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时间

3
时间传染病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上午，苏珊和我偷偷进城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们从未以情侣的身份来过这里，即便是孩子们出生之前也没有过。当时大批游客还未到来，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较为清静的时间，细品艺术的饕餮盛宴。我们各看各的，但心系彼此。苏珊漫步在马奈和凡·高的作品中，而我则走进侧面的小画廊，大概有一节地铁车厢的长度，里面陈列着一组出自德加之手的铜质雕塑，由玻璃柜保护着。有一些半身像、几匹奔驰的骏马，还有一个全身的女性雕塑，只见她举起弯曲的左臂，好像刚从美梦中醒来。

画廊的尽头摆放着一个长长的柜子，其中是24个神态各异的芭蕾舞女雕塑。一位舞者在检查右脚的鞋底，另一位正在穿长袜，还有一位将右腿往前伸、双手后摆矗立着。阿拉贝斯克（Arabesque，舞者最常练习的舞步之一，其用途广泛，通常和其他芭蕾舞步组合完成，例如伸展动作或者腿部动作）式前倾：单脚站立，身体前倾，手臂外展，仿佛孩子在模仿一架飞机；阿拉贝斯克式正向抬腿：左腿直立，右腿抬起、脚尖朝前，左臂弯曲绕过头顶。这些雕塑虽然静止不动，但所呈现的意境却颇具动感，并足以引起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而我则仿佛置身于一场排练之中，舞女停下动作，只是为了让我能够充分欣赏优雅的力学之美。这时涌入一群看似舞者的年轻人，他们的领队说：“快，哪个是你们自己？”于是年轻的舞者们迅速做出各自的选择，并开始模仿。离我最近的少年抬起右腿，双手放在臀部，肘部朝后弯曲。“你选的造型我很喜欢，约翰。”领队评价道。

时间，在我们开心的时候快如流水；也会因沮丧、车祸或从房顶摔下而变得缓慢；还会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发生扭曲，而快慢则取决于具体的药剂。其实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扭曲时间的方法，科学家一直在探索之中。

2011年，布莱兹·帕斯卡大学（位于法国克莱蒙费朗）的神经心理学家赛尔维·德鲁瓦·沃莱（Sylvie Droit-Volet）和3位学者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向一组志愿者展示两位芭蕾舞者的图片。该实验就是著名的二分图判断（bisection task）。实验第一步，每位被试者会看到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张纯色图片，持续时间为0.4秒或1.6秒两种模式。重复显示多次后，让被试者能够辨识两种时间间隔，并形成感知。接着，屏幕上出现一张或两张芭蕾舞图片，持续时长介于两种间隔之间。在每看一张图片后，被试者需要按下按键，指出芭蕾舞图片的持续时间更接近短间隔还是长间隔。实验结果非常一致：阿拉贝斯克式舞姿，即图片中更具动感的那张感觉比实际持续时间更长。

这个实验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多项研究也揭示出时间感知与动作之间的关联。在电脑屏幕上快速移动的圆形或三角形，似乎比屏幕中静止不动的物体持续更长的时间。图形移动速度越快，扭曲效果越明显。不过，德加的雕塑并没有移动，仅仅呈现出运动趋势。通常情况下，导致持续时间发生扭曲的是你对刺激物的特定物理属性的感知方式。如果你观察到一束光每隔10毫秒闪烁一次，如果同时听到一系列提示音，频率相对较低（比如15毫秒），那么会让你觉得光束闪烁频率降低，与提示音相符。这是神经元的一种奇怪的作用方式，许多时间错觉实际上都是视听错觉。然而，在德加雕塑的情况中并没有改变时间的属性，即感知不到动作。该属性的产生完全依赖于观察人在记忆中的激活甚至是重现。仅仅通过观看德加雕塑便能扭曲时间，充分阐明了人类生物钟的工作机制和原因。

在时间感知的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情绪对认知的影响，而德鲁瓦·沃莱已开展多项著名研究，来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近期的系列实验中，她要求被试者观看一组面部图片，其中包含面无表情的图片或表达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的图片。每张图片在屏幕上的停留时间介于0.4秒至1.6秒之间。随后观察者以事先教授的两段持续时长为标准，用“长”或“短”来描述图片的持续时间。（这类实验称为二分图判断。）结果，观察者一致认为开心图片比面无表情图片持续时间更长，而愤怒和恐惧的图片持续时间也很长。（德鲁瓦·沃莱发现，3岁小孩也认为愤怒图片的持续时间更长。）

起到关键作用的要素可能是一种叫作“觉醒（arousal）”的生理反应，这可能与你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实验心理学中，“觉醒”是指身体为执行某种行为而进行的自身准备程度，可通过测量心率和皮肤的导电率得出具体情况。有时会要求被试者与面部图片或木偶形象相对比，指出自身的觉醒程度。觉醒可被视为人类情绪的生理表现，或是身体行为的先导。在实际情况中，二者并无太大区别。从标准角度看，愤怒是觉醒度最高的情绪，因观察的人与愤怒的人相类似，其次是恐惧、高兴和悲伤。觉醒可加速起搏器的运转，使既定的时间间隔累积更多的摆动次数，进而在持续时间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觉得情绪饱满的图片比其他图片更持久。在德鲁瓦·沃莱的研究中，悲伤的图片比面无表情的图片持续时间长，但比高兴的图片稍逊一筹。

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觉醒”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身体状态——未动却欲动。当我们看到行为或动作时，即便是静止图片中呈现的行为趋势，也能让我们的思维活跃起来，在脑海中把动作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觉醒”是对“换位思考”能力的一种考量。研究表明，如果你看到一个动作，例如有人用手把球捡起来，那么你的手部肌肉便会“蓄势待发”——虽然没有产生行为，但肌肉导电率会提升，你的心率也会加速，俨然“准备就绪”的状态。从生理学角度看，你已经“觉醒”了。只要看到一只手放在一个物体旁边（可能准备将物体拾起），抑或一张呈现手持物体的图片，都能产生相同的效果。

大量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模仿他人的表情和举止。还有研究发现，在实验室特效的作用下，被试者即使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任何面孔，也会模仿出面部表情。另外，此类模仿行为还能引发生理觉醒，这似乎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帮助我们感知他人的情绪。研究发现，如果在挨打前做出痛苦的表情，那么真正挨打时，痛苦的感觉会加倍。观看喜剧或苦情戏时，夸张的面部表情能够加速心率，提升皮肤导电性，这些都是典型的生理觉醒表征。借助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进行的实验显示，无论亲身经历一种特定情绪（如愤怒），还是看到相应的面部表情，都会激活被试者大脑中的相同区域。可以说，“觉醒”在人与人的内心之间架起了桥梁。你看到朋友在发怒，无须推断，即可感同身受。她的思维和情绪迅速变成你的。

同样，这位朋友的时间感也可以变成你的。在最近几年间，德鲁瓦·沃莱和其他学者已证实：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或情绪感同身受时，我们也经历了随之而来的时间扭曲。在一项实验中，德鲁瓦·沃莱让被试者观看电脑屏幕中短暂出现的无序面孔，他们之中有些人苍老，有些人则青春洋溢。她发现，面容苍老的图片的持续时长总是被被试者低估，青春面孔则不会。换言之，当观察者看到一张老年人的面孔时，他们的生物钟会放慢，仿佛要“体现出老年人特有的迟缓”，德鲁瓦·沃莱写道。通常情况下，运转缓慢的生物钟在一定间隔内的摆动次数会减少，累计数降低，进而导致人们判断的间隔时间要短于实际时长。对老年人的感知或记忆会诱发观察者再现或模仿他们的身体状况，即行动缓慢。“通过此类演绎，”德鲁瓦·沃莱写道，“我们的生物钟会顺应老年人的行为速度，进而觉得刺激的持续时间变短了。”

回顾德鲁瓦·沃莱早期的实验，参与者同样反映屏幕中生气和开心的脸庞比面无表情的脸庞持续更长时间。虽然她当时将此效果归功于“觉醒”，但又怀疑“再现（embodiment）”是否也起到一定作用。可能由于被试者曾模仿过所看到的面容，而模仿行为触发了时间扭曲。因此，她再次进行实验，并做出重大改动：要求一组参与者在观察面孔时，用嘴唇夹住一支笔，防止他们做出面部表情。结果，不用夹笔的观察者大大高估了愤怒表情的持续时长，对高兴的高估程度相对较低；反观其他观察者，即嘴唇和面部受限的一组则认为具有情绪的面孔和没有情绪的面孔的持续时间大体相同。时间扭曲就这样被一支笔终结了。

这一切可引出一个奇异又极富争议的结论：时间会传染。人们促膝长谈时，会感受对方的经历和体验，其中就包括对方对时间的感知（或根据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故此，不仅持续时间发生了扭曲，我们还彼此分享这种“扭曲”，它就像一种货币或社交黏合剂。“社交活动的效果取决于我们与对方建立同步行为的能力，”德鲁瓦·沃莱写道，“换言之，每个人都会顺应他人的节律，融入他人的时间。”

人们分享时间扭曲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感情共鸣的体现。毕竟，接纳他人的时间意味着换位思考。我们虽然会模仿彼此的姿态和情绪，但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与自己认同或想要与之分享的对象进行相互模仿。德鲁瓦·沃莱在面孔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观察者认为老年人面孔在屏幕上的持续时间要长于年轻面孔，但前提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为同一性别。如果一位男性看到高龄女性面孔或一位女性看到年长男性面孔，则不会产生时间错觉。以种族为区分的面孔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果：与面无表情相比，被试者会高估愤怒表情的持续时间；但如果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属于同一种族时，那么这种效果会显著提升。德鲁瓦·沃莱发现，那些喜欢高估愤怒表情的持续时间的观察者，在标准的同感测试中得分最高。

人们总是彼此交通，但有时对象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面孔、手臂和它们的图片，以及其他抽象的物品，像德加的芭蕾舞者雕塑等。德鲁瓦·沃莱和联合作者在关于德加的论文中强调，更具动态属性的雕塑之所以在屏幕中显得持续时间更长，是因为“它包含对更为困难和刺激的动作的模仿再现”，这也是首先出现生理觉醒的原因。也许，德加早就知道这一点，于是将其化作邀请和诱导，即便最爱走马观花的人也要驻足观看。当我看到芭蕾舞者雕塑呈现单脚站立、身体前倾的姿态时，我会迅速与其融为一体，虽然外人看到我丝毫未动，但内心已经跳起了自己的阿拉贝斯克式舞姿，幻化成了一尊优雅的铜像。在这一切发生的片刻，时间已经扭曲了。

