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欧洲是如何应对“美国威胁论”的（1870-1950）？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thesun.co.uk/news/2761932/melania-trump-move-white-house-donald-trump/

法意导言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将机械化生产推向了新的高度，欧洲国家惊恐地发现，在十九世纪初还毫不起眼的美国，已借助其广袤的领土和自然资源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甩在身后。对此，欧洲国家就如何对抗美国的经济“霸权”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近日，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就“美国威胁论”这一曾在欧洲盛极一时的话题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指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空间制度的多样性方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活力，而这也是欧洲国家当年无法复制美国奇迹的根本原因。

欧洲是如何应对“美国威胁论”的（1870-1950）？

作者：Sven Beckert

编译：吴启涛

在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实业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记者罕见地一致对美国进行谴责：他们认为，这个大洋彼岸的新兴力量正在侵蚀欧洲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博斯克指出：“美国在‘统治’全世界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实质的威胁。”在德国，《泛德周刊》称：美国广袤的领地，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生产原材料足以让她对欧洲国家的生产竞争力进行破坏。意大利杂志《社会变革》则将美国的经济力量视作（对欧洲）“最大的威胁”，并引用德国工业同盟的观点附和到：德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皆）应该为美国的冲击做好准备。

这种“美国威胁论”的说辞最早起源于1870年左右，并借由1989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而声名远扬；它在1920年至1950年间也颇有市场。基于对美国这个后殖民国家的惊人崛起速度，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及意大利的政治精英不得不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

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个观点显得极为显眼——欧洲国家应该将它们的经济领土进行重组，以最大化产出优势。这个观点亦揭示了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资本对其附庸的经济领地有着极强的依赖；后者对资本的增长与繁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中叶，许多欧洲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才逐渐意识到领土控制，市场和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中间许多人认为，产业核心的繁荣离不开资本家对周围地区的资源进行充分的开采；而为了满足上述条件，政府需要向封建集权制度靠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的想法或多或少受到了他们自身对政治和经济资源需求的影响，但世界经济实力的转移也对他们的想法构成个起到了作用——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他们必须与美国形成竞争。这些老牌的欧洲政治家认为，美国的成功在于她将其内陆地区的国有资产，州际政治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如果欧洲国家想要重夺它们失去的经济主导地位，它们需要对国有经济资源和外汇储备进行重新整合，以最大化汇聚本国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虽然这些企业家和政治家对上述建议持不同意见，但他们对美国的认知依然使得他们相信，通过选择性的模仿，他们依然能够对美国构成竞争关系。

FIGURE 1: Eurafrica: The Dream of Integrating Africa into the European Economy. From Herman So¨rgel, Atlantropa

(Zurich, 1932), 75.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一向依赖对自然及人力资源向单位制商品的转换。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加深与它的传播广度有着直接的空间关系。然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即资本，政府公权力，和领土的结合——在十九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商品交易，例如非洲棕榈油制作人和欧洲商人间的小额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重心转移的波及。前沿资本家依然在土地和劳工上保持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控制，使得市场扩张的进程在缺少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极为不均。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后，欧洲特许公司对劳工的奴役和领土控制日渐式微。它们留下的真空则被内陆地区的商业一体化填充：政府迅速控制了控制了这些领土，并间接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政治，商业，和军事渗透。正因如此，全世界的人和资源得以感受到工业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带来的改变。实业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使得他们更加依赖原材料的供给和市场扩大。此外，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所述，在1870年左右，新形式领土概念的出现使得政府能够认领更多土地以及它们所附属的资源。这些新的领土概念并不仅仅由传统意义上的国界所定义，而更多地由经济动机所决定。

正如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观察家所承认，美国作为这种新领土概念的先行者，合理地利用了她手中的人力资源，科技，和社会制度最大化地摄取了北美洲的自然资源，并巩固了市场在国内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自然，富足的资源和成熟的商品供应链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对老牌欧洲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弯道超车。在1860年的内战过后，美国的钢铁产量，小麦产量，铁路建设，以及纺织工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促成了第二次“大分流 ①”的发生——这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前兆，也是欧洲国家逐渐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契机。欧洲观察家深知美国的崛起对欧洲国家意味着什么，而他们也试图尽力模仿美国的轨迹——正如他们在第一次“大分流”时模仿大英帝国那样。若想达成这种新形式的资源整合，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必不可少，而欧洲观察家也希望他们的母国能够利用领土实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聚合。“美国威胁论”则显示出拥有国际视野外部资本整合——例如经济国家主义——的重要性。追寻那些“美国威胁论”支持者的足迹也能够使我们看清美国和欧洲在地区性发展中的潜在矛盾——例如美国建立的洲际铁路和欧洲国家对非洲的争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态度；以及美国西部丰富的资源和东欧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

欧洲国家应对“美国威胁论”的核心措施则由一系列殖民地官员和实业家所倡导的领土圈地计划组成：对非洲的殖民，欧洲内部的合作（甚至一体化），以及大国对小国实施的领土扩张。历史学家过于关注促使这些巨变发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种帝国主义式的领土扩张行为，他们往往将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强权政治”，“原始积累”，“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的盛行。而为了解释欧洲的土地重新整合现象，历史学家则将法西斯主义和在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视为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对于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他们将其视为欧洲人民吸取“大灾难纪元”的经验之后的必然结果。虽然上述解释能够说服大众，历史学家们在以欧洲视角关注“美国威胁论”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使得这些表面现象发生的诱因。

