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光曲任光抛弃豪车洋房投奔叶挺，死于皖南事变，凶手含泪鞠三躬

1940年4月的一天，新四军军长叶挺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照例汇报工作。

他对周恩来说：“现在新四军全体将士生活很枯燥，既无电影，也无剧团，希望周副主席调一些文娱骨干给新四军部队，以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气，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抗战热情……”

周恩来说：“你直说吧，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只要我能办到，马上给你调去。”

叶挺开门见山道：“我想要创作《渔光曲》的任光。”

那时，任光刚刚回国，在重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

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郭沫若面谈。郭沫若同意放人后，还把任光叫到办公室。周恩来征求了任光的意见，询问他愿不愿意去皖南工作，任光听后非常高兴，当即一口同意。

这年10月份，任光便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

其实在应叶挺军长邀请来到云岭前，任光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拥有一幢花园式洋房和一辆奥斯汀轿车，月薪高达数百银元，过着极为富足的生活。

一、富足的生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抗战时期，单是1935到1940年间，灾害频出，长江、黄河水灾；四川旱灾；花园口决堤；海河水灾；中原大饥荒……

再加上华北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淞沪鏖兵、武汉会战、“八一三”事变……

百姓生活在一个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吃不饱、穿不暖，颠沛流离，到处逃难。

在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实属不易，更别提安全的住所、稳定的工作，能维持日常生活就很满足了。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段，被日本人保留下来当作提款机用，于是在炮火连天一片灰暗的抗战时期，上海一度展现出诡异而病态的纸醉金迷的繁荣景象。

短时间内，上海新建了无数房屋，过去老城隍庙的商铺不够用，又新盖了一座新的城隍庙，商铺接连开张，一个新的商区形成了。

上海繁华的十里洋场的霓虹灯下，一半是名流风韵和灯红酒绿，一半是战乱暗杀与贫穷肮脏。

1928年，任光回国。回国前，他在越南河内亚佛琴行工作。

经济的发展促进艺术的繁盛，上海的文化艺术也不断繁荣，唱片公司也随之一个接一个成立。但行业的龙头还是当属百代唱片公司。当时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广告，而上海的一些广播电台，也都时刻在播放百代的唱片。

百代是当时唱片业的大哥大，它囊括了流行音乐唱片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任光回到上海后，就被这一龙头企业聘用了，任职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选定和录制工作。百代唱片公司实力强悍，身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待遇自然不会差，百代公司给他的月薪高达数百银元。所谓的银元，就是俗称“袁大头”。

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物价来看，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而一个铜板可以兑换一个鸡蛋。二号梗米1石14元，1石是两百斤，14块银元能买两百斤米。

据《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石3到4个银元，老刀牌香烟一包3个铜板，理发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20多个铜板。

这样看来，百块银元的月薪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任光一个月的工资，足以承担普通家庭半年的花销，更别提他的花园式洋房和小轿车。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任光本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住着豪宅，开着轿车，不问世事。但他并非贪图享受荣华富贵之辈，他的心中深深关切祖国，时刻都想着报国。

受左翼文化人士进步思想的影响，任光参加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音乐组织。此后，他经常接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当时，有位著名艺术家不幸被捕，家中老少几口人的生活十分困难，任光知道后主动关心，用自己的钱买粮食、煤炭送过去，怕他们受冻挨饿。

他还以自己的奥斯汀轿车为掩护，经常拉着革命同志去郊外开会，保护他们免受反动派的迫害。

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侵略者的铁蹄侵入了白山黑水间，这让全国人民都异常愤怒，掀起了抗日狂潮。上海左翼音乐界更是奋起响应。

这时候，任光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前发”，用来发布革命歌曲，救亡中国。其中《打回老家去》，就是一首激昂有力的救亡歌曲。

这首歌连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共同组成了抗日救亡大合唱。

一时间，救亡的歌声响彻全国各地，鼓舞了无数中国人起来救亡图存。这些歌曲让爱国的信念更强，干劲更足，为救亡图存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撑。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歌曲《打回老家去》，给任光带来了大麻烦。

