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2》反差最大的两支乐队，太有梗了

《乐夏2》第一期，五条人被导演喊去备场，阿茂趿拉着红色人字拖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华东和刘敏身穿休闲西装，打量他们的眼神诠释了什么叫“敬而远之”，那是一种包裹着教养的排斥。

“我们在欧洲最大的舞台演出过了。我们在欧洲最大舞台演出过了！这是欧洲最大的舞台。”

下台后，重塑乐队的鼓手黄锦这样反复强调，开心和满足洋溢在他脸上。主唱华东同样兴奋，回到后台休息室后，他和队友以及摩登天空CEO沈黎晖一起喝酒庆祝。

这是2017年的冬天，“重塑雕像的权利”受邀在Depeche mode乐队的巡演中作为嘉宾演出。Depeche mode是一支英国乐队，在全球乐队票房排行中名列第五，每场观众平均有三到四万人。在沈黎晖看来，中国乐队能站在如此规模的西方舞台上演出，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走到这一步，重塑花了十四年。

2003年3月，“重塑雕像的权利”在北京组建。彼时鼓手还是马翚，刘敏是贝斯手，华东担任主唱和吉他手，也是重塑绝对的灵魂人物。乐队的音乐基调、审美、演奏都要由华东把控。

华东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母都是南京大学的德语教授。小学三年级时，华东的班上转来一位黑人插班生，大概由于语言和肤色的关系，小留学生很难融入这个新班级，只有华东能和他玩到一起。后来这位插班同学同样成为歌手，被中国粉丝称为“侃爷”，今年尝试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侃爷

华东认识侃爷那一年，千里之外的广东汕尾市捷胜镇，五条人的仁科刚刚出生。他的父亲起初是一名厨师，开过餐厅、酒楼、发廊，还有一家放镭射碟的卡拉OK厅。

本也是吃穿不愁的孩子，直到小学四年级那年，仁科父亲生意赔光，连夜带着全家搬到海丰县逃债。

阿茂比仁科年长六岁，经历极为相似。他父亲本是海丰的一名泥瓦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包工头，后来因为被拖欠工程款而破产。

上初中时，阿茂开始听魔岩三杰，听窦唯，在电视上看他们引爆红磡体育馆。自己没有吉他，他就拿起家里的扫帚，挥值之间，如听万壑松。

上高中后，阿茂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听摇滚，但吉他琴弦拨不动分数，阿茂与大学失之交臂。他决定离开海丰去广州，原因很简单：广州可以买到打口唱片。

当年，欧美的唱片公司将没卖出去的唱片销毁，然后作为洋垃圾出口到中国。精明的进货人打通关系，让工人只销毁少部分唱片走走形式，剩下的大多数货品只是包装损坏，其中的碟片完好无损。这些货品流通到国内音像市场，即所谓“打口唱片”。

刚到广州的一年多时间里，阿茂没钱，只能到哥哥就读的华南师大的宿舍蹭住，还会经常泡在学校图书馆，或者混在学生中间，旁听学校的电影课。打口唱片中，更有来自四海各地不同流派的音乐，浇灌进他的筋脉。

阿茂去广州时，仁科才刚上初中，开始学弹吉他。当时海丰只有一家琴行，仁科只能跟另一名会吉他的同学学习，此时他已经喜欢上摇滚乐。与阿茂一样，仁科也没有上过大学，16岁时，他离开学校，进入海丰当地的工艺美术班学画画。

阿茂和仁科没能读大学，华东则不稀罕上大学。他初中高中都在南京外国学校就读，学习德语，高中毕业一年后，远赴德国，在马丁路德大学读了两年后辍学回国。他发现，上学远没有摇滚乐有意思。

瞧不上国内乐队，是华东开始玩乐队的重要推力，用他的原话说：“连你们这样都能够出唱片，都能够所谓的出名，那我觉得我也可以。”

回国后，华东先是加入了PK14乐队，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后退出乐队，回到南京，认识了刘敏。接着又和刘敏回到北京，加上鼓手马翚，在2003年组成“重塑雕像的权利”。

同年，在南中国的这边，海丰中学的一位美术老师“区区500元先生”举办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阿茂特地从广州回来参加，仁科也应邀出席。

这是仁科与阿茂的初次交集。

彼时阿茂已经在广州组建一支四人乐队，起名“四条人”。在音乐会上，仁科看着四条人的表演，心说“这个太酷了吧”。第二年，仁科带着一百多块钱来到广州，跟阿茂提出入伙，四条人就此变为“五条人”。

有意思的是，当时五个人的乐器都是吉他，五人从未完整地一起演出，甚至从未完整地排练一首歌。

由于乐队联系十分松散，又没有收入，另外三名队友逐渐退出，很多年里，五条人只剩下仁科和阿茂。

2007年之前，两人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天河区石牌村，业余才能玩音乐，白天都做走鬼（地摊小贩）谋生。阿茂卖打口碟，仁科不能跟他抢生意，就在购书中心门口卖盗版书。