表情丰富的面孔、移动的身体和健硕的雕塑，所有这些事物都可以引发时间扭曲，而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心理学模型（如起搏器——累加器模型）进行解释。但是，德鲁瓦·沃莱还是心存疑问。诚然，生活要求我们具备某些内在机制，以便计时和监测短暂时长。然而，一点点情绪的表达就能打乱这种机制，那么我们拥有这样不稳定的时钟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

德鲁瓦·沃莱认为，可能存在更好的思考角度。并不是我们的时钟出了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的生物钟具备超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应对日常生活中不断变换的社会环境和情绪状态。我在社交场合感知到的时间，既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也不只拥有一种模式，我们的社交互动之所以千差万别，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此，不存在独特、单一的时间，有的只是多重时间体验，”德鲁瓦·沃莱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经历的时间扭曲直接反映出大脑和身体对多重时间的适应方式。”她引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话：“On doit mettre de côté le temps unique, seuls comptent les temps multiples, ceux de l’expérience.”即我们必须撇开单个时间的想法，全神贯注于构成经验的多重时间。

德鲁瓦·沃莱提出，我们最微不足道的社会交换——眼神、笑容和皱眉等——会借助我们自身的能力进行同步。我们扭曲时间，是为了在彼此间制造时间；我们经历的许多时间扭曲现象都是产生同理心的表征。人们在对方的身体和思想中看到自己的程度越深，越容易辨别对方是敌是友，抑或是患难之交。然而，同理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品质，是心智成熟的标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随着儿童的成长，具备同理心之后，他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换句话说，长大成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如何扭曲自己的时间以顺应他人。人类可能生来孤独，但在“时间传染病”的作用下，每个人在童年结束时，都融入（即同步）到了嘈杂的时钟之海中。

4
大脑测量的只是主观时间

有时，马修·马特尔（Matthew Matell）讲演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会先向观众展示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一句话，他会大声读出来：

间隔计时对人类日常感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很难想象如果除去这种时间预期，我们的意识体验会变成什么。

不过，当他读到一半时，即在“很难想象……”处突然停顿，留出几秒钟尴尬的空白时间。此时，观众会坐立不安——怎么了？他怯场了？——直到他最终接着朗读。“我应聘维拉诺瓦大学的时候曾用过这招，”马特尔告诉我，“后来，我的担保人来了，忧心忡忡，以为我怯场，搞砸了应聘。”

不过，观众的反应却恰好印证了他的观点：由于我们完全习惯了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所以几乎不考虑这件事，直到我们的预期被打破。“你们并没有对我们的间隔进行计时，”他说，“但是当停顿出现时，你们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在计时。”早期曾有学术导师劝导他放弃研究时间：为什么要在意如此深奥的课题？“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告诉我，“我们的一切行为中都存在计时，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计时的生活。”

马特尔是位于费城郊外的维拉诺瓦大学的一名行为神经科学家。通常，当他告诉陌生人自己的研究内容是人类如何感知时间后，他们大致会提出几个常见问题：为什么我不用闹钟也能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起床？为什么我总是在下午感到特别疲惫？这类问题应该由节律生物学家回答，而马特尔研究的是间隔计时，即一种对大脑实施计划、预判和决策能力的管理机制，时间跨度大致从1秒到几分钟不等。

不过，这种机制的本质是什么呢？大脑是否具备一种中央间隔计时器，类似于视交叉上核中的母生物钟？是否存在分散式的时钟网络，会根据当下的任务适时介入？起搏器——累加器模型成为时间感知实验的可靠平台已有30年的历史。显然，我们对持续时间的判断是可以被操控的，其难易程度和预判性等同于我们对声音和光线强度的判断。但是，它却是并且素来都是一种启发性设备，类似于人类出生时就使用的时钟。但问题是，在神经元中，它位于哪里？“它只是一种概念，”韦尔登曾这样对我说，“是一种数学架构，用于促进和解释学术研究。但是，是否存在一种具备相同功能的身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而这正是马特尔所要研究的内容。

马特尔的办公室位于维拉诺瓦大学一栋古老建筑的顶层拐角处，要登上4段年代久远的大理石台阶。学校已经进入暑期，铺满油毡地板的走廊空无一人。这样的寂静能放大一切情感，我开始觉得自己回到了小学，抑或走在通往记忆深处的小路上。在一处左拐后，门厅开始变得狭窄，经过几扇正门之后，可以看到尽头。我四下询问，得知那扇看似是安全出口的大门可通往一处“幽静之地”，里面是布局紧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马特尔出现了，身着T恤、短裤、登山鞋，精力充沛，在和我寒暄之后，他便走向他称为“鼠房”的实验室一角。由于常年接触老鼠，他患上了皮肤过敏症，碰巧专门负责管理小白鼠的研究生今天请假不在，于是他戴上一副蓝色弹力手套。虽然马特尔的语速很快，但语气和蔼，说话时会睁大眼睛。他说：“科学就是编故事，然后研究是否行得通。”

在探索时间感知领域中，前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停留在对认知表征的记录。被试者（人类或非人类）受到刺激（如闪光、愤怒的脸、德加雕塑等）后会做出何种反应；并且，在什么条件下（可卡因、从高空坠落或在水箱中骑车等）可以改变这种反应？不过，研究人员逐渐具备能力去探寻大脑中产生此类反应的位置和方式。借助微定位药物可以关闭或增强所选神经元集群在时间感知中的作用，脑成像技术能揭示被试者从事计时行为时所使用的神经元组别。时间心理学带动了时间神经学的发展，随着马特尔和其他研究人员对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遇到了一项人类之谜：细胞是如何生成与我们自身相关的记忆、思想和情感的？神经系统又是如何带动软件系统的？一位研究员曾告诉我，现在人人都是神经系统科学家，因为在大脑如何产生心智的问题面前，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大脑运转机制如同一家企业，”马特尔说，“涉及诸多单位，各司其职，采取的可能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任务，单位内部存在大量个体——这里指的是神经元——每个个体都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倾向于将神经元拟人化，它们就是信息处理的小型配件。在某种程度上，神经元就像是机器人。但关键问题在于心理系统，比如由神经元组成的大脑，如何产生诸如意识等心理现象？人们喜欢说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但如果你是一位神经系统学家，我断定你不会真正赞成这种观点。因为那表明我们的行为是被其他事物支配的，而不是我们的大脑。”

人类大脑是由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集合体，每个神经元就像是一条输电线，以电化学脉冲的形式，将信息从扩展细胞体的一端传至另一端（绝大部分为单向传输）。除了某些尺寸较大的神经元（贯穿脊柱末端到大脚趾的坐骨神经大约有1米长），其他绝大部分都非常小；并且，所有神经元都异常轻薄，如果紧凑摆放，这段话末尾的句号能存放大约10～15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拥有接收端，由多分支突起组成，在显微镜下观看，形状类似树根。长长的细胞体或轴突能繁殖信号，而多分支末端用以传递信号。通常情况下，某个神经元从“上游”数以万计的神经元接收信息，然后传递给“下游”数量略少的神经元。神经元彼此间一般没有物理性连接，通信需要跨过狭小缝隙或突触。当信息抵达神经元末端时，会触发释放神经递质，进而穿过突触并附着在附近神经元的树突上，仿佛钥匙插入一套锁中。如果抵达神经元的信号强度极高，那么会促使该神经元产生自己的信号并一同传输。神经元有发射信号和不发射信号两种状态，当发射信号时，其动作电位时钟是相同的，能够变化的是发射速率。与轻微刺激相比，较强的刺激（如明亮的光线）会诱发神经元发射更多的信号，进而触发更多的下游神经元。即便在如此小的细胞范围内，时间（单位时间内的输入信号）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有时，神经系统学家把神经元描述为“重合检测器（coincidence detectors）”。其实，神经元一直在接收来自上游、基准剂量的输入信号，仅在基准剂量升高，即大量信号同时涌入时，神经元才会发射信号。有人可能会问这里的“同时”指的是什么，即什么是神经元的“现在”？大脑细胞类似于水钟，来自上游的神经递质会附着在细胞膜上，并打开通道让离子（通常是带有少量正电荷的钠离子）进入。这些离子会对细胞进行去极化，当去极达到临界阈值时，神经元便会发射。输入信号速度越快，离子增长的速度越快。但是，这种水钟有漏洞，即离子可以从细胞膜渗出，并且细胞还能主动排出更多。“整个过程可以通过一只滴漏的、底座易碎的酒杯和一点马尼舍维茨酒来演示，”一位研究员对我说，“酒倒得太快，太多，都会使底座破裂，让酒洒满桌布。”

“现在”是刚进入的离子流超过现有流速所需的时间。它是一种动态的时间之窗，很大程度上受细胞控制。神经元排出离子的速度可快可慢，而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数量由细胞DNA掌控。此外，神经元也向来自上游的输入信号给出不等权数：来自距离较远的神经元树突上的信号，其强度会在通往轴突的途中大打折扣，进而削弱了对神经元发射信号的影响力。“我把神经元想象为正在处理某件事的个体，”马特尔说，“他们能够超越时空整合信息（动作电位）。”马特尔运用类比法向学生发问：“周六晚上你应该如何选择，是参加兄弟会联欢，还是待在家里学习？”“你会在各方之间做出权衡，”马特尔说，“假如你问自己的母亲，她会给出一种回答；而你的朋友会给出另一种答案。他们可能像往常一样建议你出来玩，但你已经照做过，可玩得并不开心，所以他们建议的分量变小了。”

