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年谱》正式发布——郁达夫国际学术论坛杭州召开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徐兆正

3月12日，在由杭州市富阳区文联、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论坛上，新书《郁达夫年谱》正式发布。《郁达夫年谱》为“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丛书第一辑成果之一，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者李杭春和郁达夫长孙郁峻峰共同编著。

为纪念这位文学成就卓越的爱国主义作家，进一步推动海内外郁达夫研究的深化与拓展，3月11日至13日，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会议由杭州市富阳区文联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郁达夫研究学会、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承办。六十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与五十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3月12日上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主持了本次会议开幕式，杭州师范大学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泽泉与杭州市富阳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宋富华致辞，对线上线下与会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

本次国际学术论坛共分五场。第一场大会主题发言由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主持，美国加州波摩纳学院白亚仁教授比较了郁达夫与徐霞客的游记，认为两者的文字都有一种“世纪末”的意味；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介绍了郁达夫在韩国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南方大学学院王润华教授介绍了郁达夫对南洋青年作家的扶持，进而指出了南洋华文文学中存在的“郁达夫传统”；日本樱花学园大学高文军教授在“自传”与“自叙传”的意义上分析了郁达夫作品中的“古典”色彩；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教授介绍了郁达夫研究在《现代中文学刊》上的发表情况。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对发言进行了逐次评议。

第二场《郁达夫年谱》发布会由杭州师范大学洪治纲教授主持，《郁达夫年谱》作者李杭春与郁峻峰就年谱的写作进行了对谈，他们介绍了年谱写作的细节与宗旨。

3月12日下午，第三场会议在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第一分会场主题为“《沉沦》发表 100 周年研究及郁达夫创作域外影响研究”，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郭洪雷教授召集，浙江工业大学左怀建教授、山东大学宫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李超、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常晓宏、华侨大学副教授欧阳光明与田文兵、湖南大学副教授汤志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邱田、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杨、浙江大学讲师邢程、杭州师范大学讲师李佳贤与徐兆正、海南师范大学讲师蔡益彦、河南师范大学讲师陈云昊、福建工程学院讲师傅智伟等人进行了发言。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编审李杭春老师与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杨分别对小组发言进行了评议。

第二分会场主题是“郁达夫创作本土性研究及《郁达夫年谱》分享与研讨”，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晴飞召集，同济大学万燕教授、南开大学副教授刘堃、郑州大学副教授潘磊、郁达夫研究学会刘涛、西安交通大学助理教授曾祥金、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副教授雷莹、上海大学讲师谢尚发、苏州大学讲师张学谦、扬州大学讲师金传胜、天津中医药大学讲师段煜等人进行了发言。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副社长、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编审朱晓江及浙江海洋大学高照成教授分别对小组发言作出了评议。

第四场青年论坛由杭州师范大学讲师吕彦霖召集，五十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本次论坛，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杨与杭州师范大学讲师李佳贤对学生的发言进行了评议。

3月13日上午，第五场大会主题发言由南京大学吴俊教授主持。早稻田大学大久保洋子教授以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为例，分析了郁达夫笔下“寒灰复燃”意象；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对郁达夫的《秋柳》进行了重读，介绍了郁达夫与“青楼文学”传统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分析了郁达夫在游记中显露的知识分子风骨；来自韩国、现任教于山东大学的薛熹祯副教授以《沉沦》为中心，分析了郁达夫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描写。杭州师范大学斯炎伟教授对发言进行了逐次评议。

以下是各位学者、教授的个人观点，由叶荷娇整理——

白亚仁：《重读郁达夫游记有感》

我曾读过2003年台湾版的《聊斋志异》，由此对游览浙江的名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9年11月，我在从福州到金华的路上特别去雁荡山玩了两天，恐怕是受了《雁荡山的秋月》的启发。去年一位同行邀请我参与《徐霞客游记》的翻译，随后我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因此，我对徐霞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对中国游记文学也更感兴趣，由此也产生了重读郁达夫游记的念头。

