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文化鉴赏：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越南彩绘瓷

陈朝末年（14世纪初）越南北部一些窑场开始烧制青花瓷，尽管其工艺尚无法与中国媲美，但也很快取得了诸多显著成果，不仅面向国内，而且与中国瓷器一起，在同时代出口东南亚、东亚，甚至远销西亚。特别是15世纪黎初朝（1428－1527）时期，越南陶瓷制造工艺在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上真正得到了发展。这一阶段正是越南青花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从造型到纹样都达到了巅峰水平。

在这一黄金时期，越南青花瓷开始拓展新的装饰方式，将釉上彩绘与釉下青花相结合，我们统称这类瓷器为彩绘瓷。彩绘瓷主要有两种上色方式，即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先以钴蓝彩在胎体上描绘纹样，上釉后入窑烧制成青花瓷。釉上彩则是在釉下青花烧成后，于釉上加彩（绿彩、红彩、黄彩），再经过二次低温焙烧使彩色紧紧附着于釉面，使釉下青花与釉上的装饰相结合。在成功运用这种技艺的基础之上，当时的越南工匠又进一步创新，脱离青花，只保留釉上彩的部分，形成新的装饰手法。从上述工艺分析可见，本文介绍的越南彩绘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另一种是只绘釉上彩而不绘青花。

因青花与釉上彩的结合相得益彰，为这种瓷器创造出独特的美感，中国人取名为斗彩以及五彩。日本人使用术语Iroe来表示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工艺，以著名彩绘瓷“柿右卫门”（Kakiemon）为代表。西方学者在描述彩色瓷器时多用英文术语“polychrome”（彩绘陶瓷）或“enamel”（珐琅）来形容。

越南彩绘瓷在以往一些研究中有所介绍，但从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类别，而通常将其与青花瓷混为一谈。因此，学界对越南彩绘瓷的历史和演变认识仍十分有限，尤其是技法、审美、年代、产地及其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过去数年来在升龙皇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使对越南彩绘瓷产地、年代和工艺的考证更具说服力。鉴于此，本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以及公私收藏的越南瓷器与相关研究，辅以古代文献，介绍越南彩绘瓷的概况，并对其年代、产地、技法和社会功能展开深入探讨，冀以促进学界更好地认识和评价越南彩绘瓷的历史及艺术成就。

器类和工艺

目前可见的黎初朝时代彩绘瓷器至少有14类，包括碗、盘、盆、洗、罐、盖盒、砚、瓶、壶、酒瓶、盅、花口高足盘以及瓷砖，其中以大盘数量最多。每类器物的形状与纹饰都非常丰富，生动地展现出历史上的市场需求和社会品位的多样性。

大盘平均口径在30到46厘米，这是黎初朝时期越南的代表性瓷器。从外形来看，这类瓷器突出特点为深腹，平底，常见圆口和花口两类口沿。圆口盘通常为折沿曲腹，芒口，烧制时大盘两两对口叠烧防止粘连。这类大盘多出自不同的窑场，质量参差不齐，是纹饰图案最为丰富的一类。花口大盘则更为高档，做工精细、造型讲究、纹饰精美，通常是单只烧制。尽管这两类大盘质量有高低之分，但共同点在于器内外都有繁密的纹饰，底部普遍施棕色釉。大盘外壁有的绘有仰莲瓣纹，内填花叶与藤蔓图案，内壁绘有仰莲瓣纹，绘梭形花叶纹，或菊、莲、牡丹等缠枝花叶纹，抑或云纹、如意纹等。内底平坦开阔，尺寸与足径相仿，有的绘以水榭人物、乡野泛舟等风景，或独特的图案如龙、凤、麒麟、狮子、麋鹿、山羊、马、鱼虫、花鸟纹等，丰富的纹饰使大盘底部异彩纷呈。盘底纹饰通常是分层、分组绘制，盘口沿、内底外沿等狭缝处也满绘纹饰。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牡丹纹大盘、会安沉船出水的莲塘、石榴禽鸟纹盘，还有凤纹〔图一〕、鲤鱼化龙纹或狮子戏球纹盘，都是这类器物的最佳例子。

