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东方出家，影响了西方的佛教界

民生文旅

《何来阿姜查》书中记录了阿姜查禅师对中西方佛教的评论，他说，“今日的东方佛教就好像一棵看起来雄伟的大树，但却只能生出小的果实。西方的佛教犹如一株小树，仍结不出果实，不过却有结出大而甜美的果实的潜能。”

看阿姜查禅师的这句话，不禁感叹现如今西方的佛教界已经结出了很多甜美的果实。菩提长老、坦尼沙罗尊者、无着比丘、阿姜苏美多、向智尊者都是在佛教界中享有盛誉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这几年在缅甸遇到的西方禅修者有来自：墨西哥、阿根廷、德国、捷克、芬兰、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加拿大、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禅修者，他们对佛法的热情令人感动，有好几个人需要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禅修中心。佛法刚传入西方不久，能有那么多大众修学，真的很赞叹。

以上提到的这几位西方尊者们都是把生命献给了佛法，帮助佛法在此世间茁壮成长。

今天，给各位小伙伴介绍其中一位——向智尊者。向智尊者的故事记录在他的著书《舍利弗的一生》附录中。

来到东方出家，影响了西方的佛教界

【受宗教熏习的少年】

向智尊者（Ven.NyanaponikaThera）于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近郊的汉诺镇（Hanau）。

幼时的尊者在康尼格苏提求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及法文。父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致力于追求道德理想及犹太教徒的人性观。尊者接受了宗教的熏习，幼时便对宗教表现出狂热，他自愿加选希伯来文，并接受犹太教牧师的指导，研读犹太经典。

尊者于十六岁完成中学教育之后，前往邻近城镇的一家书店当学徒，学习各种书籍买卖的技巧。尊者幼时即喜爱阅读，虽然家境不容许他接受大学教育，但他酷爱读书，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博览西方古典文学及哲学，他对书籍的渴求，为他开启了一片新的知识领域，因而使得他对过去完全接受的犹太教信念产生了怀疑，这些疑问促使尊者由书本中寻求解答，这是他在此工业城镇中，唯一能启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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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的因缘】

在阅读中，尊者接触到说明东方智慧的书籍，其中包括佛书及翻译的佛经，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他钻研得愈深，就愈为佛法所吸引。他发觉佛法提供的教义，不仅能满足他知识方面的重要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他心中对宗教的渴望。佛教明晰真确的教义，解开他对痛苦来源的迷惑，并启发他想达到解脱的目标及成佛之道的崇高理念。虽然他独自一人钻研佛法，没有师长或朋友分享他的兴趣，但由于深信佛法的真理，他二十岁时就自认为是虔诚的佛教徒。

一九二二年随父母搬到柏林，在当地遇见了其他的佛教徒，并加入一个佛教团体，因而得以接触更多的佛教著作；同时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日后影响他极为深远的人，这人就是德籍比丘三界智（Nyanatiloka）尊者。三界智尊者于一九○三年在缅甸出家，一九一一年于斯里兰卡西南的一处海滩上建立了「隐居岛」（Island Hermitage）禅修中心，以供西方僧侣修行。三界智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译者，向智尊者在柏林接触到三界智尊者的作品及译著，这些对佛陀教法真实且清楚的翻译，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智尊者于一九二四年迁往东普鲁士的康尼根伯格（Koigsberg，现今俄罗斯的卡林英格拉德 Kaliningrad），他在一次公开的佛法讲座中，遇见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带领他进入更深的佛法领域中。尊者与友人在城内组了个佛教社，定期读经及研讨佛法，也在父亲的店内设立一个佛书借阅图书馆。透过图书馆的因缘，尊者认识了当时任教于康尼根伯格大学，德国著名的印度学者葛拉森纳普（Glasenapp）。

柏林佛学社的一位学员前往斯里兰卡的隐居岛，在三界智尊者的座下出家，稍后他转赴缅甸，并在当地圆寂。这位名为持智（Nyanadhara）的比丘，从斯里兰卡及缅甸写信给德国的朋友们，描述他在东方的出家生活。这些信函使得尊者心中正慢慢成形的想法更具体化，也就是出家成为比丘。如今他了解，原来还有其他西方的比丘住在东方，而那儿有资深的西方长者可以引导他，并且有适合出家修学的环境。