下面我想谈一谈我的一些感受。一方面，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江南才子，交友很广，去过一些名胜古迹并将其写入游记。另外，郁达夫是徐霞客的热心读者，他写到如果生于明朝末年，他就可以认识那些少年公子。而且，他们各自的游记都有些世纪末的滋味。但是，二者的游记有更多不同的地方，我想对西方读者来说，郁达夫的游记更容易欣赏。因为郁达夫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更相似，他的游览方式和我们也更接近。他的游记甚至有时候有点为新修的公路、为进口的美国轿车做广告的味道。对美国读者来说恐怕是一个惊喜。郁达夫进行的往往不是徐霞客式的个体旅行，而是现在很熟悉的集体旅行。他的伙伴们包括知识界的朋友，如潘光旦、林语堂等人。郁达夫显然很享受这些交流，经常分享这些朋友风趣的言辞，读者也容易被他们的快乐感染。按照郁达夫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纵马游山”，远远没有徐霞客那么严肃认真。他的游记经常轻快调皮幽默，读者容易觉得作者是一个活跃的游伴。与许多西方游客一样，郁达夫对旅途中的各方面都有兴趣，如风景、古迹、社交等，这也很符合一般西方读者的口味。

我想，郁达夫游记的上述特色对西方读者会很有吸引力，而且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特色，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他的时代和那一辈中国文人的特征。如果这部游记将来翻译成英文的话，应该会很受欢迎。

朴宰雨：《谈谈郁达夫作品〈沉沦〉五种韩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翻译问题——兼谈郁达夫文学与韩国》

今天主要谈《沉沦》的五种韩文版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问题。韩国的《沉沦》翻译本大概13种以上，我们选择5种来讨论。至于固有名词、专用项，官方大概理论很多，但是我挑整套的理论，从中拆出了5种方法，固有名词，和源泉文化圈特定文化有关的词汇，和源泉文化圈内的特定事件或者人物有关的词汇，惯用语，度量衡词汇：货币，距离，高度，重量等。

第一，谈谈固有名词的翻译问题。比如说，《沉沦》对于1970年代韩国人来说，用汉字词汇来表示也看得懂，到后来是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看不懂了。最近的用语是“堕落”，这样韩国人容易懂，韩译本里有5种采这一用法。

第二，比如说“翠黛”，翠黛以前的话用翠黛QuDae，但是这样的话看不懂，所以有括号注解，但是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麻烦，所以那个也是用纯粹的韩文来表达。

第三还有黄仲则，这个黄仲则不是宋代的人，是清代的。一个人翻译错，后来的人跟着参考前人的译本，也译错。再以后，有人找到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准确翻译。这是一种进步。

还有惯用语，比如说挥金如土，韩国语中没有这样的词汇，在韩国是用水一样地花钱，但是挥土一样地花钱，挥金如沙石，有这样的翻译，但不太口语。

还有度量衡的词汇，就是“一本六寸的Wordsword的诗集”，这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总之，比起他国化的方法来，自国化的方法更多。

王润华：《郁达夫与南洋青年小说作家的本土创作》

我自己个人的研究都是从郁达夫在南洋作为出发点，然后在网上追溯到他在中国大陆的研究。

目前我正在收集我自己发表过的这些文章，对郁达夫在南洋作多元解读，希望能够出版一本专书，叫做《多元的解读》，因为他到了最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参与社会运动，参与华人文化、文学创作、抗日战争，这些凸显出郁达夫的个人思维、眼界和文学遭遇，从而更能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当郁达夫离开中国要来南洋时，我们更能够看得出郁达夫的边缘话语。他一来到，首先就引爆了中国中心本土书写的论述，从所谓颓废的郁达夫，走到一个前卫激进的郁达夫。

郁达夫认为南洋本土出生的华人，即使是华人移民，也应该重新创造一种新的华文文学，他同样不主张完全百分之百地模仿中国作家的题材、主题，也主张不要一直强调地方色彩，要在主题、艺术手法上一流才是伟大的。可见得当时的郁达夫已有后来所谓Edward Sils在《中心与边缘》中的这种文学理论。他认希望海外南洋的华文文学，能够制造另外一个新的传统。南洋作家的创作，在郁达夫看来，应该是多元的、有本土的传统，但也一样要有中国的传统，他真的是非常前卫的一个武士。

