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英）谢福芸著，沈迦主编

此四部曲包括《名门》《中国淑女》《潜龙潭》和《崭新中国》，乃主编沈迦先生所赠，我所得者为套装毛边本，不过该书毛边本的数量未见印在书上。

说来惭愧，我对作者谢福芸并不了解，当我得到沈迦先生所赠该书时，拆开一些页码进行阅读，感觉这四部书均为小说。其实我已经多年未读过小说，但读到的这四部曲，还是有着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这套书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描写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这四部书每一部的后面都有沈迦所写《历史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谢福芸与她的中国‘小说’”》，可见此文乃是沈迦对谢福芸这四本书的综合解读，而他的这篇解读乃是把“小说”二字加了引号，可见他又并不是单纯将此书当做小说来读，对于这一点，沈迦在文中说：

有“史界歌德”之誉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有一句名言：“让亲临其境者说话。”谢福芸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亲临其境者。或许有人会问，她的“小说”都是真实且一手的记录吗？或者说，你们从小说中“侦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历史吗？说真的，这两个问题我都不敢给予完全肯定的答复。

如何解读这个疑问呢，沈迦在文中还说过：

谢福芸这四本旅华见闻录在欧美出版时都冠以小说之名。在西方出版界，图书主要分非虚构与虚构两大类，小说自然属于后者。因对苏慧廉家族及其行迹的探索与了解，我发现她的所谓小说，除了人名虚构外，其他几乎全是非虚构的。

可见谢福芸的这四部小说乃是根据她亲身经历所作出的记录，而后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对于作者的简况，这四部书的护封内页都印着同样一段话：

英国作家、中英关系活动家。英国循道公会著名赴华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之女，1885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后随父母在温州长大。七岁时回英国就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1911年前后与友人包哲洁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并自任英文教习。1913年嫁给原英国驻华外交家、探险家谢立山爵士，并协助编辑了《中国商务地图》。1926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团秘书。1931年苏慧廉去世后，将其父英译的《论语》书稿加以编辑，作为“牛津经典丛书”之一，于1937年出版发行。谢福芸一生六次访华，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风物、人情的书籍，畅销于欧美，多次再版重印。

原来，谢福芸乃是苏慧廉的女儿，而沈迦所撰的《寻找·苏慧廉》曾在业界获得一致好评，如此说来，这部旅华四部曲可以视之为沈迦对苏慧廉研究的后续产品，虽然这部书的著者和译者都不是他，但他却将这四部书统筹在一起，展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岁月。而我通过沈迦的导读，也了解到了谢福芸这位才女奇特的旅华经历，尤其谢福芸有一度住在父亲的朋友翁斌孙家的经历，最让我感兴趣。

翁赋孙乃是翁同龢的侄孙，是状元翁曾源的儿子，而翁曾源的批校本我曾错失于拍场。上个月我再次前往常熟，又一次参观了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先生向我仔细讲解翁氏家族相互间的关系，因为后代的过继问题，使得这些关系的疏理颇不容易，而王馆长却能清晰地告诉我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称呼上的变化。

其家从翁心存开始，到翁同书、翁同龢以及翁斌孙、翁之熹等等，我都藏有相关批校及墨迹，而翁赋孙所藏之物，寒斋藏有多件，其中有一卷唐人写经最为难得。沈迦的此文中，颇为详尽的讲到了谢福芸跟翁斌孙之间的交往，甚至福芸之名也是翁斌孙所起，并且翁斌孙收为谢福芸为义女。但是翁斌孙给义女所起之名最初并没有得到对方的首肯：

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名字并不适合于我，但得知其中蕴含的精妙内涵后，我被打动了。宫大人笑着说：“你不就是来给我们中国培育花朵的吗？”所有的思想的花园里，不也都是开满了不败的花朵吗？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宫大人。他这么祝福我：“希望幸福的园丁在中国的花园里能够培育出更多让她欢喜的花朵。”

