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工人党党刊与新加坡主流媒体报道北京援鄂医疗队事迹

“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战胜病毒!”比利时工人党党刊《Solidair》以此为题，在今年第4期刊登了比利时中国协会会员、比利时VRT公共广播公司退休记者吴绍才（Ng Sauw Tjhoi）对北京宣武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李艳医生的专访。

比利时工人党党刊《Solidair》2020年第4期对北京援鄂医疗队的报道文章

比利时工人党党刊《Solidair》今年第4期封面

与此同时，新加坡《联合早报》旗下的“思想中国”电子杂志，刊发了吴绍才先生撰写的三千字长文，题目为《武汉封城中的女医生及她的抗疫故事》。

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战胜病毒

（比利时记者吴绍才采访李艳译文）

作为武汉封城期间驰援该市的4万名中国医生中的一员，李艳医生接受了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公司（VRT）退休记者吴绍才（Ng Sauw Tjhoi）的采访。吴绍才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的研究和报道。

前言

　李艳医生通过Zoom软件接受了我的视频采访。李艳医生告诉我，武汉封城期间，晚上8点后街道上就没什么人了，但人们在窗外悬挂“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横幅，让医疗队从中感受到莫大鼓舞。5月15日，我在北京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北京女医师协会举办的防疫抗疫分享会上听到她的发言，并为此深受感动。

　　从1月23日至4月8日的76天中，全面封城让武汉的1100万居民“待在家中，确保安全”。4万多名医生和更多的护士，以及来自该市的150万名志愿者（占该市人口14%）参与了武汉的抗疫斗争。

　　李艳是自愿赴鄂的医生之一。她现年43岁，活泼开朗，有一个6岁的儿子。“我和丈夫结婚时，警告他说我可是个工作狂啊（她笑了）。有时候我应该抽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她有时会连续工作几天不回家。“挽救生命不分白昼，我很快决定要去武汉。”我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看到一个戴着外科手术帽、穿着医用白大褂的开朗的中国医生。尽管这是视频连线，但语气是坚定的。

1、李艳医生，您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在宣武医院呼吸科的ICU病房工作已达18年以上，您去武汉之前曾在宣武医院救治过新冠患者么？

答：没有。我在武汉治疗了我的第一批新冠患者。北京1月底还没有出现新冠病例。我所在的ICU病房有12张床位，当时收治的是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但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武汉的报道，医院领导也发出了征集志愿者的紧急号召，我马上就报名了。我当然也征求了我丈夫的意见。我们有一个6岁的儿子，还需要照顾我的父母，但他们都支持我去。我对他们非常感激，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2、您自己毫不犹疑地做出了决定，为什么您要冒这样的风险？您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病毒，否则就不会封城了。

答：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您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每天都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从以前的疫情爆发中我们知道，防疫工作需要尽快启动，而且需要很多人手。病毒也不休息，不是么？同时，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学习医学知识和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作为一个医生，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有责任帮助每个人，在医疗工作中履行我的人文关怀与人道服务的理想。我也不例外。（笑）

3、您能告诉我们赴鄂的行前准备是如何开展的吗？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您知道该疫情的爆发恰逢农历新年。对我们来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时刻，大家都放假回家了，周围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但是在节日期间，我已经感到很快就会“值班”，因为很明显，非常需要我这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生。在大年初一，即1月27日，我收到医院的短信，说需要成立援鄂医疗队。我是在午餐前收到的消息，而我们必须在下午两点抵达机场。所以，我几乎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和跟亲朋告别。

4、医疗队是怎样构成的呢？而且……您是共产党员吗？

答：（大声笑）我当然是一名党员（通过Zoom，她自豪地展示了用别针固定在白大褂上的党徽）。我们的医疗队中，大约一半是党员。我们共有136人，包括100名护士和36名医生，都是志愿报名的。我们搭乘的飞机上还装了5吨医疗设备，以及许多日常用品和食物，我们很多人还带了方便面。

5、你们登机时感到紧张吗？

答：如果说不，那是撒谎。是的，我们都很紧张。我们在飞机上互相开玩笑，比如“一旦登上这架飞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在飞行中，机舱内变得非常安静。我想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像是开赴前线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同胞。这就是我的感觉。这确实是一场抗击病毒的战争，不是吗？飞行的时间似乎额外漫长。晚上11点多，我们才抵达武汉的旅馆，那将是我们今后在武汉的居所。次日凌晨1点我才睡，行李都没打开。但我无法入睡，我们医疗队的很多人都没睡着。我们都在考虑第二天要救治患者的事。

