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季淑凤：H.B.乔利与《红楼梦》翻译——一位晚清英国外交官的文学英译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研究

中国典籍翻译

2019年夏之卷

H.B.乔利与《红楼梦》翻译

——一位晚清英国外交官的文学英译

文 | 季淑凤

提要

清光绪六年（1880），出身外交背景家庭的乔利通过选拔考试，来到北京英国使馆，以翻译生的身份学习汉语，并通过阅读《红楼梦》以提高汉语学习效率。两年之后，乔利开始了在中国各地领事馆任职的外交生涯。光绪十八、十九年（1892、1893），时任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的乔利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红楼梦》（前56回），该译著没有汉学学术背景，而是一种为来华西人提供汉语学习的辅助读本。乔利的翻译策略忠实而又灵活，更能从积极健康的教辅语料角度“净化”原著中低俗淫秽的内容。乔利译本流传至今已有120余年，但是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翻译史价值。

关键词：乔利 《红楼梦》 翻译

清光绪十八、十九年（1892、1893），英国派驻澳门副领事亨利·班柯拉夫特·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1857-1898）翻译出版了两卷《红楼梦》英文译本。译者原本计划翻译出《红楼梦》120回全部内容，然而却因为乔利体弱多病、英年早逝而壮志未酬，面世并流传至今的唯有这两卷前56回全译性质的“半部”《红楼梦》，是为憾事。尽管如此，乔译本在200余年的《红楼梦》英译史上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达到了19世纪《红楼梦》英译的顶峰，客观上也体现了原作的文学性”。一是相对于此前散见于西人汉语学习资料或英文报刊中零星的《红楼梦》摘译片段，在内容上，乔译本无疑是最完备的；二是先于乔利的各种《红楼梦》摘译文本，多为对话或诗词的截取，只能视为《红楼梦》文学艺术价值的管中窥见，而全译性质的乔译本则是当时最全面、客观展示《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译本。

吊诡的是，除了在少数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述中简要提及之外，对于如此重要的乔利《红楼梦》英译本，趋冷的学界研究现状与之极不相称。王金波（2007）考证出其翻译底本为程甲本中的王希廉评本，即《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在语料库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严苡丹（2011）考察了乔利对《红楼梦》中母系亲属称谓的翻译策略。张丹丹、刘泽权（2014）研究发现乔译《红楼梦》先后翻译风格迥异，从而推断译本或许并非以一人之力完成。除此之外，鲜有其他相关较为深入的探讨。杨宪益与戴乃迭（Gladys B. Tayler）夫妇、霍克思（David Hawkes）与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以及邦斯尔神父（Bramwell Seaton Bonsall）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论著频现，而乔利译本则更为学界所忽视。基于此，笔者拟对乔利生平、《红楼梦》的翻译动因、英译特征及接受情况进行系统地分析与研究。

一、乔利其人与《红楼梦》翻译的缘起

乔利，其名又曾汉译为“周骊”、“裘里”。当前有限的中外史料文献中只存在若干对他的简短介绍，譬如工具书《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1980）的辞条如下：

Joly, H. Bencraft (?—1898): 周骊、乔利，赫·本克拉夫特，英国领事官。1880年来华，在使馆学习汉语。后来在各埠任领事职。1892年把《红楼梦》的一部分译成英文。1898年调任驻朝鲜仁川领事。死于仁川。

上述乔利的个人简介过于简略，从中只可获悉他的国籍、职业以及被派驻远东（中国、朝鲜）的履历。仅有一句提及他翻译《红楼梦》，既十分粗略，又兼有信息失真之弊（出版时间不完整）。然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这部辞典，在学界颇具权威性，成为其他著述引用的来源。如此一来，又难免以讹传讹，错误频出。著名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学者季压西在《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2007）一书中对乔利的介绍，仍旧以《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的内容而展开：

周骊（H.Bencraft Joly,?—1898）,1880年（光绪六年）来华，在使馆学习汉语。后来在各埠任领事职。1892年（光绪十八年）将《红楼梦》中的前五十回完整地翻译成英文。他在为这个译本的序中阐述了翻译此书的用意，并希望能够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有所帮助。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调任朝鲜仁川领事，死于仁川。他本有志于译完《红楼梦》全部一百二十回，但因英年早逝，心愿未遂。