有三个郁达夫影响下南洋青年小说家的典范个案，第一个是温梓川，第二个是威北华，第三个是苗秀。温梓川是第一代的华人，而成就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苗秀，在郁达夫的影响之下，他创作了关于南洋城市社会小人物的本土小说，我们非常肯定他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这些都很完整，作品都很多，即使在今天，也是马华、东南亚作家里面作品最完整的，尤其是长篇、短篇、中篇，都有作品。

还有一个作家，即使是本土新马人也很陌生的，我是第一个专门研究他的，他就是威北华。威北华很特别，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再去印尼开始写作，但是到最后，主要的作品还是又在战后回到新加坡来写的。他各种各样的文体，都以现代的语言、超前卫的想象来书写。他也参与抗战，预计也是受郁达夫的影响，到最后回到新加坡，他也参与编辑。神秘的一生，大师级的气质，处处使人想起郁达夫。

高文军：《触摸郁达夫——“真人”“地利”及冈崎俊夫》

关于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是《沉沦》，评价已经非常多，我不再赘言。不计其数的对郁达夫的研究、对《沉沦》的研究，成仿吾也好，沈从文也好，他们都非常注重郁达夫的真实性，即不加任何虚浮之词、直接写出来的真实态度。但是我想说说郁达夫小说中的“真人”，这是隐藏在《沉沦》主人公背后不同的郁达夫。

隐藏在《沉沦》主人公背后这个不同的郁达夫，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他在写出《沉沦》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哪些个性？这些东西对《沉沦》的创作有何关联性？产生了何等影响？

●我首先想说的是“真人”。我想粗浅地把小说主人公和真实的郁达夫做一个异同比较，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郁达夫也好，小说主人公也好，都是第八高等学校学生，是日本明治时代最后一所以数字命名的高等学校。

二，他们生活的环境。大家看完《沉沦》之后，应该印象很深刻，他描写的完全不是都市环境，是一个很荒凉、寂寞的农村。

三，两者都经历了精神上的危机。

四，因为这些危机，他同样住进了一个叫做“梅林”的地方养病。

五，因为他是一个留学生，所以和同学相处有一些问题。在小说中，他是茕茕孑立、对周围心怀仇恨的人物形象。但实际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四年留学期间，他始终对同学怀着深仇大恨的话，其实是很痛苦的、不大可能的。

六，两者同样经历了恋爱。

那么为小说所遮掩的“真人”是什么样的？在《沉沦》中完全没有触及，而实际郁达夫是怎样生活、怎样走过来的。

一，郁达夫酷爱自然，乐于游山玩水。

二，郁达夫所到之处，经常兴然提笔赋诗，在小说中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在精神危机时突然发现自己还能写诗，觉得还没有彻底完蛋，小说中也有一首他的诗。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郁达夫的旧体诗写作，实在是应该浓墨重彩的。

●关于郁达夫足迹，也就是“地利”。我讲一个地方，八事山，这个名字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出现，但是他给兄长和嫂子的信里都有提到，这个地方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我不得不讲一下，冈崎俊夫。冈崎俊夫读郁达夫，认为郁达夫的文章灵妙，方块文字在郁达夫那里变得圆润起来，字里行间，好像浮现出气息清新的一股青烟。郁达夫，将年轻人心中的所有苦恼和盘托出，他这样的做法虽然稚嫩，但是由此将中国文坛的现代化向前推动一大步。

我想说的是，冈崎俊夫这种以心入境，充满感情而又敏锐独到，对作家的理解、触摸也许可能失之严谨、影响理论探究的深度，但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对后人也许不无裨益。

陈子善：《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兼谈新发现的三篇郁达夫佚文》

郁达夫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很多年，包括许子东先生等都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注意还不够，就是郁达夫和报纸副刊的关系。