6、我从网络视频等渠道中看到的中国医院，给我的印象是规模很大且井然有序，是这样吗？您在武汉工作的医院也是这样的吗？

答：要知道，当时武汉有4000多名患者，传染现象也比较严重。当我们进入武汉协和医院时，老实说，情况一团糟。病房并未准备好，到处都是桌椅，医疗设备处于半拆封状态，病床也没安装好。这是一家新冠定点医院，但我们必须从零开始进行改造。我们要收纳800名患者，但实际上第一名患者被送进来时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幸运的是，在随后的日子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能够接收治来越多的新冠患者。在第一周，我们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

7、您说您已不记得救治了多少新冠病患，但您还记得救治的第一位患者吗？

答：是的，那是一对夫妇，一对老年夫妇。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想到他们时，我仍然感到有些难过。他们都是72岁，手拉手走进了医院。老先生症状轻微，但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他们都是确诊病例，因此必须分开治疗。老先生想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但因为隔离规定的缘故而没有得到同意。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为此感到很抱歉。因为几天后他的妻子去世了，老先生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当时感到很难过，我现在依然感到很难过。另外，当我们不得不将他妻子的遗体送往太平间时，又出现了一个不近人情问题。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处于居家隔离，不允许去医院签名。我们不得不去老先生的家里，转告这个噩耗。我仍然记得他那张充满悲伤的脸。我们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在他身边陪着他呆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建议管理层更改规定。就是这样，规定也必须有规定人文的温度。

8、媒体经常说中国的新冠病患数字被低估了，您对此怎么看？

答：如果您说的是新冠死亡人数……在武汉，而且我想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每位死亡的新冠病人都要登记，有一个自己的编号。每天结束时，这些信息要报告给武汉卫健委，然后由武汉卫健委报告给国家卫健委。因此，在我看来，不可能“低估”死亡人数。

9、您能给我们多介绍一点医院之外的封城生活吗，街上真的没有人吗？食品和日用品的供应是否顺畅？

答：嗯，总的来说确实如此。但在最初的两周里，生活确实困难。封城的初期也是最糟糕的时期。食物、饮料与其他日常必需品以及药品的供应确实非常困难。进入武汉的运输有严格的审批。但两周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我们志愿者来说，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酒店的伙食很好，政府还提供了各种衣服，因为每年的那个时候武汉的天气多变。我们也有机会得到心理救助。我们中许多人不得不目睹许多人的死亡。幸运的是，还可以在酒店后面的湖泊边散步，打羽毛球或打扑克。

10、武汉市的氛围如何？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有关武汉的图片说，这是个真正的鬼城。

答：是的，还好……当我们到达武汉时，从机场到酒店，这座城市的确显得完全荒芜。那就是我当时的印象。所有场所都关闭了，看不到人。街上只有走动的是到处可见的流浪狗或猫。我们在武汉呆了65天，基本上就是这种景象。超市、商店、美术馆、酒吧、餐馆都关闭了。街道空无一人。但是也有惊喜。许多居民都很勇敢和乐观，他们在窗户外面悬挂自制的横幅，写上鼓励性的话，例如“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发现这很有趣，也令人鼓舞。有时甚至有人从他的窗户为我们唱歌！或有人高呼我们应该做好自我保护。当我们从医院走回酒店时，这确实是对我们表达谢意的一种体现。……真的很感动。

11、这给了您更多的力量来继续执行医院中的艰巨任务，还有其他的力量来源吗？

答：您知道，当我告诉您有时我想花更多的时间与丈夫和家人在一起，我不禁想起与儿子一起钓鱼的场景。（我很惊讶，插话问到：“钓鱼？”）……是的，我喜欢钓鱼。我告诉儿子保持耐心很重要，必须努力并学会保持耐心，这是一门重要的人生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有些病人病情恶化，但经过耐心和精心照顾，随后突然发生了奇迹，病人得以幸存。实际上，这也适用于我们前往武汉的任务。许多人认为，我们出发时就相当于自己判了自己死刑。但如果我们不去，死亡人数将会更多。通过耐心和坚持不懈，我们拯救和治愈了病人。这就是奇迹，这就是结果，这就是我们保持长期耐心后“钓到的鱼”！

12、您自己是否有亲身经历，或者您也希望很多人和你有相同的想法？

答：我有一位91岁的病人。您知道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放弃任何人”，不分年龄与性别，因为我们相信“生命是最宝贵的”。对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尽最大可能挽救每一个濒危的生命。好吧，我想谈的那位病人，他在被送往我们医院之前已经不断转院，度过了艰难的三周，咳嗽、高烧、呼吸困难，两肺都已经感染。当我们试图给他其他药物时，他一开始拒绝，甚至一度拔掉了所有的设备、输液针头，并说他不想再接受任何治疗。他说自己太老了，即使痊愈了，也没有几年可活了。“把药留给年轻人，留给轻症患者。治疗花钱太多了！”他很难过。我们安慰他，让他放心，患了新冠的病人免费接受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这些信息他此前并不知道。之后我们说服了他。我们告诉他，他和我们都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他应该与我们一起继续治疗。他很配合。我们给他输血，服用抗病毒药和一些传统中草药。22天后，他痊愈了。更惊奇的是，后来的研究表明他产生了抗体。这意味着在至少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他有免疫了。当他出院时，他来感谢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很感动。对我来说，这是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人”的真实例子。