在充斥着日伪军的高压环境下，四处传唱的《打回老家去》极为激励人心，也正是这样，这首歌被日本人盯上了。

因为歌中响亮地喊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痛斥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们土地”,“杀死我们同胞”,近乎直白的戳穿了残酷现实，刺激了日本人极为敏感的神经。

歌中更是号召“全国同胞快起来,我们不做亡国奴隶”,它唱出了中国千千万万同胞的真实心声。

“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歌声，使日本领事馆既恐慌又震怒。于是他们蛮横地提出抗议，向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不断施压，要求揪出这个“前发”。

日方除了施压外，还派侦探四处打听“前发”是何许人。经过一番侦察，侦探查到“前发”就是任光，于是他们派出特务,决计要杀害任光。

眼看就要迁怒到百代唱片公司头上了，百代公司的法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也为了保护任光，他劝任光去越南河内的百代唱片公司任职，还告诉他，如果愿意离开上海，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经理。

然而，面对高薪和安全的创作环境的诱惑，任光坚定地拒绝了。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抗日是义不容辞的，我绝不当逃兵。”

出于对任光的生命安全着想，党组织决定转移任光。1937年8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任光赴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

二、任光和《渔光曲》

在就职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几年里，任光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传播革命歌曲；第二件事就是为进步电影配乐作曲，为左翼音乐发扬光大做贡献。《渔光曲》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1933年，任光和聂耳一起进入电影界。他们与田汉、夏衍、蔡楚生一起当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委。

同年，任光和聂耳合作为进步电影《母性之光》谱曲。聂耳写了插曲《开拓歌》，任光则写了主题歌《母性之光》和插曲《南洋歌》。这是任光电影音乐的处女作。

接着，他又先后完成了12部电影音乐的创作。而让任光成名的，就是这首《渔光曲》。

《渔光曲》是电影《渔光曲》的同名歌。当时《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找到任光，请他为这部电影作曲。

任光爽快地答应了蔡楚生的请求。没过多久，就作好了一首歌曲《渔村之歌》。

带着刻录好的《渔村之歌》，任光找到蔡楚生，把歌曲交给他。蔡楚生放出音乐，瞬间，悠扬美妙的旋律缓缓流出，优美动听，这明显是出自大作曲家之手。

但是，静静听了一会后，蔡楚生却摇了摇头。

《渔光曲》电影体现的是渔民遭受的苦难生活，描绘的是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很显然，《渔村之歌》的情调和电影《渔光曲》的立意相差太远。

为了写好这首电影歌曲，任光决定亲自体验渔民的生活。于是，他来到了崇明岛，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

船上生活很苦，船就是渔民的家。漂泊在海上，四处不定，没有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安定感，只有起早贪黑的日子和晃晃悠悠的生活。

在这里，任光体验到了渔民的苦与难。

为了生计，渔民朝着更深的海域探去，咸润的海风吹来腥味，晴雨不定的海上天气让捕鱼变得困难。他们在太阳里晒着渔网，盼望着好天气能够收获满满。

渔民们开船掌舵，来到远海捕鱼。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卷起，海浪翻涌，水下的鱼儿受到惊吓，四处逃窜。

眼看就要血本无归，一无所获，渔民们咬着牙，决定撒下带着全家满腹希望的渔网。

深夜的海上，渔船微弱的灯光并不能照亮海底。

一缕霞光划破漆黑的夜幕，东方微明，该收网了。

渔民们拉紧网，瘦骨嶙峋的身体耗尽每一分力气，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上满是皱纹。他们盯着海面，默默祈求着满载而归。

终于，网收上来了。可每一个人的皱纹里写满了失望。虽然腰酸，手也肿了，但收上来的鱼连筐都没满。他们沉默着返程。

任光观察着这一切，被渔民的困苦生活深深打动。带着这份感触，他很快写好了《渔光曲》。

这首《渔光曲》融入了任光自己的感受，他把所见所感进行艺术加工，谱出的曲调凄婉又有抒情意味，渔民的贫苦生活与繁重劳动场景跃然纸上。

这首歌和蔡楚生《渔光曲》的立意相符，很好地契合、渲染、烘托了电影的主题。

《渔光曲》电影终于放映了。

自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后，这部电影连续上映了三个月，每一场观众都爆满，主题歌《渔光曲》也跟着一起走红。一时间上海滩大街小巷都在传唱：“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