然而，这个理想有一阵子无法实现，因为在一九三二年时，尊者的父亲因宿疾病逝，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亲。一九三二年母子二人搬回柏林，尊者又重新加入了他第一次住柏林时所认识的佛教朋友中，但地平在线已是乌云满布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当权，展开了迫害犹太人的冷血计划。起初，尊者与许多人一样抱着乐观的期盼，认为迫害不会持续太久，但当他因为散播反歧视犹太民族的政策，而失去了书籍协会的工作时，他加入了「德国犹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 for Help and Self-protection），这是一个保护德国犹太人生命利益的团体。然而，当时他十分清楚，纳粹发动的仇恨、漠视及暴力风潮正逐渐蔓延，已进入不得不警觉的阶段，他发现无论自己或母亲都不可能安全地待在德国。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与母亲离开德国，前往维也纳投靠住在那儿的亲戚。

在这之前，尊者曾向母亲透露他想出家的意图，母亲怜悯儿子强烈的出家意愿而告诉他：一旦局势安定，便成全他的愿望。向智尊者也同时写信给三界智尊者，希望情况允许他到斯里兰卡时，能让他出家，而长老比丘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如今，母子已脱离纳粹迫害的魔掌，向智尊者觉得是实现他愿望的时候了，于是他安排母亲留在维也纳一个允诺照顾她的亲戚家，尊者就展开了前往东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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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智尊者年轻时照片）

【去东方出家】

向智尊者从维也纳前往马赛（Marseilles），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搭上前往遥远亚洲的船，预定在科伦坡的港口靠岸。轮船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扺达目的地，那时一艘汽艇前来相会，船上载着一位肤色较浅，身穿橘黄色袍子的人，他就是三界智尊者，专程来科伦坡欢迎他未来的学生。当日的午餐过后，一行人驱车前往隐居岛附近的海边小镇多唐堵洼（Dodanduwa），一场伟大的冒险就此展开。

向智尊者以优婆塞的身分在隐居岛住了几个月，准备出家。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的布萨日（Poson Poya day），尊者与另外三位发心出家者，一同在当地受戒成为沙弥，师父为他取名为向智（Nyanaponika）。在取巴利语的法名时，有时候三界智尊者会将部分的俗名巴利化，例如他认为「波尼卡」（ponika）的音与芬尼格（Feniger）近似（f 相当于巴利语的 p，巴利语没有 f 这个音）。次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尊者在当地的寺院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

向智比丘在隐居岛从他的老师处受学正规的佛学课程和巴利语，他自己还学习英文，这是他早期没有学过的。三界智尊者的教学系统是佛法与巴利语并重，他主张所有的弟子必须学习巴利语，直到对它有基础的认识为止。正规教育大约进行六到九个月，之后，就让学生自己研究佛法和禅坐，而他本人则准备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并提供建议及指导。

一九三八年，有感于沿海地区高气温的影响，向智尊者迁往内陆气候温和的甘波拉城（Gampola），独自住在稻田中由砖窑改建的屋子内，并在邻近村落托钵为生。此时，他开始选译《相应部》的部分经典，将巴利经文译为德文。在迁往甘波拉不久，尊者在前往科伦坡的旅程中，结识了两位受英语教育的斯里兰卡比丘——苏摩（Soma）及克明达（Kheminda），他们两人于一九三六年在缅甸出家。这三人决定住在一起，并在甘波拉维拉（Gampolawela）村外，马哈维里河畔（Mahaveli River）的甘波拉地区，建一处茅篷。在居士们的协助下，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大河精舍」（Mahanadi Ashram），包括了三间茅篷及一座用餐时可以鸟瞰河边的六角亭。三名比丘简朴地过着快乐的修行生活，他们睡在草席上，使用着低矮的桌子，并以乞来的食物裹腹。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中，他们驻留在甘波拉，向智尊者认为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每天傍晚这三位好友共赏河中映现的夕阳；在满月的夜晚，当明澈的月光洒在水面及河床的沙滩上时，他们静静地禅修。而尊者也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将《念处经》及其批注译为德文；苏摩法师则将同样的经典译成英文（他早期的手稿《念住之道》，The Way of Mindfulness，于一九四一年初版印行）。