在任何情况下，“现在”对于神经元来说都不是零点。此处和其他地方一样，需要花时间来制造时间：神经递质需要50微秒（二十分之一毫秒或两万分之一秒）穿过突触，从一个神经元传输到另一个神经元中；而在发射前，神经元可能需要20毫秒完成去极化过程；此外，自身的信号穿过整个细胞还需要大约10毫秒。单个神经元每秒能发射10～20次，当多组神经元一同定期、按时发射时，所产生的脉冲会形成电磁振荡。“在理解时间感知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之一是大脑活动进程的时间单位是毫秒级。”马特尔说。而这种电路系统又是如何给予我们能力来驾驭秒钟、分钟，甚至是小时的呢？早期曾出现过一种关于小脑的模型，将小脑视为一种电路，搭配可能减慢信号传输的分支网络和延迟线。这一概念能够用来解释某些行为，如我们判断声音的方向。（当听觉信号先抵达一只耳朵时，便提供了有关声音来源的位置信息。）不过，这种方法不太适用于对几秒钟到几分钟间隔的感知。在过去几年间，马特尔一直协助探索另外一种模型，其运行机制与电话线路稍有区别，更类似于交响乐。

1995年，马特尔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便前往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师从行为神经科学家梅克，而梅克是前一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这里的，潜心研究间隔计时的神经学基础。到目前为止，梅克已经编译出两组极具启示性的数据。其一源自对老鼠和人类的研究，得出个体对持续时间的感知，可借助管理型药物改变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实现加速或减缓的效果。第二组数据主要来自对老鼠的研究，部分来自对患有帕金森病患者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电路方面：如果大脑中的背侧纹状体受损或被破坏、摘除，那么被试者会丧失完成标准计时任务的能力。在马特尔进校不久，梅克就把这两组数据交给了他。

“他递给我这些文件，然后说‘你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内容是如何在大脑中实现的’，”马特尔和我说，“我感觉他的意思不是让我找出答案。不过，我开始大量阅读神经生物学著作，而没有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交谈期间，马特尔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只见每只小白鼠都装在一个小塑料室中，内部设有小型扬声器，用以播放进食提示音，还有3个可以容纳老鼠口鼻的进食口。“进食口比进食杠杆的效果好，因为老鼠喜欢把鼻子插进食物中。”马特尔说。凭借这种实验配置，他便可以训练小白鼠学习他设定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老鼠把鼻子探进一个进食口中（每个洞口处设有红外线探测仪），那么30秒后便会得到一个饭团奖励。但如果30秒之内再次做出探鼻动作，则取消奖励。因此，对于小白鼠来说，要想获得饭团，就必须学会嗅探和等待，并掌握具体的等待时长。2007年，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更善于等待30秒以便获得糖果奖励，前提是它们能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即摆弄事先给它们的玩具或翻看《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和《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杂志等。马特尔的小白鼠在等待期间则选择梳理毛发，四处嗅探。“如果它们是人类的话，可能早就拿起手机上网了。”马特尔说。

一旦动物掌握某种特定的间隔后，马特尔便开始打破这种局面。在部分实验中，他会给小白鼠喂食某种药物——可能是一定剂量的安非他命，显微镜下注射到大脑的特定位置——观察是否可以加速或减缓动物的计时，进而破译与之相关的神经结构。有时也会选择性破坏小白鼠大脑中的特定器官，以便测量计时效果的变化过程。该实验步骤要求高，而且存在不准确性，尤其是需要破坏的目标位于脑干中的某个微小区域，术语叫作黑质致密部，而小白鼠的黑质致密部比一颗BB弹还小。“和人类一样，老鼠的大脑也不尽相同，”马特尔说，“基本有点摸着石头过河。”他给我拿出一本尺寸超大的书，叫作《脑图谱集》（Atlas of Brain Maps），每页都有小白鼠大脑的连续切片图，尺寸可以精确到毫米，看起来就像是菜花的“格雷解剖图（Gray’s Anatomy）”。试验结束后，小白鼠会被执行安乐死，其大脑会被取出做成切片，放置在载片上与书中的图片做比较。“然后就可以说‘我们的目标是这个结构，看看结果如何？’”

研究老鼠如何学习间隔计时的另一种途径是在其大脑中嵌入电极，然后记录老鼠在执行计时任务时的神经活动。同样，这也是一个要求极高的过程。马特尔向我展示一根接近半米长的纤维剑，其中一小段类似于刀把的金属平台上伸出8条短金属丝，每个末端都有一个电极。在大脑图谱的指导下，马特尔或他的学生小心翼翼地将电极插入小白鼠的大脑中，金属丝连接着一条从实验箱顶部垂下的电缆，通向一台记录设备，这样可以保证小白鼠能够相对自由地在实验箱中移动。设备会对神经活动的峰值进行时间编码，以便后期与小白鼠的活动进行对比。

“这类似于把一只麦克风架在了一间人满为患的房间里，”马特尔说，“这些‘人’就是神经元，你可以倾听很多事情。神经元的声音各有不同，这取决于细胞大小或与电极之间的距离。”

在某一时刻，马特尔停在了一个铁皮柜旁边，拿出一个塑料材质的人脑模型。他将其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拆分。他将大脑皮层的右半球从左侧分开，其内位于脑干顶部的是一个外形酷似平滑伞菌的结构，叫作胼胝体（corpus callosum），即为左右脑半球提供重要连接的神经纤维。接着，马特尔指出一个镶嵌在左右脑半球中的叉形结构，即脑室（ventricles）——这是一种液囊，为其他结构提供内部缓冲。“大脑处于液体中，周围全是液体，”他说，“类似于鸡蛋的保护系统。”胼胝体下方是海马体和杏仁体，这是大脑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情绪和记忆的基础；此外，还有丘脑、基底核和其他皮层下组织。

作为拥有思维能力的物种，我们习惯性认为大脑的主要工作是思考。诚然，尽管大脑担任着重要的思考任务，但其根本作用是帮助我们预判、行动，并在各种情形下为身体选出最佳行为对策。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脑把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而要达到此目的则要求大脑收集外界情况的可靠数据，尤其是目前的进展情况——前期采取的行为产生何种结果？整体情况正在趋于好转还是恶化？故此，信息在大脑中来来回回。感官数据进入后（通过眼睛、耳朵或脊髓），穿过丘脑区，辐射到感官皮层区：初级视皮层位于大脑后侧的枕叶中，初级听皮层位于颞叶的两侧，躯体感觉皮层位于头部后侧的顶叶中。信息流会在此汇聚，然后流向边缘系统和大脑额叶。有时，这个线路被称为“内容通道（What Pathway）”。凭借该通道，大脑能够辨识出刺激物是什么，但对其价值一无所知。比如识别这是蛋糕还是蛇。完成这种判断之后，信息会进入包括杏仁体和海马体在内的边缘系统，完成价值编码（比如你对蛋糕的需求程度是多少），如果值得记忆，还会生成记录。随后，数据被传输到额叶皮层，完成决策的制定（比如我应该写作业之前吃，还是写完再吃），梳理优先级之后，相关性较小的信息（比如我的节食计划）就会被降级。至此，数据将进入运动前区和运动区（位于大脑的顶部，邻近感官区），并引发行为。

大约在这条路线的中间位置，有一片重要区域叫作基底核（basal ganglia），这是一种复合式结构，其中包含纹状体和黑质致密部，信号从纹状体进入（在教科书插图中，纹状体呈螺旋状，外形类似于电话听筒）。基底核是为大脑节省劳力的机构。如果我对蛋糕的一般反应是立刻吃掉，那么我的大脑会很快发现可以跳过常规的“内容通道”——看到蛋糕，识别蛋糕，想要蛋糕，抉择是否要吃，拿起蛋糕，吃掉——而直奔主题。识别皮层神经元发射了特定模式后，基底核便可以更快地实现我的愿望，进而让神经元体系结构有时间处理新的刺激。基底核旨在掌控机械行为、形成习惯，甚至是癖好。

此外，马特尔和梅克认为基底核还是大脑间隔计时时钟的重要组件。

皮层中的每个神经元都类似于一个触角。“能接收一些特定的事物”，马特尔说，“是一种可以发现某些受限状态的全局探测器。”接着，皮层将成千上万个神经元发送到基底核，而这里包含数量更多的多刺的纹状体神经元。每个纹状体神经元负责监测1万～3万个皮层神经元，其中有很多重复情况；因此，很容易探测到来自上游的特定发射模式。当出现特定模式后，纹状体神经元会发射，触发附近的黑质致密部中的神经元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化学物质能帮助将此特定模式标记为“值得记忆，以备后用”。信号继续传输至丘脑、运动神经元，最后回到皮层。“所有这些信号输入的意义在于基底核纹状体探测到的内容，”马特尔说，“类似于习惯养成中心。对于小白鼠来说则包含计时，因为计时是小白鼠学到的一种行为，现在已成为习惯。”

上述这些机制已经颇具规模。马特尔说，这个模型表明，间隔计时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一个事实：受到外部信号刺激后，皮层神经元群会以独特的模式放电。有些会显示所谓的Theta振荡，发射频率为每秒5～8次或5～8赫兹；有些振荡频率为8～12赫兹（α频率），还有些为20～80赫兹（γ振荡）。这些振荡会依次被背侧纹状体探测到。马特尔说，这些发射频率当然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时间尺度。“大脑运转的时间范围是毫秒级，但我们可以对长达数小时的事情进行计时。你已经到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们不用看表就能估算出这样的时长。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大脑毫秒级的运转出发，来处理跨度为几分钟到几小时的事物呢？”

为解开这个谜题，马特尔和梅克借用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是由伯明翰大学神经系统学家克里斯·迈阿尔（Chris Miall）研发的。在马特尔要做进一步解释的空当，我们返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初夏的阳光洒了进来，放眼望去是高楼林立的大学校园。办公室的一面墙是高大的书架，里面摆放着诸如《精神药理学》（Psychopharmacology）和《潮湿的心》（The Wet Mind）等著作。我注意到旁边的窗台上有个未拆封的新奇玩具，名叫“大脑成长记”，只需要添水就能玩。而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块白板，马特尔找到马克笔后，便开始在上面画图了。

他画的是两排条纹，分别代表神经元的发射频率。他说，现在假设出现了某些刺激，如一声提示音。你的神经元立即开始发射，贯穿提示音的始终，但发射频率不尽相同。可能有的每隔10毫秒到达一次峰值，有的则6毫秒一次。现在假设两个神经元连接到同一个纹状体神经元，即该神经元每隔30毫秒就会探测到有两个神经元同时发射。

