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教人跳摇摆舞，只是想让人体会一种简单的快乐 | 了不起的小工作室

上海跳摇摆舞（Swing dance）与 Tango 的人都知道 Te Amo，这家酒吧一周至少 4 晚提供连续不断的爵士乐，场地中央是一块规模适中的舞池，装修复古，可供 100 人跳舞。门票仅收 60 块，这在上海不多见，即便全国类似的舞会场地，都陆续因昂贵租金而关门，很少能长期支撑。

5 月 3 日这晚，和每个周五的安排一样，Te Amo 室内举办一场由“DowntownSwing 上海摇摆”组织的摇摆舞舞会。舞池中央十几对男女搭档，美式复古打扮，老少皆有，正随背景爵士乐的节奏变化，飞速踏拍子起舞，脚步使人眼花缭乱，或时而大幅度变换招式，两人中一人转圈或踢腿。等到下一曲时，按规矩彼此需随机交换舞伴。

这类舞步不令人陌生，实际已有 90 年历史，1930 年代它曾随爵士乐而后风靡全球 20 年，1994 年上映的电影《低俗小说》里的经典舞厅桥段就有摇摆舞的影子。摇摆舞在国内开始发展是这 10 年的时间。

小星和 Lucy 在北京 Swing Dance Ball 舞会上。后边为现场大乐队演奏。

组织者小星和 Lucy 对这晚颇激动，他们请到了全球各地巡回授课的摇摆舞大师来上公开课。半小时后，韩国摇摆舞大师 Hyunjung 将站到舞池中央，给大家讲解跳 Solo Jazz 的舞步技巧，她着装俏皮，语气轻快，这是摇摆舞授课的特色。很快，八九十人围满舞池，翘首观摩领先的摇摆舞水平到底是怎样的——平日里，不常出国跳舞进修的人更多是在 YouTube 上看。

接下来 5 月 4 日、5 日的周末两日，他们中约 30 人将白天跟随 Hyunjung、小星和 Lucy 一起在舞房里上课、跳舞、研究，晚上打扮成“盖茨比”派对装束参加舞会继续跳舞、表演。

国外嘉宾到来的机会不常有，这需小星和 Lucy 提前 6 个月至 1 年发送预约邮件，支付往返路费及食宿，并预支一笔不菲的课程开销。下一场同水准的大师课要到 5 月末，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摇摆舞搭档 Sonia 和 Hector 将连轴转授课四天，两人在 Lindy Hop 与 Solo Jazz 风格上擅长开发即兴舞步与节奏。

这些活动均由 DowntownSwing 上海摇摆舞组织举办，2017 年创立组织的小星和 Lucy 与 Te Amo 老板合作已两年，他们租下周二、周五晚的场地，举办舞会与零基础体验课，向新人推广摇摆舞文化，同时工作日晚上在舞房里教授课程，全年未中断。

在 Te Amo 酒吧，小星、Lucy 与舞者、学生们。

两人初衷很简单，让更多人更简单地接触跳舞与舞会的快乐。

“有时我们开玩笑说，摇摆舞易与人互动，接地气又不那么性感，是快乐的舞蹈，适合很宅的朋友，”小星说。某种程度上这由历史上摇摆舞的娱乐性决定。

这是种以舞会友的文化。1940 年代美国标志性的大众舞厅 Savoy，其集体性娱乐氛围有时代特征，舞池规模近似体育馆，可同时容纳 3、4 千人跳摇摆舞，舞厅两侧各有一支大乐队演奏同一首爵士乐，彼时黑人和白人不再隔离；1980 年代，在摇摆舞渐没落 20 多年后，几个年轻瑞典人重新拜访被时代遗忘的 72 岁摇摆舞者 Frank Manning，共同合作，才逐渐复兴了该舞蹈，使其在世界范围变得随性多元。韩国目前是摇摆舞发展最成熟的亚洲国家，中国、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均有自己的社群。

“DowntownSwing 上海摇摆”并不是唯一一家。国内较早的摇摆舞组织于 2003 年北京成立，“Swing Beijing”组织者曾威铭是第一批从外籍舞者里学习摇摆舞、向国内推广舞会文化的人，在圈内颇受到尊敬。2013 年前后，类似组织在全国城市生根，但规模较小，局限于圈子，靠上班族舞者业余打理，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长沙、武汉、重庆、宁波、福州等地有分布。

2016 年，小星曾以初学舞者身份在长城上连续 3 日参加了由曾威铭组织的摇摆舞训练营，当时没日没夜的热烈舞会氛围给予他极大初学鼓舞。那时他已是趁出差出国各处拜访舞会、使用 Facebook 查找地址的重度摇摆舞爱好者，会用“每次跳着笑到脸部肌肉僵硬，没法松弛””来形容感受。

摇摆舞舞者经常世界各地参与训练营，学习、比赛、跳舞，回国后组织类似活动。

相比较下，2017 年成立的“DowntownSwing 上海摇摆”仍是一个挺年轻的组织，可能没“Swing Beijing”那么专业，但包袱少，一切靠摸索，有股热烈的生机。

