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另一个现实：印度农村女性的个人叙述

撰文：Amritorupa Sen

翻译：胡姝

责编：李汪洋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过去五年里，不同报告（见注1）均显示印度女性劳动力参与在下降。不论是国内机构还是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均一致强调，在这一趋势之下，印度女性状况堪忧。与此同时，印度联邦政府和邦政府推出各项计划和政策来应对性别歧视，跨国公司如微软和谷歌的总裁们纷纷声明他们公司的大门永远向女性敞开，媒体也开始广泛报道性别平等议题。在2016年下半年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观看了《摔跤吧，爸爸》，这是一部以Geeta Phogat（来自北印度一个村庄的女摔跤手，她赢得了英联邦运动会的金牌）为原型的电影。正在我观影的时候，尧敲了敲我的房门，说“我们去校园里散散步吧”。

来自湖南一个农民家庭的尧毕业于厦门大学，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向上流动的成功例子。我和尧初识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宿舍，我们都在这里攻读博士。在那个星期天的夜晚，我和小尧（我对尧的昵称）交流了各自在印度农村和中国农村的个人经验。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印度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农地、家庭生活和当今农村女性的地位。小尧讲述了她小时候的贫困生活还有作为家中四姐妹的老三（没有兄弟）的经历。她停下来问我，“印度是什么情况？”。怎么说呢，每一个成功的小尧或Geeta Phogat身后站着许多个年轻的农村女性，她们艰难地生活着，试图被看见、关注和认可。和小尧的对话激起了我在印度农村田野调查的回忆。我记起了年轻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她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她们实际生活中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世界均在重重结构性和文化性障碍中展开。印度社会死板的父权规范，再加上基于阶级、种姓和宗教的歧视，仍然是讨论印度性别不平等的主流归因。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一位城市女性以及朋友，我和农村女性的联系帮助了我理解她们在印度农村复杂而变动的现实生活中的位置。

印度和中国有一些共同点。两者都是超级人口大国，且都有很强的重男轻女传统。即便是女性教育机会得到改善、在家庭经济及其它事项上决策权得到提升的今天，这一传统仍旧发挥着它的影响。两国显著不同之一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差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过去十年里，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中国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而在印度仅为27%（见注2）。印度政府统计部2015年指出，随着家庭变得富裕起来，女性地位也得到提升（见注3）。在内部文化差异巨大的印度，使用和解读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时需谨慎。我对印度性别议题的理解源自我在位于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农村的田野调查。我的田野调查既涵盖了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希冀和愿望，也包括了男性和女性的人际关系，这些都对女性的发展机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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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吧！爸爸》剧照

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仍受限于传统性别分工

“我有一个心理学的硕士学位，然而却做着Sevika（一个专为农村女性设立的政府职位，负责6岁以下儿童健康及营养工作）”。

Nita每天早晨5点起床，做饭，为孩子做好上学的准备。她接下来去本地的儿童看护中心（见注4），然后巡查她的村庄。她的日常生活和同村其他女性并无很大不同，她们全都要早起操持家务。不同的是，她有个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也比一般村民富裕一些。这一点很难给予Nita任何宽慰，她做的Sevika这一职位任一中学毕业的农村女性都能申请。

“我想去城市工作。村子里没有任何我有兴趣的工作。我想要先从助理做起，然后，如果神护佑的话，我想建立我自己的咨询中心。”然而Nita立刻又消沉了下来说“我没有好的关系”。

在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后，随着非农活动和人口流动的增加，移动通讯工具开始普及，城市与农村连结越来越密切。不过，学者们注意到，尽管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加速，边缘群体如贫困人口和女性仍然处于弱势。亲属们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群体，无论是年老力衰的父母还是公婆，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均依靠女性照顾。虽然家庭、社区还有村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她们自己的志向却往往变得日益模糊，甚至终将消失。这种社会负担深根于印度的层级社会结构之中，那些无法满足社会期望的人们通常受到恐惧或羞耻等情感的困扰。因而印度仍在面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女童失学率高于男童、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普遍等一系列严峻挑战。