马特尔说，所得结果是纹状体神经元能够探测到一种间隔——30毫秒。这一时长比其中任何一个皮层神经元产生的间隔都长得多。此外，每个纹状体神经元所接触的皮层神经元远不止两个，而是近30万个，所以很有可能一次探测到数十个或上千个神经元同时发射。这样计算下来，基底核中多刺神经元能够适应的现实世界中的时间间隔便远超毫秒级。

实际上存在一种可能，即人体内的神经元能察觉到每一瞬间出现的所有可能的持续时间，只是大脑不愿费力把它们全都记住罢了。掌握一段特定的持续时间，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巩固过程，比如小白鼠得到饭团，人类获得糖果、口头鼓励或其他正面奖品。（比如等了90秒，交通信号灯变绿，可赢得自由通行的满足感。）获得的奖励能促进黑质致密部释放大量多巴胺进入基底核，而皮层的发射模式也得到充分记录，并送达丘脑，保存在记忆中以备日后使用。

从数学角度严格来说，如果考虑到大脑中存在数以亿计的神经元，并且每时每刻都要处理数量很多的信号，那么在外部世界中生成某种计时方法则显得势在必行。但极为不可思议的是，活细胞之间的机械交互能够推动计算，并诱发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具备与对时间间隔的驾驭能力相同的重要性和先天性。在一个猴子会打字的世界里，可能更容易复制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

我和梅克沟通过，他曾强调，他本人、马特尔和同领域的研究员努力探索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时”，而是时间辨别（temporal discrimination），即判断某段持续时间比另一段更具价值的学习过程。“大脑一直在对事物计时，即使是你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他说，“如果我们不说明10秒钟有多重要，那么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你一直在学习辨别好坏，以及重要的事情。要想具备辨别的能力，你需要记忆力。我真想不出来有哪件事不是时间辨别。”

马特尔和梅克将他们的间隔计时模型称为纹状体拍频模型，并借用音乐术语进行阐述：基底核是指挥，多刺神经元持续监控皮层中同步发射的神经元。在一篇论文中，梅克和马特尔将此比拟成“皮层活动协奏曲”（研究时间的科学家好像对音乐比喻情有独钟）。“犹如一支管弦乐团的成员同时演奏，指出我在乐团中的位置。”马特尔说。我让他做进一步解释，他提醒我说基底核是习惯形成的关键要素，而习惯是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对环境做出的反应。以开车为例，他说是“基于习惯的自动过程”。你看到某个出口标志后，知道打开转向灯准备换入右车道，然后调整双手的位置转动方向盘。

“皮层探测到出口标志，触发纹状体，纹状体将皮层中的活动辨识为基本的现实世界模式，于是决定执行这个行为交替，即亮起转向灯。”马特尔说，“皮层探测到该行为后又触发另一个行为交替，即驶入右侧车道。发现转向灯亮起，会引发又一个行为交替，即降低车速。于是你完成一系列连锁动作——探测到特定环境，做出某个特定行为，从而进入新的环境，等等。”

已掌握的持续时长源自这些相同的数据循环，并（至少在最初）与实际作业紧密相连。等候饭团的老鼠如同交响乐团中的乐手，“并非清楚具体的时间，知道的只是会有饭团”。马特尔说：“我感觉不到时间流逝，行为自然发生。”他接着说，“例如有一首交响乐你已经听了上百遍，现在你开始准备做饭，先烧上一些水，然后又播放那首交响乐，你知道听到第二乐章的第三小节时，水就会烧开了。你之所以能听出第二乐章的某个小节，凭借的是对所听内容的融合，而不是因为声音分贝比乐曲开头高。这里没有发展变化，既没有变得更为复杂，量值上也没有系统性浮动。总之不同于起搏器模型以及那种累积或减少的感觉。食物出现的时机是大脑状态达到10，而不是30，所以我应该继续做自己的事儿。”

他提到自己攻读研究生时遇到的一件事。那天，他和妻子正在看电影，忽然，他们要去厨房，于是暂停播放录像带。就当时的设备而言，按下暂停键并不能完全停止播放，而是会进入微型循环中——快进四分之一秒，然后再倒回，不停重复播放同一段内容。大约5分钟后，录像带会自动恢复播放。马特尔和他的妻子在厨房里忙了一阵子后，发现有些不对劲。“我俩面面相觑，互问道：不是已经按下暂停键了吗？”他说，“我们谁也没意识到这件事，也没有计时，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着做饭。但是，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在时间方面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情况，这和上述的模式探测非常一致——不用累积，就能获得已经‘听到第二乐章的第三小节’的感觉。”

马特尔很快强调，无论计时的神经基础是什么，都不等同于存在时间的感知器官。耳朵能探测到声波，双眼能感知光波，鼻子能破译气味分子。“和其他感官系统不同，我们既没有相关的接收器，也不存在‘时间物质’。”马特尔说，“很显然，大脑确实能感知时间，控制我们的行为，但大脑测量的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的时间。大脑关注的是自身的功能运转，旨在派生出一些时间信息。”从人类感知角度看，时间就是大脑在自说自话。

纹状体拍频模型（Striatal beat frequency model）逐渐在神经科学领域中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引用该理论，并且成为神经生理学对间隔计时的主导解释。梅克对此早有预期，他进入该领域时，生物钟概念仍是行为生物学家的禁忌词汇，而学术重点是破解生理学。不过，这个过程中明确了一个基本前提：一定存在着某种或多种计时机制，等待研究人员深入探索。“我们曾排除其他一切因素去研究计时，”梅克在提及第一代时间研究员时评价道，“尝试直接切入主题，全神贯注于时间。”在他看来，现今的研究员“更多关注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认为计时并没有那么神秘，不过是大脑在学习、投入或经历各种情绪时进行的一项活动”。

他很看好新一代研究员的研究方向，如，位于马赛市的艾克斯——马赛大学的神经系统学家詹妮弗·库尔（Jennifer Coull）致力于探索人类大脑如何优化注意力，因为优化过程需要精准的计时；此外还有针对计时能力缺陷的研究，研究对象是患有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人群，相关研究人员包括密歇根大学的辛迪·卢斯蒂格（Cindy Lustig）、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黛博拉·哈林顿（Deborah Harrington）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梅丽莎·奥尔曼（Melissa Allman）等。

但是，关于计时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如果一篇论文引用了纹状体拍频模型，通常会声明适用范围。例如，“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特定生理周期可以作为一种生物钟来断定时间”，或通过备注提到科学家“尚未能确定专门处理时间的神经机制”。其他模型也在广泛讨论中。“每年都会涌现10种全新的计时能力计算模型。”欧柏林大学的神经系统学家帕特里克·西蒙（Patrick Simen）告诉我。西蒙和他的同事于2011年推出他们自己的模型，即对立过程漂移——扩散模型（opponent process drift-diffusion model），其借鉴了一种已确立的决策制定模型，还运用了基底核的一致性探测能力。西蒙说：“在某种意义上，该模型可能有点创新性，但其基础源于现有模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稍加融合。”沃伦·梅克曾对自己的成果给出相同的定性。“我们自身并没有拿出新想法，”他告诉我，“我喜欢这样的方式，这是IBM模式：我们借用现有的理论，然后重新融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特尔也曾质疑过纹状体拍频模型。他说，一方面，模型要求单个皮层神经元进行振荡，但通常并不会发生。“这也许是个问题，也可能不是。”他说。神经元的发射可能会与特定振荡相吻合，但并非始终如此；或许发射类似于橄榄球赛场上的尺码标记线：它们默默地存在，但一场混乱的比赛之后却踪影全无。该模型对噪声也很敏感，这种微小、持续的性能变量存在于所有生物系统中。“如果所有神经元能一起发出噪声，就再好不过了，”马特尔说，“但是，如果振荡有快有慢，那么该模型就会分崩离析，无法计时。它对一切具有连贯性的事物都非常非常敏感，我觉得现实生活可不是这样。”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他也着迷于所谓的时间感知的度量属性——认为时间“在生长”，或能够感知既定间隔的一部分（比如一半）。甚至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也具备这种体验。马特尔曾在两种条件下训练一组小白鼠：播放提示音，它们会等待10秒钟获得食物；亮起灯光则会等待20秒获得食物。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果同时给出两种提示，那么小白鼠会等待15秒以获得食物，即介于两种刺激的中间位置，仿佛它们能够算出两种持续时间的平均值。

“我坚信动物对时间的感知具备某些量级属性，”他告诉我，“它们做的不仅仅是求持续时间的平均值，而是能够在算出平均值的基础上衡量结果，仿佛每种情形都存在着可行性。这种行为方式表明，它们所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某些方面具有定量、模拟的特点。我仍然看好我们建立的常规框架：纹状体监测着所有皮层神经元，当食物出现后，它会释放多巴胺脉冲，使纹状体神经元对相互作用的皮层神经元集合进行标记，然后看着纹状体神经元等候相互作用事件的发生。不过，皮层中的活动类型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想说这就是研究主旨、症结所在，即是什么样的皮层活动类型允许时间在心理层面产生变化发展的感觉？是否存在一种方法，通过一种模式识别模型引发更具次序特点的行为？我相信会有的，可能会是两种想法的融合。但截至目前，我还是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

“正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所以我不想给你留下我对此一无所知的坏印象。不过，我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目前，我对大脑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尚没有确凿的结论。”如果想要获得更为满意的答案，他建议我请教梅克，“他的资历比我深，并且不像我这么轴。他更希望推广和完善，而我总是喜欢吹毛求疵。”

几天后，我打电话给梅克。“在物理学家眼中，这是个惨不忍睹的时钟。”他承认这种时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神经元可能有10%～20%的不同步现象。相比之下，他指出，昼夜节律生物钟虽然也有1%的不确定性，“但弹性小，测量范围只有24小时”；而他的时钟则弹性巨大，计时范围从几秒钟到数分钟，仍保持变量等值，能够帮助解释帕金森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出现的时间混乱现象。此模型并没有违背标量计时理论，而是以此为基础，融合时钟模块和存储模块，“使其更具‘生物学可行性’——这是我们惯用的表达方式”，他说。

“你看，”他最后说道，“人们很在意我会因为探索新模型，而推翻起搏器——累加器模型，因为它的地位相当于认知心理学中的启发式模型。如果你开展的研究没有更深层的要求，那么你可以保持现状。但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学者，有责任去探索，去研究，尤其是大脑的工作原理。我的使命是坚守这片领域，充分做到大胆、心细、老练、专业，在模态差异、多重时间尺度、记忆退化等方面击败所有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这是场持久战。”