难得的是，本书的书名均为沈迦请翁万戈老先生所题，而翁万戈则是翁斌孙的孙子。更为难得的是，沈迦还看到过翁万戈之父翁之熹的影像，对于这些影像的来由，沈迦在文中写到：

谢福芸这次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摄像机，一路拍摄。胶片记录的黑白中国现在还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的档案库里。四十四分钟的默片，我饶有兴趣地连看了几次，并努力记下其中的场景，以便口头描述给居住在美国东部山间、没有手机也没有Wi-Fi的翁万戈老先生听。我说，我能认得其中有您父亲母亲，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又羞涩地躲开镜头。我能认得“励诚”，是因为在翁家天津后人处见过几张侥幸躲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旧照，其中一张翁之熹穿着皮草大衣坐在第一排，上面被粗暴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谢福芸小说中的励诚就是翁之熹的化名，正是因为沈迦曾经看到过翁之熹的照片，所以才能从这些黑白影像中认出翁之熹。翁之熹旧藏的碑帖，寒斋也有几本，我却没有沈迦的运气，以此来目睹原藏主的尊容，鸡蛋有营养，还想看到下蛋的母鸡，也许这就是收藏癖的表征之一吧。

谢福芸能够成为一名小说家，跟她的先生有一定的关系。谢福芸毕业于剑桥，乃是该校的优等生，不知什么缘故，她喜欢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而谢立山的年龄比她的父亲还要大八岁。但这位谢立山果真有才气，沈迦考证出此人是花梨木树种的发现人：

中国人称为花梨木的珍稀树种红豆树就是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的，从此红豆树的学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Ormosia hosie，中国植物界音译为“何氏红豆”。他二十三岁就来到中国，直到花甲之年才告老还乡。1912年六十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谢立山正式结婚。

1920年，谢立山68岁时，带着谢福芸再一次来到中国，这是谢福芸在中国的第四段岁月，而1923年，中国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谢福芸在来华的欧洲人中为水灾募捐。为此她精心制作了幻灯片，而后到教堂去演讲，可惜她的口才有限，这场募捐活动仅募得了一个先令。而谢立山认为，妻子若用笔来搞这样的活动，肯定会更有效果，于是谢福芸开始给中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写了篇募捐文章，让她得到了三十英镑的捐赠款，这件事，这件事让谢福芸看到了自己的长处，由此而一发不可收的广泛写文章，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女作家。而她写的这四部小说，是中国特殊时代的一个缩影，因此沈迦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动荡似乎是中国历史的主调。谢福芸的四本小说竟然暗合了清社既屋、共和初啼、北伐军兴、御悔救亡这四个近代史上最大的时代旋涡，当然，她书中的人物在他们后续的真实人生中还要淌过无数时代洪流。

《云锦精裁――汪锡桂收藏集》，汪洋编

月初收到卢仁龙先生微信，聊天之余说了这样一段话：“建国以来从事文房业管理的汪锡桂先生因缘机会收了不少字画及文房物品，他意外去世后其次子汪洋一直在整理、学习，首次编了一册，希通过我转赠先生一册！”而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册锦函的册页，启函视之，此册页制作得颇为精良，正反面印着不同的内容。

此册页正面印着关于汪锡桂先生的介绍以及汪先生所写的文章，后面有其子汪洋先生所写后记，背面则是现当代画家为汪锡桂所绘的画作，按册页的顺序，有王雪涛、董寿平、李可染、何海霞、启功、白雪石、田世光、黄永玉、朱屺赡等几十位，虽然这些画作未标明尺寸，但从构图看上去，这些都属小品，然同一上款的小品能够集中这么多一流人物，也足见汪锡桂先生的收藏令人眼羡。

恕我孤陋寡闻，以往我对汪锡桂先生未曾耳闻，于是发微信给卢仁龙先生，感谢他美意的同时，也向他请教汪锡桂先生的状况。卢先生在微信中称：“汪锡桂先生有六十年来生产的各种宣纸，他在轻工部主管这项工作，去世五年多了，我让他儿子好生留存！”原来是一位轻工部主管文房四宝工作的老领导，而我因藏书也爱屋及乌的喜欢传统的笔墨纸砚，尤其对宣纸感兴趣，这源于传统的线装书有不少都是用这种手工纸刷印而成。这些年来，我也收藏了不少古纸纸样，当然我的所藏显然不如汪锡桂先生专业，想来，他所藏的这些旧纸既成系列也成系统，如果编成相应的纸谱，必定大受业界欢迎。