通过比读可以发现，两则简介对于乔利基本情况的介绍如出一辙。季文中略微详细地述及乔译《红楼梦》，然则出版时间沿用失真的前说，介绍乔译为“前五十回”有误，而且其翻译目的竟然与乔利本人所言南辕北辙、相互矛盾。

乔利出身英国外交家庭，其父斯蒂芬·乔利（Stephen Joly，1832—1886）为英国驻外使节，1856年担任英国驻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副领事时，与其母索菲亚·鲍瑞（Sophia Borell，？—1903）完婚，翌年（1857）生下家中八位子女中的长子，即H.B.乔利。乔利自小深受外交家庭的熏陶，于1880年通过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被派往中国。他先在英国驻华使馆学习汉语，是为翻译生（interpreter student），两年后学成毕业，接受使馆安排，前往中国各地担任外交职务。自1882年起，乔利先后在汉口、福州、广州、黄埔、澳门、上海等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其职位从实习翻译开始，历经翻译、三等助理、二等助理、一等助理等职，最高充任过领事馆的副领事、代理领事。乔利在澳门工作时间最长，前后共计四年（1890.3-1894.6）。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只设置最高副领事一职，在乔利之前，默利（Mortimer E. Murray）为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之后，倭纳（E. T. C. Werner）继任副领事一职。乔利身体状况不佳，曾在此期间返回英国病休，并学习法律。

1886年，乔利与克莱拉·艾格尼丝·威尔金斯（Clara Agnes Wilkins, 1860—1928）在土耳其伊兹密尔成婚之后，双双返回中国。他们的两个儿子珀西·B·乔利（Percy Bencraft Joly，1886/87—？）和塞西尔·B·乔利（Cecil Bencraft Joly，1892-1968）以及女儿莉莉安·乔利（Lilian Joly，1896—？）先后出生在中国的天津、澳门、上海。1898年，乔利被派驻朝鲜仁川（时称济物浦）领事馆，出任副领事。朝鲜恶劣的冬季气候与领事馆简陋的条件，使得乔利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在寡母、妻子及三个孩子需要供养的境况下，乔利在一次严重风寒之病的打击下，年仅41岁就抱憾离世，埋葬于韩国首尔杨花津外国传教士墓地。其妻威尔金斯在得到清廷总理衙门140英镑的抚恤金后，在朝鲜王室执教，艰难度日。她于1928年在北京逝世。首尔的乔利墓旁亦有其妻的墓碑，但是威尔金斯是否真正远途归葬首尔，与乔利合葬，则无从考证。值得一提的是，乔利的两个儿子成年后均供职于中国海关，乔利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联在家族中得以传承；乔利的女儿嫁给了美国人。

乔利《红楼梦》正式出版之时，他正在澳门领事馆任职。乔译本分为一、二两卷。第一卷包含前24回的译文，共计378页，1892年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出版发行。第二卷始于第25回，终于第56回，共计538页，1893年由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印刷出版。两卷合计441874词，仅就篇幅而言，已是杨戴译本与霍闵译本的前56回译文的1.58倍、1.14倍。乔利撰写的简短序言不仅提示了译本于1891年9月之前完成的时间节点，更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的翻译缘起：

凭译此书而比肩诸位汉学家，实非本意。于北京（英国使馆）习毕《自迩集》之后，继而沉溺《红楼梦》迷宫之中不能自拔，困惑疑窦种种，感触颇深。

自感此译谬误犹存，诸如所译诗歌韵文及非韵体之瑕疵。韵文英译，尝紧贴愿意而舍弃韵律，是为因义害韵。然则，此《红楼梦》译本倘若能助一臂之力于（非中国）学生今后之汉语习得，吾愿足矣。

由此可见，乔利翻译《红楼梦》与他作为使馆翻译生的汉语学习经历密切相关。换而言之，他翻译动机的产生肇始于自己汉语学习过程中对《红楼梦》的研习，并为其深深吸引，而他的《红楼梦》英译以协助来华西人汉语学习为旨归，将译本定位于语言学习辅助资料。