〔图一〕凤穿云纹大盘 口径34.8厘米

〔图二〕和〔图三〕两件牡丹纹大盘皆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现藏于荷兰莱瓦顿公主府陶瓷博物馆（Keramiekmuseum Princessehof）和印尼国家博物馆。这两件标本极具特色，纹饰考究精细，青花和五彩和谐巧妙。有趣的是，这两件标本在造型、尺寸和纹样上基本相仿，可能是出自同一位才华与经验兼备的工匠之手。印尼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件牡丹纹大盘标本虽然盘口折沿处未填纹饰，且内壁仰莲形开光内以红格锦地四方瓣菊纹相间，但从其构图方式以及莲瓣内填缠枝菊、钱纹边饰的画法，还包括内底细腻的折枝牡丹纹来看，两件标本具有相同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国家博物馆的这件标本内壁菊纹附着少许金彩，这一线索提示我们，这件大盘曾描金，只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脱落。下文将提及的在升龙皇城遗址内出土的此类大盘残片同样出现了金彩，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判断。

〔图二〕牡丹纹大盘 口径45厘米 荷兰莱瓦顿公主府陶瓷博物馆藏

〔图三〕牡丹纹大盘 口径45.2厘米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西爪哇出土

除牡丹纹大盘外，绘有花叶和鸟兽图案的大盘同样极具特色。这类图案非常普遍，画工以凝练的笔触生动描绘出凤凰穿云［见图一］，禽鸟嬉戏于石榴枝头〔图四〕和莲塘〔图五〕，亦或是像翠鸟探饵、天鹅戏水等画面。神话动物的体现同样生动，其中最为独特的是鲤鱼化龙纹盘〔图六至图八]和狮子戏球纹盘。

〔图四〕石榴禽鸟纹大盘 口径36.8厘米

〔图五〕莲塘禽鸟纹大盘 口径45.7厘米

〔图六〕鲤鱼化龙纹大盘之一 口径35厘米 越南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藏

〔图七〕鲤鱼化龙纹大盘之二 口径35厘米 越南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藏

〔图八〕鲤鱼化龙纹大盘之三 口径33.5厘米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藏

鲤鱼化龙纹盘的纹饰布局有两类：一是内壁绘牡丹和缠枝莲，内底以斗彩勾勒鲤鱼化龙的图案；二是内壁绘如意云头仰莲瓣纹，内底同样以斗彩或描金呈现鲤鱼化龙纹。后者手法更加精湛、惟妙惟肖。尽管二者内壁的纹饰不同，但内底都为鲤鱼化龙的题材。这几件盘的有趣之处，更多在于鲤鱼化龙的图案的艺术象征。这一纹饰极为生动：鲤鱼的头部已化为龙头，但身体和尾巴仍是鱼身和鱼尾。这一题材出自一个与努力和成功相关的典故，在中越的民间文学中流传已久，传说一群鲤鱼汇聚在禹门河口前比拼跃门，谁能跳过龙门就能化身为龙。在儒学盛行的社会，这一形象成为仕子登科的象征，比喻飞黄腾达之机，位高权重之人。这一寓意价值激发了工匠们的兴趣，他们以不同的手法呈现这一意象，传递出对成功的渴望，创造出具有历史印记的陶瓷艺术品。

而下图的狮子纹盘，则为我们呈现出黎初朝艺术中人生观的表达 。

〔图九〕天马云气纹大盘 口径36厘米 越南沉船出水

〔图十〕吉羊云气纹大盘 口径44厘米

会安沉船中发现了大量彩绘瓷，包括山水风景，花叶，花鸟，象、马〔图九〕、羊〔图十〕、虎、鹿〔图十一〕等动物甚至龙马等瑞兽的各种瓷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狮子的形象〔图十二〕。统计2000年旧金山和洛杉矶拍卖行的《会安沉船珍贵文物》（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名录中的各类彩绘瓷盘，我们发现在总计133件瓷盘中有20件绘有狮子纹。在与国内外私人收藏的越南瓷器的接触中， 我们同样发现了大量绘有相似狮子纹的瓷盘。其中大多数来自对会安沉船的盗捞，另一部分则出土于印尼爪哇岛的穆斯林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出现了不少精美的瓶、罐、小壶、军持等瓷器，其器身或肩部与上述大盘绘有同样风格，但更为生动、惟妙惟肖的狮子形象。