任光也因为《渔光曲》一炮走红，名声大涨。

电影成功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渔光曲》很受大家的喜欢。上映时，上海正值酷暑，蒸腾的暑气萦绕着座无虚席的金城大戏院。观戏的人们挨着坐着，在没有空调的夏天，大家汗流浃背，却依然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仿佛置身破败的渔船，经历着渔民的苦难。

《渔光曲》连续上映84天，每次上映，都场场爆满。

这部电影被誉为“冲破中国电影圈向世界迈进、中西人士同声赞美的世界巨片”；不仅在中国，在世界都颇负盛名。

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作，电影界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社会底层凄惨的生活被搬上大银幕，经过艺术加工展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电影都是神怪、武侠之类题材的商业片，非常肤浅庸俗、哗众取宠。

《渔光曲》的上映摆脱了这一现状，引导人们关注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人生。

任光创作的主题曲因为太受欢迎，后来被刻录成唱片发行，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

三、赴皖南投奔叶挺

1940年，在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的任光，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他从新加坡借道昆明，一番波折后，来到成都，在重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

一次集会上，任光遇见了叶挺军长，他们聊的非常投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叶挺的盛情邀请和周总理的同意下，任光离开重庆，来到安徽云岭，加入了新四军。

弃笔从戎，放弃优渥的生活去抗日第一线的任光，一点都不觉得后悔；相反，对于能去皖南这件事，他表现得非常开心。

甚至，他还专门来到《新华日报》社，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的老战友，并兴高采烈地说：“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去皖南，加入新四军了。”

终于，任光踏上了去皖南的路途。他与叶挺以及一些新四军领导一行，途径贵阳、桂林、上饶等地，于七月下旬来到安徽泾县。随后，他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

叶挺军长对任光特别照顾，他怕任光不习惯新四军内部的艰苦生活，于是吃穿住行方面尽量安排最好的。结果任光知道军长的安排后，拒绝了，并表示自己绝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他和普通新四军战士一样,剃了干净利落的板寸头，穿上青灰色的军服,打绑腿,穿山袜麻鞋，还每天坚持出操。

这个大音乐家的到来给新四军增添了无数活力，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

在部队，任光走到哪里都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并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一片。他没来之前，部队除了训练就是训练，没有什么文娱活动，生活很是枯燥，任光到来之后，经常在休息间隙演奏音乐，新四军战士的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

他还经常教战士们唱歌，军营里四处洋溢着歌声，几乎人人都能唱上几首歌。

不仅如此，任光还把那套菲律宾华侨捐赠的西洋乐器拿了出来，创办了新四军铜管乐队，亲自训练乐队练习，带着他们表演。

来到皖南后，任光的歌曲创作也没有停止，部队的生活给他带来数不清的灵感。很快，他就创作出一首《擦枪歌》，战士们很爱这首歌，经常挂在嘴边唱。

当时，新四军驻地的条件非常简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根本没有乐器。军部想出办法找乐器，可是穷乡僻壤的，哪里会有乐器呢？

突然，负责人灵机一动，吩咐手下去附近的小学找找看，最后，在当地热心人士的帮助下，从集镇的一所小学里借来一架风琴，当然质量、音质与任光之前用的比不了。但是任光毫不在意，一有空闲，就端坐在这架风琴前自弹自唱，创作自己的音乐。

除了自己编曲，他还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教他们唱抗战歌曲，便于更好地传播。

在皖南期间，任光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写曲子、训练艺术团、教战士唱歌、筹备各种娱乐活动。

他非常接地气，脾气很好。在一次联欢会上，任光表演了风趣诙谐的电影歌曲《王老五》，他演唱十分生动有趣，战士们都为这一精彩的表演发出阵阵欢呼，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当表演结束后，下面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王老五”。从这之后，提到任光，大家都会恍然道：就是那个“王老五”！

