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江戏”在潮汕地区的兴衰

鲁迅先生曾在《三闲集·在钟楼上》中写到：“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 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据广东方志资料的说法：粤闽等地把长江左及以北数省称之为外江，因此习惯称呼外省人为“外江佬”，把外省的戏称之为“外江戏”。

图为1937年《薛蛟吞珠》剧照，这是现存的广东汉剧历史上最早的一张剧照。

按当今戏曲研究的通行观点，外江戏，广义是指清初以来广东地区对外来戏曲样式的统称，狭义则指从外地来到本地演出的戏班。清朝同光年间（1861年-1908年），“外江戏”特指一支分布在“赣之南，岭之东，闽之西部”、以皮黄为声腔主体的“潮梅外江戏”。1933年，广东大埔人钱热储撰《汉剧提纲》，提出“外江戏”改名“汉剧”。1956年，全国剧种普查另冠名“广东汉剧”，以标明地方特色。至此，“外江戏”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变为今天广东汉剧的专称。

据《中国戏曲志》记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后，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受到官府器重，也为士绅文人崇尚。另据《湖北省志》记载: 乾隆年间，汉调形成，创西皮、二黄合奏，为皮黄声腔形成之始。再据《潮州志·戏剧音乐志·外江戏》记载：“外江戏”的鼻祖是汉调，故循其本来的称呼叫做汉剧。那么，依此姑且可以推论，“外江戏”流入广东的时间，应当在清朝乾隆年间（1711年-1799年）。

图为“四大徽班进京”绘图。

据《中国戏曲志》记载：明清以来，“外江戏”在粤省演剧有两个中心，即广州府和潮州府。按照“商路即戏路”的戏曲研究理念，戏班总会寻找经济发达、有观众群体的地域演出。早期粤东地区经济繁荣为“外江戏”演剧市场的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潮州“外江戏班”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潮州上水门捐资建立“外江梨园公所”，现今该公所的遗址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几大名班的规模。当时，该公所多用作外江艺人集会、活动的场所，至今屋宇碑铭尚存。现今该遗址还存六块捐资重修“梨园公所”的“题银碑”，潮州外江戏班梨园公所于光绪二十六（1900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间，潮州外江梨园公所以外江戏班命名的碑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潮州外江荣天彩班，碑文记有黄春元、方永信、朱永兴等八十四位艺员为重修梨园公所题。

图为潮州外江老三多班题银碑。

潮州长期是府治的所在地，自元朝、明朝以来，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又处韩江出海口，为闽、粤、赣边区出海物资的集散重镇。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韩江三角洲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当时不少潮州商人把生意做到泉州、福州、杭州一带，对两地的文化沟通起了很大地促进作用。在清朝平定南明政权和抗清义军之后，康熙采取了恢复生产、发展农业的政策，并宣布“开海贸易”；至嘉庆期间，海禁大开，潮州成为了外省商贾云集之地。据《潮州府志》记载：商贾辐辏，海船云集。康雍时，服贾极远，上及苏、松、乍浦、澄、赣、广、惠之间，嘉道间则海帮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其多列而居。1858年，潮州、汕头被开辟为英法与粤东的通商港口，此地在短时间内变成粤东、赣南、闽西的主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一跃成为粤闽赣交界地带的经济中心。

自安徽的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之后，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也受到官府器重，并为士绅文人所崇尚，一些地方官员家纷纷蓄外省戏班，以应酬外地官员。比如，据相关稗史杂记，曾任水师提督的普宁人方耀，在府内蓄有外江老喜天班，以应酬外地官员娱乐之需。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客居潮州的外地商贾，先后在潮州建立了江浙、福建、澄龙、漳泉、嘉应等会馆，各会馆也常聘其家乡的戏班来潮州演出。

图为潮州“外江戏班梨园公所”遗址。

其时，传入潮州的外省剧种，有的在潮汕落地生根，成为潮汕地区的剧种，至今仍有粤东流传的外地剧种，比如正字戏、西秦戏、南下白字戏、和外江戏。据王定镐在《鳄渚摭谈》中记载：潮州外江戏，或谓创自杨分司。这里的杨分司即杨振遴，河北宛平人，道光10年（1830年）任惠潮嘉道兼潮州盐运同知，曾带戏班入粤。咸丰10年（1860年），潮州上水门建立“外江梨园公所”，足见外江戏在潮州已很盛行。与此同时，这些在潮汕扎根落户的外省剧种，特别是外江戏，在长期的艺术交往中，对潮剧的唱腔音乐、表演、以及剧目等，起了积极的影响。

据《潮梅现象》记载：“外江戏”进人潮汕后，在同治至抗日战争爆发的百余年间，达至演出的高度繁荣。当然，这其中也有潮汕本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外部因素，以及当时潮州本地戏剧不够发达的客观原因，还有当地官员阶层热捧的社会文化氛围，加之其时广大粤东民众对它的喜爱。比如，当时在潮汕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外江戏业余“儒乐社”。业余“儒乐社”的成立，极大地推广和普及了“外江戏”，也培养了大批观众。

图为外江戏新加坡余娱儒乐社民国手抄剧本。

据《潮州志》记载：当外江戏鼎盛的年代，潮州社会崇为雅乐，士绅阶级爱好这种艺术的颇不乏人。檀板歌喉，春风一曲，以为雅人深致。间或粉墨登场客串，像京班的票友。故儒家乐社的组织，云蒸霞蔚。儒家两字，在潮州的特解是风流儒雅之家，儒家乐社便是儒雅的业余剧乐组织，亦等于京班的票房。清光绪至宣统年间（1871年-1912年），是外江戏在粤东的鼎盛时期，正式班社多达30多个，潮阳的老三多、澄海的老福顺，普宁的荣天彩和潮州的新天彩，统称外江四大班，以行当齐全、名角辈出而名扬各地。

进入民国时期，潮汕地区的清朝统治力量土崩瓦解，之前热捧“外江戏”的外籍清朝官员也纷纷离开粤东地区。再者，当时的潮音戏与时倶进，锐意革新，以其成熟的艺术和崭新的面貌，赢取了更多潮州语系的观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外江戏”开始逐渐向山区转移。

图为潮音剧《荔镜记》剧照。

此后，“外江戏”只是在每年重要的赛神活动时节，才由墟镇赶回潮州，候场待聘。民国廿四年（1935年），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写到：每届春日神游，外江班纷纷由梅属客地莅潮待聘。其后，随着外江班人员结构本地化的进程，外江戏的活动范围逐渐向粤东山区惠阳、韶关和江西赣南、福建闽西、闽南、漳州地区扩展，这也是外江戏之后的主要流传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