FIGURE 2: The Second Great Divergence: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1870年至1950年间，领土与发展，以及洲际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被许多欧洲人视作美国获得经济增长的必然条件。这些人将门罗主义② 与“生存空间③ ”以及泛欧洲与欧非共同体等概念联系到一起，并就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议题做出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在常人看来有些古怪且务虚，但是它们绝非无中生有；它们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因此，美国最终被欧洲国家视作一个理想的模仿对象也就不出奇了。

在十九世纪后期，领土与经济资源的整合，以及劳工与机械化生产被大多数人视作资本增长的必然条件。尽管在今天看来必然发生，美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还是对当时的欧洲文明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在短短几十年内，美国便将自己从农产品的供应国——从香烟，到棉花和小麦——转变为领先于世界的工业大国。由1873年商品价格下跌引起的经济危机使得欧洲国家遭受了一段时间的萧条和通货紧缩，间接加剧了它们对美国的恐惧。根据现代经济学家的分析，欧洲国家的工厂产能已经严重超过了其市场的实际需求。此外，欧洲国家也缺少一个获取必需生产资源的稳定渠道，例如棉花，铜，和石油；另一方面，它们也面临劳工严重流失的风险——鉴于美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欧洲工人用脚投票，离开了生产力趋近饱和的欧洲大陆。随着 “曼彻斯特主义④ ”日渐式微，市场，劳工和生产原材料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石。这些不仅是资本家利益增长的必然条件。更是一个国家的维持军事力量和社会安定所倚仗的因素。

处于“美国威胁论”辩论中心的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但意大利和比利时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避免的，一些其他大国也被拿来于美国做比较：俄罗斯幅员辽阔，但碍于它薄弱的工业基础，尚且无法超越工业体系成熟的西欧国家；而坐拥大量海外殖民地的英国也受人嫉妒。当然，一些人对“美国威胁论”却也不以为然。卢德伯格·马克思·戈德贝尔格在1905年发表了《Die americanische Gefahr⑤》，他在文中指出：“美国威胁论”并不存在；他对这个讨论一番煞费苦心的反驳本身也证明了“美国威胁论”在欧洲的流行程度。但大多数遵循理性原则的论文，与一些耸人听闻的小报一道，依然为人呈现出了一副“欧洲将死”的模样。

不管这些论调的语气如何，它们皆引起了欧洲人对“美国威胁论”的担心。而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则首当其冲——南北战争后，美国对进出口商品的关税壁垒大幅上涨。阿方斯·德·豪勒维尔男爵指出：对于比利时等一些依赖制造业和进口生产原材料的小国来说，美国提高关税壁垒将使这些国家的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德国，这样的担忧则体现在她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上。虽然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总量在1889到1891年间增长了316%，但进口只在1911至1913年间增长了75%。意大利报纸《社会改革》打趣道，中国的长城在美国的关税壁垒面前也难免相形见绌。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美国坐拥大量矿产品和农业产品；缺乏生产原材料的欧洲国家不得不从美国进口这些材料。据统计，棉花，铜，和石油等德国工业倚仗的原材料占据美国对德国出口总量的90%。到1900年，美国提供了德国83%的石油储备，82%的棉花，22%的小麦，和79%的铜。法国与美国的进出口关系大抵相同。处于对这种依赖于竞争对手担忧，哈布斯堡实业家亚历山大·匹斯在1881年警示手握大量资源的美国对欧洲经济形成的威胁；《比利时独立报》也提出相似的担忧：美国手中巨量的农用土地已然使欧洲国家在战略发展上形成了劣势。

“美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同意道，领土对于工业经济至关重要，反之亦然；而这样的观点也将美国送上了舆论的中心。虽然世界上也存类似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型帝国，但美国将领土资源和工业实力整合的能力个中无一。与之相反，巴西，墨西哥与阿根廷则显示出领土与工业无法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很快，这种领土使用和工业基础的有机结合体便成为了欧洲的恐惧对象。德国通用电力公司总裁沃尔特·拉特瑙将美国视为：

“…最不会为生产原材料发愁的国家……工业越努力使自身适应世界经济，就会有越多国家向市场输送生产原材料，而与美国相比，国土面积如此之小（德国）的我们处境也就愈发危险…”

无论这个分析看上去多么不完整，也不管它是否忽略了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上述论调在当时依然被大多数德国实业精英所接受。来自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观察者也对此表示认同；而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博斯克认为“美国威胁论”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语言的一部分。当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昭示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欧洲人对美国的恐惧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因此，许多欧洲精英开始设想一个由美国带领的，一超多强的世界。当英国商人马克思·韦希特设问：“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的美国发展如此迅猛，而欧洲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效仿美国呢？”时，他总结到：“美国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源源不断的移民确保了它的发展增速……欧洲不得不为这样一个由大国主导的世界做好准备”。

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拥有大量资源和优质生产力的超级工业力量，欧洲的资本家和政治家另辟蹊径，寻求在竞争性空间拓展上做文章。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内陆地区土地资源和沿海地区经济资源的整合。此外，她能够将靠武力夺取的领土快速融入原有的国家结构，并在劳动体制，劳工权益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上做出让步。在领土开发上，美国充分动员了本国的劳动力量，并着手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前者能够最大化开采资源。虽然美国并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殖民国家，但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在那个一切发展向资源看齐的年代，美国的优势俨然高于欧洲的老牌殖民国家。