来自卡迪夫大学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家凯瑟琳·琼斯（Catherine Jones）持相同看法。“我对计时的理解得到了不小提升。”她说，“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涉足此领域，那时问题已经显现——位于大脑某个区域中的生物钟问题，有点自成一体，由此也促进了思维的延展。如今，如果有人提及某事，我会判断是否与计时相关。比如，我们如何将语言和举止相结合，提升沟通效果。”

琼斯的第一份研究工作是在伦敦大学学院马里安·贾汉莎基实验室中观察帕金森病人在肌肉运动和计时方面的缺陷。目前，她的研究领域是自闭症，探索某些行为障碍是否可以归类为计时障碍，比如重复动作、社交困难、感官认知困难等。梅利莎·奥尔曼（Melissa Allman）是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行为与认知神经学家，这位年轻的学者曾与梅克和约翰·韦尔登共事，目前也致力于类似的研究领域。“如果将自闭症视作一种丧失时间感的症状，能否解释这类行为障碍（症状）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这样和我说道。她和琼斯均强调此项研究领域仍处在探索阶段，对于时间感障碍与自闭症的相关性，尚无明确的理论体系或任何共识。不过，她们认为发现婴儿早期出现时间感障碍是有可能的。同时，这也可作为问题儿童的一种筛查手段。

安尼特·西尔莫（Annett Schirmer）是一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她最初致力于情绪和非语言交流的研究领域，但与梅克的研究生特雷弗·彭尼（Trevor Penney）结婚之后，也开始着迷于计时研究。“我现在是计时大军的一员”，她向我表态。西尔莫指出，针对情绪觉醒和计时的大部分研究都涵盖视觉刺激。例如，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愤怒表情在屏幕上的持续时间貌似长于中性情绪。不过，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听觉刺激存在截然相反的效果：在聆听者的耳中，以惊叹的口吻发出的“啊”字要短于中性语气的“啊”。虽然声响和语音引入了包括节奏在内的不同动态变量（静图不具备），但西尔莫仍不确定其中原因。然而，无论怎样，都无法明确证实可以通过加快生物钟的运转速度，让情绪激发扭曲时间。

“这种机制具备可行性，”西尔莫说，“但也可能存在其他机制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比如注意力。在计时领域中，注意力的效用通常与情绪激发完全相反。愤怒表情比中性表情持续时间长，是缘于愤怒可以激发生物钟加速运转；而禁忌词汇在屏幕上的停留时间短于中性词汇，则因为这类词汇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使大脑无暇计算摆动次数，导致数据丢失，进而低估间隔时间的长度。不过，很难精准区分这两种机制。从表面上看，诸如“fuck”和“asshole”等秽语既可以激发情绪，又能吸引注意力。

“这种情况很复杂，”西尔莫说，“大量证据表明，激发模型可被解释为注意力。这里存在一种可能——激发也许就是注意力。从功能的角度看，两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从进化的层面出发，凡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事物，通常既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又能激发我们的行为。因为某些事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及时显现，让我们能够做出行为反应，并产生记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有的计时研究内容存在过于宽泛的风险。“我觉得时间是个偌大的课题，没有哪位学者有能力做到全面覆盖——您也不例外。”琼斯对我说道，“去哪能找到时间分类法呢？”“时间分类法”是时间研究者梦寐以求的法宝，以此为这个“漫无边际”的研究领域带来秩序与稳定。近来，研究文献慢慢引入这个词汇，梅克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理查德·伊夫里（Richard Ivry）于2016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有涉猎。“现代社会急需一种‘时间分类法’，”文章写道，“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趋向使用截然不同的术语和方法，有时在特定环境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大相径庭。因此，随着本研究领域逐步走向成熟，有必要找到一种通用语言，以便更准确地阐述出现的问题。”

提到“通用语言”，让我回想起与菲利克塔斯·阿丽亚斯（位于巴黎郊外的国际计量局时间实验室的主任）会面的情景。当时，她向我展示了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钟——一捆装订在一起的文字报告（如今变成无数封电邮）。这个时钟是全球通用的，帮我们在时间上达成共识。时间研究者需要相似的事物，比如新的期刊《计时与时间知觉》（Timing & Time Perception），或是《计时与时间知觉评论》（Timing & Time Perception Reviews），抑或已经出版发行的某一种刊物，所有这些期刊所要做的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找到“通用时钟”。

5
时间的质量

我再次与约翰·韦尔登碰面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当时他说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但过一会儿又补充说退休生活“太无聊”，他已经重返讲堂了。他手中有几个项目，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帮助年轻同事完成他们的研究。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享年91岁。他曾游历过埃及和韩国，还给自己买了一辆“老人车”保时捷，时速超过80英里时就会响起警报。

某些时间感知问题还是让他疑惑不解，其中就包括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在关于时间的所有谜题中，这可能是最常见、最基本也是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在多项研究中，80%的被试者表示年龄增长确实使得时间变快了。“我们变老了，相同的时间间隔却变短了——也就是说每天、每月和每年都变短了。”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这样写着，“小时是否缩短了还有待考证，但分钟和秒钟都保持未变。”不过，时间真的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快流逝了吗？像往常一样，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时间”的界定。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韦尔登说，“人们说的时间变快了，到底指的是什么？症结在哪里？仅仅因为某些人认为时间变快了，或者你提出问题：年龄增长是否使得时间加速流逝？他们回答说‘是啊，确实变快了’，而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什么事情都会有人持赞同的观点。事实上，这是个尚未进行探索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恰当的实验工具记录现实生活，才能找到切入口。”

时间——年龄的谜题至少有两种表达方式。最常见的是对一段既定的时间跨度的表达：现在的你会认为这段跨度比你年轻时过得快。例如，你在40岁时的一年，比你在10岁或20岁时的一年过得要快。詹姆斯援引巴黎大学的哲学家保罗·珍妮特（Paul Janet）的言论：“任何人在数算自己记忆中的5年时，最终都会发现，最近的这5年要比之前同样的5年过得快得多。大家追忆自己最后8年或10年的学校时光时，会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而回忆人生中最近8年或10年，则会说短暂得仿佛一个小时。”

在阐述印象方面，珍妮特提出一个数学准则：既定时间跨度的长度与年龄成反比。50岁中年人对一年的时长感受，可能是10岁儿童的五分之一。因为一年是前者生命的五十分之一，同时是后者的十分之一。珍妮特对时间为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加速流逝的解释，带动一系列相类似的理论出现，统称为比例理论（ratio theories）。1975年，辛辛那提大学退休的化学工程教授罗伯特·列姆利奇（Robert Lemlich，他可能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工业流程泡沫分离技术的研发人之一，该技术借助流动的泡沫清除液体中的污染物）对珍妮特准则稍加改动，他提出，对一段时间跨度的主观判断与年龄的平方根成反比，具体方程式如下：

dS1/dS2是一段时间间隔与前几年相比的相对流逝速度，R2是当前年龄，R1是目标年龄。例如，你现在40岁，相比10岁时，一年的流逝速度加快了两倍，因为40÷10的平方根是2。（列姆利奇给公式做了严谨备注：假设不存在任何长期心理创伤或生理外伤抑或不寻常经历）他的方程式存在一些消极的指向，严格来说，如果你现在40岁，预期寿命是70岁，那么你已经度过了一生的57%；但是，根据列姆利奇的方程式，则显示你已经度过了主观寿命总长的或75%。（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根据列姆利奇的算法，你从不会有“人生过半”的感觉。）

为测试自己的方程式，列姆利奇开展了一项实验。他召集31名工程系学生（平均年龄20岁）和教职人员（平均年龄44岁），要求他们以现在为出发点，对比自己人生中的两个阶段，评估时间流逝的快慢程度：这两个人生阶段分别是处在当前年龄的一半时和处在当前年龄的四分之一时。几乎所有人都反映，与两个以往人生阶段相比，现在的时间流逝得更快。几年后，马尼托巴省布兰登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瓦尔克（James Walker）通过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实验中，他问一组年纪较大的学生（平均年龄29岁），与他们处于当前年龄的一半时或四分之一时相比，“现在一年的长度有何变化”。结果74%受访者认为年幼时的时间过得更慢些。1983——1991年，北阿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朱伯特（Charles Joubert）曾开展过三项更具可比性的研究，纷纷验证了珍妮特和列姆利奇的结论。

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对人类记忆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我连上周三中午吃的什么都记不清，更无从将其与之前的周三午餐做比较。因此，我怎么可能准确回想10年、20年或40年之前更为抽象的体验，即时间的流逝速度？另外，詹姆斯也曾提到，比例理论并未说明问题：珍妮特的提法“大致阐明了一种现象”，他写道，但“并不能说揭开了谜团”。詹姆斯认为，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加快的感受更可能缘于“回首往事的简单化特点”。我们年轻时，几乎所有感受和经验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能历久弥新。随着我们长大成人，习惯和例行事物逐渐成为行为范式，新奇体验越来越少（都已历经沧桑），也就很少在意当下经历的时间了。最终，詹姆斯写道：“当我们蓦然回首时，无数的日日夜夜早已一去无影踪，那些岁岁年年也如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般成了断瓦残垣。”

詹姆斯这种阴郁的观点与约翰·洛克的主张同属于记忆理论范畴，洛克曾表示：我们判断一段过去的时间跨度的持续时长时，依据的是发生在其中且被我们记住的事件数量。一段记忆满满的时光，流逝的速度会相对缓慢；而平静如水的日子则飞快流淌，让人猝不及防。记忆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时间流速造成影响。情感经历常常在记忆中占较大比重，因此对于一位疲惫不堪的家长来说，你上中学的4年——第一次参加毕业舞会、购入第一辆车、中学毕业，以及剪贴簿和照片中历历在目的难忘画面——要比普通的4年显得漫长许多；当然，比起你自己最近4年的生活（疲于奔命和家庭琐事），中学4年同样显得更加悠长。我们似乎会记住特定的生活阶段，尤其是青春期和二十几岁，对这段时光的记忆比其他时期的更清晰，这种现象叫作“怀旧性记忆上涨（reminiscence bump）”，可用于解释为什么一段既定的时间会在过去显得更长。

