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30年与中德关系发展

文/刘志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交流与合作部

1990年10月3日，勃兰登堡门前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见证了国家命运。分裂了41年的德国，在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意愿下，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合并，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重新统一实现和平崛起的德国无疑是20世纪对世界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重要国家之一。

上世纪的中国，也在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向前发展。不过与德国相比，中国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多来自于她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内改革与对外积极融入世界的开放政策，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为当前世界上第二及第四经济大国，中德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战略性。中德两国间的互动将是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探析两德统一30年以来的中德关系发展，也对我们观察新时代下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冷战时期（1949年-1990年）：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德关系

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中国与联邦德国所属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两国关系带有明显的被动性。60年代末，基于国际形势缓和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联邦德国开始谋求独立的外交。1969年10月，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总理后提出旨在发展同苏联东欧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对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重要作用。

/1972年，中德建交谈判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联邦德国也随即调整对华政策，并于1972年与中国建交。建交以后，两国关系逐步升温，尤其是高层间的互访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基础。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符合联邦德国企业界开拓中国市场的愿望，给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体来说，从1972年中德建交到1989年6月，中德关系的特点是两国之间了解不断加深，在德国民族统一问题上也互相理解和支持。虽然受美苏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德关系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双方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7亿美元增长到近50亿美元，两国在技术、财政、文化领域均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却给中德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事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对华实行制裁。在两德统一的风潮下，联邦德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是强硬，其国内政要相继发表谴责言论。联邦议院也随即宣布对中国的制裁措施，中断两国高级别政治往来，无限期推迟两国财政合作，重新审查对华发展援助项目，与欧共体国家和美国一同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两国关系一度坠入冰点，处于建交后最大的危机中。

二、‍‍两德统一后的科尔政府时期（1990年-1998年）：从紧张对峙到逐步正常化的中德关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革，中德两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揭开序幕，并最终于1990年实现了政治统一。德国的统一标志着德国恢复全部主权，对外政策向“正常化”发展，整体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但中国仍坚持对内推行改革，对外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经济实现稳步发展，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与联系也日益密切。

但彼时的中德关系，仍因“政治风波”事件处于“冰冻期”。相比中国经济的稳步向前，统一之初的德国背负着两德合并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以及原东西德不同制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德国积极谋求发挥大国作用，但却面临英法等国家的牵制。基于对当时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以时任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为代表的对华友好力量认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中国继续施以“高压”并不合时宜，坚持“制裁”可能使德国失去中国大市场，同时继续孤立中国甚至会破坏国际势力均衡。因此，科尔政府适时调整对华政策，逐步推动取消对华制裁措施。对于中国而言，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对德关系。当中德关系陷入低谷时，中国政府同样作了大量工作，以期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德两国逐步恢复官方往来。199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与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相继应邀访问德国，与德国政界、企业界进行了广泛交流。同年，时任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Jürgen Müllemann）率团到访中国，这是两德统一以后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德国联邦政府部长。1992年3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科尔总理进行会见，这是“政治风波”事件后德国总理首次会见中国政府部长以上领导人。双方均表达了加强互利合作的意愿，并认为应用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两国关系。在时任德国外长金克尔（Klaus Kinkel）于1992年10月成功访华后，德国联邦议院也于同年12月正式通过决议，宣布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至此，“政治风波”事件以来德国对华“制裁”完全解除，中德关系发展步入正常轨道。

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科尔政府审时度势，于1993年9月出台了“新亚洲政策”，决定全面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并明确提出以中国为战略重心。该文件也对次年欧盟通过的“新亚洲战略”和对华长期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同年11月科尔总理正式访华，作为其推行“新亚洲政策”的重大举措。1993年之后，中德两国最高领导人及各级政要的频繁互访，为两国全面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1995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德国联邦总统赫尔佐克（Roman Herzog）邀请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德国。次年11月，赫尔佐克总统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元首互访被外界视为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的重要标志。