翻阅这本册页，由后面的文字，使我对汪先生的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该册页所印第一篇文章乃是李林所写《面壁居主人》，看来这是汪锡桂的堂号，而李林在文中称：

在中国书学发展史上，关于碑帖之道向有“南北相取”一说，即北人好碑而南人好帖，先生南人而居北地，仍以帖学为宗。帖学难，难在易染浮华之习，锡桂先生却得帖学之雅逸，又兼具碑学之浑厚醇穆，于端庄雍容中派生灵动，可谓情性独彰。

原来汪锡桂不但喜好收藏文房用品以及名家字画，对书法也很有研究。晚清以来书法家大多受包世臣和康有为的影响，大多崇碑贬帖，汪锡桂能够知难而上，反其道而行之，足见他为人的特立独行。

册页中又有多篇汪锡桂本人所作之文，我尤为感兴趣者，是他对笔墨纸砚方面的讲求，其中一文的题目为《李可染挑纸》，分别谈到了李可染对文房四宝方方面面的讲究，关于纸张，本文中说：

他曾经对我说：“我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封信，是给安徽泾县红星宣纸厂崔保来。”这封信我见过，先生用发颤的手写了足足500余字。先生还说：“我画画用的是红星宣纸厂生产的特净皮，他们要对着光，一张张挑，我哪有这工夫呢？”为此，红星宣纸厂专门为先生特制了“师牛堂”用纸20刀。

红星宣纸可谓是手工纸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几年前红星厂出了一批纪念宣纸，每一刀纸放在一个红木盒内，看上去简直像是供品，售价高达一万余元，我在朋友撺掇下也不免俗的买了一刀，据说几年过去了，这种特制宣纸价格上涨不少。更有趣的是，我曾在琉璃厂看到有的摊位出售红星宣纸厂专为李可染制作的带水印的“师牛堂专用纸”，价格似乎并不比普通宣纸高多少，店主说，这种水印宣纸乃是同一个纸帘抄出来的，我不清楚这是宣传手段还是确有其事。

关于宣纸问题，汪锡桂在《与董寿平先生一席谈》中再次提及：

董老讲文革后宣纸的大批量生产，为了缩短周转期，不得不大量使用漂白剂，破坏了书画纸原料的纤维，“纸寿千年”成为一句空放。董老讲过去文房四宝多为作坊式手工生产，现在是大集体、大锅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背离，能出精品吗？

汪锡桂为行业领导，他了解的内情原比我要多得多。我很早就听业界不断地诟病宣纸在制作过程中添加化学物之事，这种做法足够恶劣。纸寿千年，其实指的就是古法造纸，如今加入了这么多的化学物，显然影响到了这个行业的声誉，而此文中也谈到了毛笔的粗制滥造，可见文房四宝产品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纸张。

通过一篇篇的文章，让我了解到了汪锡桂与那么多大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细节，同时也通过别人的评价之语了解到汪先生的人品，难怪他能藏有这么多名家手迹，这正说明了那些大家对他为人的肯定。然而其子汪洋先生在后记中却说到了这样一段话：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朴茂善良，嗜好中国传统书画及文房四宝，后因藏品被盗一事世俗纠缠，始终未能释怀，郁郁而终。遗憾本册不能展现父亲的收藏全貌，其中所幸有失而复得之册，在此整理出版，也算是慰却父亲未了之愿。

我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本末，但是珍藏之物被人偷走，显然令人愤慨。汪洋说他在编这本册页时，无法展现父亲藏品的全貌，这让我瞬间理解了为什么本书收录的画作均为一些小品，看来一些精品之作已经落入了贼人之手，真希望有关部门能将此贼早日绳之以法，让汪锡桂旧藏物完璧还赵。

《明清东亚舟师秘本：耶鲁航海图研究》，郑永常著

此书乃是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先生所赠，这种十六开软精装彩印之书，最能展现出远流公司出版物在品质上的追求。