小贩之所以叫“走鬼”，是因为城管来时，小贩们都会大喊“走鬼啊”（走啊，鬼来了），然后作鸟兽散。但仁科是其中的奇葩。为了卖书，他设计了一个超大号的书包，城管来时也不跑，从容将书收回书包，站在原地作无事状。结果有一次城管查到他这里，将盗版书全部没收，仁科血赔了一波。

重塑的日子也不好过。

来北京前，刘敏的妈妈曾经问她：“你到北京去了没有钱怎么办？”刘敏跟妈妈说：“搞摇滚乐的都是好人，我没有饭吃，他们会给我饭吃的。”来北京后，刘敏陷入赤贫状态，每天只能花两三块钱。摇滚这碗饭并不容易吃，但刘敏的确找到了她的“好人”。她和华东在一起，住着北京通州的平房，直到2007年才租到住宅楼中。那时候的通州，五百块钱可以租到两室一厅，运气好的话还能带两台空调，乐队排练室则只要两三百。

但重塑的崛起要远比五条人快。2005年，重塑就发行了的第一张EP《Cut Off》，并和摩登天空签约。2006年，重塑获得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新人提名，在全国巡演18场，更收到新加坡政府邀请参加新加坡艺术节。

而此时的仁科，刚刚开始学习手风琴。他从阿茂女友那里，借来一台鹦鹉牌的老式手风琴，自以为有学钢琴键盘的基础，盘它不是问题。朋友请仁科过几天在一场活动上演出，他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开始练琴，才发现自己低估了手风琴的难度。于是只好对着一张DVD教学光盘自学，为防扰民，晚上跑到公交车站练习，吱吱呀呀几夜下来，到演出时总算没有弹错。

2009年，五条人终于发行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第十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等七项音乐奖项。同年，重塑也发行EP之外的首张专辑《WATCH OUT！CLIMATE HAS CHANGED，FAT MUM RISES……》。

一南一北，两支乐队的音乐路线截然不同。

以华东为核心的重塑凭借后朋克路线起家，作品中明显可见西方摇滚乐的影响。

做重塑的第一天华东就说，他要做中国的Bauhaus（英国教父级乐队）。有人批评重塑早期很多作品就是在模仿Bauhaus，Joy Division等国外乐队，华东对此坦然承认。他们使用纯英文演唱，更让作品天然地贴近海外市场，而与国内大多观众之间多了一层隔膜。

五条人也是听国外摇滚乐长大的，无论阿茂还是仁科，都从打口碟中听过先锋、实验、噪音、吉普赛音乐、拉美音乐、阿拉伯、越南、古巴甚至非洲马里的音乐。

也许是早已将这些熔为一炉，五条人自己的曲风难辨来源，但配着歌词，总能听出乃至嗅到广东的味道。在《倒港纸》中他们唱换港币的表叔公，《最寒冷的一天》描述2008年南方雪灾时在车站的所见。五条人的视角，立足广东海丰，立足中国本土。

重塑的音乐是严谨的，犹如华东长期学习的德语。德语什么特点？华东自己说过：“首先它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而且要求也更加严谨，你的主语、谓语、宾语必须这么放，一个介词后面必须得接它的第几格，都是有一个比较严苛的规范的。”华东拒绝即兴的碰撞，也不相信灵感，他们的排练是军训式的，会花几个月时间只排练作品的一个小节或结尾，一旦成型就绝不再改动，演出是对无数次排练的精准复刻。

五条人恰恰与之相反，他们享受即兴。最新的作品《地球仪》，是在摩登天空的录音棚里，遇到李建红老师，大家临时起意玩起来，从词曲创作到录音完成，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仁科说最短的时候只要5分钟，他们就能完成一首歌。在《乐夏2》的即兴battle环节，他和阿茂对题目聊了一分钟就开始表演，一气呵成。刘敏坐在观看席上说，这种即兴要是遇到我们就惨了，我们没法即兴。华东更干脆：“（让我们即兴）那我弃权了。”

华东理想的演出状态是“一场没有任何问题的完美演出，无论状态还是声音都很好。”演出时他最担心的是设备出问题。而五条人会随意切歌，等问题出现再告诉大家，架子鼓上的铜钹可以用蒸屉代替，塑料的垃圾桶也可以用来当鼓。

重塑的音乐是抽象而阴冷的，电气化的后朋克节奏中，充斥着迷幻气息，让人想起金属机械、烟雾、慕尼黑的地下社团，以及杰瑞·德莱托版本的小丑。

五条人的音乐是具体而温情的。《阿虎》中，阿虎去打群架前，跑到心爱的姑娘楼下喊：“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在《李阿伯》中，种田的李阿伯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赌博，小儿子在广州上大学，将来就要指靠他。五条人叹道：‘’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也累。“