/德国“统一总理”科尔对上世纪90年代中德关系实现正常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的大背景下，两国经贸合作也得以快速发展。1998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接近144亿美元，是1972年两国建交时的50多倍，创历史新高。德国企业界对华投资也取得积极成效，涉及机械、汽车、化工、电子、通信、医药、环保等行业。德国在华投资项目居多为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性项目，对彼时中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世纪之交，德国已成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

科尔担任总理期间的四次访华，重点围绕经贸议题展开，力求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经济利益成为影响德国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也对后续每一届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中德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间曾因1992年的对台军售问题及1996年的涉藏问题出现波折，但科尔政府务实的对华态度对稳定中德关系，推动中德关系实现正常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三、‍‍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年-2005年）：实现全面发展的中德关系

1998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大选拉开帷幕。执政16年之久的科尔竞选连任失败，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SPD）总理候选人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oder）当选为新一届联邦德国总理。德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德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曾担任德国大众公司监事会成员的施罗德深知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其执政后基本延续了前任总理科尔“务实”的对华政策，奉行以经济外交为主、其他外交手段为辅的全方位对华政策，使中德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但在具体处理对华关系时，由于新一届“红绿联盟”（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中绿党（Grünen）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施罗德政府表现出与科尔政府略显不同的做法，如在人权等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使得中德关系发展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两国原本活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渐渐趋于冷淡。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中德两国之间的徘徊期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90年代末德国国内经济发展疲软，就业形势严峻，对外贸易也因东亚经济危机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施罗德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拥有广阔市场的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对华经贸往来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加强对话与沟通，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逐渐成为彼时德国各主要政党之间的共识。对中国而言，发展对德关系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事项。中国政府对德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施压作出有力回应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德方传递中方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立场，希望施罗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德关系恢复正常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德高层互访活动再次启动。1999年3月，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访德期间应邀分别与德国总统、总理与外长会面，就中德经贸合作、人权、欧元、以及科索沃局势等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1999年5月，施罗德以德国总理与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首次访问中国，但其访华之时正值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的发生。在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总理朱镕基会面时，施罗德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北约成员国名义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向中国道歉。同时他表示，德国政府将坚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一个中国”立场，支持全面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施罗德首次访华虽然背景特殊、时间短暂，但两国领导人就中德关系和科索沃问题进行了坦率谈话，增进了两国间互信，为中德关系继续深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9年11月，施罗德应中方邀请再度访华，其随行经济代表团之庞大，签署的经济合作项目价值之高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是罕见的。中德两国领导人加强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对话，进一步深化了彼此间信任。施罗德还表示，世界经济发展应有中国更多的参与，并重申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立场。中德两国关系自此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将两国关系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德关系实现全面发展

可以说，施罗德时期的中德合作走在了中欧国家合作的前列。在经贸合作领域，2005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已达632.5亿美元，约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德国成为中国在全球第六大、欧洲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自2002年起，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在政治合作领域，2004年两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先后设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三个机制。中德两国还就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架构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并取得积极成果，拓宽了两国合作的边界。

施罗德担任总理期间六次访华，其对华政策基本保持着科尔政府以经贸议题为主导的政策连续性。虽然施罗德时期的“红绿联盟”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曾使两国关系面临波折，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施罗德仍坚持把加强对华经贸关系置于其对华政策的首要位置，避免因人权等敏感问题与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产生正面冲突。施罗德推行“经济合作”与“政治对话”相结合的对华政策对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均重视彼此利益关切，对双方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进行多次协调与沟通，两国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四、‍‍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至今）：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德关系

2005年9月，四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再次召开。施罗德由于国内经济改革接连受挫而最终竞选连任失败。身为德国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CDU）领导人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大选中被推选为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的领导人，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联邦总理，也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前东德地区的总理。至此，德国正式进入“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也开启新篇章。

2006年5月，默克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华时即明确表示，德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保持和发展前几届德国政府奉行的积极对华政策，并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但在上台之初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默克尔开始展现出与前任政府明显不同的对华态度。她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引人关注。