英国外交部选拔培养翻译生的制度由来已久。翻译生的录取，最初由外交大臣提名考核，后来形成完善的统一考试录取机制。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的候选人通过语言（拉丁语、法语）、地理、数学等科目的考试之后，成绩最优者可以获得被派驻中国或日本的机会。来华翻译生必须在英国使馆进行两年的汉语学习之后方可赴领事机构任职。乔利的外交家庭背景让他具备了参选翻译生选拔的先天优势。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之作，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关注，频频被节译入选汉语学习教材，阅读《红楼梦》原著也成为稍具汉语水平的西人提高语言能力的便捷途径。1816年，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编译的西人汉语教程《中文会话及凡例》(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选入部分《红楼梦》的译文，以便读者学习使用。这标志着《红楼梦》英译史的开端。有趣的是，马氏在书中以“先生”的口吻告诫初到中国学习汉语的西方学生“先学《大学》要紧，……其次念《红楼梦》甚好。……（《红楼梦》）共二十本书，此书说的全是京话”。著者强调京话的重要性，是因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北京官话是清廷外交事务中的工作语言，正是西人语言学习的标杆。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的赫德（Robert Hart），是英国外交部遣华的早期翻译生。他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经常阅读《红楼梦》原著，以加深对汉语语言文化的认知和习得。他在1855年6月8日与2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两次《红楼梦》的阅读经历：“汉语方面，我正在读《红楼梦》（Hung low mun），此书读来颇有些趣味”；“汉语学习进展如常，已阅《红楼梦》（Tales of Red Chamber）半卷有余”。这足以证明《红楼梦》在早期汉语国际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乔利所言《自迩集》是英国在华外交官、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编著的19世纪经典汉语学习教程，包括《语言自迩集》与《文件自迩集》两部，前者是北京官话口语学习的教材，后者是汉语书面语学习课本。这两部原本为英国人而编辑的教材，以其实用性与经典性而备受瞩目，并被转译为多种语言，成为近代来华外国人汉语学习的权威教程。尤其是《语言自迩集》中的口语语料有针对性地选取晚清北京话口语实例，在国际汉语教育史上尚属首次。对于北京话史、普通话史以及近现代汉语对外教育推广研究，《语言自迩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如此，《自迩集》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国驻华使馆培养翻译生的必备教材。与乔利同年（1880）来华、在英国使馆作翻译生的务谨顺（William Henry Wilkinson）在记录其早年来华印象的回忆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学习。务谨顺对《自迩集》记忆犹新，因为《自迩集》几乎是他与包括乔利在内的同期汉语学习人员的唯一语言教材。他们阅读过的中国小说，包括《玉娇梨》、《好逑传》、《三国志》和《红楼梦》。可以确定的是，《红楼梦》在英国驻京使馆翻译生群体中颇为流行，原因有二。第一，务谨顺对《红楼梦》的故事情节颇为熟稔，甚至接受了当时中国学界论述的“《红楼梦》乃明珠家事”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120回、20卷本的长篇小说，“对外国学生而言，冗长的各回之中充满了乏味的婚嫁、奸情与丧葬”。他与乔利一样，阅读《红楼梦》时经常遇到理解上的困难。第二，务谨顺对《红楼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偏爱其中的诗词，在回忆录中还节译了《警幻仙姑赋》，而且最近的文献史料显示，他曾在学习汉语中英译过《红楼梦》前数回，还有至少2册《〈红楼梦〉英译笔记》面世。

乔利何时开始翻译《红楼梦》，已不可考证。毋庸置疑，乔利与务谨顺这两位翻译生同学译介《红楼梦》的时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事实上，乔利长期深受肺结核病的困扰。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肺结核属于难以治愈的疾病之一。某种角度上说，乔利清楚自身深陷绝症，仍旧与时间赛跑，坚持翻译《红楼梦》。他能够将《红楼梦》的英译事业视为高于生命，其坚毅精神感人至深，对于中外文学交流的贡献绝对不可小觑。闵福德回忆，他曾收藏乔译《红楼梦》初版第一卷，而此前的收藏者在其中添加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语句：

依我之见，乔利的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翻译这部长篇小说，能多译一些就多译一些，尽力多译出一些。他病魔缠身（肺结核）日久，当时已成渐入膏肓之势，乔利自知来日无多。

