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访问记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和江湖一样好玩。

2008年12月，接受作者采访时的金庸

“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浏览1966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位于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金庸的书房最为豪华。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随后我听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先生，吃过晚饭没有？”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

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我们在采访中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7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

2010年8月26日，上海世博会澳门馆里的“金庸书房”。书房里展出了金庸当年在《明报》工作时用过的屏风，上面雕刻着《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采访过的学者近况。一些学林趣事，他听得兴味盎然。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这四位，我都见过。记忆里，第一个见的是黄霑，并不是谈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是都长谈过。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12点以后，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陶杰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东西差不多。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我便说：“钱锺书也是无锡人。”金庸说：“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很锋利。”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我说：“听说您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金庸说：“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我接话：“您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没想到金庸说：“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我问：“您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金庸说：“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我说：“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年您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金庸说：“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40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我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这些同学就接受这个观点。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以前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

我问：“您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有人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

“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我说：“您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金庸说：“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说：“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我又问：“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金庸也笑道：“《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小说里？”金庸一听，不禁微笑：“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金庸说：“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近代，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古代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86岁。（文/李怀宇）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