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去世，一代“大侠”谢幕

文/蒲实

金庸先生去世了，享年94岁。他的离去，也是一代传奇的谢幕。

去年7月，本刊记者曾前往香港追寻金庸的踪迹，与和他交往过的人谈论他的往事。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香港人也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接当成“大侠”来膜拜。今日，我们重发旧文，致敬这位香港传奇，也致敬这位华人世界的“大侠”。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9期封面故事）

图丨林津鹭 摄

造侠者”金庸

1948年，在香港复刊的《大公报》调查良镛来香港上任。那年他24岁，行装简单，一句广东话也不懂。从上海起飞后，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一分港币。幸而邻座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借了他10块港币，到香港后他才能搭船过海和乘坐出租车。坐上白牌出租，他用带着海宁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餐馆”，司机却带他去了“差馆”（警署）。

查良镛描摹1948年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那个年代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香港人告诉我，今天已高楼林立的沙田一带，那时上学还要经过一条条水田间的田埂；而那时度过童年的人，都记得很多时候在街头玩耍，父母做小贩在菜市场卖东西的情形。

这种感觉在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已全然不复存在，倒是在一些贴满港式茶楼墙壁的黑白旧照片里，还能寻觅到一些过去渔港城的踪影；或是在远离足可引发密集恐惧症的高密度高楼区域的香港郊外，像西贡这样的地方，还有停泊在海港的渔船、夜里吹着湿热海风的露天海鲜大排档，以及张灯结彩迎接香港回归20周年的村庄。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他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住70余年。

当时的他怀一颗北望神州之心，依旧抱一个外交官之梦，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编国际新闻版，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1950年，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邀请查良镛北上，协助梅的外交工作，他毅然决然前往。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查良镛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乔冠华虽表示欢迎查良镛，但也坦然告知，他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

查良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香港式”思想行为究竟是什么，查良镛后来有过一些零星的解释。他觉得“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他也认为，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哪怕是港督，如果想要干预媒体舆论，只要有录音证据，“一旦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可炒他鱿鱼”。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1952年，他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以“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撰写专栏“馥兰影话”和以“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发表在《新晚报》“下午茶座”的栏目里。

20世纪50年代，看电影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并非人人可以常看得起，卫星电视也还未出现，对大众来说，阅读报纸，特别是报纸副刊，是最为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翻译了大量美国剧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电影理论，比如《好莱坞的男主角》（上、中、下）、《论码头风云》（上、中、下）和《美国电影分析》等。

除了写和翻译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20世纪50年代初给长城电影公司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当他不久后开始用笔名“金庸”写武侠小说时，他的叙述和结构很多时候都已有了电影的语言和手法，比如屋外的人如何去看屋内发生的事情，《神雕侠侣》中围炉讨论神雕大侠的场景，《雪山飞狐》中罗生门式的故事方式等。

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作品相当多，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广。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贝尔登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在《新晚报》上连续刊登。随之，他又以“乐宜”为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哈罗德·马丁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和R.汤姆逊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等。

山顶道1号，1985至1996年间金庸的住所（有志 摄）

在《新晚报》，查良镛认识了主编罗孚和梁羽生。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岭南大学读书，1949年到香港定居。他与查良镛情趣很相投，查良镛时常尊他为“梁兄”。

与梁羽生是“忘年交”的香港天地书店总经理孙立川告诉我，梁羽生实际与查良镛同年，也是1924年出生的，只比金庸大一个月左右，但当年为了避抓壮丁，曾经改过出生年月。他们两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经常闲来就摆起棋局互争高低，也都在《新晚报》上发表棋话。两人也都很爱读武侠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读完一部，两人互相交流心得，聊得很开心。但那时，两人都没有想过会写新武侠小说。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武馆林立的，现在也依然有一些零星的武馆还留存着。孙立川告诉我，“武馆，或叫功夫馆的传统，在香港根深蒂固”。这些社会团体通常打出强身健体的旗号，但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武功也可作傍身用。这样的民间传统，至今也可在街头不经意的角落找到一些痕迹：清晨走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外，两人高的李小龙铜像下，全是练习太极、剑法和拳术的老者。那时香港武术会的流派很多，除了太极拳和白鹤派，还有咏春拳派、少林派等很多种。