〔图十一〕麋鹿纹大盘 口径44厘米

〔图十二〕狮子戏球纹大盘 口径35.8厘米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通过以上资料，可知狮子形象在越南彩绘瓷中普遍存在。狮子通常以运动姿态与云纹、绸带和绣球同时出现。当狮子与绣球画在一处时，学界称之为“狮子戏球”图案。

虽然狮子不产于越南或中国，但它常出现在越南和中国的艺术形象中。在越南的古代艺术中，狮子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因而其相貌高度风格化，与真正的狮子不同，由此，在民间它也被称为麟或猊。同时，作为万兽之首的狮子在东方观念中象征尊贵、贤明，能带来吉祥与兴盛。在升龙皇城（河内）和鲁江行宫（越南太平省）的发掘中，李陈朝时期刻有“王”字的粗陶制檐槽残片和筒瓦残片上同样可以找到这一象征高贵王权的瑞兽〔图十三〕。

〔图十三〕狮子纹盘底残片 升龙皇城遗址出土

更有意思的是，在升龙皇城出土了描金的斗彩瓷器。这些瓷器大部分规制极高，属于帝后用具，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狮子纹大盘。此外，升龙皇城还出土了不少与会安沉船相仿的绘有人物楼阁或山水风景的大盘〔图十四，图十五〕。这些珍贵资料不仅反映了狮子图案的等级，更描绘了罕见的宫廷生活场景。诸多考古证据表明，上述斗彩瓷器主要出土于宫殿等朝廷要地，或与外销有关的场所。说明这些瓷器是主供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在印尼和菲律宾的文献记载中，越南产的五彩、斗彩及青花瓷盘属于贵重物品，只有富人阶层举行重要仪式时才能使用。它既可做手抓饭的餐盘，也可作为女子出嫁后的回门礼品。

〔图十四〕水榭人物纹大盘 口径35厘米

〔图十五〕金彩装饰五彩大盘残片 升龙皇城遗址出土

另有一件高足果盘，饰有一对蹲坐的神鸟迦楼罗〔图十六〕，证明了历史上越南彩绘瓷器进入了印尼穆斯林市场。根据嘉里－阮隆的说法，这件罕见的果盘由卡洛琳黄（Carolyn Oei, 1916－1999）在东爪哇苏拉威西岛地区收集，她是王阪湾（Ong Bian Wan）和罗平良（Lauw Ping Nio）的长女。这件大盘是苏拉威西岛富裕家庭的祖传宝物之一。

〔图十六〕莲纹开光高足盘 高26.2厘米

除形状和纹饰特征外，盘足部的迦楼罗形象同样值得重视。迦楼罗是印度教文化中的神鸟，以半人半鸟的猛禽形象出现，人首三目，嘴如鹰喙。由于统治王朝的印度教信仰，迦楼罗神话曾流行于巴厘岛和爪哇岛。神话中迦楼罗象征着创造力、知识、勇敢以及忠诚。作为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还象征着维持宇宙秩序的力量。通过与占婆王国的交往，迦楼罗的形象被引入大越，自李朝起迅速融入越南北部的佛寺中。这件果盘足部的迦楼罗纹饰 ，类似于李朝佛迹寺（越南北宁省）佛塔角部构件，以及陈朝大师寺（河内）及筲寺（越南安沛省）祭台下刻画的迦楼罗形象。

这类细腰果盘或高足花口盘，通常用于盛放水果，置于祭祖供桌或佛教寺庙的供台之上，与如今我们常见的供盘相仿。换言之，这类盘是专用于仪轨设祭的特殊用具。越南国内和升龙皇城的发掘中未见这类盘，但却出现在会安沉船及印尼群岛遗址中，表明这类细腰高足盘是订制品，主要用于出口。

〔图十七〕墙壁装饰瓷砖 印尼东爪哇淡目大清真寺 裴明智摄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印尼东爪哇特鲁乌兰（Trowuland）遗址同样发掘出土了大量越南〔图十八〕和中国的高档瓷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陈朝时期的重檐绿釉瓷塔的塔身残片〔图十九〕。塔檐瓦当为菩提叶形，内部是塔身，与越南永福省的占寺塔（Chò）相似 〔图二十〕。这是在东爪哇出土的第二座越南佛塔标本。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参观时，学者们介绍了在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的瓷器，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块瓷佛塔残片。

〔图十八〕墙壁装饰瓷砖残片 印尼东爪哇特鲁乌兰出土

〔图十九〕绿釉塔身残片 越南陈朝14世纪 印尼东爪哇特鲁乌兰出土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藏 裴明智摄