郁达夫登上新文学首先就是通过报纸副刊。特点小说《银灰色的死》就发表在《时事新报》上。在我看来，他和报纸的关系从二三十年代起有一个有趣的过程，他和《时事新报》的关系从20年代一直延续到30年代。当然他自己也编过报纸副刊，《创造日》就是他创办的。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参加报纸副刊的编辑，一直到40年代到新加坡重拾旧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是作为作者的身份出现。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和《申报·自由谈》的关系。他是其中最重要的作者之一。鲁迅给申报写文章也是出于他的介绍。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要谈的问题是郁达夫和《现代中文学刊》。《现代中文学刊》自创刊到现在，一共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郁达夫研究的文章，有论文也有史料考证。根据统计，发表郁达夫文章的数量仅次于发表鲁迅的。这说明我们这个刊物很重视郁达夫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郁达夫1936年访问日本时期，从日本外务省解密的新材料，在我看来都很有价值。

大久保洋子：《浅析郁达夫的“寒灰复燃”：以为例》

我想谈谈郁达夫的《日记九种》，想通过对郁达夫日记的分析，重新思考他在1927年的文论中表达的死灰复燃的意义。

《日记九种》是整理了日常生活的记录之后发表的，郁达夫在整理日记时有意识地考虑到读者的眼光，例如他把一帮朋友的名字隐去，而把具有公共性质的人的名字，如创造社成员和作家的名字公开。他的读者意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日记九种》记录了他当时的思想和行动，但同时也不一定是他当时生活和行动的如实的记录，它是一个经过筛选之后的作品，他自己的自我表演意识可能在这个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郁达夫在发表《日记九种》的时期还发表了几篇文章，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与王映霞的爱情关系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体验。如郁达夫说通过恋爱发现了他的本质自我，并重新获得了作为创造者的自信。《日记九种》所描写的不是恋爱本身，而是沉浸在爱情中的郁达夫自己的形象——郁与王的关系没有被描绘出来，重点是郁达夫自己，他单方面认为自己被对方拯救。《日记九种》描写的恋爱本身，不如说描写一个处于厌幻中的人的自我意识。目前所述证明，《日记九种》有郁达夫特有的自我表演的因素，同时又可以推出他一边对自己的颓废感到困惑，但以后仍然重复同样的行为，树立本能的欲望。这样的结构让人想起一种被负罪感所困扰，但无法停止手淫的《沉沦》的主人公。因此日记所描绘的不是重生，并让人联想到的那样强大而辉煌的新起点，也不是一个通过物质爱情而到达新的境界的作家，而是一个通过爱情得到新的痛苦，并陷入更深的苦恼的一个人的形象。如果说郁达夫通过恋爱达到重生，这个重生就是他对曾经怀疑过的，自己的文学恢复信心，把愚蠢的堕落的自己暴露在读者面前的自我意识的文学重演。

如果郁达夫通过恋爱实现了重生，这种重生意味着对揭露愚蠢自我的自我意识的文学的重获信心，并且《日记九种》可以说是对郁达夫文学风格的回归，那么宣布通过爱情死灰复燃之后，郁达夫后来的写作生涯是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

最后我应该说说数量的实际变化及其特点。自1921年至23年，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在离开前期创造社之后的3年里，他只写了8篇小说，作为转折点的1927年有6篇。总的来说，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很难说自27年以来有多少复苏，虽然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体著作数量与早年相比有了大幅增加。造成郁达夫后半生创作低迷的原因，不能只限于创作力，但可以指出的是郁达夫作为小说家的重生，并不一定得到爱情生活的满足之后立即达到，也不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具有戏剧性。在郁达夫27年写的杂文中，左翼的风格相对引人注目，无产阶级作家的翻译也是其中之一。遇到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杂文，是与《日记九种》同一个时期准备的，那么可以说《日记九种》中描述的郁达夫夫的生活，可以作为一个作品来准备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日记九种》完全没有反映社会视角，如果注意到这些描述，《日记九种》就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还具有社会层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郁达夫在这一时期所追求的文学方向，这如何联系他在后半生的创作活动，是今后仍需思考的问题。

