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06日 星期三

「原创」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潜在经济影响

「原创」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潜在经济影响「原创」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潜在经济影响

李春顶1、郭志芳2、何传添3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内容提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十三五”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而大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TA)的建设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本文构建了一个29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一般均衡大型数值模型系统,根据现有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现状将影响机制精确的建模到系统中,进而采用“反事实”模拟方法定量评估并比较了中国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潜在经济影响。模拟的结果发现:(1)这些协定都会提高中国的福利、产出、就业和贸易,其中贸易效应最强、产出和就业效应其次、福利效应相对较小;(2)协定其他成员都会获利,比较而言,经济规模小国和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受益更多,而中国在现有协定上的相对获益和贡献的份额决定了是谈判中的主导力量。

JELClassification:F53, F47, C68

一、引言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地区和全球经济共享繁荣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七大将自由贸易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提出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十八届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都无一例外的强调了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其中重要内容。“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强化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体制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区域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中国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目前,中国已经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中的协定有9个,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多边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写为RCEP)、中国-海合会自贸区(China-GCCFree Trade Agreement,简写为CGCC)和中日韩自贸区(China-Japan-KoreaFree Trade Agreement,简写为CJK),以及双边的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格鲁吉亚、以色列和挪威的自贸区;正在研究中的双边自贸区6个,涉及6个国家,分别为印度、哥伦比亚、摩尔多瓦、斐济、尼泊尔和毛里求斯;讨论和研究中的自贸区1个,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简称FTAAP)[1]。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中国推动和参与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非常显著的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大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Mega-RTA)的谈判。同时,中国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是“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一轮开放,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的重要路径。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经济效应的系统定量分析及比较还很匮乏,多数是针对单个贸易协定进行的研究,不仅不够深入,并且在建模上也没有考虑最新贸易协定谈判重视新规则和制度层面开放的特点。鉴于此,论文对中国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建设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的量化评估,并比较不同协定的经济效应,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参考,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区域贸易协定的建模和量化研究方法。

根据中国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建设状况,论文选择主要的四个协定进行系统分析,分别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CJK)、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CGCC)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四个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涉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1个国家和地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东盟提出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成员包括东盟10国和6个已经分别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的计划是在协定达成后再商谈美国和俄罗斯的加入。RCEP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领域,自由化程度高于东盟与这6个国家已经分别达成的自贸协定。目前,RCEP仍然在谈判中,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有望能够尽快结束谈判并达成协定。中日韩自贸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于2013年3月启动第一轮谈判。但由于三个国家之间不和谐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谈判进展一波三折,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阶段性成果,预计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协定。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是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商谈的自由贸易合作区,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6个国家。协定谈判于2004年开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断,2016年重新启动,有望在近年内完成谈判。亚太自由贸易区是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Cooperation,缩写为APEC)机制下21个成员参与的自贸区倡议,建设自贸区的愿景是在2006年APEC会议上提出,2014年APEC北京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2016年APEC秘鲁会议批准了部长会议提交的《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目前自贸区的发展仍然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开启谈判。

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对中国参与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模型的生产结构为常替代弹性(Constant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简称CES)生产函数,需求结构为二层嵌套的(Nested)常替代弹性(CES)消费函数,并引入了不同国家生产的同种产品异质性的阿明顿(Armington)假定。贸易结构中引入贸易成本,并且分解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带来税收的收入,但非关税壁垒仅带来贸易的沉没成本。同时,模型通过引入“内部货币(InsideMoney)”构建了内生性的贸易不平衡结构。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来影响成员和非成员相互之间的贸易,进而影响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消费、福利和就业等。

二、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结构

本文构建一个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能影响进行“反事实”量化模拟。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包含M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每个国家使用T种生产要素生产N种产品,其中 ,,。

生产结构方面,设定一个标准的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1]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2]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2016年美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又超过了中国,2017年中国再次追赶返回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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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或者估计参数的值,就可以将数学模型系统建成一个数值模型系统。由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效应更多是一个静态问题,绝大多数文献的模型为静态系统,不需要涉及多期的迭代,故而数据选取上仅需要以一个年份作为基准搜集数据,本文选择的是2013年数据。

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并考虑数据系统建设的可行性和复杂性,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国家或地区、2个行业部门和2个生产要素的系统。这29个国家或地区为:澳大利亚、巴林、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越南、和其余国家(Restof the World,简写为ROW)。两个行业部门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非制造业部门。两个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L)。