在默克尔前两次访华期间，除了谈及经贸议题，她还针对宗教自由、人权、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发表不同的观点，并敦促中方在上述方面进行改善。默克尔甚至直言不讳地指责了中国制造商抄袭德国车型。德国媒体也借此掀起“抄袭门”的指责热潮。两国经济界期待默克尔的访华之旅将为中德关系提速升级的愿望就此落空。2007年9月，默克尔以“私人名义”在总理府接见达赖，这是达赖首次在德国总理官邸受到接见。此举更是引发中德外交危机，中方立即取消多个与德方的高级别会谈以表示强烈抗议。中德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2007年10月，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通过了新一届政府的“亚洲战略”文件，内容重点涉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德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并倡导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同年在访美期间，默克尔代表欧盟向美国提议建立基于共同标准和规则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期望与美国一同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默克尔上台之初的新一届执政联盟给德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了党派色彩的明显变化，总体而言具有保守化和右倾化的特点。默克尔在对华政策上也特意凸显了“价值观”的重要性，一改前任政府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外交姿态。中德关系转而进入另外一个徘徊期。

但默克尔以“价值观”为特点的对华政策调整同样面临现实考验。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后，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内部对德国的出口需求也大幅下滑。基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德国经济界所施加的压力，默克尔政府适时调整对华政策，重回务实外交轨道，主动寻求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寄希望于进一步加强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填补德国在欧盟内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008年初，在德国政府明确表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之后，两国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同年10月，默克尔的第三次访华也被视为修复中德关系的“破冰之旅”。

2010年7月，默克尔第四次访华，双方发布了外交礼仪中级别甚高的《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并同意建立中德政府磋商机制。该份公报发布于欧洲经济危机时期，被视为默克尔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回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文件。2014年，应时任德国总统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和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发布《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一致认为中德两国应就区域性和全球性议题进行磋商，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

/“默克尔时期”的中德关系日趋成熟，在曲折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相比2010年的《联合公报》，2014年的《联合声明》更是将两国的合作置于全球层面进行规划，实现中德合作模式从“双边”到“多边”的转变。从那时起，中德关系发展相对平稳，两国经贸往来也再次实现高速发展。2016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约合180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法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则连续42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德国也成为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以及中国引进技术最多的来源地。

在此期间，中德两国的高水平合作推动了中德关系实现全面高速发展，使得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进一步凸显，但中德两国的“近距离互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疑虑。德国乃至欧洲政策界主张欧盟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更多一致性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德国的对华战略防范意识明显上升，其国内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呈现两面性。

2016年，在德国的积极参与下，欧盟第七个对华政策文件正式出台。文件一方面提出要利用中国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为欧盟的就业、贸易投资、经济增长以及提升欧盟作为全球力量的地位服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问题加以评论，而且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对华交往设定了一系列规则和责任。

2017年，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出访新加坡期间表示，世界力量格局已发生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西方来说一个挑战，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欧美双方应携手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同年，德国联合法国、意大利致信欧盟委员会，呼吁欧盟机构在收购案件中要具有否决权，以抵御拥有政府背景的外国投资者对欧盟国家敏感高科技企业的“不平等”收购。该倡议也变相剑指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欧洲开展的收购行为，以此向中国施压。

2018年，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年度慕安会上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表演讲，声称该倡议具有地缘政治含义。中国借此正在发展一个全面的替代体系，且有异于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西方体系。欧盟应该加强内部团结用一个声音说话。同年，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在四川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是伙伴，也是竞争者和对手”。