许子东：《重读〈秋柳〉》

我这次要读的《秋柳》，是郁达夫所有作品里，在传统研究中评价最低的、最受批评的，包括我自己以前的书，也认为这是郁达夫创作颓废倾向的一个代表。

从日本回国以后，郁达夫的创作其实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他自己说是有点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他在文论里最早的提倡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另一方面他有一系列的作品，特别是《茫茫夜》《秋柳》，包括后来的《迷羊》等等，客观上我们看到，他是延续了青楼文学的一个传统，是青楼文学跟新文学的一种混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秋柳》到底是什么？写的是男主人公到了安庆以后花很多时间去妓院，直接写知识分子购买性服务，在当时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里面也是很罕见。他这些描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呢？

大致有三点。

第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揭示当时知识分子以为能够救百姓的心理热情跟现实的困境的冲突。

第二个特点是小说里有直面道德的问题。在我看来，前面所谓救国救民扩展到性工业以及为自己的道德立场辩护的矛盾的姿态。这些都没有第三点重要。

第三点是什么呢？郁达夫在五四新文学的范畴里延续表现了一个青楼的生态。 《秋柳》，小说里面大部分的场合在青楼里面，但是基本上没有性的场面。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当中，这种青楼的家庭化，后来就转成了叫家庭的青楼化。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学不会因为20世纪的革命、政权、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消失折断。我们的小说中的明代四大奇书就是王德威概括的四大类。什么时候从青楼的家庭化转到家庭的青楼化了呢？重要的转折就是张爱玲《第一炉香》。这个作品一定要放在青楼文学的传统里面看。换句话说，把里面的人物关系画出一张表来体会。这是青楼文学所展示的一种世情的生态，这种东西随着大革命消失了吗？黄子平很早就写过论文，把《春风沉醉的晚上》和《绿化树》放在一起，说他们延续了《琵琶行》以来的，才子落难被风尘女子相救的这么一个联动的审美。我的新书《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分析了贾平凹《废都》中的吃饭场景，作者将家庭的聚餐变成了一种变相的青楼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中国小说的这一大主题，其中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男女世情的传统，虽然不被理论界重视，甚至也被作家自己否认，但其实它是20世纪以来的很重要的一支发展脉络。更新的例子可以参考金宇澄的《繁花》。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同意《秋柳》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堕落，但是换一个角度，它却可以被看做是青楼世情文学在20世纪在五四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邵宁宁：《论郁达夫山水游记的知识分子风骨》

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像对郁达夫这样的作家来说，其实有一个中国的山水审美传统在作用的问题。就像刚才许先生说到的郁达夫和青楼文化的关系，其实郁达夫关于风景的看法，关于山水的看法，都和中国文化更深远的传统有着联系。所以我在这儿就想谈谈，何为风景的发现。

什么是风景，其实我更愿意说山水，而不太愿意说风景。但如果从风景的角度来说，风景这个词在中国，至少在东晋已经出现了。但是在后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风景这个词其实还是不能代替山水。风景之所以成为风景，可能确实和现代性的一些东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就郁达夫来说，我觉得他的山水书写，联系的是一个更深远的中国山水审美的传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山水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山水所体现的风景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体现出人对世界的了解或者征服。

汉以后，山水慢慢的变得和人相亲起来了，当然和人在自然中的生活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从汉府，到后来魏晋南北朝的那些山水小品，我们看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而且人越来越深入到自然中去了。

再往后推，中国山水文学在这方面的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昨天白亚仁先生说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对山水游记，带有很明显的人对自然的认知痕迹与意图，所以徐霞客对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不去展露，而更多的去写山水本身。

中国人对山水除了这样一种认知性的了解之外，其实中国人山水意识中还有一种非常久远的传统，这就是把山水当做一个逃避人世的避难所，一个乌托邦。用这种词可能不是太恰当，但是总的来说，山水是和人间相对的，这个人间主要指的是社会，往往是在社会生活中感觉到失意和不满的人，就会走向山水。而走向山水之后，他更多的更强调的不是山水自然本身的美，而是人的内心的自我的一个完整。