FIGURE 3: William Rush Merriam, dir., 1900 Census Reports: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1902

长期以来，领土扩张都被视作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到1900年左右，仅密西西比一州就供应了美国全国65%的小麦，44%的棉花，51%的玉米，75%的铜，17%的煤炭，38%的铁矿石，和9%的石油。如上所述，虽然并非所有的州都对美国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广袤的依然是美国农业和矿业繁荣的先决条件。与密西西比相比，美国的13个原英属殖民州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形见绌。这13个州加起来仅贡献了全美9%的小麦，28%的棉花，9%的玉米，1%的铜，0.04%的蔗糖，43%的烟草，13%的畜牧资源，11%的铁矿石，37%的煤炭，和23%的石油。拜十九世纪中前期的领土扩张所赐，美国获得了三倍于最初建国时的领土，以及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矿产。到1913年，美国贡献了全世界39%的煤炭，56%的铜，65%的石油，和36%的铁矿石。随着商品链的拓宽，美国过于早熟的政治经济体系使得美国的企业家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为“第二次大分流⑥ ”打下了关键的基础。

的确，日渐崛起的美国工业——纺织业，制钢业，炼油业，化工业，食品加工业，电信通讯业，以及当时方显雏形的汽车制造业——皆围绕着美国国内的商品链进行生产活动。而这也与之前依赖奴隶和英国沿海工厂的生产模式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商人与投资家也与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也越走越近，因此，扩张后的领土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不出意外，这种以扩张领土为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突出了民族国家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国家须充分利用资源满足资本家的需求。在北美，上述两个元素的有机结合保护了国民经济，并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立于世界的洲际经济圈。对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来说，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在1890年到1914年间，美国的出口额仅占了7.3%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进口额则是6.6%。

远超原住民的军事力量为美国的领土整合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而美国建国初期对内陆扩张的执念也为十九世纪中期的西进运动提供了内在动力。政府将有限的军事资源集中在向内陆的扩张上，同时在新占领的地区保证了管理和行政资源的集中整合——这一切早在1787年就被写入了美国宪法。

利用行政资源，美国创建了一个只有大英帝国方可与之媲美的自由贸易区。然而，美国并未过分倚靠海军，而是通过联邦和私人资本在自贸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从而确保了货运的便利与安全。运河，收费公路和州际铁轨使得商人和货物能够在通商口岸和内陆工业区之间流通。这也反应出了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对自身的理解。

到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领土整合最完全，且最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国家了。虽然英国和俄罗斯等拥有广袤领地的国家看似不遑多让，但与美国向比，它们缺少足够的经济活力，从而难以对世界其他地区形成威胁。德国经济学家朱丽叶斯·沃尔夫声称：“大英帝国已经是过去式了，而美国才是未来的新霸主”。区域化商品链或将取代自由贸易，成为新时代的最优解；而当大英帝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渐式微，由她牵头的自由贸易制度也在向区域性经济模式屈服。

欧洲人对剥削殖民地驾轻就熟，但将美洲内陆的土地与外部资源加以整合的想法却从未在他们脑海里停留过。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却向全世界展示了内陆扩张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达成上述目标需要先进的基建设施，例如铁路和电报，和军事力量，例如步兵战术和装备，以便快速占领内陆地区；另一方面，一个强大且富有延伸性的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德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希·法夫里所言：“美国拥有一切成为强大殖民力量的条件，而她也正是这样利用资源向自己的内陆不断挺进”——的确，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的领域整合政策都带有一点“帝国主义”的色彩，尽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明确的劳工法，和带有地区特色的政治经济政策依然是经济专业化的基石。

面对相似的情况，欧洲资本家把美国视为一个将工业资本与广袤国土充分利用的对象。他们并不拘泥于具体的贸易争端或美国的行政政策，而是将欧洲视为美国的一个镜像化的“小人国”。抛开一些国家的领土增长——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欧洲的市场还是不够大。生产原材料的供给依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而劳工的“逃离”也使得工厂长期处于用工荒状态。或许我们应该领悟到第二次大分流对欧洲精英的冲击——当经济实力被转化为军事力量时，欧洲将会有多么可怕。

现代经济对空间的需求，以及欧洲人想要超越美国的渴望，促使一些欧洲实业家与资本家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战略。为了使欧洲经济在不动产投资日渐增多的工业化世界里保持繁荣，观察家们认为，便宜且可靠的原材料，充足的劳工，和富有活力的市场缺一不可。若放弃这些必要的条件而盲从国际市场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在上述风险与机遇中，一个帝国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早已对殖民统治了然于心的欧洲国家开始了他们对上述元素的寻找与抢夺。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个十年中，欧洲对非洲的“合并”看上去为资源稀缺的欧洲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欧洲精英们尽力使他人相信：非洲就像邻家的后院那样近在咫尺。不管殖民非洲这个主意听起来多么荒谬，它总归为欧洲提供了一个获取资源和实现经济独立的机会。