早在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的民国时期，香港人、广东人就非常熟悉还珠楼主和白羽，也熟悉黄飞鸿、叶问、洪熙官等这些人。但香港报纸那时连载的旧武侠，大多是粤语方言，发表在粤语报纸上；写作主题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也多是广东好汉。当时，香港有两位著名的拳师，一个是太极拳掌门人吴少仪，一个是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1953年，这两位拳师决定比武打擂。香港当时规定不让打擂台，就由他们都比较熟悉的澳门名士何贤先生（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的父亲）来主办，擂台设在澳门新花园。

香港市民纷纷热议这件事，《新晚报》所出有关比武的《号外》总是瞬间抢购而空。总编辑罗孚决定趁此热闹，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促进报纸销路，就找梁羽生来写。梁羽生并不怯场，一口承应，只酝酿了一天时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龙虎斗京华》一问世就大受欢迎，人人争读，梁羽生也声名日隆，同时为很多报纸炮制武侠。他由此开创新武侠小说的先河，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孙立川说，对新武侠小说诞生的时间，现在通行说法是1954年1月20日，以梁羽生（本名陈文统）署名的《龙虎斗京华》第一篇为开端。但实际上，在陈文统的散文集里，他早些时候就曾以“梁羽生”的名义写过关于陈家太极拳的文章了。

梁羽生写不过来，罗孚就找到查良镛，让他给《香港商报》写急要的武侠小说连载。他取笔名“金庸”，将童年在海宁老家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看到的滚滚怒潮，以及他听到的关于乾隆的稗史传说，写成了《书剑恩仇录》。从那以后，查良镛开始有了另一重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和身份：金庸。

《书剑恩仇录》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是乾隆皇帝，叙述以虚构的江南世家子弟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英的反清复明大业，穿插陈家洛与乾隆皇帝私人之间的奇异关系和恩怨。小说开头第一句即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有一种让人难分真假的“可信性”。他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历史学家做过考据，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被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正如内地专门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者陈墨所评述的，这本小说打破了历史与传奇之间的界限，让历史与传奇人物在艺术假定的情境中合二为一，体现出金庸“在实有与虚妄之间”的功夫。

梁羽生和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时，都处在一个副刊小说高度市场竞争的媒体环境里，两人相互间也有很多砥砺。梁羽生的国学基础更加深厚，比较恪守传统；金庸则因为看过很多电影、写过很多影评，写东西比梁羽生好看。梁羽生自己评价，“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较重。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模仿，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但大体说来，“洋味儿”大大不及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罗孚说那段时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这一步，大约是两年”。

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金庸供图）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横空出世的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气候也在剧变中。香港知名作家、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告诉我，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有些还用文言文）、广东话和英语，主要是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而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清通’的境界，没有一点杂质，很通透的”。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不仅如此，1949年前后的香港，社会和文化都在剧烈变迁中，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既吸收了中西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叙事技巧，如心理描写、审美抒情，又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间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和典章文物、历史名人、内地风光，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

而武侠的传统，在内地和台湾都因政治原因而中断，在各派政治势力都很大的“租界”香港，反而开出了花。孙立川说：“金庸当时与鲁迅的境遇有几分相似，因为在租界里面，不受国共两党的影响，虽然金庸当时是偏左派的。那时的香港大多数报纸日期都写民国多少年，而《大公报》《新晚报》《民报》则是用公元纪年。这种立场，让台湾一开始把他视为亲左的共产党外围，所以金庸一直不能去台湾，直至后来蒋经国邀请。”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涉及江湖，也涉及江山。我们跟随《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从回疆戈壁游历至秀丽江南，跨越中原的华山、嵩山、兰封、泰山，抵达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也跟随《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从蒙古大漠来到中土江湖；还跟随《天龙八部》的萧峰，壮游辽阔的大理、西夏、宋朝与辽国，或者《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去往山海关、紫禁城、江南，远赴台湾和莫斯科。

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囿于一偏僻山村或一都市庭院，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疆域和风光随人物的足迹如画卷般慢慢展开。这些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所风靡的香港社会，以及从香港辐射出去的东南亚和世界华人群体中，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民族想象。