1. 数据来源和整理

数据的获取上,生产结构的数据基本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简写为WDI)数据库,单位为美元。使用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和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数据就可以确定各行业部门的产出值,再用各国产业的资本产出比数据和劳动力投入占比数据确定生产要素的投入。但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没有欧盟整体的数据项,故而欧盟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消费结构的数据由生产结构数据和贸易数据间接计算确定。“内部货币”消费结构中的虚拟上限 ,我们取值为10000亿美元;该取值只要能够确保所有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值加上该值的和大于0即可,由于是一个虚拟的固定项,大小不会影响模拟的结果。贸易结构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数据库。

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数据来源上,进口关税率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税统计数据库,ROW的关税率取世界其余国家简单平均关税,所有关税率水平取值最惠国关税。非关税壁垒的税率使用间接方法估算,先估计贸易成本(TradeCost),再用贸易成本减去进口关税率就可得到非关税壁垒率。贸易成本的估算采用Novy (2013)的方法。

2.参数校准和估计

参数校准来源于自然科学测量设备的校验,经济学家将其引入经济学建模中,用于模型参数和相关变量的确定和检验。一个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的校准过程大致为:首先建立数学模型系统,找出模型中待确定的参数值,比如消费需求函数中对各产品消费的份额参数和各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的规模参数和要素替代弹性等。其次,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模型的基准解,一般为一个特定年份的实际经济数据。再次,将基准解带入模型,将参数视为未知数,而模型的变量看作已知常数,通过技术处理和软件的最优化求解,确定参数的具体数量值。当参数确定后,就将数学模型系统变成了数值模型系统,就可以用来模拟“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四、协定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以下分别对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四个主要大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TAs)的潜在经济影响进行定量评估。分析的四个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分别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CJK)、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CGCC)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贸易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减非关税壁垒率,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即使有具体的谈判目标也无法度量。在关税层面上,目前基本所有协定都将实现协定内成员之间的零关税作为目标。基于此,我们设定所有区域贸易协定都能够消除成员间100%的关税壁垒,能够削减成员间50%的非关税壁垒,在此假定下进行政策效应的模拟。

(1)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经济影响

首先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RCEP将显著的提高中国的福利和对外贸易,并且贸易效应大于福利效应;同时福利的增加与替代弹性负相关,进口贸易的增加与替代弹性正相关。贸易效应大于福利效应的原因是区域贸易协定首先作用于贸易壁垒并直接影响对外贸易,进而才会影响福利和生产及消费。中国的GDP、制造业产出和制造业就业都会提高;但非制造业产出会下降,主要原因是模型结构设定为完全就业,当制造业产出增加时就会替代非制造业的产出。

其次是对更多国家和世界整体在更多指标上的影响。世界的福利和贸易将显著提高,分别提高0.289%和3.393%;GDP的减少是由于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下降引起的,是名义GDP的减少,总产品会增加。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影响结果大致是成员国会受益,非成员国大多数会受损但部分也会受益,具体结果和这个国家与协定成员之间的贸易状况有关(见表1)。

(2)中日韩自贸区(CJK)的经济影响

对中国的福利和贸易效应上,效用、出口和进口都会显著提高,且贸易效应大于福利效应;福利和进出口贸易的改善都与替代弹性正相关。具体来看,中国的福利将平均提高0.232%,对外贸易平均提高5.356%,其中出口平均提高5.031%,而进口平均提高5.731%;另外,中国的GDP、制造业产出和就业都会增长,分别将提高0.132%、1.493%和1.359%。对更多国家和世界整体在更多指标上的影响方面。世界的福利和贸易都会提高,将分别增加0.057%和1.215%,GDP、制造业产值和就业都会增加,非制造业产值的下降是完全就业假定下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引起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基本是成员国受益,其他经济体大多数都会受损(见表1)。

(3)中国-海合会自贸区(China-GCCFTA)的经济影响

对中国的福利和贸易效应方面,显著提高了福利和进出口贸易,且贸易效应大于福利效应,同时福利和贸易的增长与替代弹性正相关。对更多国家和世界在更多指标上的影响方面,世界的福利和贸易都获得了提高,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也增加了,GDP的下降是名义价格下降引起的,非制造业产出的下降是在完全就业的假定下制造业扩张的挤出效应。具体来说,世界福利提高了0.026%,贸易提高0.376%,制造业产值增加0.184%并且就业增加0.136%。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都会增加,但GDP和非制造业产值下降,原因同样是名义价格下降和制造业扩张的挤出效应。具体数值上,中国制造业产值提高0.378%,就业增加0.560%。其他国家中,成员国获利,而非成员国多数受损(见表2)。