弗莱堡大学教授卡尔·德芙将非洲视作一块生产力逐年上涨的“年轻土地”；他认为，德国控制越多非洲的土地，就越能够对美国对生产原材料的垄断免疫。作为这个观点的支持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认为非洲殖民地能够为比利时工业提供必要的市场和生产原材料。HEC商学院教授奥克塔夫·诺埃尔认为，如果管理得当，非洲殖民地便可以对“美国威胁论”形成有效的回应：前者能够为法国输送廉价的原材料，吸引移民，并且进口法国商品——这也正是朱尔斯·腓力总理所宣扬的，工业发展与领土资源相结合的关键所在。如果法国不继续进行殖民，她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正如腓力在1890年是所言： “殖民政策与工业政策密不可分” 。

腓力的声音并非个例。历史学家评论道：类似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人们近乎一致的赞成。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略在1874年发布了《论现代人的殖民》，他在书中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站台；但在1882年出版第二版中，他又特别强调了领土扩张的重要性。巴黎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基德则着墨于工业前景于出口市场之间的关联，认为领土广袤的国家在类似于法国这样的小国面前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法国不得不在非洲进行领土扩张；在1871年大败于普鲁士后，法国人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这样的想法逐渐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支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1876年建立了“国际非洲协会”并呼吁其成员国大力发展殖民地建设。到了1890年，“殖民地问题”被移到了比利时国会。这股推行殖民地的风潮在1897年的殖民地展览会上被推向了顶峰：在展览会上，比利时人不仅展示了刚过的商品，更将267个刚果人推上了展览台。在德国，西德国殖民与出口联盟在1881年将德国的重工业掌门人聚集到一起并鼓吹殖民主义。一年后，在德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支持下，德国殖民协会将商人，实业家，和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建立了一个类似法国的政府机构；而在1870年间有商业机构支持的地理研究社也相继成立。二十年后，这些研究社已经笼络了超过一万六千名会员。到了1890年，由法国国会和议会支持的新法属非洲委员会将这股热潮推向了顶峰。非洲殖民主义至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法国的尤金·艾蒂安是非洲领土扩张计划的一个积极支持者。生于1844年的艾蒂安曾经是一名军官，并作为一名议员在1881至1919年间参加法国国民大会。在1887年，艾蒂安成为了新法属非洲委员会的负责人。作为腓力的支持者，他多次伸张殖民地对法国经济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工业必然需要原材料，劳工，和市场作为支撑，但获得这些资源的途径愈发稀少。的确，世界进入了一个市场急剧减少的阶段。在艾蒂安的怂恿下，“发展殖民地” 成为了法国政府的座右铭。在1889年十一月，艾蒂安对法国的殖民战略做出了总结：

“有一些明显的事实是旧欧洲不可忽视的：美国正在利用她的资源构建一个封闭的美国商品免税区。法国也必须为她自己的产品建立一个本土的市场…在机器生产愈发成熟的今天，拉动消费也是有必要的。因此法国必须将自己的利益网伸出国门，并向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方向发展” 。

的确，法国在非洲建立一个“新美洲”的欲望已然是所周知的了。作家吉恩·加百利·腓力德将阿尔及利亚比作美国的西部，历史学家奥古斯丁·伯纳德则直接将阿尔及利亚比喻为“法国的美利坚”。而雨果在1876年的口号——“联合起来，挺进南部！”——充满了美国人西进时的味道。

虽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在欧洲国家的全球殖民面前相形见绌，但美国的领土扩张模式无疑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板。另一方面，基于十九世纪末期在欧洲内流行的互相竞争观念，学界鼓吹的“美欧对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伪命题。

非洲对欧洲人的吸引是具象而又抽象的。对欧洲来说，非洲是一个潜在的原材料出产地；许多人认为，谁控制了非洲，谁就具有成为“大国”的实力。在1897年，自由派法国政治家弗雷德里克·纽曼在国家化协会上说到：“德国需要扩张她的领土，因为‘生存’所需的资源远不止小麦，石油，或者棉花”。德国殖民法理协会主席赫尔佐格·约翰·梅克伦伯格希望德国能够在非洲获取棉花，矿物，和可可的开采权。其他商人也同意这个说辞包括德国电力公司的总裁沃尔特·拉特瑙。后者指出：

“很快我们就会意识到，世界上任何一块土地都有它的价值，因为你很不知道在哪里会找到稀缺的矿资源…世界已快要被完全分割，而稀缺的生产原材料将很快消失于市场，变为不可交易的资源。像铁矿砂这样的抢手货有朝一日会像战列舰那样值钱。”

对拉特瑙和其他商人来说，商品链最终的国有化，甚至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

殖民扩张的支持者不断强调生产原材料的重要性。当法国的棉花制造商在1903年创立了“殖民地棉花工会”时，他们将自己的努力看作“对美国垄断棉花业”的反击，以及法国摆脱“美国威胁”的最佳契机。类似的协会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相继成立；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德国的棉花制造商尤其看重殖民地的棉花产出。这股风潮不仅仅存在于棉花业：橡胶和铜，作为汽车制造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也被视作振兴工业的必要条件。电器业也对非洲的铜矿虎视眈眈。比利时人认为，对抗“美国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殖民非洲：“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美国与欧洲之间发生经济决裂，但幸运的是，欧洲能够用非洲抵御即将受到的冲击”。