如果仅是望文生义的看到书名，会以为是耶鲁航海图的研究，然而翻阅本书，首先看到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所写的推荐序：《对东亚海洋与世界史的新认识》。阅读该序，就能了解到此图的来龙去脉。李弘祺说，他在1974年应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因为此前没有去过香港，故在成行前想找一些跟香港有关的地图，以便了解当地的情形，结果他在耶稣大学图书馆的地图收藏室找到了几张1830年代英国人测量的海图，同时还找到了一份中国海员在航海时使用的参考图册，他认为前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后者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序言中是这样描绘自己的所见：

首先，它是一大批用毛笔画的所谓“山形水势”的图。用西方的装订方法缝合在一起。略翻一下，就知道它是散乱了之后，重新放在一起的。其次是上面的地名很多都不是我们熟悉的。有的像“赤坎”、“鸡笼”、“南澳”等等虽然看起来像是台湾的地名，却又不是常常使用的。粗看之下，大约是中国和东南亚海岸地区的地名。这个地图册在耶鲁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中间似乎没有人注意过它的存在，当然更谈不上研究。

虽然这些航海图很特别，但因为各种原因，李教授并没有对此展开研究：

1911年我应聘回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我这才开始对《耶鲁航海图》又产生兴趣。余英时先生和陈智超先生知道我发现了这份地图，都鼓励我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我这才在1997年9月的《历史月刊》发表了一篇短文，简单介绍它的存在。

到了2004年，李弘祺又到耶鲁大学图书馆，请相关部门对这些海图进行扫描，而后刻了张光盘，2007年，李弘祺又回台湾任教，为此他想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对这份地图进行全面研究，可惜会议经费没有申请下来，而在2010年，李教授自己找到了一些钱，而后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一些专家分别对该图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学者郑永常的研究成果。推荐序的后面为作者序，此序中也谈到了本书的来由，而后郑先生在文中解释了该册航海图的正式名称以及其具体的内容：

《耶鲁航海图》里的海图就是所谓“山形水势图”，图中只有海域上的岛屿和山地名作为望山之用，以及记载针路（即“航道”）和水文深浅的记录。中国古代舟师是根据图中的山形水势来认定船只抵达何方何处及航行路径，图中有山形、岛屿形象和针路，可作为在茫茫大海中辨识航道的指引，也是古代舟师的秘本，不轻易示人，因此，能够留存下来的无几。过去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海洋史书籍偶然留下针路却没有海图留下来。《郑和航海图》不算是“山形水势图”航海图，因为《郑和航海图》虽留有望山和针路，但完整的背景资料应是提供领导人参考用，这与舟师用的山形水势图不同，山形水势图更为简单、口语、粗俗，若不是航海者根本看不懂。

在西方的收藏市场中，地图一向是重要的门类，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国大陆的艺术品拍卖中虽然偶有古地图出现，但完全形不成阵势，更没有举办过专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件事值得做深入的探讨。然而耶鲁大学藏的这册航海图不同于惯常的地图册，因为它极具实用性，乃是古人在航海时的具体航线图，而耶鲁大学藏的这本图册前面有英文说明，郑永常在该书的第一节中将这篇说明翻译成了中文：

这一册图是在一艘中国商船上取得的。船重约四、五百吨，航行于中国与新加坡海峡之间。英国海军军舰“前锋”（Herald）号于1841年包围该商船，由Philip Beau取得这册海图。在当时，中国船员就是用这样的图航行沿海的，由华北以迄新加坡，距离有数千哩之远。图上标示港口及岛屿的轮廓，也记载它们在罗盘上的方向。中国帆船很少航行到看不见陆地的海水里去。自从1840－1843年的战役以后，中国与英国的交流使他们了解英国的航海图远为优越，也因此中国海员竭力搜取英国的航海图。这一来，像这一册所见的本地海图便逐渐消失，很快便要变成稀罕的东西了。

为什么中国商船上的航线图被英国海军军舰包围后，会将其没收了呢？郑永常在文中首先做了这样的猜测：

这艘中国帆船是在新加坡被捕，最有可能是违反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法令而被充公，英军在船上搜括一空，连这册山形水势航海图也不放过，其后这册山形水势航海图辗转藏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帆船航海的珍贵史料。