罗孚评价，“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那个年代的香港，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谈论金庸的小说，甚至“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香港人很奇怪，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截了当地当作“大侠”，对他崇敬有加，甚至认为他应该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而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是在上海，度过40年代的末日，进入50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书剑恩仇录》时，内地正在搞“大鸣大放”；若非在香港，“这第一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甚至没有可能开始写这样的作品”。

其实，在那个资源尚还贫瘠、充满着高速发展的混乱与不公的香港社会里，坏人得恶报、好人得福报的是非分明世界，无疑为市民提供了心灵慰藉。但更深层次的心理也许是，对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和非法治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江湖的丛林法则符合中国人强者为尊的认知，另一方面，每一个怯懦无助、毫无安全感的人，实际上又都在幻想着侠义的救星，扶危济困。这种文化遗传和审美定势，与中国人骨子里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相结合，才使武侠小说源远流长。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展厅入口处，有一篇金庸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他写道：“宋朝苏东坡当年远离故乡到岭南，曾在一首《定风波》词里写道‘此心安处即吾乡’。对香港来说，我也是一个移民。”但他住得“很是心安”，“慢慢也就把香港视为我的第二故乡”。那个南来的白手少年，已立业香江乐太平。

阅读金庸

以香港为枢纽，金庸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香港金庸馆里陈列着一套1968年金庸写《笑傲江湖》报刊连载时的手稿，描写的是令狐冲辞别任我行和向问天之后的一段遭遇，这个情节在后来出版的《金庸作品集》《笑傲江湖》的第22回已做了修改。从原稿从左至右竖着书写的手稿中，可见他习惯把每页的开头和最后两行留空，而他在用钢笔书写的过程中，几乎一气呵成，没有太多地方需要改动，可见他文思敏捷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金庸供图）

馆长林国辉告诉我，获得这份珍贵手稿的历程，非常不易和意外。筹建过程中，“我们知道金庸先生在新加坡办了一个《新民月报》，就到新加坡那边的报业集团联系，看他们的档案，希望可以找到他在当时办报时候的一些报纸内容，另外看是否有一些手稿留存可以展出。很幸运，我们在一些老报人手上发现了竟然在新加坡留下来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是最难找到的，“报纸连载的小说，作家一般都不注意保存这些手稿。很多手稿送到报社去，排纸坊的工人就把它一条条剪下来，方便排稿，几个工人，每人拿着一小部分的手稿排，排完再拼到一起，变成报纸印刷用的排版”。经过工人这样的处理，很多时候手稿也就被丢掉了。“在香港的收藏家那儿想找都找不到的手稿，却在新加坡那边的考察中找到了。”在新加坡，林国辉他们还找到一个金庸迷，“60年来一直保存着金庸办的报纸的报道、出版的书，收集研究金庸的主要著作，有一本新加坡刊登的有关金庸先生消息的剪报”。

1967年，金庸以查良墉的本来身份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地的商人合作创《新明日报》，查良镛占最多股份。两份《新明日报》起初用的同一个版，内容相同，后来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了不同内容的“新版”和“马版”，但副刊、小说的稿件港、新、马相同。这两份报纸很快都跻身当地三大销量最多的报纸行列。那时候，金庸总是为他新的报纸特意写一个新的武侠小说，让还没什么知名度的报纸可以先有一个读者群，将经营维持下去。《新明日报》创刊的时候，他就特地去写《笑傲江湖》。当时金庸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大家很喜欢看他的作品，所以《笑傲江湖》就成为日报的亮点。

潘耀明告诉我，2015年金庸武侠小说创作60周年的时候，《明报月刊》和《明报》曾参与发起向世界华人征集金庸阅读史的个人故事，集结获奖文章出版。在这本题为“我与金庸”的个人阅读史作品集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读者叙述，让我印象深刻。他写道，1966年，印尼的华校被军政权关闭，他小学四年级没有读完就在家无所事事，只能整天困在家里的藏书堆中，阅读连环画与红色小说。那时，印尼时局混乱，虽然禁传华文的条例已经公布，书店都关门大吉，但仍然有些书摊在租借华文书。可他们也不敢乱闯重禁区，就特意回避内地书，而转做港台书的生意。他就从那时起，开始接触“金庸”这个名字，开启了别样的阅读。