那时部队经常要在大操场集合开会,会前拉歌活跃气氛。每当气氛异常热烈时，都会有人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接着全场就爆发出 “王老五,来一个”的一片喊声。

随着雷鸣般的掌声,任光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走到台上边演边唱,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

新四军中，凡是行军和演习的间隙，只要有人哼起《王老五》一句歌词，便会引来其他人的应声合唱，随即又是一阵欢笑。这首歌给新四军战士带来了无数欢乐，也让他们更加团结，士气更加高涨。

除了可爱的战友情，任光还在皖南收获了爱情。

任光曾经结过婚，第一任妻子是一名法国人，后来他们离婚了。徐瑞芳的出现，给任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甜蜜时光。

那是任光刚到军队不久，徐瑞芳从卡车上下来，热情地向一位正在拉小提琴的军人询问：“同志，请问文化服务处在哪？”

拉小提琴的军人随口告诉她：“这里就是。”说完便自顾自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不再搭理短发女子。

短发女子并不在意他的态度，反而自来熟地介绍起自己：“同志你好，我是徐瑞芳，我刚从南洋留学回来，我非常向往加入新四军，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她从随身的挎包中轻轻拿出八路军驻昆明办事处的介绍信，拿给他看。拉小提琴的军人终于停下了拉琴的手，接过信，展开阅读。

看完了信，拉小提琴的军人抬眼看着短发姑娘，问她：“你会写书法吗？”姑娘回答：“不大会。”他又问：“那跳舞和拉琴呢？”姑娘还是摇摇头。

军人微微皱眉：“那你会做什么？这里是政治文化服务处。”

徐瑞芳说：“我会唱歌，《彩云追月》唱的可好了，你会吗？”

那位军人惊讶地笑了：“唱给我听听。”于是徐瑞芳大大方方地哼唱起来。

这名军人就是任光，而《彩云追月》就是他在上海时期作的曲。

后来，徐瑞芳被组织分配在音乐部工作，和任光一个部门，任光就是她的顶头上司。

徐瑞芳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音乐部，看见了那天黄昏里演奏小提琴的军人。她激动又害羞地发现，原来他就是任光，她那天还问他会不会唱《彩云追月》，结果他就是《彩云追月》的作曲者。

在任光手下干活的徐瑞芳感到非常幸福，工作得心顺手。在朝夕相处中，徐瑞芳对任光的钦慕之情日积月累。随着更加了解任光，徐瑞芳对他的感情逐渐加深。

而任光也注意到这个常哼着《彩云追月》《渔光曲》的美丽开朗的姑娘。

徐瑞芳留着一头平直的短发，军装洁净，非常开朗，又飒爽淳朴，有一种自然大方的美感。

她是一名俊秀的华侨女大学生，也是一名坚定的战士。自然而然地，他俩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1940年初冬的一天,在新四军军部简陋的会议室里,40岁的任光和22岁的徐瑞芳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一对幸福的革命伉俪。

新婚燕尔的任光,在爱情的滋养下,创作热情更加饱满旺盛。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创作了40多首革命歌曲，除了《擦枪歌》，还有《打靶歌》、《友军呼声》、《反投降歌》等等，迎来了创作的春天。

与徐瑞芳在一起的日子，是任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如胶似漆，片刻都不愿分开，工作和生活形影不离。他们的结合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琴瑟和鸣：丈夫拉琴，妻子唱歌；丈夫作曲，妻子记谱。

然而,造化弄人,甜蜜太短暂,死亡的阴云正向他们逼近。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勒令皖南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之内开赴黄河以北。

为了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电令项英率军撤离,并为全军的转移作了战略指示。

一天傍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匆匆找到任光,让他给革命歌曲《别了，皖南》谱曲。这首歌的歌词由袁国平亲自起草，任务很急。

