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全球变异之旅：当科学遇到政治

当人们不再纠结于病毒到底在哪里先出现，全球团结一致抗疫才会得到更有力的加持，更大的政治是直面因贫富差距导致的疫情非对称冲击

文 |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发自华盛顿

编辑 | 苏琦

我不是报道医学领域的记者，但疫情不断蔓延，几个月下来，它几乎是全球各地新闻报道的惟一重心。我也得研究病毒的入侵渠道，和专家讨论死亡率。其实不只是我，其他新闻记者也多少如此，其它领域的工作者也多少如此。

有科研人员做过同样的表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家如此急切地同时关注一个主题。几乎所有其他研究都暂停了。

病毒传播的速度太快了，不过我发现，和病毒有关的真假消息传播得更快。有时候我会接到不同国家的朋友发来的链接，询问我可信度有多高？

比如，这两天就有人拿着新闻报道问我：说早在2019年11月下旬，美国情报官员就曾多次向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白宫警告，一场传染病正在席卷中国武汉地区。这场“灾难性”疫情不仅会对当地民众造成威胁，还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商业模式。不过在4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自己“不记得”也“不知道”是否收到过相关报告。

对于这类报道，我也不知道真假，但是我知道最简单的甄别方法：核实和甄别信息的来源，比如权威媒体都有受过训练的专业判断渠道，已经替我们把了一道关；另外，在后真相时代，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越是假消息、危言耸听的消息，点击量就越高，感叹号用的就越多。这样的我直接忽略不看。生命短暂，不能被汹涌而来的信息流卷走，更不能轻易被别人消费。

至于2019年11月就发生的警告，不看信源我也大体倾向于相信——因为美国国防部长的回答大有蹊跷。或者以我最真实的个人经历，一个美国财政部负责大数据的高官就曾和我解释，很多被神秘化的事实，大数据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他举了非典的例子，提到美国电信公司如何通过在美华人打电话的数据很早就判断出非典疫情在中国暴发。

目前科学家们仍无法就病毒的来源地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最新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东亚，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则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但这些研究仍然没有成为医学专家们的普遍共识，更多的研究还在世界各地进行中。

因为疫情，许多国家纷纷封锁国界，但病毒毫不犹豫地打破国界，四处穿梭。我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聊起这事，他说，这几年世界范畴内都有点过分追求政治正确，不尊重知识也不尊重事实。

新冠病毒起源和变异

前两天，我去请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何大一，他说在科学上，很多病毒本身的关键问题还都没有答案。在危机时刻，人们需要条理清晰，需要领导力，需要有专业人士做指导。

事实上，现实世界是，有些专业人士提出指导后，其他人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定制事实。

比如4月10日引发朋友圈吐槽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

剑桥大学4月9日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的几个变种和传播路径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杂志上，题目为《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中文译名为《SARS-CoV-2基因组的进化网络分析》。该团队基于2020年3月4日前来自于世界各地感染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把一种与新冠病毒的同源性高达96.2%的蝙蝠冠状病毒（即中国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发现的BatCovRaTG13病毒），设定为新冠病毒在动物中的祖先，对“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数据库中提取的、160个完整病毒基因组数据进行了基因学分析，绘制了病毒进化图谱。

专业人士+专业分析+专业传播渠道，一切都很专业。偏偏它是英文的。于是中文版本就有了做大做多的空间。

这个研究发现COVID-19存在三个主要变体，不同“变体”间紧密相关。研究人员将这三种变体标记为“A”，“B”和“C”。其中，变种“A”与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病毒关系最为密切，是这次疫情暴发的根源；类型“A”经历了两次突变后产生了类型“B”；而类型“C”又来自于类型“B”。

问题到这儿就出现了。广泛传播的翻译是：A类病毒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洲的受感染者。A类在武汉只有极少案例，且来源于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研究人员称A类病毒为“暴发根源”（“the root of the outbreak”）。B类毒株是中国境内（即武汉）主要类型，且并没有传播出东亚地区。C类病毒是欧洲主要类型。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韩国皆有此类型，且没有在中国大陆发现。研究人员认为，毒株C类型演化自B，B类型演化自A。

按照这个翻译，病毒来自美国和澳州就变得有科学依据了。

偏偏这个世界上能看懂英文也看得懂中文的人，并不只是一小撮。立刻就有很多人批评这个翻译偷梁换柱，断章取义。

比如，虽然类型“A”在武汉地区被发现，英文的后一句话就被翻译的人故意漏掉了：然而让人惊奇的是，这（“A”）并非武汉感染者所感染的主要病毒类型。存在于武汉地区的主要为类型“B”，该类型在整个东亚患者中普遍存在。