2019 年开始，“DowntownSwing 上海摇摆”的活动已渐成一套规律。每周五晚，有 1/3 参加者是第一次报名舞会，多为上班族，未接触过跳舞，且有些拘束，多数人通过公众号或发布的豆瓣同城找过来，以结交朋友为目的报名零基础体验课。新人的持续性归结于两人 2 年的无间断反复推广——尽可能吻合年轻人口味、朋友带朋友的口碑，以及 Te Amo 酒吧位处的好地段。

两人还想从零开始发展自己的俱乐部文化，让“DowntownSwing”成为上海一处推门可进的小据点。“我们发觉身边很多人非常希望和渴望这类东西，如果没人组织这类活动，那么城市里就不存在这样一种选择了。上海也有别的人办舞会，但各自的出发点和方式不一样，我们更希望以自己的思维去推广，”小星说。

2017 年 5 月，任职电子通信工程师的小星与做审计员的 Lucy，凭一股未灭热情，一起创办 DowntownSwing 摇摆舞组织，此时距两人初学摇摆舞仅过去两年。他们打算自己授课，设计更亲民、易入门的教学体系，到年底还计划组织一场 2017 上海第一届林迪舞节（Lindy Hop 是摇摆舞中最受欢迎的风格）。于 Te Amo 一周一次的常规舞会已展开，欢迎任何人，取名“Swing Kids Party”。

提前 4、5 个月备课，这让两人的开课未显慌乱。5 月 3 日第一篇招生推文发出前，他们已数月搭档练习舞步的框架、惯性与连接，“如何更流畅地做标志性舞步 Swing Out，或变换高阶的领舞（Leader）和跟舞（Follwer）技巧，怎样用舞步去表达音乐的结构”。考虑这些不困难，毕竟北京有发展成熟的 SwingBeijing 作参考，国外可通过反复研究大量视频资源，况且两人频繁参加泰国、韩国等训练营，报名大师课，也陆续获得好名次。

创办组织已 2 年的小星，事后在回忆这段日子时描述道，“太兴奋了，整夜整夜的没法睡觉，凌晨从床上突然爬起来，就在家里开始跳舞了，耳朵里塞着耳机，放爵士乐，假想一个舞伴和她一起跳舞，很诡异的状态，早上起床就去上班了。” 开课 3 个月了，他感觉不到枯燥，“一直在改动和演进，不是简单重复”，工作日就开始惦记周末授课。

不过招生并非想象得容易。起初小星和 Lucy 跑去武康路人多的商圈，和舞者朋友在街头卖艺招生，边上放着一块可扫码的广告牌。当时正值傍晚，围观人很快站满，但大多远远地看一眼，也不敢过来，最后报名上课仅一两个人。“现在想想，那时候胆子也挺大，一个程序员和一个审计员，何德何能。”Lucy 说。

2017 年随后一年时间里，他们摸索着改善课程设置。要让舞蹈变得简单自然，易上手，不令人生畏。他们把课程体系分为缓慢进阶的 4 个级别，下设 9 个组别，各有 6 节课，覆盖经典舞步组合，尤其注重零基础新手的互动性。

舞会上变换着构思主题派对，规定需有着装要求，“花头巾与马甲复古摇摆夜、热带风味泰国夜、万圣节恐怖夜”，这符合年轻人趣味。陆陆续续地，作为国外嘉宾的美国搭档 Jon 和 Jenna、韩国的 Nalla 和 Jessica、或瑞典的 Gustav 和 Laia，都被小星和 Lucy 邀请来参加舞会，以满足学生交流、教学需求。活动信息均每日推送，有时放上豆瓣、Meetup，起初阅读量不多，但一年下来让 “DowntownSwing 摇摆”被更多不了解舞会文化的人知道。随后朋友带朋友，来的人就多了。

让舞会与课堂上的新人不那么拘束，是小星与 Lucy 随后遇到的一个难点。“Swing Beijing”组织者曾威铭在一次电台采访中也聊到，“中国人学舞蹈会遇到难度，因为没 Party 经验，”他开玩笑说自己东北人，“平日里休闲方式是坐炕头嗑瓜子”。

而 Lucy 觉得实际没那么难，教课时“整体气氛要放松，感觉上要活泼一点，”她的窍门是随机点一名同学示范，点评舞步时开句玩笑，让气氛变得幽默。更多时候，她看见舞蹈让内向、拘束的人对待身体更自如，变得放松，仿佛显露出人的另一面。

在发挥新意的基础上保护原有礼仪性是 “DowntownSwing 摇摆”的另一个“标准”，这被称为摇摆舞文化的“规矩”。比如舞会上不许指点舞伴姿态，因为舞会是拿来享受的；不能衣着暴露，不可穿细高跟与运动装；鼓励邀请不同水平的人跳舞，但有权拒绝别人。“任何人都可以过来跳舞，但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门槛在，彼此间要有共识，尊重这套文化，这可能是一点私心，”小星说。