13、在65天中，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道，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您如何看待您在武汉的经历？

答：您知道，在武汉执行这次援鄂任务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折磨。有时我会突然不知为什么就大哭。但我们也学到了许多生活真谛。对我来说，学到的第一课是团队的力量。我们现在建立的关系不仅仅是友谊。当我们离开武汉时，我不禁思考：如果我在武汉生病了，我团队中的同事是唯一可以救我的人。我们彼此谈论了很多，这使我们所有人变得坚强、紧密相连。第二课是关于生命本身。我们不得不总要处理生与死。我们看到人们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我们看到人们献出生命。这教会我，即使生活很难，但生命是最宝贵的。

14、目前国际形势不仅在卫生方面面临着困难局面，中西方的政治关系也日益严峻，中国正面临着批评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有一些经验，我可以说，中国做得很好。政府通过采取严格但合理的措施，控制住了疫情。而且，通过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的努力，已经挽救了可能有数千人的生命。我认为政府做到非常好的一点是在经济层面上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政府认为人的健康至高无上。我建议那些评价中国政府所作所为的人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他的家庭中有某个人得了新冠，那他也会不惜一切去挽救他的生命。中国正是基于这一点，采取了现在的措施。无论是政府还是志愿者，都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在创造同一个未来。我相信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这个病毒。

后记

我非常感谢李艳医生能够接受采访，也非常感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洪捷和周竞男。通过屏幕我们互相致以问候。Zoom的视频采访结束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熄灭了，我静静地坐在原地，陷入沉思。假如特朗普总统患上新冠肺炎并被李艳医生救治，这样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吗？好吧，在我天真的幻想中，特朗普总统被治愈了，但这只是个白日梦。

为了与国外友人分享防疫抗疫做法，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北京女医师协会于5月15日共同主办了“共克时艰——北京国际民间友好组织防疫抗疫分享会”。

北京市友协、京促会和北京女医师协会5月15日共同主办“防疫抗疫分享会”

李艳医生在“防疫抗疫分享会”与国外友人交流

应邀参会的吴绍才先生被北京援鄂医疗队的感人事迹所深深打动，主动提出要撰文发声，让西方读者了解疫情期间真实的武汉。在北京市友协的联系安排下，吴绍才先生对李艳医生及其救治的91岁老人蒋再道进行了近2个半小时的视频专访。

“你为何不假思索地志愿赴鄂，是什么支撑着你完成那些繁重工作”、“回首在武汉的65个日日夜夜，你有何感受”、“西方媒体称中国隐瞒了新冠病患人数，你怎么看”……透过一个个问题，一个临危受命、从死神手中抢救生命的白衣天使，同时也是热爱生活、希望能多有时间陪伴家人的贤妻慈母跃然纸上，让读者透过她，更加生动直观地了解了疫情中的武汉与北京援鄂医疗队，品味了中国百姓的守望相助与人文关怀。

宣武医院呼吸科医生李艳

李艳在武汉协和医院的工作照

91岁老人蒋再道在北京援鄂医疗队精心治疗下康复出院

此外，比利时中国协会网站及其会刊《今日中国》也登发了对李艳的采访文章。其中，《今日中国》为双月刊，订阅量达3000份，是比利时弗拉芒语地区居民客观了解中国新闻的重要渠道。“精彩的文章”，一位读者评论，“在这个怪异的时代，我首先了解到，通过合作与分享，我们可以消灭叫做‘冷漠’的病毒。”

知识点

比利时工人党简介：

比利时工人党成立于1970年，现有党员超过1.9万人。2014年首次在全国议会中获得2个众议院席位。目前在比利时全国议会、地区议会及欧洲议会中拥有42个议席，在比利时全国有当选代表的12个政党中位列第五，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政治力量，被称为“欧洲左翼最具活力者”。

“思想中国”简介：

“思想中国”是专注于中国的英语电子杂志，由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旗舰中文日报《联合早报》提供支持。其稿件主要来自新加坡、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内容涵盖中国和大中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旨在将这些细腻而有见地的观点带入英语世界。

作者：洪 捷

编辑：李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