〔图二十〕占寺塔 越南永福省 陈朝14世纪

在特鲁乌兰遗址发现的越南佛塔残片，引出了许多关于东爪哇地区宗教文化生活和信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这一证据反映出，14世纪的东爪哇地区佛教曾与伊斯兰教同时存在。在勿里达地区（Blitar）哈亚·乌鲁克国王（Hayam Wuruk, 1350－1389）的珀纳塔兰皇宫（Panataran）中出现了佛教寺庙的痕迹，而此地与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 1293－1527）的国都特鲁乌兰相距不远，这成为满者伯夷王国时期佛教发展的生动例证。

另一种器形独特、与传统越南瓷器相差甚远的瓷器被称为“军持”（Kendi），该器物不见于越南国内市场而主要出现在沉船和海外（尤其是印尼）遗址中。这种瓷器同样属于订制品，主要出口至伊斯兰市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海阳省和河内金兰县钵场乡进行窑址调查，但这些地方始终没有军持的生产线索。直到2008－2009年在升龙皇城开展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烧制军持〔图二十一〕以及前述清真寺墙壁瓷砖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这批器物的产地通过升龙遗址的发掘已经得到证实。

〔图二十一〕军持颈部残片 升龙皇城遗址出土

“军持”译自“Kundika”，源自印度，意为水瓶。这类水瓶没有把手，是佛教仪式中的法器，象征洗濯与调和慈悲。自传入亚洲以来，这种净瓶发展得非常多样化，并成为中国、韩国和越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角度来看，有观点认为，军持是一种在神圣场合用来贮存圣水的贵重水瓶，并非普通的盛酒器皿。酒精与多神供奉有关，伊斯兰教禁止饮酒。然而瓷器本是可以具备多种功能的，因此上述解释可能适用于禁止饮酒的地方，但在其他习惯饮酒的地方，军持也可能是酒具。

〔图二十二〕鸟蝶穿云纹桃形瓷壶 高16.2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越南彩绘瓷器中有一类酒壶，外形似桃，绘有禽鸟和蝴蝶，与下文提及的桃形鹦鹉盅意趣相通，但这件瓷器的造型是黎初朝时期越南瓷器中的孤品〔图二十二〕。自李陈时期，越南瓷器工匠创新性地借用自然界中水果的形状来设计造型，创造了许多美观而新奇独特的瓷器，有不同样式和各色釉的南瓜、木瓜形状的酒壶，也有不少样式熟悉的爵和杯。但从未见过形同此件的桃形酒壶及鹦鹉盅〔图二十三〕。这件酒壶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外形的温婉流畅、纹饰的巧妙精细，更因为它添水的壶口朝下，是一件倒流壶。这几只鹦鹉衔桃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鹦鹉在树上吃桃子的画面，类似图式也绘制于瓷盘的内底。这类酒盅和酒壶是在会安沉船和印尼群岛遗址上发现的，表明它们都是出口东南亚的瓷器，而且很有可能也是订制的。

〔图二十三〕鹦鹉衔桃形莲纹瓷盅 高9.5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会安沉船出水的瓷器中，与上述桃形壶和桃形盅一同出现的还有大量琵琶瓶，这类器物自陈朝就用于盛酒，在黎初朝时期广泛生产并出口，其中以绘有黄莺鸟的琵琶瓶最具越南特色。这一时期还生产了许多描金的彩绘瓷器，风格与青花瓷高度相似〔图二十四，图二十五〕。

〔图二十四〕牡丹纹琵琶瓶 高30厘米

〔图二十五〕开光山水云气纹 斗彩琵琶瓶 高20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同样是在会安沉船中出水了一批数量丰富、尺寸不一的圆形盖盒。这批盖盒无论大小，纹饰都非常精致，有的描金，是高档瓷，专供富裕阶层或要求苛刻的买家。这些盖盒的功能一直为学界热议，但尚未形成共识。许多学者和藏家推测这种盖盒可能是用来存放首饰、胭脂水粉或芳香油等，因为盖与盒严丝合缝，且造型、纹饰之美与富贵人家女性的珠宝首饰极为相称。〔图二十六〕这件椭圆形盖盒造型独特，盖上绘有锦鸡穿牡丹花纹。据说出土自印尼，目前由新加坡私人藏家收藏。盖盒周身为开光莲瓣纹，内填红色锦地格纹与两枚上下对称的半菊花纹，色泽鲜艳。

