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民族主义与被扼杀的全球化——疫情下的世界变局

对于本土主义者和地方保护主义者而言，疫情的爆发可谓是一份被赠与他们的“政治礼物”，其根本原因是疫情将会对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产生长期影响。

时至近日，多数政治家和投资者仍然对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对经济的潜在影响有所轻视。事实上，直到2月底，多数人仍错误地认为疫情只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短暂且有限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这次疫情可能会演化成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冲击；而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依然预期这种冲击将会很快结束。但是，如果经济停滞对全球产生持久影响，各国政府又应该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又是否会为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画上句号？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加剧了本国人民对于外国入境者的担忧，这也为这些国家限制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举措提供了合法性。在经济方面，各行各业突然意识到依赖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将会为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供应链不仅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且更与特定地区，例如武汉有着直接联系。在出入境方面，各国政府都急于发布旅行禁令，颁布额外的签证要求和实施出口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1日宣布的针对来自欧洲多数入境者的旅行禁令引起了巨大争议，但美国并非唯一颁布入境限制的国家，而所有这些政策都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化。

2020年3月19日，新加坡樟宜机场出发大厅内空荡荡。 新华社 图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策的破坏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会对全球带来持久影响，加剧破坏全球化的趋势。针对国家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病毒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打击相关的国际供应链，减少全球商务旅行者的出行，并为偏爱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管制的民族主义者提供政策支持。对西方公司而言，他们依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复杂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着巨大风险，随着近年来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劳动者工资飙升，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优势也逐渐减弱。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由于其强调了将中国作为供应链中心的风险，导致许多企业争相寻找可以替代中国的供应商。尽管一月份的贸易协定标志着中美贸易战的暂时停火，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制造”的敌意依旧存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需要加以遏制的长期战略对手。

今天，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对全球生产和贸易产生了严重干预。与上年同期相比，许多中国工厂的长期停产使今年中国前两个月的出口下降了 17％，并打乱了如欧洲汽车，iPhone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许多国家的企业仍然习惯于依赖中国制造，而且中国制造依旧具有很多优势，例如规模化的生产管理和高效的物流。但是，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促使许多企业重塑其供应链，并转为投资更具弹性的本地化生产模式。对于决定调整供应链的企业来说，他们可以作出三种不同发展选择。一种选项是将业务细分，并转移至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另一种选项是缩短供应链，例如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欧洲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东欧或土耳其。第三种选项则是建议发达国家的企业选择投资机器人和3D打印，使消费者与本地生产距离更近。

在供应链与进出口之外，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第二个持续后果是商务旅行的大幅减少。长期以来，技术专家们一直认为视频会议和聊天应用程序将取代大多数商务旅行，并让许多人转为居家办公。然而，直到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爆发前，商务旅行仍在持续增长，并且似乎没有减少的趋势。现在，无论是由于政府禁令，商业决定还是个人的谨慎考虑，除最重要的国际旅行外，其他所有的出行都被取消了，人们也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家工作。得益于这种强制性的要求，企业发现通过线上等方式替代面对面会议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线上会议的成本更低，耗时较少，且对于员工的家庭生活有益。另一方面，在人们日益关注飞机排放对气候影响的今天，许多企业也热衷于提倡环境意识和坚持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承诺。因此，企业进一步缩减商务旅行决定的背后可能既有环境因素，也有经济原因的考虑。

第三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新型冠状病毒确实迎合了支持更严格的移民控制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该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看似遥远的外国威胁时的脆弱。新型冠状病毒不仅在伦敦和纽约等全球中心城市内传播，它更是直接蔓延至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等省级城市、西雅图郊区的疗养院，直至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Castiglione d'Adda这样的小镇，这座仅4600人的小镇在今年2月被意大利政府首次隔离。

面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共同威胁时，国际上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强调了跨界合作的必要性，但他们的行动却与他们的说辞并不一致。许多“表面上的”自由派政府都对旅行和贸易实行了更为严厉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比特朗普在去年中美贸易冲突到达最激烈时所施加的限制还要严格。新西兰左翼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迅速禁止了来自中国的非新西兰公民身份的旅客入境，虽然这种地毯式禁令未必会成为公众健康的保障，但该禁令以控制疫情为由，使关闭边境这一政策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即使在欧盟这样明面上“畅通无阻”的单一市场内，法国和德国也禁止出口口罩。考虑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欧盟所做出过承诺，这样的政策对于拥抱自由国际主义的欧盟主要成员国有着不同的意义。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对意大利伸出援手后，其他26个欧盟政府都没有回应意大利对医疗援助的紧急呼吁。

当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也暴露了本土主义者主张的“反移民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人民更安全”这一观点的空洞性。由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等极右翼同盟党以及民族主义联盟领导的伦巴第省政府并未成功地保护该地区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侵害。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未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入侵美国。尽管特朗普本人仍可能因为他的考虑不周和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不善而付出代价，但总体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是一份“送给”本土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的政治礼物。它可被利用使本国人民产生外国人日益成为一种威胁的认识，并强调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不能总是向邻国和亲密盟友寻求帮助。同时，由于印度限制了其庞大的制药部门出口救生药物，那些希望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将各种产品本地化的本土主义者获得了支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所带来的本土化与民族主义化趋势可能会鼓舞那些相信强大政府，将社会需求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将国家行动置于国际合作之上的人们。

基于这些变化，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会带来一个全球化程度更低的世界。而当疫情的传播和恐慌减轻之后，拥护开放世界和自由贸易的人们将不得不寻找更新颖和有说服力的理由为全球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