他没日没夜地狂读，熬夜时怕家人发现，就用厚皮纸把灯泡盖住，只留一小圈黄光照书页，也导致以后的近视。那时他已转读印尼文学校，华文教育一片空白，但他一直不放弃阅读金庸。就是在那段岁月里，武侠的阅读满足了他对中文世界文化的渴望。通过金庸的书，“我收获了丰富的文化盛宴，从中国地理、历史、民俗读到学教帮派的知识。半新半旧的语言，还有不时插入的古诗词，无形中提升了我的中文程度”。历史的荒谬恰恰就在于，那些“左”倾的华校教育一直让学生与武侠绝缘，恰好是华教的中断，让他的阅读书目里有了“武侠”和“金庸”这个名词。

2001年，日本版金庸小说发行，金庸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出席新书签名会（金庸供图）

有意思的是，金庸的武侠不仅在华人世界流动，译本也在印尼文读者中风靡一时。粗糙的小译本不是在书店里销售，而是靠散布在城市角落的借书摊，渗入到家家户户。金庸在报章连载发表时，印尼文译本居然也紧跟在后，那边一发表，这边即时翻译出，一个月后就出一本小本子，译本的出版竟然比原版还快。这些人中，有不谙中文的华人，也有纯印尼原住民；有底层民众，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印尼前总统瓦希特和前国防部长。后来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报纸也同时连载；他的小说还被翻译为泰国文。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认为，“阅读的自由”一如“写作的自由”，是金庸阅读史中最重要的价值争取。政治禁令常常将阅读带入沉重的历史语境，如两岸意识形态的“附带伤害”，或如东南亚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歧视和限制。然而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这些禁令的缝隙中生长，是因它充满不可抗拒的阅读快感：它“是对现实不满和抵抗的产物。想象一种与现实不同的侠义江湖，想象人间终究有情有义，不公不义可以得到‘诗的正义’的想象解决，这正是阅读体验中根本的‘愉悦’所在”。金庸的全球华人阅读，“集合”起一个被称为“金迷”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阶级的分野被超越了，从大科学家、院士到小学教师、底层打工仔，莫不是平起平坐的金庸迷；性别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也都被打破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除中国内地外的世界华人群体中被广泛阅读，也与香港作为地理枢纽的文化辐射力紧密相关。曾在《明报》和多家香港电视台从事20多年传媒工作的张圭阳博士，在他关于明报集团的研究论文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经济全面转型。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实施贸易禁运，香港政府也相应要做出禁运决定。

“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转运港，贸易盈余主要依赖货物转口到中国内地。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内地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因而迅速转变角色，由过去纯为中国内地服务的转口港进而发展工业。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香港工厂的数目由1952年的2088家发展到1958年的4906家，工业逐渐成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贸易转运的枢纽，在出口方面，美国渐渐成为香港的重要市场，而英国、马来西亚和日本，也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场。”

林国辉说，过去谈到香港和世界的联系，很多时候说香港是一个贸易、金融、交通通信的枢纽，“但我们并未留意到，通过这些枢纽地位，香港也成为文化的枢纽”。过去几十年里，“香港通过我们的流行文化，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社会、海外华侨和全世界的读者建立了一座无形的桥”。金庸的读者遍及全球，不同阶层的人都读他的小说。有些海外华人不一定看过金庸的小说，可是他总有机会收看香港拍摄的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20世纪50年代）和电视剧（20世纪70～80年代），或收听金庸小说的广播剧。金庸的武侠，也成为“香港联系起海外华人和世界的文化纽带”。

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读者相比，内地的金庸阅读史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内地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内地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报业大亨”查良镛

到熙熙攘攘的中环，沿着利源东街附近走几遍，在环球大厦、渣打大厦、置地广场、欧陆贸易中心这些高耸的商业大厦之间，只见一些零星的服装品牌或西伯利亚皮草公司这样的店面。瘦高艳丽的双层有轨电车是流动的广告墙，开往铜锣湾、北角各个方向，环球大厦边一条不引人注意的小道通往天星小轮的港口和上山的缆车。极度闷热中，天暗下来，下了一阵暴雨。人们挤在高楼的屋檐下躲雨，默默无言。