Lucy 和小星在 Herrang Dance Camp。

2017 年 7 月，小星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小村庄 Herrang， 加入当地为期 5 周、有 35 年历史的世界性摇摆舞盛宴。几千人摇摆舞者、明星集聚一堂，从训练营、舞会、课程到爵士音乐会，一切令他大开眼界，“整个村就是一个舞者自治村”。

从前台接待、厕所清洁人员、服务员、做咖啡到卖衣服的，均为舞者，大家入夜后出来跳舞，白天上课、工作、生活，有人在湖中搭起浮板与小桌，邀请舞伴共进午餐。在活动期，99 岁的“摇摆女王”诺玛·米勒（Norma Miller），跳舞七八十年，出来分享讲座，依旧精神矍铄，给予各地组织者鼓励，舞蹈成为互通的语言，彼此关怀。

“很多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从很小开始默默积累几十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小星对这种文化底蕴很有认同。回国几个月后，他与 Lucy 开办上海第一届林迪舞节（Shanghai Lindy Festival 2017），因“太忙了，没时间筹备舞节，感觉对不起老板”为由，两人均辞了职，专心发展组织。

这场节日连续进行 3 日，为成本考虑，地点选在一个舞蹈教室，流程试图还原两人在国外参加摇摆舞训练营时的感受，遵循严格签到流程制，大师课需预约，有名额限制。舞会则是轻松的，人们盛装打扮，前后陆续来了 200 多人。这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届摇摆舞节。随后第二届如期举行，他们还想在 2019 年第三届中加入现场大乐队演奏，但高昂的开销是个问题。

常规舞会Swing Kid‘s Party。

2018 年，看似矛盾的情形已浮现出来——全职做舞蹈教师后，工作量大幅增加，稳定收入却明显下降。工作日上午，小星和 Lucy 各自在家写文案、出帖、维护微店、作为客服回答舞会和课程问题；下午到舞房碰头，然后沟通、备课、练习，随后晚上 7 点开始上课，如果那天有舞会，到家后需凌晨 1 点。周末几乎无休。两人收入来源主要为课程学费，一笔账算下来，每小时每人仅收到几十块，若加上邀请国外舞者、参与训练营、预订场地的成本，实际会更少。实际工作量增加约两三倍。

“一年下来收入和之前上班时比，减少 1/4，剩余存款用于去韩国、瑞典等地的摇摆舞活动上，幸亏工作多年还有些积蓄，”小星在辞职后开始有了记录、研究、反思教课的书写习惯，并撰文写《做一个职业摇摆舞老师是怎样一种体验》，他说“有时压力确实特别大，尤其在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下，是会后悔，但回想一下，又不后悔了”。“既然我都能转行当舞蹈老师了，那转行做作者也不是不可能了，”他开玩笑地写道。

DowntownSwing 摇摆 在 Te Amo 酒吧门口，老板 Kai不在照片里。

同样的处境也发生在 Te Amo 酒吧老板 Kai 身上。上海的租金太过昂贵。据 Kai 说，Te Amo 场地每月至少需 800 人流量（一张票价为 60 块），他才能勉强支付 8 万月租金，其余费用靠其留学副业支撑，但实际上 Te Amo 人流量不过 400-500 人。Kai 说不上具体能维持多久。“因为自己就热爱跳舞，是 Tango 舞者及组织者，所以懂维持一个好场地的重要性，目前先把它做好比较重要，”他说。

Lucy 则一直坚定，可能“因为自己还年轻，虽有压力，但不至于顾虑太多”。她说，“DowntownSwing 成立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其实还没有太多的经历经验可以分享，但我们总体是持一个乐观态度的，不忘初心，一切都会变更好。”

工作日午休时，常参加舞会的 Tiantian、然子在襄阳公园跳舞。

长号手 Tiantian 是“DowntownSwing 摇摆”的常客。他发现 2018 年、2019 年上海对舞会感兴趣的年轻人在变多，但他说不清这是与这里每周一场、全年无休的零基础体验课有关，还是城市人的周遭环境发生变化，继而微妙地影响到了生活需求。

Tiantian 一周两晚参加摇摆舞会，结束时已深夜，随后他会加入 4 公里外爵士酒吧 JZ Club 的职业大乐队演奏小号。他保持这种节奏的生活作息已半年多。

同样捕捉到变化的有电影编剧然子，她觉得人们接纳跳舞的气氛是变好了，“跳舞有点儿像即兴爵士，它允许一个陌生人进入你的场域，但是一种舒服纯粹的社交方式。”她提到一次工作日，趁午休间隙，大家带上盒饭约在襄阳公园跳摇摆舞，其间有路过的外国游客加入，谁也不互相认识，但就跳上了，一切挺轻巧自然。

图片来自“DowntownSwing 摇摆”，题图来自WikiDanceS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