一九三八年底，纳粹入侵奥地利，尊者之母只好随同亲友离开该地，向智尊者于是安排他们前来斯里兰卡避难。一行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抵达科伦坡。初到之际，芬尼格夫人与一位一直资助她儿子的斯里兰卡律师住在甘波拉。在这段期间，尊者有时会将他托钵得来的食物分给母亲，就如同佛陀允许的：比丘在必要时可以将乞得的食物分给父母。

甘波拉的乡居生活与世间的一切欢乐一般，都是无常的，并没有持续很久。一九三九夏季，疟疾开始在当地肆虐，苏摩比丘遭到严重的感染，必须住院救治，而克明达比丘随后也感染了疟疾。向智尊者设法要逃避这次的灾难，但传染病所造成的危险，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当苏摩比丘病愈之后，三人迁往班达拉维拉（Bandarawela）。起初他们住在一间空屋中，直到克明达比丘痊愈之后，才搬到一处废置的制茶工厂。尊者的母亲也在同时迁往坎地（Kandy），再从坎地搬到科伦坡，与著名的一对斯里兰卡夫妇厄尼斯特先生（Ernest）及狄席瓦夫人（De Silva）共住，他们是隐居岛的赞助人。狄席瓦夫人为尊者的母亲作保，取得了斯里兰卡的居留签证，在这段期间，尊者每隔四到六周探望母亲一次。在尊者为她解说佛法，并受到这对斯里兰卡夫妇的感动之后，尊者的母亲皈依了三宝并受持五戒，布萨日则持守八关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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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拘留所照片

【被拘留的日子】

当英国与德国开战之后，斯里兰卡（即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锡兰）境内所有的德国男子，都被送往班达拉维拉附近，犹瓦省（Uva）的狄雅塔拉瓦（Diyatalawa）拘留所。向智尊者与他的师父三界智尊者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到一九四○年将近一整年的时间，也被滞留在拘留所中。一九四○年春季，因为向智尊者具有犹太血统而被释出三周，在这短短的假释期间，他带苏摩及克明达比丘前往隐居岛，以便在战争时能照顾那里的住所，并且陪伴明智法师（Nyanaloka），他是三界智尊者早期收的斯里兰卡籍弟子。一九四○年六月，法国沦陷之后，由于英国王室认为犹太难民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忧，而改变了对他们的宽容政策，于是德藉的犹太人，包括向智尊者，在获释三周之后再度被捕，又被带回狄雅塔拉瓦的拘留所中。

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斯里兰卡被视为战区，于是所有的拘留者都被迁往安全区，这些德国比丘也同样地于一九四○年底，被送往北印度喜玛拉雅山麓的狄拉敦（Dehra Dun）拘留所。向智尊者在那里待了五年（1941-1946），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尊者所历经最为艰辛的日子。但这段拘留的日子并未妨碍这位不屈不挠比丘的研修工作，在狄雅塔拉瓦期间，他将《经集》（Sutta Nipata）译为德文，稍后并为此经加注；而在被送往印度时，他随身携带了许多书，并且继续他的研究与翻译。当外面的世界烽火连天时，尊者安然地但也不全是舒适地，隐匿在狄拉敦的拘留所中，悄悄地将「阿毗达磨藏」首部的《法聚论》（DhammasaGgaNI）译成德文，同时也译出其注释《殊胜义论》（Atthasalini）。在翻译的同时，尊者还写下了他对阿毗达磨哲学的观感及诠释，这些便成为他战后以英文写成的《阿毗达磨研究》一书（Abhidhamma Studies）的核心内容。此外他也用德文撰写四念处禅观经典的文集，其中部分修改及增注的内容，稍后都收入《佛教禅观心要》（The Heart of Bhuddhist Meditation）一书中。

在狄拉敦期间，向智尊者发现他与另一位长他数岁的德国人分在同一营房中，这名德国人同样也沈浸在东方佛教的传统之中，他是安纳加利卡.戈文达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戈文达最初住在斯里兰卡，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随后转往印度，并在该处继续修习西藏佛法。这两人立即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的友谊随着一同在狄拉敦的山谷中漫步，以及对佛法的深入讨论而愈来愈深（拘留所当局允许他们从事类似活动），他们的讨论常常是以同意彼此有不同的见解而结束。向智尊者从戈文达喇嘛那儿学习梵文，两位学者一同从重组的梵文中，翻译中观派哲人提婆（Aryadeva）所著《四百论》（Catusataka）的部分论述。他俩诚挚的友谊维持了许多年，他们不但定期通信，并于一九七二年在欧洲会面，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年初，戈文达喇嘛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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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自由】