遥想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香港报馆林立的“舰队街”，扎堆挤满了一间间字房和机房。那景象已被历史拂去，全然不见，只能凭借想象了。在一个搭着脚手架、正在整修的大楼旁，有一条通往地下室“香港图书中心”的通道，橙色的招牌倒有一种暖意，飘在大都会的浮华间。地下的图书基本都是原版英文书，坐在窄小过道捧着书看的一两个年轻人，就像从过去穿越而来的人。

香港北角海边。1966年《明报》迁至北角英皇道651号，至今仍有很多左派报人聚居于此（有志 摄）

1959年5月20日，35岁的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在香港登场。世人大多更熟悉他作为小说家“金庸”的身份，但实际上，金庸自己说，办报才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却只是玩玩。作为明报集团创始人、香港报业大亨“查良镛”的身份，才是他一生功业的重点。

办《明报》初期，查良镛除了撰写社评，也继续用“金庸”笔名发表武侠小说的连载，通过武侠连载开拓新生的市场，《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人手少，他就如有分身之数，撰写所有的版面都几乎一人上阵：写“三剑楼随笔”的专栏文章，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在《自由谈》上以“黄爱华”的笔名撰写《祖国的问题》系列文章，以“徐慧之”笔名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

后来，他又创办《明报月刊》（1966）、《明报周刊》（1968）和《明报晚报》（1969），在新加坡创办《东南亚周刊》（1963）和《新明日报》（1967）。查良镛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靠一支笔撑起《明报》大业，后无来者。一位资深香港媒体人告诉我，查良镛与《信报》创始人林行止都可谓香港文人一人办报的“最后之人”，从那以后，都只有商人办报；而现如今，香港几乎已没有可靠一支笔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文人了。

1959年，《明报》在港岛中环开张。最初的编辑部可谓微型，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查良镛兼任主笔和总编辑，还有一位诗人和后来《明报晚报》的总编潘粤生，仅仅4人。就在这一年内，香港新创刊的报纸就有10份之多，竞争也非常激烈，获得市场一席之地很艰难。《明报》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查良镛和沈宝新苦苦支撑。那时他的家在尖沙咀，与中环的报社一海之隔，常常深夜忙完天星小轮已经停航，只能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才能渡海。

但那的确是一个报业的“黄金时代”。据资深香港记者和《明报》研究者张圭阳博士统计，整个20世纪60年代，香港共有108份报纸，多为同乡合办的“同仁报”。报业蓬勃发展，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办报的成本相当低廉。两三个报业同仁，筹集1万元，向政府缴交报刊登记押金费即可。利润却是可观的：以每份售价1角的报纸计算，报社可向报贩回收六分四，纸价每张不到四五分钱。一份出一张纸的报纸，编辑部只要有三四个人便可以运作（新闻靠抄电台或约外稿），排字、印刷都可移交给专门承印报纸的印刷厂或排字公司去做。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个20人的字房，一班便可以承包一份报纸的排字工作，报纸每日只需付字房70元至120元，印1万份一张4页的报纸，印费70元，每日向报社结算。当时，一份报纸只要能有1万元以上的销数，就可以只靠卖报纸的收益得以生存，完全不需要依靠广告。

站在中环利源东街上，在有轨电车驶过的陈旧又弥新的叮当声里，那些曾集中于此、承印报纸的字房和机房，似乎还留下机器开动的嘈杂声，穿透时空交织于此刻的喧哗中。遥想这一带，曾经既有报社办公的地方，也有专门为报社提供纸张、油墨的地方，以及排字的字房、版房、铸字房和代报社印刷报纸的印刷厂。张圭阳告诉我，与报纸相关的办公室与厂房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云咸街、荷里活道一带，在湾仔的修顿球场也有很多报社办公室。

后来《明报》在1966年搬到很多外省人聚居的北角英皇道651号，又在20世纪90年代搬迁到更西的柴湾明报工业中心，一方面是报纸自身的壮大和地产投资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中环如今的地段全被购物中心、商厦与金融大楼占据，也是权势和财富角色的星移更替吧。