二、乔利《红楼梦》的翻译策略

中国著名学者吴宓在述评王际真的《红楼梦》译本时，论及乔译本“凡二巨册，系逐句直译，虽无精彩，而力求密合原文，无所删汰”。细读译本可以发现，诚然如吴氏所言，绝大多数情况下，乔译本的确与原著“亦步亦趋”、“无所删汰”，在语义层面与原作“力求密合”。作为一部语言学习辅助性资料，这样的翻译方法原本无可厚非，反而显现出译者高超的汉语水平以及他“令人吃惊的对原文理解的准确程度”。笔者发现，乔译本固然以直译见长，却又并非全部如先前论者所述，是生硬、乏味、呆板之作。质而言之，乔译本的翻译方法虽然以直译策略为主，却又在平实之间时时显露出译者巧妙入微的变通之法，又不可谓无精彩用心之处。

《语言自迩集》中加入大量注解，以方便“翻译生”阅读理解。乔利英译《红楼梦》中沿袭了这种语言学习资料的“诠释”传统。译者虽然在译本中没有做出页下注释或篇尾注疏，却将不可或缺的文本阐释内容融入译文之中。尽管后世学者将此诟病为“冗长拖沓”之弊，却也凸显了语言资料的“辅助性”特征。回目翻译尤其需要精准透彻，有助于读者对回目下故事的理解。乔译每一回目的结构严谨、对仗工整，统领当回故事内容。

原文：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第十五回）

乔译：Lady Feng, nee Wang, exercises her authority in the Iron Fence Temple. / Ch’in Ching-ch’ing (Ch’ing Chung) amuses himself in the Mant’ou (Bread) nunnery.

上例中的王凤姐与秦鲸卿是《红楼梦》第十五回中的关键人物。乔利在前文中已经将“王熙凤”译为“Lady Feng”，而此处译“王凤姐”时，译者刻意将她的姓氏译出，是为“nee Wang”（“母家王氏”）。同样，秦钟字鲸卿，乔利将其字“鲸卿”（“Ching-ch’ing”）与名“钟”（“Chung”）并列音译，均为注解性的翻译方法。“馒头”是中国北方人的传统主食，乔利音译为“Man-t’ou”，并以英国人的传统主食面包（“Bread”）进行类比释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释译方法。

汉、英两种语言，前者重意合，后者重形合，这直接导致了汉英翻译中无法将句法架构进行直接复制。因此，除了借助括号进行释译，乔利还利用括号进行译文句法上的增补。

原文：雨村拍手笑道：“……我心中每每疑惑［其缘由］。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第二回）

乔译：Yue-ts’un clapped his hands and said smiling, “… Often have I speculated in my mind (as to the cause), but the remarks I’ve heard you mention, convince me, without doubt, that it is no other reason (than that of reverence to her mother’s name)”.

上例中贾雨村所“每每疑惑”不解的是林黛玉在书写“敏”字时，为何减一二笔，听冷子兴解释后，得知原为避讳母亲贾敏姓名中的“敏”字。乔利将“疑惑”译为 “speculate”，该词多为及物动词，又为了呼应前文内容，译者借助括号添加宾语成分，将“疑惑［其缘由］”增译为“speculated (as to the cause)”。原文中“为此”即“为避母亲名讳”，“此”为代词，指涉前文内容，乔利完全可以简单地译为“this”，但为兼顾英语固有句式“no other reason than”的完整性，将代词“此”的内容具体化，即括号中的“敬畏母亲名讳”（“reverence to her mother’s name”）。如此译法，既将原文深意译出，又兼顾了初学汉语翻译生的英语句法习惯，更明示了汉英语言在句法结构方面的差异，有利于语言学习者的有效习得。

与上例中科举出身的贾雨村文雅话语不同，大观园中少女的言语则活泼、俏皮得多。她们的口语多是“行云流水，全系天成”。面对这样的原文，乔利又如何翻译呢？

原文：黛玉道：“……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第二十八回）

乔译：continued Tai-yue, “…but were tomorrow some Miss Pao (precious) or some Miss Pei (jewel) or other to come, and were she to be subjected to insult, won’t it be a grave matter”?