一九四六年九月，亦即大战结束后一年，向智尊者与师父三界智尊者以及其他的难民，从拘留所中被释放出来。向智尊者返回斯里兰卡，与母亲在科伦坡短暂团聚后，回到了隐居岛。他与三界智尊者发现，在他们离开隐居岛的这段期间，明智、苏摩及克明达法师将住所照顾得相当好。尊者重新在隐居岛住下，继续研究阿毗达磨，并将他研究的结果写成《阿毗达磨研究》一书。一九五一年初，三界智尊者与向智尊者两人都成为斯里兰卡公民，他们对这个收容他们的国家怀有一分珍贵的情感与感激。

一九五二年元月，两位尊者前往缅甸参加「佛经大结集」会议的筹备咨询工作，准备一九五四年在仰光召开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会议。这两位德国长老被邀请协助规划在西方传播佛教，并将巴利经典翻译成新的英文本的计划。在仰光时，向智尊者曾与虔诚的佛教徒总理尼罗（U Nu）讨论相关事宜。向智尊者住在由著名禅观大师马哈希（Mahasi Sayadaw）所设置的禅观中心——淘哈纳.耶克塔（Thauhana Yeiktha）中，会议结束后，三界智尊者返回斯里兰卡，向智尊者则停留了一段时间，接受马哈希的禅修指导。这种禅修经验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促使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种内观禅修系统的书，以俾益在佛教禅法中找寻明晰指导的人们。

在前往缅甸之前，向智尊者已于一九四八年，以德文写了一本有关禅坐的书——《四念处》（Satipatthana, Christiani Verlag, 1950），书中有关禅修的方法，是他从苏摩及克明达比丘那儿得到的数据，他们两人曾在一九三七年时于缅甸修习禅坐。这本书包含《念处经》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译本，并且附上本经的注释及详细的介绍。向智尊者在缅甸禅修之后，将这本书用英文重写，并加入他在淘哈纳.耶克塔接受马哈希法师指导的禅修经验，这便是一九五四年在斯里兰卡首次发行的《佛教禅观心要》，一九六二年增订本则在英国发行。这本书被翻译成七国语言，经过了三十三年仍然不断地印行，它奠定了现代佛典的地位，被一致地认为是英文著作中，对四念处禅修法最佳的论著。

一九五一年，三界智尊者由隐居岛迁往坎地上方的丛林小丘，乌达瓦塔凯勒（Udawattakele）保护林中的一处茅篷。当地温和的气候，比较适合他高龄的身体状况，该地称之为「隐居林」（Forest Hermitage），是地主 F. R. 先那那雅格（F. R. Senanayake）夫人赠与僧团的。向智尊者于一九五二年自缅甸归来，与师父同住于新居，当地居民随即称此处为「德国寺」。一九五四年，两位尊者再度前往缅甸参加第六次结集大会的开幕仪式，三界智尊者在开幕当天因为喉头发炎，由向智尊者代表向大会宣读师父的文稿，在缅甸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返回斯里兰卡。在会议期间，向智尊者陆续前往缅甸数次，并参加一九五六年的闭幕会议，这次因师父的健康情况不佳而由尊者独自前往。除了早期在印度举行的佛教大会中，曾经有希腊的僧侣出席以外，这两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会有史以来，唯一参加此会议的西方僧侣之殊荣。

一九五六年，尊者一直住在科伦坡的母亲往生，享年八十九岁；一九五七年，三界智尊者也相继辞世，享年七十九岁。为了纪念师父，向智尊者应师父的要求，编辑了整套德文版的《增支部》，共计五册。这套书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并编写了四十页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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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出版社的创立】

向智尊者出家生涯最大的转折点是在一九五八年元旦的那天，他与两名来自坎地的佛教在家朋友，共同创设了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简称BPS）。向智尊者出任出版社的荣誉秘书长及总编辑（随后出任第一届社长）；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德.阿贝雅塞凯拉（Richard Abeyasekera）出任助理秘书；另一位朋友 A. S. 卡伦纳拉特纳（A. S. Karunaratna）出任荣誉财务主任。最初这些创办人只打算限量出版各种英文佛学的小册子，并以海外发行为主。在发行了大约二十五册书籍之后，他们有意结束推广至全球的计划，然而，他们先前发行的刊物获得了热烈的回响，这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下去，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续地成长，并扩增至现今的庞大组织。