联邦政府和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层面，2015年开始实施的“救救女儿，教育女儿”计划严厉禁止选择性堕胎，同时保障女童得到教育和经济支持。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每出生1000名男婴，仅有933名女婴出生。在邦层面，西孟加拉邦2013年推出的“为了我们的女儿”计划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项计划针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13到18岁的女孩，这个年龄段的女孩面临较高的辍学或被拐卖的风险。该计划实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每年每名在学女童收到500卢比（相当于50元人民币）的学业资助，一旦她们成功完成高中学业，会收到25000卢比的一次性奖励。延长在校时间可以推迟婚姻的发生，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计划确实推迟了年轻女孩的初婚年龄。虽然这些政府计划通常会受到严格的评议，印度人民对它们改善公民境况还是充满希望。它们有助于增加女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帮助她们在有需要时勇敢面对他人主张自己的意愿，这对印度这样一个亲属父权规范强大的社会尤为重要。

此外，一些我采访的村民们感受到过去几十年里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仅仅在几年前，妇女们还害羞到不敢直视男人们的眼睛，不敢跟他们说话。她们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家里。但是现在她们的性格都在改变。自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见注5）实施以后，男人们和女人们并肩工作。现在她们更多地出现在公共场所，开始在社交场合大笑和讲笑话。她们比以前要更加坚定和自信。”

我的观察印证了村民们自己的感受。然而，村庄的性别分层仍然非常严重。接下来，我想重点讨论女性的个人社会网络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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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发展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社会网络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政策都忽视了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给女性发展机会带来的影响。为了获得受访者的社会网络信息，我问她/他们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你和谁商讨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突然遭遇困难，你会向谁求助”，“有需要时你向谁借钱”，“你通常和谁在一起”。在数据搜集的初始阶段，我采访到了更多的男性受访者。在110位受访村民中，75%为男性，25%为女性。男人们，作为享有家庭决策权的成员，首先出来和我交谈。有时候尽管我故意和女性攀谈，她们也通常避免回答我的问题，她们觉得“商讨重要的事情”和“借钱”是男性家庭成员说了算。

对于像Nita这样想要去城市发展的农村女性，她们有限的个人社会网络构成了一个挑战。许多村民不情愿地承认，男人们（但不是女人们）的社会网络辐射面更广，跨越了村庄的界限，触及到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乃至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我在印度农村的社会网络调查数据显示，男性的社会网络拥有更多社会资源，而女性的社会网络则通常局限于亲属和邻居。总的来说，男性社会网络的10%是女性，而女性社会网络的63%为男性。甚至有30%的男性受访者所报告的社会网络名单中没有任何女性。当我问到“如果你需要了解有关工作、教育、医疗保险、银行的信息，你去找谁”，无论性别，受访者所列出的社会网络90%为男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男性的存在感均远远高于女性。

在电影《摔跤吧，爸爸》中，是Geeta Phogat的父亲将她从传统规范的枷锁中拉出来，成为她进入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他是第一个相信并坚信他的女儿能够做男人能做的事情的人。对所有年轻的有才华的农村女性，如果她们的男性近亲（父亲、兄弟和丈夫）能够意识到、并且愿意支持她们追求个人志向，也许社会改变会更快一些。

在我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Shibani，一个常和我交谈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朝我跑来，问我“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听到你的好消息？”我一听，便先入为主地认定她问的肯定是结婚，于是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还没想过，我要先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谁说我问的是结婚了？我在问你研究的结果。你到时候还需要找工作，对不对？”正在我瞪着她看，为自己的预设感到难为情的时候，她说“我得走了，我要给一家子准备晚饭。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将Nita和Shibani的故事说给小尧听之后，她说，

“我爸买了一台新拖拉机之后，将我的名字刻在了上面。一般来说，人们会刻上男性继承人的名字。像我家这种情况，我爸认为我是他所有孩子当中最能干最有志向的一个，对我爸来说，我就相当于最够资格继承家里资产的‘儿子’。他刻上了我的名字。我会永远记得”。

那是个令人满足的星期天，缅怀和谈论那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年轻女性。她们长期受到忽视，但她们充满活力、充满希望、敏感且善解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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