任光知道这次任务责任重大，片刻不敢耽误。他叫来徐瑞芳，夫妻俩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别了，皖南》的创作中。经过任光夫妇不懈地努力，《别了，皖南》很快创作完成。

这首歌，整个歌曲气势昂扬、悲壮，不仅体现了战士们马上就要离开皖南，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惜别不舍,还饱含着他们一往无前、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四、任光牺牲

1941年1月4日,纵使皖南新四军千般不舍，万般不平，部队还是踏上了向北转移的征程。

当时新四军直属部队9000余人，高唱着《别了，皖南》，在不太明朗的日光下，向北方进发。

任光和妻子徐瑞芳拒绝了组织上让他们随病号先行撤退的安排,随大部队一道撤离。谁也不知道的是，这场撤退是一个天大的圈套。

在行军第三天，新四军部队来到泾县一片茂密的丛林。行军疏疏，战士们井然有序地走着，踩在叶子上的声音混杂一处。

突然，变故丛生。

寂静的茂林山间,顿时枪炮如雨，子弹破空声交织，战士们血流成河。

这是个陷阱，国民党早早地在这里埋伏了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就等着新四军行军到这里然后突袭他们。

敌人的攻势很猛，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和血腥味。

任光和徐瑞芳相互搀扶着,跟随着叶挺军长,在大雨滂沱的黑夜,爬山越岭,艰难前行。

为了更加轻便地逃路，任光把一切能扔的东西都扔了，除了那把他带到皖南、一刻不离身边的小提琴，那是他的武器。

经过几天的生死逃亡，1月10日,任光与军部直属队的一些非战斗人员撤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

这时的军部已经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指挥的他们只能无序地等待，寻找机会突围。

然而，国民党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这里成为了他们重点包围之地。

1月12日，也就是行军第八天，这天夜里，国民党的追击更加紧迫，枪声不绝于耳。

几天的颠沛逃难太过疲惫，任光坐在土丘上休息，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任光身体被炸开一朵血花，他身子失去重心，缓缓向一旁歪去，一直背着的小提琴也掉在了地上。

身旁的妻子徐瑞芳见丈夫中弹，急忙扑了过去，用双手拼命按住任光中枪的伤口。叶挺闻讯赶来，抱着任光连声呼喊着他的名字，同时对周围人说：“任光伤势很重，需要立刻抢救。”

可是队伍分散了，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只能撕下几块布条给任光紧紧地包扎上，但根本无济于事

任光此时奄奄一息,脸色苍白。过了一会，他微睁双眼,低声说了句:“谢谢军长…”

叶挺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想要掩护任光撤离，这支小队抬着担架，向着安全的地方撤去。

可是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发现了这支小队，看见他们抬着担架，以为是新四军的某个高级军官被击中了，于是更加疯狂地对着小队扫射。

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下，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英勇牺牲，国民党军队围了过来。当敌军指挥官看到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任光时，厉声追问道：“你是什么人？”

任光缓缓苏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虚弱地回答：“我是电影《渔光曲》主题歌的作者任光。”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敌军指挥官和追击的国民党士兵万万没有想到，担架上的人是《渔光曲》的作曲人，他们竟然杀害了他们崇拜的大音乐家。

在这悲惨凝肃的氛围中，敌军指挥官和追击的士兵不得不接受了这一残忍的事实：他们追击、杀害了任光。

怀着悲痛的心情，他们追悔莫及，纷纷含泪脱帽，深深地鞠了三躬。

听到任光牺牲的消息后，叶挺流下悲愤的泪水：“一颗音乐巨星陨落了”

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秘密投书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阳翰笙，嘱托他转告周恩来：“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

后来，叶挺还写了大量文字表达对任光的怀念：

“至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声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的战斗交响曲。”

任光一生经历的四十年，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年代。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他甘愿舍弃汽车洋房、名利厚禄；舍弃荣华富贵、舒适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甘守清贫,这种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震撼人心。

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考验中，任光义无反顾地捐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人生的最高境界和品质，正是在生与死的炼狱中铸就，在血与火的熔炉里诞生，从而使平凡的生命化为辉煌，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任光与我们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