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丽人王映霞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孤身回国

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去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当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如今两位当事人均已过世多年，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到流为社会害出，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王映霞与郁达夫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震动了整个山城，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几角钱的便宜货。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钟贤道在上海病逝。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台湾之旅

1986年，退休后的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将与郁达夫来往的书信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还编撰了《王映霞自传》《我与陆小曼》《我与鲁迅和许广平》《我与郁达夫》《我与丁玲》《岁月留痕》等回忆性文字，在大陆、港澳等地结集出版或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

王映霞在杭州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王映霞在台前后逗留了3个月，会见了多位亲朋故旧并专门拜访了30年代的旧交、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陈立夫寓所位于台北士林区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坡上，当王映霞步入客厅时，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甩掉拐棍趋步上前，作个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着眼泪细细打量陈立夫，只见这位当年儒雅风流的故交已须发皆白。老友重逢，他们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中，陈立夫谈到50多年前他们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还兴致勃勃地忆起台儿庄大捷与武汉会战期间两次和郁达夫的长谈，对达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见面后的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了赠给王映霞的条幅：“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老先生字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老友的深深叮咛，令王映霞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从此搬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