2019年，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布年度报告，该联合会一改之前在对华关系中主张加强合作的立场，敦促德国政府及欧盟机构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强硬起来”，特别在人工智能等未来关键科技领域上应采取联合措施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同年，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并提出必要时不排除进行政府干预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相互间竞争性的提高，对中德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比要求调整对华政策，以更强硬姿态对待中国的言论，德国国内对此也存在其他的声音。如默克尔在2020年初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曾表示，德国和欧洲应该建设性地看待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因中国经济上成功就视其为威胁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对于一些德国乃至欧洲媒体提出的“应该把中国看作竞争者还是伙伴”等话题，默克尔给出的答案是竞争者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伙伴关系，关键是相互对等以及遵守相应的规则。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时局下，德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oettge）曾公开表示，面对中国，德国应采取更清晰的，而不是更严格的交往方式。双方应以敞开的形式进行对话。这对维护当前大国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副总裁胡谧空（Mikko Huotari）则认为，中国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影响欧洲的利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各种作用。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回顾近十五年来的总理生涯，默克尔十二次访华，应该说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在此期间，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态度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双重特点。在经济政策和维护德国对华经济利益最大化方面仍坚持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但在价值观和人权问题方面，其对华态度则代表其所在基民盟的政党利益，具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点。为了保持大联合政府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对话外交”与“攻势外交”时而发生碰撞，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国对华态度的反复性上。

但总体上默克尔政府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仍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务实原则，尽可能在经济利益与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前几任政府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中德经贸合作在默克尔任期内也再次实现飞跃。2019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已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同时也互为重要投资来源国，并在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环境保护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欧盟和中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

五、如何看待中德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前景？

纵观两德统一以来中德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到两国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特点。如果进一步探究其因，中德两国关系主要还是受到诸如经济利益、价值取向、地区局势、大国博弈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其中，探析中德两国互动过程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将有助于更好推进“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的发展。

/“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将何去何从？

（一）“经济主导”是中德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但也容易成为两国产生利益冲突的主因

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四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也互为重要投资来源国。鉴于中德间密切的经贸往来，以及德国企业在华可观的经济利益，德国经济界总体上对维护中德关系稳定持积极态度。但在默克尔政府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德投资的增加，中德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逐渐加大，并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制造业竞争等方面。

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快速发展，德国担心中国对自身在欧盟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特别是中国企业对德国高端制造业的收购，也引发了德国对失去核心技术的焦虑。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企业与产品的冲击，近年来德国经济界出现了要求以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议题的声音，甚至通过游说政府，借助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正常经贸关系的政治化也成为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基于中德两国经济存在的相互依赖性是从过去几十年逐步成型的，未来中德经济关系预计将继续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摇摆。虽然两国之间的竞争性不断增强，但双方的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依然存在优势互补的空间。德国在医药、航空、机械制造、汽车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比较明显，中国在创新经济、数字经济领域则具有后发优势，正是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给予了中德经济合作重要的动力。

面对德国具有“对抗性”的对华经贸态度，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用合作共赢的理念引导中德经济关系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与国际标准对接，与德国合力解决各自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同时，由于中德两国实行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两种模式的“交锋”也必然会有分歧和摩擦。双方的经济合作顺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中国与德国及欧盟能否直面各自体制的差异，尽早达成投资贸易相关的保护协定，将潜在的矛盾与冲突规范起来，以保持在经济领域良好的合作势头。

（二）中德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德国各政党不同的对华态度是影响中德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中德两国政治制度与文化理念差异较大，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解读。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中德两国关系出现波动的“症结”所在。此外，德国不同党派看待该分歧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如施罗德所属的社民党倾向于用西方的法治国家理念和人权价值观影响中国，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则力主用西方民主制度及人权标准来制约中国，而曾经作为在野党的绿党则以人权为旗帜，多次抨击执政党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对华政策。随着近年来基民盟与社民党的逐渐式微，以及主张回归保守主义的另类选择党（AfD）与强调人权保护的绿党的异军突起，新一届德国政府的组阁势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德国对华政策上的相互间张力也将更加凸显。

未来中德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德国新一届执政联盟是否真正认可“接触与对话”的对华立场。随着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在全球层面的政治影响力逐渐提升，及其对“以商促变”的传统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德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成分预计会相应上升。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制度差异、人权问题等因素在德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权重也将有所增加。