以记忆为基础的理论有这样一种假设：我们长大后的生活会变得相对平淡。但这种假设不仅很难证实，还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冲突。在我的记忆中，遇见我妻子的那个夜晚比夏令营的初吻显得更加清晰。虽然我记不清自己学会骑车时的天气或年龄，但是我仍记着几年前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六，那时我46岁，在跟着自行车慢跑一段距离后，我松开了自行车座，看着6岁的儿子第一次独自骑车，摇摇晃晃地穿过棒球场的草坪。在过去的50年间，我游历过、爱过、迷失过，又重新来过，但越来越觉得早年记忆已不属于自己或已归还给了过去，所有重要的瞬间都发生在结婚生子之后。在这段时间里，我见证了两个孩子的茁壮成长，他们认为新奇的事物让我也从中有了“温故知新”的体会：字母表、加法运算、乘法运算、“四个问题”〔“四个问题”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家宴上的一种活动，旨在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家宴开始时，由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以唱歌的形式提出四个问题，歌曲为Ma Nishtana（意为“为什么今晚与平时不同？”）〕，以及经过在庭院里的无数次训练后，如何用左脚将皮球轻轻送入球门右上角的网窝？

时间好像确实提速了——当然，本来就很快——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比以往少吗？抑或是发现孩子们的时间体验没有那么多紧迫和负担，相比之下才显得我的时间压力更大？导致我的时间飞逝的原因绝不可能是由于缺少难忘的事，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难忘的事太多，使我清晰意识到那些我想做但永远不会有时间做的事情。随着年龄增长，时间变快了，还是它其实一直以恒定的速度在流逝，只是因为我余年不多，所以感觉更珍贵？

在最早（甚至早于列姆利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一篇1961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即《论年龄与主观的时间速度》（On Age and the Subjective Speed of Time），便是个很好的伪科学范例。研究人员注意到导致时间变快的一个要素是忙碌感。“忙碌本身就比较重要，”他们问道，“还是忙碌起来会使时间更有意义？”他们召集两组被试者：118名在校大学生和160名年龄在66～75岁的老年人。每名被试者手中持有一个列表，里面是需要分析的25个短语：

飞奔的骑士

逃跑的小偷

疾驰的巴士

高速行驶的火车

陀螺

吞噬一切的怪物

飞行中的鸟儿

飞行中的宇宙飞船

壮观的瀑布

转动的线轴

跨步向前的脚

旋转的巨大车轮

沉闷的歌曲

扬沙

正在纺线的老奶奶

正在燃烧的蜡烛

一串珠子

发芽的叶子

手持拐杖的老头

飘荡的云朵

向上的楼梯

广阔的天空

翻越山冈的路

平静的海面

直布罗陀巨岩

被试者需要从“是否描绘出时间画面”的角度考虑，将这些比喻短语分类，用“1”标注出效果最佳的5个短语，用“2”标注效果次之的5个短语，直至效果最差的5个短语（用“5”标注）。结果显示，年轻人和老年人有着类似的时间体验。两组被试者均认为最具典型性的比喻是“疾驰的巴士”和“飞奔的骑士”等，而效果最差的短语是“平静的海面”和“直布罗陀巨岩”等。然而，在经过一些额外的统计学操作后（作为一名现代读者，觉得有些可疑和费解），研究人员总结得出老年人更喜欢用动态的比喻形容自己的时间体验，而年轻人则倾向于使用静态的比喻。

不过，这项研究也暴露出方法论上的缺陷。作者曾研究过哪个因素——繁忙程度或对时间的珍惜程度——更能导致人们出现时间过快的体验。研究人员对此做过详尽的论述，认为如果是前者，那么应该是年轻人感觉时间加速了，因为他们比老年人更为活跃。但结果发现反映时间变快的是老年人，研究人员故此断定：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占比重更大，因为“留给老年人的时间不多了”。然而，除了强调“老年人没有年轻时忙碌和活跃”以外，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论证。同时，对人们惜时程度的考量，所依据的仅仅是他们对时间修辞短语的排序。和其他许多试图解释时间为何随年龄增长而变快的研究一样，此项研究并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基本属于无用功。

对于为什么时间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变快的疑问，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并没有变快。诚然，可以肯定的是时间并没有真正随着年龄而加速，这只是一种感受。但很多研究人员反倒认为感受本身是假象，时间只是看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快流逝。

最初，以往许多研究好像有着一致的结论：多于三分之二（介于67%到82%之间）的被试者认为年龄较小时，时间过得更慢些。但是，如果只考虑这种感受的表层意义，那么可能有人会认为时间的流逝速度会随着年龄而与日俱增。一般来说，假如40岁时的一年比20岁时的一年过得快，那么问卷调查结果应该显示40岁的被试者认为时间加速的人数多于20岁的被试者。抑或要求两组人员描绘过去一年的流逝速度时，40岁的被试者应该给出“过得更快”的反馈。梯度分布可能比较明显，年长的调查对象对时间飞逝的感受更深。

然而，调查数据并没有如此分布。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均有相同的印象比例：即三分之二的老年人反映时间比他们年轻时过得更快些，同样也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这样认为。在跨年龄段的相同比例面前，人们认为时间随年龄而加速流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余的调查对象，即全年龄段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并未感到时间随着年龄而加快，也没觉得时间比自己年轻时消逝得快。这个结果出现一个悖论：在所有年龄段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加快的感受，则说明这种感受（如果确如实验结论所反映的）与年龄无太大关系。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明显，许多人都有过某种体验，但体验的内容是什么？一部分困惑缘于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回答对时间的思考方式。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所有研究都提出一个没有可靠答案的问题：你在10年、20年或30年前对时间流逝有何感受？恰恰相反，如果存在需要测量的内容，那么应该是人们当下对时间流逝的感受，因为答案的基础更坚实。总之，更能导致产生时间飞逝的感觉的因素，是忙碌程度，而非年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我们如何感知时间流逝的方式取决于每天的生活内容。”

1991年，多伦多新宁医疗中心的心理医生史蒂夫·鲍姆（Steve Baum）和其他两位同事对老年人群做了详细研究，他们采访了300位老年人（大部分都是退休的犹太女性），年龄在62岁到94岁之间。其中一半的受访者比较活跃，而另一半则相对安静。相对安静的人群中，有许多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研究人员首先向受访者提出一系列问题，旨在掌握他们的幸福感和情绪健康；接着提出“你现在对时间流速有何感受？”并要求受访者使用1（较快）、2（没有变化）、3（较慢）作答。但并没有指定特定的时间间隔（如1周或1年），也不清楚“较快”或“较慢”的具体含义（更快或更慢于何事或何时）。同时，调查结果也与其他研究相一致：60%的被试者说当下时间的流逝速度快于以往，并且这些人比他们的同龄人表现得更加活跃，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还有13%的被试者表示当下时间的流逝速度更慢，而这些人比其他被试者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忧愁情绪。“时间并没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快。”研究人员总结道。相反，他们写道，心理健康的人会觉得时间加速了。

最能反驳“时间随年龄而变快”的是持续十余年之久的三项研究。2005年，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的马克·维特曼（Marc Wittmann）和桑德拉·伦霍夫（Sandra Lehnhoff）召集到500多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被试者，年龄跨度从14岁到94岁。他们被分为8个年龄组，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例如：

通常情况下，你觉得时间的流逝速度如何？

你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会以怎样的速度流逝？

你认为上一周过得有多快？

你认为上个月过得有多快？

你认为去年过得有多快？

你认为过去10年过得有多快？

被试者在作答时，需要从5个等级中选择答案，即从“非常慢”（-2）一直到“非常快”（+2）。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这次并没有询问被试者对同一段时间间隔的新旧感受对比。相反，该项研究考察的是不同年龄段的被试者当下对不同时间间隔的感受，所有问题都是现在时。

调查结果也一目了然：对于每个时间间隔，每个年龄组一般都回答1（“快”）；各年龄组不存在统计差异，无法证明认为时间变快的老年人多于年轻人。只有一项出现些许差异：与年轻的被试者相比，更多的年长被试者认为过去10年过得更快。但范围较小，可能截至50岁；介于50～90岁的被试者则认为过去10年以相同速度（“1”）流逝。

2010年曾出现一项非常相似的实验，共有大约1 700名荷兰人参与其中，年龄跨度从16岁到80岁，所得的实验结果也完全一致。每个年龄组对每种时间间隔（从1周到10年）的平均反应都是“快”（“1”）。欧柏林学院的威廉·弗里德曼以及杜克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史蒂夫·詹森（Steve Janssen）是本次的研究员，他们发现各年龄组并不存在统计差异，也无法证实认为时间快速（“1”）流逝的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此外，与维特曼和伦霍夫的研究相似，本次研究结果中唯一的奇异之处是有部分迹象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过去10年流逝得快——至少50岁以下被试者持有这种观点，而50岁是答案呈平稳分布的临界点。

弗里德曼和詹森在调查反馈中发现这种变化并非源自年龄因素，而是取决于被试者当时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时间压力。除了关于时间流逝的问题以外，弗里德曼和詹森还编写了一系列陈述句，用以测量被试者的忙碌感，比如“总是来不及做自己想做或需要做的事情”“经常需要抓紧时间才能做完所有事情”。被试者作答时可从-3（“完全不符合”）到+3（“完全符合”）的等级跨度中选择，而所得结果直接映射出他们对时间的感知：那些认为每小时、每周和每年都过得“快”或“非常快”的被试者，同时也是无法在既定时间内完成所有任务的那群人。2014年，研究人员重做了这项研究，参与者为800余名不同年龄段的日本人，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总之，时间加速的原因可能不是年龄，而是时间压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认为时间在加快流逝：时间是所有人都同等缺少的唯一事物。“大家觉得时间在任何尺度上都在快速流逝。”詹森告诉我。

