所在公司的大小；除此之外，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更多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获得的，因此他们更少签订劳动合同、交五险一金的比例更低。因此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低技能工人中不存在因所在企业规模越大而收入越高的现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王辉

芝加哥大学教授 王绍达

之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王绍达教授与参会学者分享了他的论文“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王绍达教授认为，公司与政府常用主观评价来考核人才，例如由领导直接决定下属是否可以晋升。然而这种赋予中层领导评价权会引发下属相应的“影响活动”（influence activities），即被考核者会花更多心思“讨好”直接评价自己的领导，而减少在完成自身任务上的精力。王绍达教授及合作者在“三支一扶”政策执行中进行随机实验来检验这种“影响活动”是否存在。他们发现，若被考察者知道是谁负责来评价他，被考察者确实会花更多的精力“讨好”他的直接领导，他也更有可能获得奖励。文章的结果表明，若设置两位领导，且使得被考察者不知道哪一位领导直接决定自己的晋升，能够有效提升被考察者的工作表现。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Valerie J. Karplus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Valerie J. Karplus教授就题为 “Crackdowns in Hierarch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的论文进行分享。在这篇文章中，她和合作者利用2016-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组入驻不同城市的时间不同，检验来自中央短期的环保督察运动是否有效降低了被督察城市的污染排放情况。她们发现中央督查组的入驻迅速减少了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但是在中央环保督查组离开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则返回到原来的水平。她们的研究表明短期的环保督察只在督察期内有效，并不能真正解决环保问题。

Trade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 徐建欢

18日上午，主题为“Trade”的专场由周黎安教授主持。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徐建欢教授分享了他与合作者的题为“An Unhealthy Trade Surplus?”的报告。他们的研究利用海关进出口数据（2007-2013），结合货船运输成本数据（2010-2017），解释了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每年大量进口洋垃圾以及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贸易顺差的国家，货船在返航时为了航行安全不能空载，倾向于装载重量-价值比高的物品。随着进口商品的单位运输成本下降，对于环境保护不力的贸易顺差国来说，返航的货船会装载洋垃圾一类的物质，由此带来环境污染，并造成福利损失。文章最后还建立了贸易福利模型，并利用数值模拟和反事实研究计算了贸易顺差对福利造成的损失，及政府的庇古税和环境监管政策对福利的影响。

多伦多大学教授 Kevin Lim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Kevin Lim教授做了题为“Accounting for Chinese Exports”的报告。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Kevin Lim教授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投入产出结构和企业异质性的多部门模型探讨了中国贸易快速增长及动态变化的原因。研究发现，企业进入成本和TFP增速是影响中国出口的最重要因素，外部需求和资本积累是次要影响因素；具体分时段来看，2000-2007年，中国出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民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降低，导致民营企业出口规模大幅增长，另外这些民营企业的TFP增速很快，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的竞争力。而在2008-2013年期间，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也在提高，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和境内国外企业的TFP增速放缓，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段时间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

Corporate and Consumer Behavior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贾瑞雪

18日下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贾瑞雪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最后一个专场。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颜色教授就他与合作者的研究做了题为 “Culture,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Behavior: The Long-term Effect of Historical Protestant Activiti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n China” 的报告。报告指出，企业的避税行为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以往的文献中，企业是否避税以及避税的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管理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感等。而颜色教授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解释，他将企业所处地区在历史上经历的传教活动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想要研究传教活动是否会对企业行为造成长期的深远影响。研究的亮点在于将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一个独特的记录中国248个城市1920年传教活动的数据相结合。此外，由于传教活动大多以自然灾害过后的安抚行为出现，所以自然灾害的频率可以作为各地传教活动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在历史上传教活动频繁的地区，企业避税和逃税的可能性较小，说明传教活动确实对企业行为造成了长期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挖掘了其中的影响渠道，颜教授及合作者利用CFPS和“人人贷”的数据发现，传教活动提高了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即社会资本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会对经济产生长远影响。此外，本文还排除了教育和正式组织等渠道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颜色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 高培

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高培教授做了题为“Helping Your Children Soar: Does Public Education Provision Affect Private Expenditure on Children? ”的报告。文章指出，家长对于孩子的投资是一个重要且备受关注的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探讨教育机会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投资。2015年，上海市政府将静安区与闸北区公立高中合并，允许闸北区的学生申请静安区的高中，这项行政政策研究公共教育供给对家长在孩子投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此项研究利用了银联的消费数据，将父母投资分为课外课程上的花费和其他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通过DID的方法发现合并之后，在总消费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闸北区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显著增多了。并且这种变化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具有异质性，较贫穷家庭的父母主要增加了孩子的课外课程的培训费用，而较富有家庭的父母主要增加了其他方面的的投资。总的来说，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会使得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更多的投入，从而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应该努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教育资源来鼓励父母对孩子的投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宇

最后，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宇教授做了题为“Capital Leakage, House Prices, and Consumer Spending: Evidence from Asset Purchase Restriction Spillovers”的报告。张教授采用实时收集的22个城市的数据，研究了限购政策对周边城市房价的溢出效应，以及房价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渠道。其研究表明，当大城市实施限购政策后，投资者在该城市的购房需求受限，会转而购买周边城市的住房以满足需求，带动房价上升，而房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增加家庭户消费支出。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本次会议秉持了严谨的学术作风，学者们对报告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追问，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旨在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内外顶尖学者建立一个交流和分享学术成果的平台，与会者纷纷对本次会议高水平的学术探讨、严谨的组织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至此，本次研讨在与会嘉宾意犹未尽的掌声中宣告圆满结束。

CESI

The CESI is currently co-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singhua 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y, the Institute for Emerging Market Studie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Stanford 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CESI is organiz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READ, NBER and CEPR networks of academic econom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