而后他经过一系列猜测以及相应的资料所证，之后做出了这样的推论：

笔者认为这艘船就是从新加坡走私鸦片至盛京其中一艘帆船，因为触犯当地法律而被拘捕，当时新加坡鸦片由殖民政府垄断供应，华商投标专买，价高者得，所谓鸦片包税制或称鸦片饷码，当时鸦片饷码几乎都落入闽商集团手中。

原来这册航海图的船主因为走私鸦片而受到拘捕，船上的物品包括这册航海图也被没收了，可是在那个时代，英国人不同样卖给中国鸦片吗？而问题正出在这里：

由于英商直接控制东南亚及中国鸦片贸易，广东鸦片贸易完全控制在英人手里，中国商人担任销售商角色，也有中国商人利用帆船将鸦片运输至沿海省分销售。二王船的角色更为前卫，笔者认为大概在1838年之前便从新加坡偷运鸦片到锦州销售，这样利润会更大。但是这种行为已触犯了英人的禁令，故于1841年在新加坡被英国海军包围，取去航海图。这意味着这艘船被拘禁或充公。当时每年前往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帆船不少于20、20艘，为什么二王船遭受到拘捕，显然与违反鸦片贸易禁令有关。

这让我想起了“州官放火，百姓点灯”的俗语，那个时代又没有实行专利法，凭什么英国人能卖，中国人就不能卖呢？这样的质疑显然很无聊，没有实力，只能任人宰割。而由于洋人在海洋图方面的测量，远比中国的海图要精密得多，因此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这种简单实用的航海图逐渐失传了。然而正是由于这艘船上的航海图被没收了，反而经过一百多年后，仍然保存在耶鲁大学里，就史料学而言，当然又是一件幸事。而本书作者经过对该图的详尽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之有关的结论，他通过该图对晚清时期的海洋运输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这幅交通图证明自16世纪以来所谓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虽受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操纵，然中国帆船的灵活性格，分布在东亚各处形成时代性的运输网络，这是宋元及明初不可比拟的图景。中国帆船无处不在，及载运当地物产贸易，当然也将外地供应各地所需，这活动本身带来了当地的改变，也提升了当地物质文明及文化水平，东亚各地的近代化与中国帆船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一份简易的地图，能够研究出这么多的成果，这真让我敬佩郑永常先生的功力。而我能获得这样的新知识，当然要感谢王荣文先生的馈赠。

《因缘际会：摆渡人――吴静吉的生命故事》，吴静吉口述，何定照撰文

此书也是王荣文先生所赠，他在赠语中写道：“吴博士的故事也是台湾艺文发展的故事，值得一读。”本书的腰封上印着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说的一段话：“没有吴博士，兰陵、新象、云门，这三个为台湾当代表演艺术奠基的团体，必然不会长成这样，或者，根本不会发生！”

我对台湾舞蹈知之甚少。几年前林怀民先生到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云门舞集，工作之余游览故宫，受到了故宫副院长王亚民先生的热情接待，恰好那天我也在王院长的办公室，而中午餐聚时，坐在我旁边的是蒋勋先生，蒋先生的旁边就是林怀民先生，于是我们在席间聊了几句天，也算是初次结识。而后王院长安排众人参观故宫的一些非开放区域，在一座大殿内，我看到了林先生在一尊佛像前虔诚地跪拜。当时众人已走出大殿，唯有他在那里合什祷告，一身的皂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这个缘由，我对云门舞集有了持续的关注，但我却并不了解这个艺术团体的产生跟吴静吉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按照林怀民所说的这句推荐语，除了云门舞集，兰陵、新象这两家艺术团体也跟吴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我不了解这两个团体，但林怀民能将它们与云门舞集并提，也足见其影响力所在。

翻阅本书，前面排列的是一些与吴静吉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黑白照片乃是在一个阳台上站着四位年轻人，照片拍摄于1973年，图注称站在最左侧者是王荣文先生，我望着那张稚嫩的脸，心底幽然地想到一句：都年轻过。原来，王荣文跟吴静吉是政大教育系的同班同学，难怪由远流来出版这本独特的传记，因为传主跟出版社老板是这样亲密的关系。