上例中林黛玉的话原本透露出她对薛宝钗的醋意，“宝姑娘”暗指薛宝钗，而泛指的“贝姑娘”则是对“宝姑娘”一词的仿拟。黛玉的话既要映射宝钗，又不能太明确。乔利将“宝姑娘”译为“Miss Pao”，直接关联译本中宝钗的译名“Pao-ch’ai”。但是，兼顾到黛玉不能明确针对宝钗的心理，译者又为“Miss Pao”、“Miss Pei”添加了不定意义的形容词“某个”（“some”）和不定代词“她人”（“other”），将黛玉言说时的微妙心理活动表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民间久有“少不看‘红楼’”之说，即《红楼梦》中有大量关于性欲性爱的描写，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不利。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注重个人教养、社会礼仪与传统道德，著名的英国绅士均出现在这个时期，乔利本人及父辈均受熏陶。而且，虽然诸如《语言自迩集》之类的官方汉语学习教程选材灵活、贴近生活，但是色情、淫秽的语料绝对不得编入教程，以免产生“诲淫”的消极作用。无论是从乔利的绅士文化身份，还是从语言材料编撰原则的角度考察，《红楼梦》中的色情情节，必然成为他翻译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的内容。

原文：（贾瑞）与凤姐云雨一番，……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他又进去（风月宝鉴），如此三四次。……（贾瑞）已咽了气，身子底下，冰凉一大滩精。（第十二回）

乔译：He had an affectionate tête-à-tête with Lady Feng. … Chia Jui had, it is true, experienced all the pleasant sensations of tête-à-tête. …Once more entering the mirror, he went on in the same way for three or four times. … He had already breathed his last. The lower part of his body was icy-cold; his clothes moist from profuse perspiration.

上例中的故事是“起淫心”的贾瑞被王熙凤借“风月宝鉴”谋害致死的情节，其中男女性事的描写相对含蓄。贾瑞想象与王氏的男欢女爱被称为“云雨”，乔利同样委婉的译为法语词汇“tête-à-tête”，意为“亲热的（affectionate）私会”。下文中的“如此三四次”意指贾瑞幻想的“云雨”次数之多，而乔利则忠实地译出了“three or four times”。英文读者断然无法从这种翻译中读出性爱的信息。原著中贾瑞的结局是“精竭而亡”，文中前后两次描述有“一（大）滩精”，乔利更是将其隐匿不译，前一次改译为“pleasant sensations of têteàtête”（“欢愉激情的私会”），后一次则译为“profuse perspiration”（“大汗淋漓”），均未见色情敏感词“精”的踪迹。这里，乔利使用“净化”翻译方法的良苦用心，即为翻译生提供最洁净的语言学习文本。

如果上例中关于性爱的描写尚且委婉含蓄，那么《红楼梦》中一些仆从丫鬟等“下人”常常夹杂着色情内容的粗野话语，在他们争吵、对骂的口语中更是屡见不鲜。对此，乔利始终坚持净化的翻译原则。

原文：（茗烟）问道：“我们臊屁股，不管你相干！横竖没臊你的爹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第九回)

霍译：(Tealeaf) “Whether we fuck arseholes or not,” 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 Come outside and fight it out with me, if you’ve got any spunk in you”!

乔译：(Ming Yen) “What we do, whether proper or improper,” he said, “doesn’t concern you! It’s enough anyway that we don’t defile your father! A fine brat you are indeed, to come out and meddle with your Mr. Ming”!

在上例中，贾宝玉的小厮茗烟面对鲁莽的金荣，骂出了极其粗野、淫邪的话，涉及性爱行为和性器官，甚为露骨。对照原文与霍克思、乔利的译文，显见的是，霍译和乔译在展示原作色情描述方面天壤之别。作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汉学家，霍氏也将色情视为《红楼梦》经典模式中的一个因素，完全传译出来，不仅译出了“arseholes”（“肛门”）、多次忠实对译“fuck”（“臊”），甚至为了增强译文的色情意蕴，还运用了增译策略：“好小子”原为挑衅之语，霍克思以“get any spunk in you”译之，“spunk”一词双关，既有“能耐”的含义，又有俚语“精液”的隐喻。反观乔译，原文关于性行为的描述成为了“What we do, whether proper or improper”（“妥与不妥的事”），唯一对应“臊”的译词是“defile”（“败坏、玷污”），又是极为正式的文学用词，多指玷污个人名声，而原作中关于性器官的词一律删去不译。由此可见，乔利运用改译策略刻意回避《红楼梦》中的色情情节。