我找到了英文原文，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C”型病毒变体主要存在于欧洲各国，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病例中也有出现，但是在中国大陆样本中却没有发现该型病毒。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对唯一一例墨西哥样本的基因组进行分析，发现该病例所携带的病毒基因组与意大利发现的病毒基因组相同。这个出现在遗传网络中的墨西哥人2月28日确诊，这一墨西哥患者在意大利感染了新冠病毒（该墨西哥患者不久前曾前往意大利旅行）。同时，根据基因组关系，意大利病毒可能源自1月27日在德国Webasto公司确诊的一名员工，而该员工可能是被一名中国同事所传染，这个中国同事的父母此前从武汉出发去看望她。此病毒的武汉—墨西哥之旅历时一个月，发生了10次突变。

剑桥大学的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说：“实际上发生了很多快速突变，无法完整地追踪COVID-19家族簇，我们使用了优化的网络算法来可视化所有可能的分支。”

至于为何A型病毒并没有在武汉和中国大范围地出现，而是由A型变异来的B型，彼得·福斯特博士的回应是，这可能是因为A型并不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才变异成了B型，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的感染者传染出去的，即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A型更多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是因为A型更适应那里的人的免疫系统。

但这个解释目前也只是一种推测，彼得·福斯特博士也不完全肯定。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类命名的A、B、C三种类型的新冠病毒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和变异关系，或许还需要更大样本和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病毒感染的非裔路线图

研究人员可能通过遗传网络技术准确地追踪既定的感染途径，在现实生活中，新冠病毒感染的途径也是有迹可寻的，它有贫富分化的路径做指引。我这个观察也是基于实地调查。

调查的起因是我的美国朋友Chris。疫情一来，3月下旬马里兰州确诊感染患者直逼300人，死亡3人，州长发了狠话，要求所有“非必需”（nonessential）商家一律关门。本来生活有滋有味、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Chris的商铺被归到没啥必要的行列。人失了业，每个月高达4500美元的商铺租金一下子变成巨额负债，又拿不到美国政府的任何救济——虽然美国政府给美国人白送钱的消息满天飞，做为美国公民的Chris发现所有的渠道都暗藏门槛，无奈之下他开起了网约车。

开了一周网约车之后，Chris给我打了电话。问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新冠肺炎在美国死亡最多的是不是黑人？

Chris的结论在他提出一周之后被证实。美国疾控中心(CDC)4月8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美国14个州在2020年3月1日至30日期间的近1500名住院患者的临床数据。结果显示，全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高达70%。

Chris的疑惑和猜测源自他的亲身经历：自从大华府地区所涉及的首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都大刀阔斧地实行各种“禁足”和扩大社交距离后，他的乘客中90%都变成了非裔美国人。他说最夸张的一天，十几个乘客中，只有一个不是黑人。他和这些乘客聊天，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白人或许可以在家工作，而大量非裔美国人根本无法在家工作。

这些人主要的工作地点是杂货店、公共交通、疗养院和工地、医院等。做为低收入群体，他们工作和通勤完全依靠公共交通，但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大幅削减，公交有时候要等一个多小时。无奈之下，只能靠打车。有些小时工甚至连网约车的软件都没有，最终由雇他们的人付钱替他们叫车。

按照Chris提供的线索，我也出门打了几次车，穿梭于“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这里被称为病毒传播的“热点”地段，包含马里兰州病毒集中爆发的12个辖区。我的调查是不严谨的。比如，原计划我先去华盛顿的东南部——这里是非裔贫民窟的集中区，曾经失业率在全美最高；然后去巴尔的摩的非裔贫民窟，那里只比华盛顿东南部更差。但在华盛顿东南部转了一圈我就放弃了。

那天是阳光明媚的周三。我打车到华盛顿东南部时，依次穿过了华盛顿的旅游胜地——现在都变得门可罗雀——偶尔有跑步、骑车的人路过，惟一大行其道的群体是鹅，它们严格保持着社交距离。

华盛顿平日人潮汹涌的景点，现在只有一群鹅。 图：金焱

我还没看够这春风沉醉，车七拐八拐就进入了非裔聚集区——视觉上道路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只是道路逼仄了，人流也骤然加大：惟一的运动者在篮球场上，十多个人正在打篮球；楼房拐角、街面上聚了好多人，有蒙面的（代替口罩），大多数什么都没戴，我恍然进入了一个没有新冠疫情的世界。