当我追溯《明报》的旧址前往北角英皇道651号，也只见一栋更名为“科汇中心”的大楼，容纳各种科技和咨询公司。张圭阳说，这一带如今依旧是很多老左派报人的聚居地。在雨水清洗过的街道上，我经过香港廉政公署的大楼，经过很多杂货小卖铺，也经过一位戴着眼镜、衣着略微潦倒的老人摆出的报摊，石块镇住的各类报纸一份不过1港元。一位撑着伞的年轻人走上前翻了一圈，又默不作声地离开了，老人依旧安静坐着，等候，并对此已习以为常。

半个世纪以前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查良镛创办《明报》初期是亏蚀还是赚钱，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据张圭阳计算，若这份4人合办的“同仁”小报能卖出1万份，扣除每天开销，报社即有167元进账，一个月有5010元，每人每月除了收取300元月薪外，还可以分得1252元的利润。当时一般员工每月只有100余元，而办报可以月收入1500～5000余元，这个数目在当时非常有吸引力。

让小报《明报》壮大为香港大报，有几次关键的转机。一个是1962年，大量内地特别是广东居民逃往香港。当时内地内忧外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加之三年灾荒，香港成了一个逃离的目的地。查良镛是偏左派的，他最初态度是不报，低调处理。但随着来港人数越来越多，报社采访部的年轻人对不能报道这件事很义愤，给了查良镛很大的压力。他随即派记者前往报道。报道一出，《明报》立马畅销，发行量迅速由1万份陡升至4万份。张圭阳说：“《明报》记者大多是北方南来，中文很漂亮，文采远胜其他香港本地报纸，对这个话题的报道使其立即脱颖而出。”

那时来到香港定居的内地年轻人，也都爱看《明报》。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距离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有十几个年头，谁也不能吞并谁。原来因战祸暂时栖身香港的内地人，渐渐不再把香港作为暂栖地，而变为长期居住。香港也有了无数的摩天大厦和许多发展计划，成了繁华的现代大都会。《明报》副刊专辟专栏报道这些人定居香港的日常和内地的情况，让他们一解思乡之愁，这样也积累了很多知识分子读者追看，确立了它一贯的爱国立场。

1966年，《明报月刊》刚刚创立，内地爆发“文革”。几乎是恰逢其时的，《明报月刊》立刻成了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查良镛也适时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宗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内地的政治动荡成就了香港查良镛的媒体事业。在内地动荡的10年间，《明报》因为较多准确预见了中国内地政治的发展，一步步建立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望。

他也有拿捏失误的时候，比如1986年对大亚湾核电站的报道。查良镛以为自己拿到了特别可靠的消息，加上内地政治宽松，他预测核电站一定会搬离大亚湾，所以带头反对。但没想到，核电站最后毫不妥协地设在了大亚湾。

2003年版《天龙八部》剧照，胡军饰演萧峰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告诉我，查良镛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他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常和《明报》员工讲起他骑自行车逃难时一颗炸弹在身后爆炸出一个大坑的情景。那种希望中国人站起来，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从那时起就非常强烈，终生未变。

“无论对共产党，对国民党，还是对港英政府，他都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纯粹民族主义者”，一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民报》工作多年的资深记者告诉我。对于香港左派或右派人士攻击他是“墙头草”，查良镛曾有些机巧地回应：“我的立场，就像一支笔直的筷子。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符浚杰回忆，他进入《明报》时还只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记者。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中英开始了第一次对香港前途的谈判。谈判后，双方分别发表了声明。当时香港所有报道都按外交辞令评价这场谈判“很有建设性”。前往报道此事的符浚杰回头细想，撒切尔在声明里强调的是“三个条约”，而中方在声明中并未提及，声明重点并不同。他报告了这个想法，第二天《明报》是香港唯一以《中英谈判有分歧》为标题做报道的媒体。“好多人认为查先生对政局判断经常准确，是因为有‘内线’，其实不是。主要是因为他有判断，而且相信合理的、客观中立的判断。”今天香港的媒体业氛围，已与《明报》的鼎盛时期大不相同。“记者只知道在报纸上对政府开骂，个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却忘记了‘客观中立’的操守。”