非洲不仅提供了矿产和农业商品，也提供了生产所必须的劳动力。大约几百万的非洲劳工投入了农业生产，狩猎，畜牧业，以及渔业；欧洲殖民者也对他们的生产力进行了肯定。当法夫里书写殖民空间时，他不仅提到了肥沃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更对非洲富足的劳动人口大加称赞。

虽然非洲的劳动力看似富足，但熟练工人的雇佣缺口使得非洲依然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的劳动移民提供了一个美国之外的去处。操着类似美国在“天命诏诏”里的语气，欧洲的殖民支持者说到：非洲缺乏足够的劳动人口；但她广阔的土地能够为殖民者创造足够的空间生存——就像美国人“探索”西部那样。法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舍瓦利耶认为美国的经济活力来源于内部移民——即西进运动。若法国人想要效仿美国，他们不仅需要占领非洲，更需要在非洲定居下来。

非洲成为消费市场的潜力是其拥有大量生产原材料，劳工和空间的必然结果。欧洲定居者和非洲本地人将会成为欧洲制造商品的潜在下家；与美国的关税壁垒不同，非洲市场将无法拒绝欧洲商品的涌入。到1880年左右，上述说法已经成为了欧洲人的固有认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认为，他的国家已经对海外市场和原材料获取形成了依赖。而弗雷德里克·纽曼担心到，若没有殖民地的支持，德国将会失去她赖以为生的重工业。在许多欧洲资本家和政治家看来，非洲对商品市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一块垦待欧洲资本家开发的处女地。它将成为一个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欧洲人眼中的 “新世界” 。

这些担忧在十九世纪末期使得欧洲人加快了“占领”非洲的脚步。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活动范围都被限制在了非洲沿海地区。正如《种族发展周刊》所总结的那样：欧洲人难以涉足非洲内陆。但1884年的柏林会议改变了这一状况——欧洲殖民国家坐在了一起，对非洲内部的划分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为了占领非洲内陆并控制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欧洲殖民者需要建立起一套殖民地的政府结构——包括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并 “国有化”殖民地，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前期借助扩张商品链吞并北美大陆那样。

FIGURE 4: Hungry for Territory: A Scene from the 1884 Berlin Conference. Drawing by Adalbert von Ro¨ßler,

published inU¨ ber Land und Meer Allgemeine Illustrierte Zeitung 53 (1885): 308.

然而，与非洲商人交换其农业产品并不是欧洲商人的本意，控制非洲大陆的商品生产才是欧洲资本家的目标。即使，正如美国所展示的那样，掌控生产的过程会受到人权差异和劳工权利等问题的冲击，它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可行的。1884年的柏林会议使欧洲国家再次确定了非洲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并对之前欧洲商人对非洲的贸易态度全盘否定。正如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的报纸在1891年陈述的那样：从当地商业建设的角度讲，对（我们）土地的占有远比殖民本身重要得多。

对欧洲资本家来说，非洲缺乏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与殖民者抗衡，使其成为了一个天然的目标。当然，从长期看来，非洲的殖民计划远未达到支持者们所期待的高度：非洲并没有美国所拥有的巨量资源，欧洲也并未注入大量的资本建设非洲，劳工难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殖民政府没有掌握在当地的主动权，欧洲劳工也没有强烈的意愿移民至此——欧洲资本家在殖民前所期待的愿景完全没有在非洲大陆上得到体现。但欧洲人似乎对“美国威胁”还有其他的对应方案——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方案是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想法与殖民主义的兴起皆起源于十九世纪后期，而对美国日渐崛起的经济霸权主义依然是欧洲资本家最担心的。根据法国作家埃米尔·吉拉尔丹的说法，欧洲需要联合起来，在美国完全“摧毁”欧洲工业之前抵御冲击。对于意大利总理路易吉·卢扎蒂来说，若想生存下去，欧洲“必须合为一体”。德国经济学家托马斯·伦肖同意并附和道：“只有形成一个‘经济同盟’，欧洲才有可能抵御‘美国威胁’的冲击”。

许多类似的观点与声音也在十九世纪末期被传播开来。德国驻圣匹茨堡大使认为欧洲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大洋彼岸的新兴力量”。法国的殖民支持者诺埃尔亦希望欧洲国家结盟，以保证她们的共同利益不会在美国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基于他的观察，亚琛的化工制造商里奥·沃森在1908年总结道：“拥有足够生产原材料的大国能够自给自足…正因为如此，欧洲不能被称为大国，（所以欧洲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环球观察者》杂志也附和到：“如果‘旧世界’要形成一个商业联盟抵御美国这个正在成长的‘巨人’的冲击，它们必须消除对彼此的偏见与仇恨”。《社会改革》也对欧洲组建关税同盟的想法表示支持。

但是，关税同盟应该遵循何种架构，以及如何具现化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末期依然不明晰；而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建议反而使欧洲人对如何定义“欧洲”产生了怀疑——因为“欧洲”并非由一个天然的地理位置构成，对欧洲的设想也只能被人为地构造出来。在1878年，比利时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基于德国在1834年建立的关税同盟，向俾斯麦提出建议，由德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奥地利组成新的关税联盟。1890年十月，意大利总理弗朗塞斯克·克里斯比在米兰会见了德国总理列奥·冯·卡普里维，并就欧洲国家之间成立关税联盟的事宜进行了商讨。而在1899年，一组法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地中海地区关税同盟”这一想法，并欲借此挑战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朱丽叶斯·沃尔夫则在1903年呼吁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建立关税联盟，以对抗它们共同的“敌人”。其他类似的想法包括但不限于勒鲁瓦·博略的“法意比荷瑞同盟”，法国外交家盖·德·孔唐松提出的“法意西联合殖民政府”，以及意大利经济学家图里奥·玛蒂略的“法意同盟”。在美国的经济攻势愈发“猛烈”的情况下，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的实业家以及他们的协会对上述提议表示支持。