图说： 因为环境和经济因素，新冠病毒对非洲裔美国人而言变得尤其危险，他们的社区一贯缺乏资金支持，图为破烂的华盛顿东南部街区。图：金焱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前，非裔美国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就大多长期患有慢性疾病，这从街上或坐或站的非裔人状态上多少可以看到端倪。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因心脏病、中风、癌症、哮喘、流感、肺炎、糖尿病和艾滋病去世的比例普遍高于白人。有人说，从历史上看，美国人感冒的时候，非裔美国人已经得肺炎了。慢性疾病与新冠病毒相结合，感染者遭受最糟糕的健康后果，如死亡。

美国黑人社区感染率相对其他人而言要高3到4倍。图：金焱

车再向前开，房子变得更破败了——人群聚的更多了，他们嘴里吃着东西，司机告诉我大麻或毒品的可能性很大，男女老少有说有笑。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街上？我得到的一个解释是，在封闭空间内和短距离内，面对面的互动会更加危险——但大多黑人住在较窄的房子里， 人多屋小，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出来。

一个无家可归者在路边。让政府进退两难的是，在疫情下，这些无家可归者应该去哪里？ 图：金焱

再拐到一个下坡，更多的颓废的非裔青年三五一堆，他们的穿着举止和神态和他们的对面停着的六七辆警车彼此映衬，感觉警车的存在更多是摆设。这让我放弃了去巴尔的摩——巴尔的摩3月18日报道刚发生一起致7人受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巴尔的摩市市长恳请市民在疫情面前放下枪支，留在家中。

富人总有退路

在Chris之外，我远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克桥(Stockbridge)的朋友Marc给我提供了新冠疫情下的另一个版本：富人的隔离。

Marc是斯托克桥当地人，这个2000人左右的小城刚刚被旅游网站（Big Seven Travel）评为美国最迷人的小镇。斯托克桥看起来像是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重要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一幅画。历史悠久的广场，精致的旅馆和咖啡馆、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建筑吸引着很多美国富人在此购置房产宅地，这里是美国富人夏季度假的所在。

让Marc大惑不解的是，从半个月前，这些夏季才飞来的富人成群结队地到了，他们扫空了小城商店的日用品。不过小城依然宁静，富人们只是来此隔离一下。

翎美投资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林新伟告诉我，他有国内高净值朋友在美国远离城市，私密性极好的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买了豪宅。往年这个时候向外出租基本无人问津，现在富人在偏远地区世外桃源租房来寻求慰藉的需求高涨，他朋友山里的房子就再没有空着，租金也涨了不少。

富人区里岁月静好。图：金焱

在美国从北到南，随着疫情的爆发，许多季节性的避暑别墅成为在人口稠密城市里居住的富人的避疫之地。一些小旅馆、酒庄也看到商机，赶紧针对这些富人推出新冠专项新服务，让客人每周“买断”性付租金2万美元，旅馆提供每周清洁服务、提供自行车、使用带台球桌的会所休息室和所有餐点的租金。疫情期间，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虚拟签到，专门指定用餐时间。客人用餐完毕并离开场地后，再进行清理。

林新伟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中国代表处任首席代表。南卡有一个美国富人聚集地、基洼岛（Kiawah），那里最便宜的房子起价50万美元，也有2000万美元一栋的房子。从纽约到亚特兰大的富人都想在那里购置一套房子度假。

我曾经去过那个岛，车开到岛上需要特别的密码，那里的星空特别美，富人们以打高尔夫为乐。据说现在岛上因为富人们纷至沓来，高尔夫球场也热闹起来。

在大华府区，马里兰蒙哥马利县是美国五个最富有的县郡之一，在彭博2020年美国最富有地方排名中，惟一挤进前25的是蒙哥马利县的特拉维拉（Travilah）。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它只是一个人口普查指定地点，家庭年均收入为30万美元。

我也打车去了特拉维拉，调查一下疫情下的富人区——发现隔离和禁足对富人基本没有影响：他们的住宅大都坐落林草茂密之处，环境十分清幽私密。他们不需要去公园——他们石板铺成的小路、高大的云杉、观赏树木和灌木丛不比公园差。他们不需要去娱乐场——游泳池、健身房基本都是标配。

我在特拉维拉转时，惟一看到一扇大门打开，里面开出一辆豪车，车上放着两个皮划艇——估计这是他们惟一不能在家里从事的休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