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山水之游看什么？从古人一直到今天，我们去游山玩水的时候，究竟在看什么，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两种方向去看，一种是自然风物，一种是人文胜迹。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很多旅游其实不是看的山水风物，而是看的人文胜迹。

大家如果看郁达夫的山水游记，有一个非常鲜明、突出的特点：虽然山水之美写得非常美，但郁达夫真正的兴趣往往不在山水上，而在山水间所留下的人文圣迹。所以郁达夫的山水之游里，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生苦闷的转移，他想从社会人生的苦闷中摆脱开，从山水之乐中，寻找一种自由的、放松的心境，而且也找到一种他所敬仰的，或者他所认同的一种人格和精神境界。

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就可以开始聊我主要想谈的话题，就是他的知识风骨问题。郁达夫散文中的知识风骨问题，我们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切入，但是我觉得最集中的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就是《钓台的春昼》，这是郁达夫游记散文中最著名的篇章。

在《钓台的春昼》里，郁达夫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钓台周围的风光，他真正要去寻访的是严子陵的钓台。严子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种风景，这是一种人文风景。严子陵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人格象征，这个特别的人格象征是什么呢？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独立气骨的表现。知识分子虽然生在一个封建时代或是一个专制时代，都不得不屈服于专制秩序之下，但是他们的心里，总有一个严子陵的风景。

所以，郁达夫的山水游记，它的真正意图并不在山水，所以我的题目是“寄情山水之外”。当然它也有山水之类的东西，但郁达夫的多数作品是在寄情山水之外的，他通过山水来完成他人生苦闷的转移。这个人生苦闷可能有社会性的苦闷，也可能有生理性的苦闷。总的来说它是一种人生苦闷的转移，而通过转移之后，就是对一种人生精神境界的认同。

薛熹祯：《时代大潮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常”与“非常”——〈沉沦〉中郁达夫对青年群体心路历程的不懈探寻》

郁达夫充满成长之痛的经历，虽然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可这也是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人生体验。郁达夫刚刚登上文坛时，只是一名新人，但勇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且他特别细腻地观察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引起了都市生活对都市文学创作的非常强大的作用力。所以当时《沉沦》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特别剧烈的反响。我想他能够引起当时青年读者的共鸣，是因为他认真倾听和捕捉年轻人心里真正渴望的是什么。那么这样的欲望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

通过这样的思路和阅读感受，我们来看一看郁达夫的《沉沦》，就可以发现，包括郁达夫在内的同时代文人，和他笔下的人物都很难安心抵达都市生活的中心，总是面对着破碎的生活而感到无可奈何，同时对自己理想生活的蓝图也感到迷惘。所以这一些人都很难融入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和谐的生存状态里面。这种特殊的背景和他们的处境决定了当时中国都市文化的复杂性，而郁达夫笔下的边缘者的书写，也成为了当时都市生活非常独特的风景线。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轻青年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无法释放自己心里压力的时候，这个压力不仅包括他们的主观欲望，也有一些生存的压力，或者是他们疯狂沉醉的都市生活背后那种生存的精神压迫。之后，他们在不同女性身上徘徊，但也得不到任何的安全感，所以最后只能被迫无奈地成为都市的边缘者和游魂。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背景，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文环境、复杂的文化场域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个人认为，通过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嬗变过程，其实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心情去创作这部作品。

总的来说，中国现代青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非常异常复杂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有传统知识精英的信念、生活信条，可是他们也随时感到生存的危机感。在郁达夫笔下，倔强和彷徨共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普遍心理的常态及抗争和困窘共存的都市漂泊者的非常生存之道。在此基础上，郁达夫不断挖掘灵魂的痛处和深处，激发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因此，我们阅读郁达夫的很多文本时，处处看到人生的荒凉和悲哀、人生无常、人生失语等复杂道理。所以这也是当时郁达夫的《沉沦》反映出来的一些时代的烙印，是我阅读郁达夫的《沉沦》过程中的一点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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