查良镛是个很有商业头脑和擅长经营的人。他的商业才华，大概在他15岁编写畅销省内外的中考教辅《给投考初中者》时，就已初露。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查良镛的报业王国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明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三份刊物的合并出版产权估值为5.8亿港元。在日常经营上，他处处精打细算。一位《明报》老员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香港报业的印刷纸张只能从北欧进口，纸价波动很大，查良镛总是能做出低价买进的决策，在高价时还有盈余卖给报业同行。据说他在美股市场也获利不少；卖掉过去在山顶道1号的房子搬至半山的马已仙峡岛，以及卖掉明和社原来购置后来有富余的两层办公室，也都是他财富的一部分。

明报总经理兼《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告诉我，1991年他进《明报》，第一天上班就去找金庸问他为什么做《明报月刊》，这种文化杂志在商业上不好销，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查良镛当时说：“这是想给明报集团创立一个品牌。”有一次潘耀明和他到广州，查良镛告诉他，一般人对文化的价值不了解，实际上文化是个无形资产。当时《明报月刊》积累的作者都是大师级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时、李欧梵等。“当时查先生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说，明报集团没有什么真正的财产，就是一个明报大厦，每股的股值是1毛钱港币，上市以后，马上就是2块9。他说，这个差价就是文化的价值。”很多人以为查良镛是靠写武侠小说赚钱，实际上，他主要是办明报赚的钱。30多年前《明报》销量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可以存一两亿港币，这还是当时的钱”。

符浚杰在任董事行政秘书期间，时常也帮查良镛处理每天大量的读者来信。他告诉我，曾有读者问过查先生一个问题：“你的武侠小说这么严谨，是事先编排结构好的，还是一边连载一边想下一步该如何写？”他去问查良镛：“他说，他事先构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后再将人物的性格放在后面展开的人物身上于不同场景和情节里去演绎，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人物的命运了。”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镛实践在他对《民报》的人事管理中。“每个人好像都是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他可以快速识别每个人的性格，并且据此把每个人安排在最适合他的职位上。”

潘耀明亦告诉我，“查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无为的管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报集团的高层主管很自由，“他聘用之后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每个时期风格都不一样，都是各个主编的风格”。但是他很细心，“基本《明报》每期都看。只要发现句子不通顺，有异体字，他就写个字条，我们也很紧张，所以《明报》出错很少，他也基本没开除过什么人”。

1981年，查良镛获颁“英帝国官佐勋章”（金庸 供图）

1993年，查良镛辞去明报企业主席的职务，缓步淡出管理层，并于1994年正式退休，为接近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画上句号。他那时大概并未像外界广为认为的那样，已决定“隐退”，直到1994年，他在《明报》还保留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也还是照常上班，希望有一点写作的空间。后来，明报集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他也最终弃掉了董事长。一些《明报》的老员工看到查良镛搬离办公室前收拾东西，“很是不舍”。

潘耀明说，卖了《明报》之后，查良镛本打算在明河社大干一场，写历史小说。但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情是，他那时得了心脏病，不久便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时他在北角那边，办公室里有很开阔的海景。“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办公室喝酒聊天。他喜欢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说话，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就是普通的轩尼诗”。

查良镛平时说话有海宁腔，讲话不是很流畅，但思维敏捷周密，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每喝了点酒，他说话就很多”。他当时其实雄心勃勃，想再做一番事业。他的理想，是建立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个接班人，然后隐退，这些都已经实现了。现在，他的下一个理想是去大学里面游学、讲学，并开始写作。当时他想写历史小说，而且计划再做一个不仅只出他的书的出版社，所以请我过去帮忙策划。现在看来，这个理想并未实现。

查良镛是1995年3月20日进的医院。“那天晚上查太太打电话给我，说Louis（查良镛的英文名）动了大手术。还记得那天下着暴雨，我开车前往医院，心情也非常阴郁。他的心脏搭桥手术做了8个小时，并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概大半年。虽然他和我签了5年合同，给了我一个两面海景的大办公室，对我的待遇也很好，但我并未开展工作，等到他出院后，他也有些意兴阑珊了。”潘耀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