此书在编排上也显现出了别样的用心，正文前的十余页是几十位名人对传主的褒奖之语，这些褒奖语以姓氏笔画排列，排在第一位是文化观察家于国华，于先生的所言十分简略：“吴博士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导师。他教我懂得‘退让’和‘自嘲’，圆融面对许多关键时刻。”

当今的社会竞争激烈，所有心灵鸡汤都在鼓励人们勇往直前，吴静吉却教育弟子们要懂得退让和自嘲，仅此一句就显现出他的与众不同。而当我翻阅这本传记时，果真读到了于国华的感受，比如吴静吉在第十三章中自言：

我眼睛很小，有位算命师说过，我这眼睛像蛇的眼睛，细细长长，但很锐利，什么都看在眼里。这种观察力，加上我一直很好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现象，注意到两人眉来眼去，就制造机会让他们在一起，让我从小至今促成超过百对佳偶。

以蛇的眼睛来形容自己，这种自嘲十分特别，同时吴静吉又以小眼聚焦为说词，由此而观察到了男欢女爱间的眉来眼去，为此而成就百对佳偶，这样的自嘲和自夸确实模糊了界线，显然，聪明绝顶的吴静吉先生不会浪费他的聪明才智，由此展开来去，他在如下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成就：

这种对人的关系的敏感，随着我陆续踏入心理学、教育、创造力、戏剧、社会公益、国际交流、艺文机构、企业管理等领域时，很自然延伸成喜欢“凑合”不同领域的习惯。这或许也跟我出生三敆水有关，注定要像三条河交会一样，命中不停做汇聚、媒合、摆渡的工作。

相对而言，我更关注王荣文先生怎样看待他的这位同学，果真在书前的《听他们怎么说》中，王老板说了这样一段话：

会读书的人很多，会活学活用知识的很少；会交朋友的人很多，会处理关系，长久维持友谊，让人欢喜的智者更少。我很幸运在吴静吉三十岁时认识他，他是社会的正面力量，是我的生命贵人。

几十年的交往，依然维持的好友的关系，想来也确实难得，由此而说明吴博士的情商确实高于常人许多，难怪那么多人夸赞他的智慧，而吴静吉还能将自己的智慧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之中，这足见其有着怎样的创造力。他在该书的第五章讲到了自己是如何跟创造力结缘，他的解释依然是自嘲的口吻：

我跟创造力的关联，大概从小时在乡下四处“野放”大小便就开始，这些幼时经验，包括因为资源少、必须靠自己组合“穷则变、变则通”的学习方式，不仅可能真的助长我的创造力，还成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课堂上分享、分析的素材，让我迅速得到师生们的肯定与欢迎。

能在田野间四处野放，这并没什么神奇，但由此而产生无穷的创造力，恐怕少有人能够升华到这个地步，而这也正是异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吧。如此推论下去，吴静吉就是位异人，而读异人的自传，只能去赞叹他的异常之处，却无法效仿他的超常，看来只能远远的膜拜一下了。

《写好一个“人”字――贾植芳讲堂2016演讲实录》，河西学院贾植芳研究中心编

前几天绿茶带我到李辉先生的书房进行采访，我的采访提纲中就问到了河西学院贾植芳研究中心的问题，因为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在李辉的微信中时常看到他发出跟该中心有关的信息，而我也了解到陈思和和李辉同为贾植芳的弟子，正是经过他们两人的穿针引线，使得贾植芳的藏书落户到了远在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并且，仅李辉个人就给该学院捐赠了上万册的藏书。

近几年，陈思和和李辉请了不少的名人前往贾植芳讲堂进行讲座，而后李辉将这些讲座的内容每年编成一本书，我在其书斋采访时，恰好那里有2016年的演讲实录，李辉拿出一本赠送给我，并且将自己帅气的签名写在了本书的封面上，这倒是别出心裁的签名方式。