在当时，欧洲关税联盟的建立与非洲殖民既形成了实质上的竞争关系，又间接地激发了欧洲人对殖民非洲的热情。然而，民族主义为殖民非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以零和式的领土扩张取代了协作性质较强的工会主义。如查尔斯·蒂利所示，欧洲国家的形成在近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过程。非洲殖民主义为拘泥于民族主义经济竞争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优于欧洲关税联盟的思路。

随着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绪在欧洲发酵，一些国家很快便开始寻求对付“美国威胁”的他法：比如，在欧洲内部强行扩张己国领土。哈布斯堡的帝国主义者希望将自己的领土扩张至巴尔干半岛，而意大利人则盯上了地中海。这种思路在德国亦引起共鸣——洲内扩张的想法在德国可谓由来已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的不只是德国军事家的野心，商业领袖们也为扩张商品供应链而摩拳擦掌：钢铁实业家赫尔曼·劳施灵对法国的铁矿资源垂涎已久，拉特瑙则建议与法国结成关税联盟，卡尔·杜伊斯堡看上了比利时的煤炭储蓄，而奥古斯特·蒂森则建议与比利时和法国进行合并，以便摄取它们的铁矿和煤炭等资源——他认为，德国只能倚靠武力手段达成这一目的。从它国手中购买殖民地也被视为吞并计划的一部分。实业家雨果·斯廷斯对摩洛哥，比占刚果，多哥，以及部分欧洲地区产生了兴趣。其他德国领土扩张主义者则着眼于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甚至寄望于倚靠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生产德国工业所需的棉花。

这些想法的学术基础在十九世纪末期被逐步构建完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美国威胁论”的重压之下诞生的产物。在中欧商会会议上，来自莱比锡撒克逊商会的埃里希·克莱恩提出了将波兰并入德国的想法。他认为，波兰将会为德国提供可投资的空间以及战时的农业保障。泛德协会则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想法：将东欧，俄罗斯，墨西哥，南北洲，婆罗洲，以及新几内亚一齐并入德意志帝国。德国总统艾伦斯特·哈塞在1895对五十年后的德国进行了预测：在他的预想中，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以及一部分俄罗斯和一部分意大利将被融入德国；虽然和平兼并最为理想，但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暴力手段也是有必要的。哈塞预测到，这个扩大版德国将拥有两亿居民——基于这样的体量和人口，德国将能够与美国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

上文中所提及的单边扩张计划随着德国在1918的战败也宣告终结。因此，非洲再次成为了焦点——从最初的法国和比利时，到1920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皆对借助非洲完成本国的复兴充满希望。虽然一些国家，比如法国，依然抱有独占部分非洲殖民地的想法，将非洲发展为泛欧共同殖民地的想法甚嚣尘上。

泛欧殖民地这个想法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柏林会议为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而在二十世纪初，法国也提出过在欧洲范围内共享非洲殖民地的想法，或者至少组成法德同盟。在1903年，法国殖民地研究协会鼓励欧洲国家一齐占领非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声音逐渐走向前台，尤其是因为战争使得它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以来美国。在德国右翼间，这样的恐惧传播得尤为明显；这种恐惧在同盟国中也非常普遍——它们不得不依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保持国家统一。

在关于泛欧殖民地这个想法的讨论中，奥地利贵族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的观点最广为人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翻译了他在1923年出版的《泛欧洲》。在书中，康登霍维·凯勒奇提议欧洲国家效仿美国，建立一个巨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他写到：“在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富有，最为强大，切最为进取的‘帝国’…而美国也在将全世界的资源与人才瓜分一空”。他认为，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她蕴藏丰富资源的的经济领土，这使得美国能够合理地利用劳工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

康登霍维·凯勒奇对于欧洲需要什么表达得很清晰：欧洲需要整合并利用非洲拓宽自己的市场。他认为，非洲决定了欧洲未来的经济走向——他的想法则由“Eurafrica”(欧非共同体，从南非开普敦延伸至刚果)作为主要支撑：“非洲可以为欧洲工业体系提供生产原材料，为居民提供食物和多余的土地，为待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为商品提供销售的平台”。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方可占领非洲大陆；若做不到，欧洲便无法夺得生产原材料与市场。康登霍维·凯勒奇将非洲视为“欧洲的热带花园和农场”，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的欧洲来说，巨大的挑战”。“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嗣”，他说到，“将定居在刚果河沿岸”。

康登霍维·凯勒奇相信非洲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以至于他后来对泛欧殖民地的构想理所当然地包括了非洲。他预计，西非和刚果为泛欧共同体贡献了一千六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五千三百万人口。“在白种人的运作下”，他说到，“泛欧联盟将会把非洲变为欧洲的原材料储备地。若将欧非共同体拟人化，欧洲会成为共同体的大脑，而非洲则会成为共同体的躯干”。