对此，我们应清晰认识到，无论未来德国政党格局如何演变，中德两国在政治传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短期内都难以弥合。中国在与新一届德国政府打交道时，既要在涉及双方经济利益的领域处理得力，防止将经贸领域的分歧“政治化”，也应在冲突较大的意识形态领域适时发出“中国声音”，减少彼此间误解，化被动为主动，在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以更好应对新一届执政联盟在对华政策中推行“攻势外交”所带来的压力。

（三）德国对华政策的“泛欧盟化”调整既给中德关系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

两德统一及冷战结束后，通过推动欧盟扩大与合作，深化欧洲一体化发展，保障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一直是德国外交的主线。超国家的欧洲身份构成了德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华政策上，德国曾一度对两国的紧密关系颇为满意，并认为良好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协调欧盟对华政策，也符合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利益。

但在英国“脱欧”、“新老欧洲”分裂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欧盟面临的内部困难明显增多，其内倾性和保护性恐进一步上升。提升欧盟经济竞争力，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会成为欧盟政策的新动向。作为欧盟的实际领导者，德国的外交预计将发生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增加对“欧盟议题”的关注度，在维护本国利益与欧洲利益之间做好平衡；二是增加“世界范围”的权重，在全球层面以“欧洲名义”拓展欧盟的国际发展空间。

因此，德国推动欧盟框架下的统一对华政策可能将造成中短期内两国关系出现起伏，但也为中德双方突破经济上“简单的买卖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当前欧盟对华防范意识明显提升的背景下，中国可适时拓宽中德两国合作的固有边界，在加强原有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推进在公共卫生、低碳减排、地区安全、人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欧盟层面关切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实中德关系的战略性内涵。

另外，面对欧盟多层级、多主体的决策体系，中国在借助德国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兼顾欧盟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在其中的重要影响，给予欧盟层面机构足够重视。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对接时，也应尊重欧盟整体治理与法律体系，体现风险共担，并在联合平台上表达合理利益诉求，协调中欧各国立场。

（四）跨大西洋战略同盟关系仍将对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德国一方面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获利颇丰，另一方面在以美国为首的政治与安全联盟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动荡，如何在中美两国间保持平衡，并在东西方较量的前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德国外交面临的重大难题。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德美之间多次因贸易逆差、产业竞争、防务预算、“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问题“恶语相向”。但面对特朗普的百般刁难，德国的立场主要是将特朗普与美国主流政治力量区分对待，并强调德美与欧美本身关系的牢固。德国外长马斯（Heiko Josef Maas）在最新《对美新战略的五个重点》文件中也提到，尽管德美关系面临很大变化，但美国仍是德国在欧盟之外最重要战略伙伴。对于当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德国也难掩复杂的双重心态，其一方面希望借力美国滞缓中国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又对美方的单边主义做法深表不满，担心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税率会伤及德国在华企业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德美之间时有冲突，但德国对美国安全依赖、双边经济关系高度依存以及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纽带等并未发生质变。在美国建制派力量的平衡下，德美之间的跨大西洋战略同盟关系依然具有韧性，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德国仍存在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惯性思维。所以，即便是在中德关系全面发展而德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期，中德之间的合作共识基础也难言能超过德美之间。在当前单边主义盛行与美国频频“退群”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更应抓住双方的利益和关切所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例如在推动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气候环境、地区安全、公共外交等领域建立国际多边规制方面，两国应形成长效对话机制以开展合作。

六、结语

自两德统一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德两国的国际地位也都发生了变化。德国不仅在欧洲内部重新实现崛起，其全球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并雄心勃勃地参与全球新秩序的建构。而中国则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并且显示了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这使得中德关系必然要超出双边范畴，在全球层面和欧盟层面开展战略性的合作与竞争。

过去三十年，尽管中国与德国双边关系发展经历了风雨与曲折，但经过多年的磨合，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更重要的是，中德两国间的和平往来，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为不同制度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充斥着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践行者与受益者，中德两国更需要求同存异，正视合作竞争博弈中的复杂性，避免意识形态偏见对两国关系的干扰，在共同利益上务实推进两国间在全球性事务中的合作，将有助于让中德双边关系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