本书中所收演讲实录有陈思和、李辉、张新颖、梁虹、马未都、熊光楷和曹景行等，这些名家有一半我都与之相熟。我在采访李辉时，曾问到他何以开始研究巴金，他谈到了跟陈思和共同研究巴金的起始原因，而恰好陈思和的演讲内容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我将这段话抄录于下：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很简单，就是去资料室找自己没读过的书读，一本一本通读过来，鲁迅读完读巴金，巴金读完读老舍。几乎都是这样一套套读的。有一天我在读巴金的书的时候，发现边上李辉也在读，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当时我和李辉同一个班级但是接触并不是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在图书馆读巴金的书，就这样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渐渐成了好朋友，于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就交流，慢慢地我们就开始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

陈思和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他跟李辉在毕业之后的三次合作，其中第二次是他们共同筹到了一笔出版基金，而后做出了火凤凰文库。那个时代我跟陈思和、李辉都不相熟，然而这套文库我却买全了，虽然说，这套文库并非所有内容都是我的所好，但这套书设计得实在抢眼，当然我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与该文库的两位主持人都成了朋友。而我通过陈思和的讲座也了解到，原来他也有藏书之好，更为奇特者，是收藏各种史料，按他的说法：

一麻袋一麻袋的资料多的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爱收藏，我初中同学写的信还收着。也是个习惯，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做资料。所以我收集了很多“文革”资料，“文革”小报，包括名人书信，我从来没都没扔过，全部都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受贾先生影响。

而李辉也有这样的偏好。此前绿茶一直向我夸赞李辉整理文献功夫了得，因为他提到任何问题，都能迅速找出相关的实物。有收藏癖的人，我认识不少，但能够将自己的所藏信手拈来者，却十分稀见。而我在李辉家中，果真看到他的档案管理方式十分专业，他说自己只在白天写作，晚上的时间都用在整理资料方面，难怪他的收藏搞得井井有条，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以消耗时间为代价。

陈子善先生在河西学院讲座的题目是《张爱玲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子善先生被人戏称为张爱玲的男朋友，他以这样的题目来讲座，我一点都不奇怪，但他何以如此钟情的研究张爱玲，我此前并非留意过。而这场讲座中，陈子善却提到了这个问题，原来，他最初是研究周氏兄弟，在搜集周作人的作品时，他在上海图书馆无意间看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发行的一份叫《亦报》的小报，此报上有一部名叫《小艾》的中篇小说连载，此小说的作者署名梁京，他对此名颇感陌生，后来陈子善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一篇张爱玲的采访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我当时在上海写一篇长篇小说《十八春》，我用的名字就叫梁京。”

经过一番对比，陈子善确定《亦报》上的《小艾》就是张爱玲的作品，自此之后，他一路挖掘下去，发现了更多的史料，而这也让他对张爱玲更加感兴趣，正是这个无意的发现，使得子善先生成了国内有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而他的讲座中，主题内容也都是他研究张爱玲著作的心得，对于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我只能远远的景仰一下，因为我并不收集现当代作家的著作。但是，子善先生在这场讲座中说的另一段话却戳到了我的痛点：

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得太多，不好；写得太少，也不好。写得太多，人家读起来很吃力啊，我们研究者很焦虑啊，那么多作品怎么读啊，对不对？莎士比亚也就十二卷，还可以，你再多，八十几卷，怎么读啊！但是写得太少也有点危险，你就写一部小说、两部小说，那又太少了，除非这一两部小说是重量级的。就像大作家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还没写完，就被封为大神，对不对？但是曹雪芹几百年就一个，其他的作家你就写那么两三部作品，我们评论一下就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个作家的作品究竟是多好，还是少好，写到多少才是恰到好处，这个尺度确实十分难以掌握。虽然说，几十年前有些学者强调“一本书主义”，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真可谓“戛戛乎难哉”。司马迁写了本《史记》，此书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此之外，对《史记》的褒奖之语岂止是牛毛，而曹雪芹也就写了一部《红楼梦》，中国古代的四大小说，无论怎样排列，都不能拉下这部书，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一本书主义”吧。但能够写出这样流芳千古的著作毕竟难如登天，这正如乔布斯制作出了苹果手机，正是这划时代的产品，使得人类的信息交流步入了手机时代，但若是视苹果为天下第一手机的话，那其他品牌的手机厂家是否应当都倒闭呢？至少子善先生的这段话让我大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