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大展说青花

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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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的故事」景德镇御窑遗址所出与海内外珍藏元明青花瓷器对比展Memoirs of Cobalt——A Comparison Exhibition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from Imperial kiln Site and Worldwide Collections中国素称“瓷国”，陶瓷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在陶瓷艺术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青花瓷的寰宇影响力无可比拟，至今不衰。本次展览：「青花的故事」——景德镇御窑遗址所出与海内外珍藏元明青花瓷器对比展，由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保利艺术博物馆和保利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是次展览以探寻中国青花瓷器的源流发展为脉络，涵盖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收藏元、明两代御窑青花标本九十余件与海内外珍藏元、明青花瓷器九十余件进行对比展览，力求解码中国青花瓷器之一鳞片爪。以元、明两代青花钴料演变为主线，结合陶瓷烧造的人文背景、科技演进、文化交流和艺术创新，重新挖掘并梳理元、明青花瓷器的面貌，还原中国陶瓷史最为辉煌灿烂的一段佳话。疫情之下，现将本展览主题及展品以图文方式每周依次系列推出，以飨方家。

从“唐青花”到“元青花”

青花瓷，英文名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约1250 - 1350◦C高温一次烧成，是源于中国，遍行世界的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等特点。是中国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的主流品种。

钴矿，主要分为辉砷钴矿和钴土矿。前者含砷而几乎无锰，产于伊朗、印度等地。后者含锰量高，是含钴量的三倍及以上，我国产钴土矿均属此类。钴料用于在人工器物上着色始于玻璃器。伊朗早在公元前2000年已使用含砷钴料制造蓝色玻璃。古埃及从十八王朝（公元前 1400年）开始制蓝色玻璃。中国春秋末、战国初出现的套色蜻蜓眼式玻璃珠等，多以蓝色玻璃为基体，亦为以钴离子着色。而同时以陶土为胎体的钴蓝着色琉璃珠亦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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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嵌玉嵌蜻蜓眼式玻璃铜镜传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至唐代，三彩陶器盛行，其中部分器物采用钴蓝为辅助装饰，以点彩及斑块类为主，个别器物通体施钴蓝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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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蓝釉罐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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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蓝釉军持洛阳东郊唐墓出土

在此基础上，以钴蓝彩料单独饰绘于白色胎体的“唐青花”脱颖而出，标志着青花瓷的起源与滥觞。而几乎同时在9世纪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亦开始以钴料装饰陶器，这种软陶在其深色胎骨上罩含有氧化锡的不透明白釉后，用钴料简单彩绘。然成品质量甚为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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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九世纪透明釉下彩陶碗苏萨胡齐斯坦省发现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最早可追溯的青花陶瓷，可见1975年南京博物馆首次在扬州唐代地层出土的白地蓝彩瓷片，但此类器物非瓷胎而是黄白色陶胎，经测试，其胎釉成分和烧成温度与河南巩县窑唐代白瓷基本一致。之后，在河南巩县窑窑址也发现了白地蓝彩器。现可确定唐青花产地为河南巩县窑。1998年在印尼海域的沉船黑石号上打捞的器物中发现了三件白地蓝彩青花瓷盘整器，胎体具备巩县瓷土特征，青花料属低铁低锰的钴料，应为来自波斯等域外销输入。在唐代宝历年间（公元9世纪上半叶），“黑石号”满载大量瓷器等大唐货物驶向波斯湾，启航后不久便沉没于印尼海域。唐代青花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且与西亚、波斯同时期釉陶器有着极为类似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青花极大的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黑石号”青花盘与在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碎片上的纹饰，以散叶夹菱形纹为代表，类似于波斯伊斯兰纹饰，充满异域风格。本次展览中的唐青花花叶纹执壶标本亦为同类风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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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巩县窑青花花卉纹盘黑石号出水备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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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巩县窑青花执壶残片标本

（本次展品）L：12.5cm备注：1980年代采集于扬州唐城城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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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巩县窑青花菱形花叶纹执壶江苏扬州出土

“唐青花”的出现为惊鸿一瞥，仅供少量外销之需。五个世纪之后的“元青花”则代表青花瓷进入了成熟期。14世纪早中期的元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西亚的交通再次打开，景德镇的优质瓷土、先进的烧造技术与进口钴料相结合，使青花瓷器又一次与波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明进行深入交流，走上辉煌之路。