康登霍维·凯勒奇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联合剥削非洲的欧洲政治家。比利时议会成员朱尔斯·德斯特里也提议建立欧洲国家联盟，以便更加高效地开发非洲。前法国总理阿尔伯特·萨洛将殖民非洲视为实现法国经济自给自足的必要手段：“在美国和亚洲新兴力量的重压下…欧洲唯有利用非洲方可保存自身实力”。另一个法国前总理——约瑟夫·嘉禄——也在1933年发表了类似的言论：“我越来越觉得，非洲的资源为欧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资源与市场”。

但对泛欧殖民最为令人惊讶的言论却来自E·L·葛尼尔发表的《非洲——欧洲的后花园》。葛尼尔宣称：“非洲这片大陆没有自己的历史”，而这句话的隐藏逻辑是，欧洲殖民者将为“未经开化”的非洲大陆带来文明。葛尼尔呼吁欧洲各国对资源富饶非洲大陆进行“渗透”，从而打破美国对生产原材料的垄断。非洲对欧洲的资源贡献包括：小麦，大米，玉米，石油，铜，棉花，铁矿，和橡胶。在铁路建设完成之后，欧洲人便能够大规模移民非洲，正如美国人移民西部那样。最后，一个完整的欧非经济建设计划将会被建立，确保后人在非洲的繁荣发展。

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丢失了她所有的殖民地，德国接受上述观点也就不稀奇了。汉斯·扎克的在1928年提出，非洲应成为欧洲国家的大型种植园（殖民地）。然而，最为乌托邦的言论却出自一个德国工程师赫尔曼·索吉尔之口：他所设计的“Atlantropa⑦ ”将欧洲与非洲合并，成为巨大的经济特区。这个殖民地建设计划相当具体，索尔吉甚至在设计图中将整个地中海填满，作为连接欧洲和非洲的“桥梁”。大型水坝，和一条从柏林通往开普敦的洲际铁路是这个殖民地建设计划的重点；而撒哈拉地区的灌溉系统则能为欧洲殖民者建立更多的农业用地，从而增加当地的谷物，棉花，和蔗糖产量。与康登霍维·凯勒奇的“泛欧殖民地”不同，“Atlantropa”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历史证明，那些看似乌托邦的工程项目却总能在一些特定的契机下被实现。

FIGURE 5: Integrating Europe with Africa: So¨rgel’s Atlantropa Plans, 1932. Archiv des Atlantropa Instituts,

Deutsches Museum, Munich.

对于“Atlantropa”的支持者来说，美国既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模范。索尔吉本人对美国崇拜有加：“为什么美国不需要殖民地？因为她的领土涵盖了几乎所有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因此，即使没有名义上的殖民地，美国也做到了自给自足”。他将“Atlantropa”严格按照美国的领土结构进行设计——将非洲作为农业与矿业产地，并将欧洲作为产品加工地：“非洲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Atlantropa’，欧洲便能跻身世界霸主之列”。他补充到：“我们需要空间…大规模的领土整合自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排挤和敌视，因此，欧洲和非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抵御其他国家（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冲击”。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欧非共同体这一概念也被一同传入。意大利政治家朱塞佩·德·米凯利斯在1935年说到：非洲是欧洲延伸的一部分；她能够为欧洲提供矿产，农业商品，劳工，移民空间，以及欧洲资本的落脚之地。在1938年春天，一些皇家科学院的非洲专家总结到：“非洲是欧洲的未来”。哲学家弗朗塞斯克·奥雷斯塔诺亦附和到：“非洲之于欧洲相当于西部之于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当道的1930年，人们都希望非洲能够承担起支撑意大利经济的责任——至少是在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上。正如法西斯理论家E·马哲伊所预见，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空间，而发展“欧非共同体”成为了这个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因此，剩下的唯一问题要数发展速度了：欧洲需要今早做出行动，以防美国察觉到欧洲国家的动向，并做出相应措施阻止欧洲国家。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放弃了单边主义。当纳粹思想在1933年统领了德国时，对“经济空间”的设想浮出了水面。关于“经济空间”的讨论建立在“美国威胁论”之上；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认为：“美国应当使我们对第三帝国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寻找“经济空间”的过程中，“欧非共同体”和殖民非洲的想法受到了大量支持。纳粹官僚和一些实业家甚至为殖民非洲做好了初步的准备。法国也在德国试图殖民非洲的过程中推波助澜：包括将德国在一战中失去的殖民地“交还”给希特勒。而在舆论战线上德国也没有松口。直到1943年瑞士的法西斯理论家保罗·简蒂松还在为“非洲供给原材料”这一概念进行游说。但纳粹德国政府并不倾向于支持“泛欧洲”式的非洲殖民；相反，他们对德国独统非洲更有兴趣。