(4)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经济影响

首先分析FTAAP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基准现状相比,中国的福利和贸易都有显著的提高,贸易效应明显大于福利效应,并且出口增加效应大于进口增加效应;同时,贸易的增加与替代弹性正相关,但福利增加与替代弹性呈“U”型变化关系。

其次分析FTAAP对世界及更多国家在更多指标上的影响。世界福利、产出、贸易、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等都会增加,贸易效应大于产出效应,产出效应大于福利效应;非制造业产值在完全就业的假定下被制造业挤出而下降。具体数值上,世界福利增加0.58%,GDP增加0.654%,贸易增加8.152%,制造业产值增加4.637%,制造业就业增加3.640%,而非制造业产值减少-1.267%。中国的GDP、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也都增加,增加幅度为1.873%、6.609%和4.649%。其他成员国都获利,相对获利较多的为文莱、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墨西哥等。非成员国多数都会受到负面冲击,但受损程度都不大,较为突出的是印度、欧盟和巴西(见表2)。

「原创」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潜在经济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将贸易协定政策影响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加入模型,并且通过引入“内部货币”内生化贸易不平衡。使用2013年世界经济实际数据校准和估计模型参数并建立了数值模型系统,进而系统的模拟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CGCC)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潜在经济影响。模拟的结果发现,四种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的福利、对外贸易、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等都能够显著的获益;比较而言,贸易效应大于产出和就业效应,而产出和就业效应大于福利改善效应。对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上,协定成员国基本都能够获益,协定的非成员国多数都会受到负面冲击。模拟结果对政策存在一定的启示。

RCEP分析的政策启示有:第一,RCEP的成员都能够在协定上显著获益,说明谈判具有良好的共同经济利益基础;第二,中国的相对获益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起来略小,中国在协定谈判上的话语权和谈判力量较为突出;第三,RCEP能够在福利和贸易上惠及世界整体和其他大多数国家,未来必然将有更多国家寻求加入协定。故而,RCEP应该成为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的重点。

中日韩自贸区分析的政策启示有:第一,协定谈判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并且韩国和日本的获利更大,中国在谈判上应该具有处于更主动的有利地位;第二,协定虽然对三国的积极效应显著,但中日韩三国之间不够和谐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会成为协定发展的阻力;第三,中韩之间已经有自贸区,并且RCEP也包含了这三个国家,故而中日韩自贸区对于三国的经济价值都有替代实现方式,这更加不利于协定的发展。预计三国都会把RCEP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如果RCEP难以达成,才有可能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展。

中国-海合会自贸区(CGCC)分析的政策启示有:第一,协定能够给所有成员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存在谈判的经济基础,并且海合会成员的相对受益更大,故而中国的谈判力量更大;第二,协定对世界整体有利,并且受到损害的国家较少,不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或者干扰;第三,虽然协定对中国的正向作用有限,但由于海合会成员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较为重要,故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对中国来说也相当重要。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分析的政策启示有:第一,亚太自贸区是一个有利于亚太一体化发展的协定,惠及所有21个成员以及其他非成员,是应该推动发展的重要一体化倡议;第二,亚太自贸区由于涉及国家众多,谈判的难度可能会较大,而一旦达成的影响力和对区域以及世界经济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应该尽快探索并启动相关的磋商程序。亚太自贸区应当处于中国对外自贸区战略的主要远期建设目标的地位。

参考文献

Archibald,G. and R. Lipsey. 1960.“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Further Comment”.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8(1):50-56.

Li,C. and J. Whalley. 2014.“China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NumericalSimulatio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Involved”.The World Economy 37(2):169-192.

Novy,D. 2013.“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Economic Inquiry 51(1):101-121.

Patinkin,D. 1971.“Inside Money, Monopoly Bank Profits, and the Real-Balance Effect:Commen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Banking 3(2):271-275.

Whalley,J., J. Yu. 2011.“Trade Retaliation in A Monetary-Trade Model”.Global Economy Journal 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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