在13世纪的伊朗制陶中心卡尚（Kashan），陶工以钴蓝彩直接在胎体上绘饰再罩以透明釉，其钴蓝发色纯正而软陶胎体粗松，整体效果不佳。可视为稍晚中国元青花瓷的外来文化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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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十三世纪透明釉下彩陶碗卡尚伊斯法罕省发现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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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法罕国王清真寺华丽的入口，装饰着几何图形、花朵和书法瓷砖组成的拱顶

元青花所用钴料有进口与国产之别，进口青料（元代文献尚无“苏麻离青”一词），因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发色幽蓝深沉，在钴料浓重处会形成凹入胎骨类铁锈斑。而国产料制品则无黑斑点，发色清淡，多用于小件器物。纹饰、造型上为满足当地王室贵族审美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模仿和创新之作。浮梁磁局和市舶司的设立也促进了景德镇瓷器的外销需求。有实物和文献均证明有包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种的“色目人”参与景德镇元青花的制作与窑务管理。成熟的元青花可称为是中华汉文明、蒙元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同创生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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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景德镇窑青花大盘上的波斯文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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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水波云龙缠枝莲花纹大罐

（本次展品）

D：33cm

备注：

1. 埃斯肯纳齐，伦敦

2.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EK287

元朝与同样由蒙古帝国所分化而成的其他四大汗国，特别是伊儿汗国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与忽必烈为亲兄弟，其统治区域在今西亚地区，涵盖了现今的伊朗、伊拉克、高加索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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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绘元世祖像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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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疆域与四大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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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与他的妻子脱古思可敦画像

而这些地区盛产钴矿，是制作元青花所不可或缺的“苏麻离青”青料的产地，历史上也长期烧造蓝釉陶器，并且这一地区长期信奉用色“尚蓝”的伊斯兰教，故白底蓝花的装饰纹样最受欢迎，广泛应用于清真寺、皇宫乃至陵墓等，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公元1295年，伊儿汗国的合赞汗即位后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社会经济尤其是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同时与元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元朝重视商业，鼓励海外贸易，通畅的海陆丝绸之路使得产自波斯的高铁低锰青料和波斯地区的工匠一起到达景德镇，最终促成了发色深沉、胎釉精良的成熟青花瓷器的诞生。这些精美的元青花瓷器也以赏赐、贸易、战利品等不同形式流入如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土耳其托匹卡普宫等当今重要元青花收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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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萨法维王朝四十柱宫门对面上方1543年达黑马斯普沙阿接待印度国王胡马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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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萨法维王朝四十柱宫壁画之一：独自酌酒的绿衣女子（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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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缠枝「福禄万代」大葫芦瓶（亚历山大瓶）威廉亚历山大旧藏

元青花造型多样，有梅瓶、玉壶春瓶、大罐、圆口或花口折沿盘、高足杯、藏草瓶、扁壶、军持、仿蒙古包等，不胜枚举。纹饰题材丰富，龙凤、人物、飞禽、走兽、草虫、花卉、几何图案等，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模仿和创新之作。如外销西亚的元青花多见硕大的盘、碗、罐、瓶等，纹饰多层布局，满密繁复。而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则以小件器物为主，纹饰简洁疏朗。有些纹样如满池娇、蓝地白花等多借鉴于蒙古人喜爱的丝织品图案，庭院、人物、诗句等纹样明显受汉族绘画和杂曲平话的影响，可见元代青花瓷是多民族文化和技术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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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模印人物盘瑞士玫茵堂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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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满池娇纹菱口折沿盘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EK355

明初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正式设立“陶厂”，建文四年（1402年）更名为“御器厂”。而御窑厂的正式创立为明代乃至清代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奠定基石。这一时期青花瓷明显呈现出一种由元代青花向典型明代青花瓷过渡的特征。所用青料经分析化验，主要还是进口青料为主，不过因烧成技术所限，故多发色灰暗，亦有釉面肥润，青花深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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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盏托

（本次展品）

D：19.6cm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说“青花”

关于“青花”一词，在元代文献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中有“青白花瓷器”“青白花器”等语，有部分学者认为即应指“青花”瓷器。在明初，“青花”瓷器这一名词概念则已明确于文献中。明初人曹昭《格古要论》中载“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永宣间随郑和四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定稿于正统元年）中“货用青白花瓷器”，“货用青花白瓷器”屡见记载。宣德五年，随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成书于宣德九年）中载爪哇“国人最喜青花磁器”。而三下西洋的马欢著《瀛涯胜览》中亦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至《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则有“官样青白地瓷器”的表述。此后“青花”渐成为瓷器品名定论，至清人《景德镇陶录》中，“元明以来多青花”，宣德窑“诸料悉精，青花最贵”等说法深入人心。

说“青料”