尽管如此，仍存在一个有趣的插曲：与维特曼的研究相同，詹森和弗里德曼的成果也显示，认为过去10年加速流逝的老年人多于年轻人。相对于二十几岁的人群，30多岁的人认为过去10年的逝去速度更快些，而40多岁的人群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则认为过去10年和往常的速度一样。对此，詹森仍在探索可能的解释，但他认为不可能与时间压力有关：虽然人们善于估算过去一周、上个月或去年所承受的时间压力，但可能无法判断过去10年的时间压力。另外，一旦被试者平均年龄达到30岁，则说明他们在过去10年间非常忙碌，程度与平均年龄50岁的组别相同。可能由于年轻人可以期待许多人生大事，而这种期盼使得最近10年过得相对慢些。也可能因为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群所能记住的、发生在过去10年中的事情多于年长的人群，导致那10年显得相对较长。但是，如果过去10年，随着年龄增加而感到时间加速流逝的原因，是发生在晚年的难忘事情相对较少的话，为什么这种现象没有继续延伸，而是在50岁的节点处消失不见呢？

为什么50岁以上的人群比年轻人更容易认为过去10年在加速流逝，对于这个问题，詹森和弗里德曼认为还存在一个看似更为合理的解释——暗示。时间随年龄增加而加快流逝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和感受，当评价过去10年的流逝速度时，相对于年轻人而言，年纪稍大的人群更容易受到这种感受的影响。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论证，所有年龄段都存在这种感受，虽然大部分人的经历并不是这样。相对于20岁的年轻人，40或50岁的中年人不大喜欢用“快”形容过去一年（或上周、上个月）的流逝速度。这是因为我们体验的内容与年龄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在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我们所有人的忙碌感之间呈现出的相似度。但是，在判断过去10年的流逝速度时，50岁以上的人群喜欢考虑其他方面因素，然而这些因素的效用并不会因为他们进入80岁或90岁而有所提升。在研究人员看来，该因素就是“时间随年龄增加而变快”的观念，老年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观念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种解释会陷入可怕的循环之中：时间之所以随年龄增长而变快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发现这句话不无道理。长久以来，我一直忽略或不理会“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变快”的格言，因为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老，所以用不上。然而，最近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认为这句话适用于自己。结果发现时间并没有加速，它的步伐始终未曾改变，这是我越来越痛苦意识到的事实。

6
“有限”的时间

有一天，我因为公事需要乘地铁前往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地铁站台在车站的深处，顺着台阶往上走是行人通道，不断有上班族穿过闸门进出地铁。我看到有电动扶梯通往换乘大厅，在电动扶梯下游的入口处，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散发宣传册。她身穿一件黄色T恤，上面写着“末日（The End）”。只听她高声呼喊：“我们都知道，上帝就要降临了，但如果你不知道具体日子，怎么能做好迎接的准备呢？”

在电动扶梯上游的出口处，有一位戴着眼镜、略微驼背的老头，也在分发宣传册。身上同样穿着一件印有“末日”字样的黄色T恤，但下面标有一个日期——5月21日，当时距此日期还有差不多3周的时间。我的直接反应并不友善：如果到了5月22日，并没有出现世界末日，要如何处理剩余的T恤呢？但是，我很快再次陷入了“人终有一死”的想法中。如果一切真的在下个月或下周（就此事而言）甚至几分钟后毁灭，应该怎么办？末日可能是一场大洪水，可能是动脉瘤，也可能是从10楼掉下、正砸在我头上的大铁块，甚至可能在睡梦中死去。我准备好了吗？我留有遗憾吗？到那时，我会像现在这样吗？

1922年，巴黎新闻报《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即将发生毁灭性灾难，你打算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读者纷纷踊跃回答，其中就包括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对此持乐观态度：“如果我们真的受到如题所说的威胁，那么我觉得生活会突然间变得无比美好。想想我们有多少未完成的计划、旅行、恋爱、学术研究，它们被生活琐事冲淡，被我们的懒惰拖延，并且会在未来被一拖再拖。”他的观点是：只有通过世界末日的警示才能唤起人们对当下的珍惜，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都基于条件反射，习惯是活跃思维的天敌。为什么不能好好想想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

近来回顾我的日记，发现几年前有这样一篇内容，记录我穿行在中央车站，前往图书馆归还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的历史》（The Concept of Time）。这本书出版于1924年，基本上属于讲座汇编集，其中的很多观点都收录在了海德格尔的杰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这本书放在我手里已经数周，直至我发现归还日期就是当天。所以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我利用仅有的时间重温了一遍海德格尔的时间理念。

书的中心论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称之为“Dasein”，这个德语单词的直译是“存在着”或“在那儿”，或如他定义为“存在于世”“彼此存在”“存在之中称为人类生活的实体”和“质疑”。对此我认为，如果你想要找出其他词来形容时间的话，那么你的努力可能是徒劳。关于Dasein，海德格尔提出的最具体的观点是：只有等到全部结束，才能做出完整的定义，但结束之后却又意味着被定义的主体不存在了。“不结束，就不可能成为它应该的样式。”

海德格尔最初是神学院的一名学生（随后加入了纳粹党），他特别喜欢研究奥古斯丁，并认同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发出一个音符或音节后，需要等到声音停止，才能测量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现在”的长度只能等到后期回顾时才能得知。海德格尔将此理念类比到广泛的存在之中：只有等到事物消失之后，才能对其存在做出完整的评估。诸如“我充分利用时间了吗？”这类问题，无论指的是下一小时还是某人在世的时间，都必须承认这段时间会结束，才能得出答案。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时间的意义源自它的有限性，“现在”是由“以后”来定义的。“时间的基本现象是未来。”海德格尔写道。

显然，海德格尔体系的痛点在于存在主义问题永远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能的话，说明你已经死了。奥古斯丁提出，时间可能只是“意识的张力”——处于现时中的思维在记忆和预期之间来回撕扯。而海德格尔提出一个更加令人难以应对的张力，即我们永远竭力朝向未来，才能对现在的生活进行评估，仿佛只有回看才能领悟。事物的存在（Dasein）总是“跑在过去的前面”，而这个动作就是时间的定义。阅读海德格尔的文章足以诱发焦虑情绪：“Dasein，以存在的最大可能性进行架构，就是时间本身，而不是在时间中……保持自我，拥抱过去，跑在我的时间前面。”

而我快没时间了。当火车抵达中央车站后，我飞奔在车站之中，在满是印花的拱顶下，我经过信息台和那块著名的时钟，前往图书馆。头脑中留着几个疑问，以期随后可以解答。

乔舒亚和利奥4岁时，便开始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死”是什么意思？你会死吗？你什么时候死？我会死吗？人是肉做的吗？人会腐烂吗？我死了，谁来吹我的生日蜡烛呢？蛋糕会被谁吃掉呢？

对此，我还是有所准备的。发展心理学家凯瑟琳·尼尔森（Katherine Nelson）曾说过，自我意识会在这个年龄逐渐显现。在此之前，儿童无法辨识自己的记忆与听到别人讲述的记忆。如果儿童听到别人说起逛超市的经历，那么可能会认为自己也亲自去过。回忆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行为体验，以至于会被误认为所有回忆都是自己的。渐渐地，儿童会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只属于自己，并由此注意到记忆的连续性和时间的流逝。我是我，这个存在于细胞膜中的认知构成了我的记忆（我在昨天是我）和预期（我在明天是我）。我从前是我，将来也一直是我。

一天早晨，我在吃早饭的时候见证了这个发展变化的阶段。当时我的儿子开始讲述自己昨天晚上做的梦，这是他睡醒后记住的第一个梦。这是个噩梦，他说，他走在黑暗之中，忽然传来说话声：“你是谁？”听到这里，我很清楚（他可能不知道）这声音就是他自己的。所以，两种自我在彼此对抗（每种自我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直到其中一种自我意识变得足够强大，提出这个最具存在主义的问题。这种问题，如果在深夜直截了当地提给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诱发焦虑症。

但当新的自我认识到连续性后，会停下来问“一直”是多久？一种自我，如果有能力注意到周围一切终将终止，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认为“一直”迟早也会终止。我的两个孩子同住在一间卧室里，睡觉前，我会坐在他们中间，关上灯，讲睡前故事。有天晚上，在讲故事之前，我发现有个孩子在偷偷哭泣。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世界末日会发生什么？”

“我想没人能说清楚。”我说。

“但是，如果我活过了世界末日呢？”他抽泣着问。依我看来，他担忧的不是死亡，而是因为没有死而导致的终极孤独。我思考着一些既能安慰他又有事实基础的话，正在这时，他的兄弟开了口。

“不可能，”他又补充道，“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可能会活到103岁，甚至是115岁。”

第一个孩子不再哭了，说：“你不可能超过120岁。”他最近一直在看《吉尼斯世界纪录》。

“应该是不会的，”我说，“但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关键看你的运动量。”他的兄弟说。

“你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对第一个孩子说，“没有你，地球是不会毁灭的，知道吗？”

“没有他，地球也不会毁灭，”他的兄弟说，“没有地球了，他也会毁灭。”

“爸爸，你知道地球什么时候毁灭吗？”

“我不知道地球什么时候毁灭，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那是什么毁灭地球的呢？”

“这个嘛，有很多种答案。”我说。

“说一个。”

“太阳正在持续膨胀，终有一天可能会把地球吞没。不过，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们没法想象。”我说。

“第二个呢？”

“黑洞会把我们都吸走。”他的兄弟说。

“对，可能是黑洞把我们吸走了。”我说。

“那第三个呢？”

我解释宇宙如何从最初的一个点，经过大爆炸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最终可能会停止膨胀，甚至会回缩成最初的点。“然后我们就被挤进那个点里去了。”我说。

“真的吗？”

“也许是真的。”我说。

“那是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发生吗？”

“嗯，要很久以后。”

“那时我们不会活着了吧？”

“对，不会活着了。”我说。

“爸爸，还有什么答案？”

“我们再说一个，然后就开始讲故事。”我说。

“爸爸，地球成了一个点之后，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大爆炸？”

“当然有可能，一切都重新来过。”

“也可能不会。”他说。

“也可能不会，”我说，“但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近来，孩子们关注的问题中出现了我父母的身影。我的母亲已过了85岁，父亲也已90多岁，他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我家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可以说是人体生物学的奇迹，并且这种奇迹每天都在放大。他们打理花园，参加教堂唱诗班，每周会结伴去健身房，跟着私人教练健身。他们还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朗读小组、摄影俱乐部、填字游戏和看电影。他们还能开车，对此我有些担心。我们努力做到经常带孩子们去拜访他们，但频率远远不够。