有人评论五条人是“音乐中的侯孝贤”，还有人说他们“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

新裤子的彭磊说重塑是知识分子乐队，格调特别高。华东在录节目的间隙会教刘敏德语，会重读大卫·拜恩《制造音乐》，家里摆着整套的村上春树和亨利·弥勒作品。

五条人也并非没文化，仁科可以随口讲述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掌故，喜欢看库斯图里卡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但他和阿茂都不爱在歌曲中表现所谓的“文艺”或“诗意”，他们说英语只是为了沟通交流，歌词则近乎大白话，演唱的腔调也常常贴近口语。仁科说，“有时候你们觉得很诗意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恶心。”“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不俗不可耐。”

重塑与外界保持一种高冷的疏离感。他们挑选观众而拒绝被观众挑选，他们做音乐只为“自嗨”。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时，重塑压轴出场，天空突然下起大暴雨，但观众仍然在雨中陪着重塑一起唱一起跳。华东也觉得观众很酷，但“这种东西带给我的不是什么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些骗人的东西，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我在演出，这个演出让我感到了一种非常酷的快感。”

面对同行他们也保持一定距离，曾经有其他乐队抱怨他们耍大牌，原因是在一次同行演出中，重塑对这支乐队态度冷漠。对此类争议，刘敏坦言：“我们不可能跟一个陌生人吃了个饭，然后就称兄道弟了，我们做不到，也不希望对方这样对待我们，你得尊重人和人之间各自不同的方式，别人不可能都跟你一个样似的。”

甚至队友之间，这种距离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鼓手黄锦是2015年加入重塑的。在此之前近10年的时间里，重塑的鼓手是马翚。“重塑雕像的权利”中，“雕像”一词就是由他提出。

华东和刘敏是夫妻，两人之间无需多言，但平时生活中，华东刘敏和马翚很少来往。华东对马翚的打鼓技巧一贯苛刻，也没少发脾气。到了《乐夏2》的舞台，他对马翚时期丝毫不提，并将“雕像”一词的来源安给黄锦，仿佛马翚从未存在过。

初代重塑：华东、刘敏、马翚

仁科和阿茂则明显属于社交达人。在舞台上，他们表演后的发言如同脱口秀，迅速圈粉。在比赛中，福禄寿没有被其他乐队选中做1V1PK，面临流局危险，仁科带着阿茂挺身而出，英雄救美，被众人点赞。巡演时，两人更与观众打成一片，阿茂可以在唱歌时直接将话筒递给台下观众，观众连唱几句还不换，阿茂也不急着要，转而去用仁科的话筒……

五条人内部，仁科和阿茂都是队伍核心，创作时互相碰撞，舞台上“平分秋色”，收入也对半平分。有时候仁科话痨，但其他时候阿茂话也不少，默契之中，自见兄弟情义。

凡此种种，让人无法不喜欢。

华东对自己的弱项也很清醒：“我的弱点就是传播，我没有这个能力，以及人际关系。”

音乐之外，华东和刘敏保持着自律的生活。与其他很多乐队不同，他们并不享受声色犬马，不去酒吧或夜店。刘敏会在家里健身，跑步、瑜伽，腰间有着漂亮的马甲线。华东每天早上会出门遛狗，不排练的时候，在家会切上一盘水果，沏好一壶茶，然后在客厅里思考作品。

而五条人，这么说吧，阿茂年轻时，身上只有500块，就从广州骑行到云南，后来又陆续游玩摩洛哥、土耳其等诸多国家。而仁科，演出费很低的时期，挣来的钱除了交房租，就是买酒畅饮，并在这样的生活里，开拓出丰富的情史。

不难看出来，虽然同在摩登天空旗下，但重塑和五条人有如乐夏舞台上的双子星座。

重塑是寒冰，五条人是文火。

重塑是寒冰冷藏的德国黑啤，五条人是文火慢熬的皮蛋瘦肉粥。

重塑欧化，五条人本土。

重塑是西方工业美学的中国支流，五条人是本土市井文艺的当代奇葩。

重塑严谨，五条人随性。

重塑阴冷，五条人温柔。

重塑排斥即兴，五条人随时开浪。

重塑凭逼格吸粉知识分子，五条人与大众干杯，酒入肝肠抱起吉他，原来伊是吟游诗人。

我不能说哪个更好，五条人更招人喜欢，但重塑的酷与锋芒也并不因此失色。决定人气的不止他们自身，更有环境的加持。换一个世代，也许重塑会拥有观众更高更广的呼喊。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人与音乐相统一，以己心入己作，此之谓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