三、余论

在到达中国之前，乔利从未接触过汉语语言文化。通过数年的汉语学习与应用，乔利便译出了《红楼梦》前56回，也证明了他精湛的汉语水平。尽管如此，由于乔利学习中国文化时间未久，诸多历史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从而造成的误读误译也散见于其译本之中。例如，第42回中薛宝钗谈及幼时在家中与诸位兄弟读过的书籍时，说道：“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乔利译为：“There were (…) the ‘Western side-House’, and ‘the Guitar’, even up to the hundred and one books of the ‘Yüan’ authors”。原著中的“西厢”、“琵琶”乃是戏剧《西厢记》、《琵琶记》的简称，乔利以“Western side-House”、“the Guitar”进行剧名的直译，达意尚可。但是，“元人百种”实指《元曲选》，又称《元人百种曲》。从乔利并未如同“西厢”、“琵琶”那般大写译名中实义单词的首字母来看，他并未认识到“元人百种”乃是曲选的题名，因而译为“the hundred and one books of the ‘Yüan’ authors”（“元人著作一百零一种”）。而将“百种”误译为“一百零一种”，更是译者疏忽大意所致。

当然，面对百科全书式中国文化的《红楼梦》，非专业汉学出身的乔利产生若干误译，也是在所难免，瑕不掩瑜。毫无疑问，此类误译绝对不能遮蔽乔译《红楼梦》的巨大成就和影响，从后世世界各地专业评论家的肯定与赞许中，我们可一窥其积极的历史贡献。

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汉学家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认为，乔利《红楼梦》译本中的汉语会话翻译令人称奇（marvelous rendering）。她指出，乔利译本故事生动，富含中国情调，可以给读者留下身临其境的切实文学感受，如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般。从艾氏的记述可知，她1923年即将离开上海时，别发洋行重印的乔利《红楼梦》第一卷重印本已经开始发行，第二卷是否已有重印计划尚不可知。

1932年，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库恩（Franz Walter Kuhn）节译了《红楼梦》，直至当前，他的译本仍旧是全世界唯一的德文译本，而且广受好评。库恩认为，对于西方人而言，皇皇巨著《红楼梦》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尝试全译极为艰难，“在欧洲，英国驻中国（副）领事乔利不畏艰难，勇敢地尝试进行翻译，译出了原作近一半的内容”。精通英文的库恩是在阅读过乔利《红楼梦》译本之后对译者进行褒扬的，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又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乔利英译本的影响。而麦克休姊妹(Florence & Isabel McHugh)又以库恩德译本为底本完成英文转译本，这种内在影响得到传递和发扬。

2010年，乔利《红楼梦》译本被列为“中国经典”（The Classics of China）之一，由世界著名的塔特尔出版公司（Tuttle Publishing）再版，在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新加坡与日本同时发行。在再版序言中，澳大利亚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温·H·洛（Edwin H. Lowe）积极评价译本特色与现实意义：乔利紧扣《红楼梦》原著细节，译笔忠实，依然是当下（中国之外）学生学习汉语不可或缺的绝佳之作（an excellent book）。《红楼梦》之中的语言是北京白话，已经成为当代标准的中国口语与书面语，对于学生们深入学习而言，乔译本大有裨益。学生们在《红楼梦》原著与译著对比阅读中，乔译的忠实翻译也将助益良多。

综上所述，乔利以英国外交翻译生的身份进入中国，在系统学习汉语之后，奔赴各地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在华西人汉语学习中采用《红楼梦》为语言文本的传统，让乔利获得走进这部小说巨著的机会。他在外交工作之余，投入精力翻译《红楼梦》，为来华西人提供汉语学习的辅助资料。他的《红楼梦》翻译策略忠实而又不失灵活，尤其是“净化”翻译处理方法，为翻译生的语言资料过滤掉大量低俗内容。在成书后的120余年间，乔利译本仍旧一版再版，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英语读者，并得到相当的肯定和称赞。笔者衷心希望，乔利《红楼梦》译本的文献学、语言学及文学翻译史价值和意义在中国不再被继续淹没。

作者简介

季淑凤（1982-），女，山东青岛人，文学硕士，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信息学院（校聘）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