将非洲融入德国的想法既补全了纳粹的核心目标，又不可避免地与它起了冲突：鉴于哈布斯堡帝国在十五年前已经解体，在欧洲建立毗连领土组成的帝国是有可能的。亚尔马·沙赫特，希特勒政权下的德国央行行长，在1933年向康登霍维·凯勒奇保证到：“看着吧！希特勒会将‘泛欧’这一概念落实的”。的确，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对泛欧满怀憧憬，甚至将东欧也一并划入德国殖民帝国的版图之中。当经济学家斐迪南·齐默尔曼在1941年于德占布拉格大学进行开学授课是，他对美国“将经济独立和现代化和现代化国民经济思想有机结合”大加称赞，“简直是德国的完美榜样”。希特勒对美国也颇为关注——他在1928年撰文指出，扩张领土是德国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手段。对他来说，美国的市场和资源都是德国所不能企及的。当德国军队在1941年秋天入侵苏联时，希特勒将“巴巴罗萨行动”于美国的“西进运动”做对比：把伏尔加比作德国的密西西比，并切将俄罗斯人视为美洲原住民。他宣称：

“欧洲国家对霸权的争夺取决于对俄罗斯领土的控制——它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屏障…斯拉夫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夺取俄罗斯）我们只需要送给乌克兰人一些珠宝就好…”

德国的“远东计划”中也包含一些殖民和种族清洗的细节。根据希特勒的说辞，在欧洲将要面临领土整合时。德国将会成为成为（继美国之后）新的“拥有无限机遇的国度”——特别是因为，在他的愿景中，德国将会“效仿美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实行人口灭绝政策。

FIGURE 6: Creating the “Eurafrican living space.” From Paolo D’Agostino Orsini, “Note Geo-economiche

Sull’Eurafrica,” Geopolitica 2, no. 2 (1941): 90–96, here 94.

希特勒对美国的恐惧不无道理，毕竟美国“无穷无尽”的经济资源，以及苏联誓死捍卫领土的决心，都严重地挫败了希特勒为德国创造“生存空间”的计划。然而，“欧非计划”却存活到了战争结束；事实上，索尔吉的“Atlantropa”在1940年到1950年间迎来了新生。即使在被战争拖累得奄奄一息的英国，“欧非主义”也有市场；外交大臣厄尼斯特·贝文在1948年的内阁会议上总结到：若想抵御美国和苏联的冲击，欧洲依然需要非洲的资源。在1949年，“撒哈拉与欧非”协会成立，以继续对非洲殖民的计划；而欧洲议会也在1952年提出了“欧非计划”。由此可见，迫于美国的压力，二战后欧洲国家依然对非洲的资源有所凯觊。而这些组织也成为了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直到1950年，康登霍维·凯勒奇才在接受查理曼大帝奖时说到：

“对法国卡洛琳王朝的延续将是统一欧洲的关键。一个新的帝国将会被建立；而它的人口将会超过美国，它的领土将会与苏联一样大。坐拥两亿人口和近乎取之不竭的资源，（这个新帝国）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欧洲带来前所未见的繁荣。”

然而，二战后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彻底粉碎了欧洲人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美梦。民族解放运动决定了欧洲再无可能复制美国的领土扩张奇迹，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非洲和美国西部的之间并无可比性——自始至终，非洲也从未经历过类似北美土著那样的种族清洗。

在两次世界大战显示出国家主义的局限性之后，重新整合欧洲的经济领土最终被欧洲国家提上了日程：欧盟因此被建立。或许，这个新的计划显示出了欧洲对美国心甘情愿的附庸，以及对他们新的敌人——苏联——的防范。更为讽刺的是，欧盟的成熟伴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势：资本不再被领土的局限性所制约。虽然国家依然存在，但资本家对领土的渴望，以及国有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变得不再重要。

在今天，脱离了领土局限性的资本主义在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愈发成熟，而像苹果和家乐福这样的大企业也不再对国家控制的商品链有任何兴趣。现在，全球商业精英每年齐聚达沃斯论坛，庆祝国际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而华盛顿共识也确保了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性的资本主义却死灰复燃。在2017年，美国的政界高层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重新对国有化商品链重燃兴趣，对“灾难纪元⑧ ”的教训全然不顾——美国西部的印第安战争，利奥波德治下刚果的惨状，以及东欧的大屠杀，仿佛已被人抛诸脑后。与此同时，人们也没有对外太空和海底的资源停止搜索。令人惊讶的是，当年对“美国威胁”争论不休的国家今天再一次成为了焦点；或许这也意味着，现有的领土划分将再一次受到国际局势的冲击。

不管在当年还是在现在，资本，领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只能从全球化视角去理解：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家与国家之间的需求能否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相互作用。正如“美国威胁论”鼓吹者所展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管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民族化，将一直是全球性的；它也只能被人以全球化的眼光结合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去分析。经济与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变化。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体系会显示出前后的不一致性，但正是这种空间体系的差异，例如劳动制度的多样性，从根本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活力。

相关译注：

① 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泛指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上领先并甩开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时期。

② 门罗主义指一种宣称本国在一定区域的霸权，划分自己的利益范围的理论。

③ Lebensraum为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理论中的术语。纳粹主义者主张：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需要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 “生存空间” ，而这个 “生存空间” 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

④ “曼彻斯特主义”指一种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并呼吁将政府行为减到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

⑤ 直译为：美国的死亡威胁。

⑥ 见注释①。

⑦ “Atlantropa”指索尔吉所构思的殖民地设计蓝图。

⑧ Age of Catastrophe 泛指1914年到1945年，全球发生多次内部动乱与战争。

编译文章：

American Danger: United States Empire, Eurafrica,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4, 1 October 2017, Pages 1137–1170.

网络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ahr/article/122/4/1137/43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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