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日军如何“毒”害北平？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影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人们都会回忆起那些悲壮、惨烈和悲愤的往事。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时，发生的一系列惨事，就很值得人们深思。

神乐署成细菌战基地

日伪时期，日本陆军的细菌部队占领了天坛内的神乐署，他们在这里研究、生产生化武器，制造病菌。如今，神乐署院内北墙下，一块镌刻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的汉白玉牌匾十分醒目耀眼。

神乐署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坐落在天坛西门内稍南侧，坐西向东，是天坛五组大型建筑之一，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并具有培训祭祀乐舞人员的职能。明代时神乐署称为神乐观，观内有乐舞生600名左右。清乾隆年间改称神乐署，院内的太和殿在康熙年间改名凝禧殿。五间大殿后面有七间小殿。另外，署内还设有奉祀堂、掌乐堂、协律堂、教师房、伶伦堂、穆佾所和收藏乐生冠服的库房23间，设施齐全，称得上一所培养宫廷乐舞生的学校。

日军占领北平前，神乐署内是国民政府设置的中央防疫处。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在神乐署内筹建其在华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打着“卫生防疫”的招牌，实则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1939年，“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大佐，这支部队又称西村部队。

西村部队是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此后，731细菌部队的骨干都到了1855部队，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也来到1855部队，担任技术指导。《崇文区志》载，1855部队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黑热病等细菌和原虫。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855部队的第一分遣队强占了协和医学院，第二分遣队强占了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后分别改称第一科和第三科，这两处也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制、人体实验与解剖的场所。但是，日本投降的前夕，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部队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名字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神秘地消失了，因此对于这支部队知道的人很少。

从1937年7月开始到日本投降，北平城里各种传染病，如鼠疫、天花不断，尤其1943年七八月的霍乱流行，更是触目惊心。霍乱，日本称之为“虎列拉”，系日本细菌部队的主打产品之一。霍乱发病时人员死亡众多，传染快，让人们惶惶不安。日本人为掩盖真相，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救治，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患病，全家隔离，当全家都感染后，日本工兵和卫生兵再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子灭迹。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2018年5月，《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名册公布，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多方努力，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得到的。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平期间，罪行累累。据《北京历史纪年》所述，那几年中，京城大火不断，不少火灾背后都有日本人的身影。北平城不是华北农村，在这里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于日本人脸面不利，于是城内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火灾，也算是日本人的“丰功伟绩”了。《北京历史纪年》所记录的京城大火是不完全的，其实那时天天有火灾，大火小火不断，虽不全是日本人所为，但有不少是他们干的。

北平地区有三千家鸦片店

历史上，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占领中国，为了奴役中国人民，除了用大炮、军舰之外，还使用了毒品。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不会例外，它步西方列强后尘，把鸦片打造成了杀人凶器。

战后公布的资料证实，日本贩毒活动经日本内阁策划，由宏济善堂负责。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宏济善堂是御用特务组织，专为日军筹备军费，仅1941年就卖了222吨鸦片，赚了无数的钱。它们仅在北平地区的罪恶行径就怵目惊心。著名学者于力（董鲁安）1942年在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及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中的一些内容就揭露了日伪时期日本人组织运毒、贩毒及引诱、戕害平民百姓吸毒的大量罪行，至今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

据于力揭露和“老北京”的回忆，日本人是把毒品鸦片贩卖当成了“正经买卖”，产、运、销“一条龙”，每个环节都得到了日军的保护，而且成为了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两年之后，弹丸小国的日本在财力上已经感到困难，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根据天皇“御旨”精神，制定了“自备资斧”策略，即让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供应军费开销。而毒品交易就成了“就地征饷”的手段之一，正如于力所言：“利用侵华传统的成规，包庇和逼迫中日两国的流氓无赖和朝鲜一些可怜的投靠者贩卖金丹、白面、鸦片、吗啡，用以削弱中国人的精神体力，逼他们自己灭种。一面也就用这笔收入，补充军用。”

日本人贩毒牟利的勾当，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表面上公开“禁烟”和反对毒品交易，暗中却垄断毒品生意，他们变本加厉地在东北、华北及北平市内外大开大烟馆（土膏店）和制造白面（可卡因）工厂。据史料记载，仅北平地区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土膏店，遍布四九城乃至乡村。日军在炮声中不断制造大批的“大烟鬼”，日本人开办的“土膏店”公开贩毒，还外带发放高利贷，一些意志薄弱之人吸毒上瘾后，不能自拔，只能借永远还不上的高利贷，而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些人成为“大烟鬼”之后，在贫寒交加中成了“倒卧儿”，冻死在街头巷尾，屡见不鲜。

伤残日军也开大烟馆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军费更加紧张，除在城内抢掠、搜刮民财外，还加大了贩毒赚取军费的速度，不但鼓励朝鲜人在北平多开“大烟馆”，还鼓励日本国民参加这项犯罪活动。贩毒利润高，且又有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护，毫无风险可言，“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日本人干这种买卖是很积极的。日本侵略者为垄断毒品及掩人耳目，声称不许个人公开经营。为了制造更多的“大烟鬼”，使其利益最大化，日本人在北平城内外大建制造毒品的工厂作坊数十座。日伪时期前门外打磨厂、鲜鱼口发生的爆炸及失火事件，都与制造毒品有关。为了掩耳盗铃欺骗民众，日本人又下令将此类罪恶工厂迁到城郊的通州、门头沟、长辛店及丰台等地。

北平地区种植鸦片的不多，其鸦片主要来自日伪控制的内蒙、绥远和热河等地，而张家口和承德就成了主要转运站。其大宗货品有日本关东军“武装押送”，所以，北平的毒品生意十分“兴隆”，当然受毒害的人更多。

北平3000余家大烟馆中，除大多为日本人所开外，有些则是朝鲜人经营。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占领四十余年，虽有抗争的勇士，但参加日军及成为日军帮凶者也为数不少。他们与日本人有勾结，并配发警用大棒。有些大烟馆则是“中日合作”，由日本浪人和中国奸商合伙经营，主要开在前门外、崇文门内一带。这种大烟馆“十分阔绰，柜房、烟室、厨房应有尽有，都干净宽敞。好多是租用临街的楼房，烟室多设在楼上”。这种大烟馆主要招待大汉奸和富商， “香茶、纸烟、鲜果、点心，一呼即至”。这些家伙们在吞云吐雾中挥霍卖国求荣和发国难财换来的金钱。小的大烟馆称白面房子，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蹬三轮、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城市贫民。在大开大烟馆之外，日本人开的“居酒屋”、料理店和东单苏州胡同的日本妓院内，都有毒品买卖业务。

在东四豆腐巷（今多福巷）内有一大烟馆，老板是一个日本退伍军官，他在喜峰口战役中被自家的手雷炸掉了一条腿，算是“为国负伤”，为了表示效忠天皇和实现“大东亚共荣”梦，在军部支持下开了只赚不赔的大烟馆，除用毒品害人外，还搜集军事、经济情报。这家大烟馆因在开业的第三天，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相拥在门口吞食“烟膏子”自杀而成为“头条新闻”。老俩口是开猪肉杠（猪肉铺）的，较为富有，他们的独生儿子娇生惯养，就是因坏人引诱抽大烟倾家荡产，家业没了之后，儿子犯瘾没钱就投了故宫筒子河，走投无路的老俩口在大烟馆门前自杀，亦算是对日本人的一种血泪抗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用鸦片毒品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制造了多少“大烟鬼”，实在是数不胜数。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70多年过去了，这段日军制造“大烟鬼”的历史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