“苏麻离青”，现通指元代至明代永乐、宣德间使用的进口青花用料，具有高铁低锰、呈色浓艳、有晕散，多凹陷黑斑的特征。但著名的“苏麻离青”一语未见于元代文献。始见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王世懋著《窥天外乘》——“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最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成书于万历十九年的黄一正《事物绀珠》也有几乎相同的说法。同时代的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则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明末清初谷应泰《博古要览》中则又作“苏泥勃青”。亦有学者认为苏麻离青等称呼与Smalt有关，是一种含钴的蓝色玻璃，粉碎后可作为青花瓷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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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鱼藻纹盘（残）

（本次展品）

直径：37.5cm

1994年珠山南麓东门头出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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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卷草纹蟋蟀罐盖（残）

（本次展品）

“大明宣德年制”款

残长：11.6cm

1993年珠山南麓东门头出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

“撒卜泥”“苏莱马尼”“回回青”与“无名异”

元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关于“回回石头”的条目中载有一种来自域外的浅绿色下等宝石，称“撒卜泥”为波斯语Sabuni译音，有学者认为与苏麻离青料有关。

“苏莱马尼”，14世纪初的伊朗文献中关于卡尚釉陶的记述中，称一种入窑呈色为蓝色的矿石为“苏莱马尼”（Sulaimani），传为先知苏莱曼发现，故名。产地为伊朗陶都卡尚附近山区之卡姆萨尔（Qamsar）村。现颇多学者认为“苏麻离青”即为“苏莱马尼”的转译名称。亦可推测出元至明初进口青料的具体产地。

“回回青”，最早见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成书之《饮膳正要》，列入“料物性味”部，作为一种解毒药物和食品着色青料。元朝官修《经世大典·工典·画塑记》中亦多处提到“回回青”，作为绘画元成宗“御容”的蓝色颜料，亦用于佛道雕塑的施彩用料，其时代与元代浮梁窑业兴盛的1330年代相当。有学者认为“回回青”亦与进口青花青料有关，与明代所称“苏麻离青”成分、产地相近。（与明代正德、嘉靖间“回青”料均为进口料，但时代不同）

“无名异”，无名异早见诸五代和宋元文献，指一种出产自大食国、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药石。而至晚明时期，“无名异”成为青花用料的总称，《天工开物》载：“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而元代与元青花同时兴盛的掐丝珐琅器物（“大食窑”，以铜器作身，用药烧或五色花者）的深蓝色釉料亦为以钴离子着色。历来研究皆认为其釉药为进口原料，产自大食（阿拉伯地区）和拂菻（东罗马帝国），是否与“回回青”“无名异”相近尚待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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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铜胎掐丝珐琅花果纹盘D：19.7cm备注：法国梅西耶夫妇珍藏

总之，元明之间的青料名称均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异域神秘色彩，名贵稀有且为内府皇室控用，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瑰丽之珍。

从“唐青花”到“元青花”主题展品景德镇御窑遗址面积约5.2万平方米，南临珠山路，北接斗富弄，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周长约1145米。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明御厂遗址北侧），现风景路中段马路边一条深约1.5 米的沟道中发现一元代窑业推积，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异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孔雀绿地青花、孔雀绿地金彩等。其器型有围棋罐、大盖盒（砚）、直口或桶式盖罐、小底鼓腹盖貓、瓶、盏等。这批出土遗物与传世的卵白釉印五瓜、四爪龙纹、八大码、八宝纹和印“枢府”“太禧”铭瓷器比较来看非常相似，带有明显元官窑瓷器特征。其中出士的孔雀绿金彩、青花五爪龙纹器等，印证《元典章》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和《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的记载，可知该类瓷器显然为元官窑之浮梁磁局的产品。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五“官制”洪武县丞条下刊有“赵万初陈登”，赵无传，仅小字注为咸阳人，陈登有传，谓其为洪武后期县丞。那么，名列陈登之前的赵万初当为洪武早期的县丞了，根据瓦上的题记可印证该地层出土的遗物为洪武早期官窑遗物。由此可以推断，洪武官窑肯定设置于洪武早期。洪武官窑遗存在景德镇市区发现多处，有落马桥、十八桥、戴家弄、陈家弄（今新跃广场）等地，但洪武官窑遗迹与遗物出土较多，且较集中的地点在明御厂东北一带。根据考古调查与相关资料得知，明清御厂遗址范围：南至珠山路，北至斗富弄，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西约20米，周长约1300米左右。从1979年开始至 2017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御窑厂遗址进行过十多次抢救性清理发掘和两次正式考古发掘，其中发现洪武官窑遗存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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