自出版社创立以来，尊者不遗余力地为出版社付出。阿贝雅塞凯拉以无比的热情与精力参与会务行政的众多琐事，尊者则负责督导编辑及著作的工作。身为总编辑的他还亲自审稿，力求这些文章忠实地传达上座部佛教的精神。出版社草创之际，他不仅负责编辑的事宜，而且事必躬亲，无论是誊打地址卷标、贴邮票、一周前往印刷厂二或三次，并处理邮寄名单等等。不久出版社人员的扩充，很快地为他分担了一些杂务，但多年来他还是亲自督导书籍出版的各项细节，从邀稿乃至封面设计的审查，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为止。

尊者亲自为出版社的《法轮》丛书（Wheel Publication）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从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建议、忠告及建树性的批评。他投注大量的精力，这些付出是成品出炉时几乎看不见的，并使得他前辈们的作品增色不少。他多次编辑、校正及增订三界智尊者所著的《佛学字典》（Buddhist Dictionary）与《阿毗达磨藏导读》（Guide Throughthe Abhidhamma PiTaka），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向智尊者也搜集、编辑及整理友人弗朗西斯.史托利（Francis Story）的零星作品，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三册这位作者的文集。他并编纂马哈希的《内观法要》（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亦从巴利语翻译禅观大师所著的论文集《内观次第》（The Progress of Insight）。他编纂并准备出版髻智比丘（Namoli）所著的《巴利经典中佛陀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Pali Canon）及《思想家笔记》（A Thinker's Notebook）。事实上，向智尊者透过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传播佛陀的教法，从一九五八年起一直到他退休为止，他个人的生平已与他一手创立的出版社历史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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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在晚年】

自一九六八年起，向智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两个月。他最初是应一位在「纳粹德国犹太人自卫运动」（Jewish self-defense movement in Nazi Germany）中的老友马克斯.克路兹伯格（Max Kreutzberger）之邀前往瑞士。向智尊者前往欧洲旅行之际，造访许多佛教团体，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团体。因此，尊者被许多人视为欧洲上座部佛教的「精神顾问」。这种一年一度的旅行，在一九八一年，因尊者虚弱的双脚已不利于旅游而结束。

由于年事已高，体力渐衰，加上长期以来罹患青光眼，使得尊者的阅读能力大受限制。一九八四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总编辑的头衔，将职务交给笔者，而他继续担任社长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在卸下社长一职的同时，他成为佛教出版社的杰出赞助人；由于他的贡献，他在晚年时得到了国际间和他归化国的表彰，而这荣耀实是名至实归。一九六七年，尊者荣膺世界艺术暨科学研究院荣誉会员（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一九七八年，德国东方学会（the German Oriental Society）颁赠他荣誉会员证，以表彰他将客观的学术与身为比丘的宗教实践合而为一；一九八七年，斯里兰卡佛学暨巴利语大学（the 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在首度的大会中，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九○年，他再次获颁佩莱丹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radeniya）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阿摩罗普罗派（AmarapuraNikaya），也就是尊者五十六年前出家的地点，授予他「庄严圣教的阿摩罗普罗大法师」的头衔（AmarapuraMaha Mahopadhyaya Sasana Sobhana）。

虽然，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身体虚弱且视力持续恶化，但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仍以健康的状态欢度九十三岁生日，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当日适逢BPS出版他所著的《法见》（The Vision of Dhamma），这部书收集了他为BPS《法轮》及《菩提叶》丛书（Bodhi Leaves）所撰写的文章。然而，同年的八月底，无情的老化现象突然加速，一连串并发症的发生，预示尊者的来日不多。九月底，尊者被送往一间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但一周后，在他要求下返回隐居林。三个星期之后，在一黎明前寂静的森林中，尊者停止了呼吸。

十月二十三日，向智尊者的遗体在坎地的马海雅瓦墓园（Mahaiyawa Cemetery）火化，出席葬礼者包括宗教界人士、高官显贵、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次年的元月二十九日，经过了传统的「三月供养」之后，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唐堵洼的隐居岛──尊者长年修行之处，与他所崇敬的师父三界智尊者、道友髻智尊者及苏摩尊者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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