几年前，我和父亲、孩子一起去看国家展览会。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几乎每年都会带我去看。展览会持续多天，从8月末一直延续到9月。宽阔的露天市场中布满了展厅和摊位，里面设有公鸡鸣叫比赛、牛乳鉴别比赛、花卉展、绗缝技艺展和蝴蝶展，以及数量庞大的自家饲养的兔子和鸽子；一位大胡子工匠在做着木工游戏，旁边是商贩在销售搅拌机和槭糖口味的棉花糖；此外，展位中间还会设有让人眩晕的游乐设施和玄机重重的技巧类游戏。当然，黄油雕塑依然是每届展会的必备项目。

为了避免停车的麻烦，我们在购物城商场乘坐了班车。我的父亲开始谈起战争。他于1944年应征入伍，由于视力较差，错过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役，这是让我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战争结束后几个月里，他随军队驻扎在巴黎城外，并在部队医院中当一名职员。每逢周末，他和战友们会进城出售部队供给他们的香烟，并带回香水和袜子，卖给基地的伙伴们。他说自己当时一直在学习法语，在头脑中反复练习。有时，在散步时或上了公交车之后，就会突然间想起一句法语，好像在排练话剧一样。

不久前，他说自己有了新的内心独白，内容是关于自己的年龄和离开的朋友。他说的“离开”是指去世。在过去几年中，父母的多位好朋友相继离世。他提到了自己正在使用的处方类眼药水。他说自己有时会拿起药瓶，把它想象成一只眼睛，然后自己的双眼也恢复了视力。有时，他上厕所时也会想到这些，自己觉得很有趣——养料进进出出，供养着活的机器（也就是我们），直到无以复加。

几周来，钟表店的师傅一直给我发送电话留言，说我的腕表已经修好，什么时候过去取一下？而最新一条信息中，他说如果我再不去取，他就把表卖了。因此，在秋季的一天，也就是我把手表放在店里的几个月后，我乘坐火车来到中央车站，步行至第五大道，取回手表。

进店后，修表师傅正透过寸镜检查一块表。他抬起头，认出了我，然后找到装着我的手表的塑料袋，递到我的手中。因为当时没有顾客，所以我问道能不能占用他15分钟时间，让他讲讲自己如何成为一名修表匠。“15分钟？”他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为什么要15分钟？5分钟我就可以讲完。”

他在乌克兰长大，15岁时，他和父母说自己不想再上学了，想出来做事，但没有方向。有人建议他做钟表工作，因此他就照做了。当时，在战后的俄罗斯很难找到钟表零件，所以经常需要手工打造。他说，现今的钟表制造商只采用品牌专属的零件，但是偶尔需要更换零件时，他会自己手工打造，可谓易如反掌。他跨过椅子，拿出一块后盖开启的劳力士，展示出一个充满旋转齿轮的微型世界。他脸上略带骄傲的神情，指向固定手表平衡轮的小金属杆，说这是他亲手制作的。我问他工作的哪个方面最让他有成就感。他疑惑地看着我。“修钟表。”他说，“顾客把出了问题的钟表带来，经过我的修理，钟表重新工作——这就是成就感。”

我付了钱，然后返回中央车站。我的那趟车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进站，于是我坐在咖啡桌旁，拿出手表。那位钟表匠说已经帮我做了防水。我注意到手表比手机上的时间快了两分钟。我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感受到了熟悉的重量，但又迅速将它抛在了脑后。

我环顾四周：两位年长的女士正坐在饮品柜台旁的凳子上交谈；不远处，一对法国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围坐在桌边吃着甜筒冰激凌，一位牧师匆匆经过。我看到一位女士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一名男子独自一人，肘部支撑在桌子上，手放在下巴下面，正在睡觉。周围的人们，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打电话，还有的在彼此交谈。整个空间充满了嘈杂声——这是社交性极强的物种在完成相互联结和自我同步时发出的声音。

这样的观察让人舒服。因为在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家办公，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在机械中转动的齿轮。我看了眼手表：距离火车进站还有20分钟。我和苏珊一直在轮流承担做晚餐和看管孩子入睡的任务，而今晚轮到我。我曾经对此很抵触，因为孩子们不配合。从洗澡、刷牙、穿睡衣到睡前故事，本应该是一篇简单的记叙文，但偏偏被他们改写成了史诗，介于荷马和冯内古特之间——既偏离主题，又让人焦躁不安。等“文章”结尾时，灯熄了，两个孩子睡了，我可能也睡着了，就躺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

育儿书籍中提到一种理论，婴幼儿之所以抗拒睡觉，是因为恐惧。他们还不习惯第二天起床的感受，觉得晚安等同于永别。不过，情况在最近几周出现好转，孩子们开始接受睡觉这件事。这使得晚上的生活少了烦恼，多了开心。有一阵子，其中一个孩子需要拍背才能安然入睡。而现在，这个动作更多是用来让我放心。孩子会忍耐一两分钟，然后语气委婉地轻声说道：“你现在可以走了。”

当孩子们的年龄已经长到能够谈及这本书时，我知道该截稿了。“写的什么内容？为什么写这么久？”对于我每天应该写多少页，每页应该写多少字，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晚饭时，他们会问我是否完成了既定字数，然后给出评价，比如“J. K.罗琳写得可比这快多了”。有一天，在车的后座上，他们开始推荐书名。其中一个说《混乱的时间》，我觉得很恰当，但不够引人注目。另一个建议使用《被时间遗忘的人》，听起来像是个恐怖的探险故事，也可能是一个无意中的提醒，找回了他和其他被忽略的家庭成员的身份。

几年前，那时我还没结婚生子，一位有孩子的朋友说：“有了小孩的感受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忘了之前没有孩子时的生活。”这个观点真是不可思议，我完全无法面对未来的自己——行动严重受限，貌似非常享受孩子对你的需要。但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已经进入了这个角色。有时觉得自己仿佛在拆卸一艘船，再用所得的木材为别人搭建一艘新船。我一块又一块地拆卸旧我，一块又一块地搭建新我，直到遇见从生孩子之前的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事：写书。留给书籍的时间从未少得如此可怜，所以只能利用那些琐碎的时间：深夜、周末、夏季和节假日，并且毫无计划性可言，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上看倒有些正常，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不会持续太久。不过，在一个阴雨的星期六或是深夜进入写作状态，如同爬进阁楼中狭小的空间，温暖而安心。我总是忍不住设想，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了；或许有人会说一本写了这么久的书，早已变成我的另一个孩子，让我不忍放手。然而这个孩子的命运，才是我真正能掌控的。

我也在思考自己对时间的处理策略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是”。在奥古斯丁看来，正在发生的一个音节、一句话、一节诗是时间的具体表象。这些表象展开时，它介于过去与未来、记忆与期盼之间，覆盖了现在和它的承载体，即自身。“一首诗能够验证的内容，同样也适用于每节诗和每个音节。”他写道，“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更为持久的工作，而一首诗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假设这同样也适用于一本书：只要这本书没写完，它的作者就会永在。顺着这种逻辑，可以说，一本书的永恒和不朽，在于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其实，一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了奥古斯丁强调的所有要素。不知从何时起，我已忘记了这种观点：灵魂（此时不妨用这个词）存在于话语之中，但这种话语不是已经说完或尚未说出口，而是现在仍处于言说之中。

我只有去过海滩之后，夏季（或夏末）才算是真正开始。我所说的海滩并不是湖滨——波浪绵软、泥泞不堪，水草从湖底钻出水面。我需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海滩，有白色沙滩和撕扯着救生员标志旗的猛烈海风。只要坐在那里，头发就会变得咸咸的。海浪拍打着岸边，浪花随意飞舞，让你觉得只要跨过这片海，就能抵达诺曼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孩子对这样的海滩既着迷又恐惧（按照常理也应该是这样）。但我知道，一旦他们爱上这里，夏天的感觉会常驻心底。当时他们5岁，那是个劳动节的周末，空气中还滞留着疲惫和上司的训斥，但假期依然是假期，闪现出短暂的永恒。一场台风来了又走，留下一片狼藉和明媚的阳光。午后，孩子们在学习如何冲开海浪，不让海水涌进鼻腔。等到潮水退去，就该堆沙堡了。

这是人类本能的快乐：双手捧满沙子，堆在一起，就成了一座建筑。我们选择的搭建地点位于涨潮线以下，可谓岌岌可危。这原本是海水漫延之地——平坦，有着完美的沙土湿度，但同时也暴露在潮水之下。涨潮时，我们的作品应该会第一个被冲垮。仅仅几分钟，一个孩子就造了一排低矮、弯曲的墙，试图保护沙堆。我则在墙外挖出一条“护城河”，抵御随时会来的第一波海浪，又在护城河外面建起防浪堤。孩子看了之后喜出望外。“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时间！”他大喊道。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海浪——退潮还未结束——并且感受到如此安全和轻松。我注意到沙滩高处有不少年轻父母。“快看我们的小城堡，”孩子骄傲地说着，然后又重复那句话，“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时间！”

尼采曾说过——其实是精神分析学家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说尼采曾说过——通过搭建沙堡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个人与时间的关系。第一种人，他写道，做事犹豫不决：一方面想要搭建，但同时又担心潮水终究会回来，害怕自己的成果被海浪摧毁；第二种人不会动一根手指：反正迟早会被冲垮，为什么还要搭？而第三种人——在尼采看来是男子气概的典范——拥抱一切不可避免的因素，仍全身心投入到搭建中，快乐但不盲目。

我希望自己是第三种人，但如果是第一种，也实属幸运。我发现我的另一个孩子，没有听取我的建议，把他的工程——挖了洞的小型沙堆——建在了防浪堤和防护墙的前面。第一波海浪把他的作品冲成了一堆沙子，也冲出了他的眼泪。接着他开始建造第二座城堡，很快也被冲垮了，接着一个又一个。我觉得尼采应该为他开设第四个类别——不太合群，但极其着迷。现在，潮水已经开始返回，第一波低浪已经冲向海滩。他是第一个“受害者”，接着海浪漫过我的防浪堤和护城河，冲击着城墙。随后，在城墙里面形成漩涡，冲刷着街道。第一个孩子站在堡垒后面，面对着潮水，伸出双臂，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

“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吧！”

他显得如此高大，也从未如此高兴过，这让我心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