〔图二十六〕锦鸡纹盖盒 直径21.5厘米

黎初朝时期，朝廷支持儒学发展，激励了各地瓷场大量生产式样繁多、装饰丰富的砚和笔筒。如今，多处遗址中都出土了这些瓷文具，尤其集中在升龙皇城遗址。越南、日本和韩国过去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深受汉文化影响，以汉字为官方书写文字。因此，这些国家在用笔墨、书汉字以及在纸绢本书画等方面具有一致性。黎初朝的砚类型较多，有长方形、椭圆形、圆形和独特的狮子、鲤鱼造型。本文介绍的这件砚为长椭圆盒状，绘有瑞兽、云纹及牡丹纹。这件墨砚为青花斗彩，尺寸较大（长30.8厘米），上有砚盖（已遗失）。砚盒内分为三格，可以看出这件砚并非用来研墨，而主要用以盛墨、贮存墨碇，可能还存放毛笔，因此它又被称为墨盒或笔盒〔图二十七〕。也许是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且上有盒盖，与常见的砚不同，此前一些国外学者将其归类为刷子盒。考古出土和公私收藏的砚盒表明，这类用具主要出现在经济基础较好、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考古遗址中，而并未见于会安沉船，说明这类器物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图二十七〕云纹开光瑞兽花鸟墨盒 长30.8厘米

下面介绍的这两件釉上五彩瓶，展示了越南精品彩绘瓷的层次性和色彩特征。尽管这两件瓷器发现背景不同，但在造型和风格上却很相似，均为侈口，短颈，腹部修长，肩部贴塑对称的四铺首，瓶身以热烈生动的线条自颈至足，满绘六层纹饰。第一件大瓶由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公布于著名刊物《世界陶瓷艺术》卷十六。其特点是饰以缠枝菊和牡丹，颈部和肩部绘缠枝菊，配以覆莲瓣纹。主体纹饰是腹部的缠枝牡丹，其风格近似青花瓷器。另有仰莲瓣纹绘于瓶身近足部分，内填两组缠枝半菊花纹。在瓶身牡丹纹和偏下的莲瓣纹之间绘有钱纹，带有升龙官窑特征〔图二十八〕。第二件大瓶由新加坡玉立（Yu-Li）收藏。这件瓷器与第一件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瓶身绘有三只瑞兽龙马。而颈部的缠枝菊纹、肩部的缠枝莲纹、瓶身底部的纹样以及肩部的铺首绘画笔法高度一致，与前一件大瓶非常相似。这意味着两件瓷器可能是由同一工匠绘制，也可能产于同一作坊或同一窑场。如果拓宽视野，与前述牡丹纹大盘〔见图二，图三〕的纹饰相比也有相似性，尤其是大盘外壁与瓶身底部的仰莲瓣纹。从这一线索可以推测，这两件瓷瓶与前述两件大盘可能是同一画工的手笔。而通过其造型、纹饰及艺术风格，这几件瓷器都可被确认为是15世纪黎初朝时期升龙官窑烧制的精品瓷器。

〔图二十八〕牡丹菊花纹大瓶 高57厘米

〔图二十九〕荷池象纹小瓶 高29.2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图二十九〕所呈现的瓶，饰以大象和荷花，同样是黎初朝时期升龙官窑的高档瓷器，但可以明显感受到它与上述两件大瓶风格迥异。同样，会安沉船出水的绘有虎纹或鸟纹的小瓶〔图三十〕，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彼时画工的才华与个性。这是同一窑场或不同窑场间画工的笔法、风格存在差别的生动例证。此前笔者曾证实同一时期、同一窑场的瓷器可能风格多样，这意味着不同画工的工艺水准和审美品位存在差别，会创造出各自独特的瓷器风格，笔者称之为画工的个人风格或个性。

〔图三十〕各类绘有虎纹或鸟纹的盖罐 高14-18.4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图三十〕各类绘有虎纹或鸟纹的盖罐 高14-18.4厘米 会安沉船出水

除上述器形外，这一时期还生产了许多日用瓷器，像各种碗、碟、洗、罐、钵、瓶以及小壶，这些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反映出当时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以〔图三十一〕这件云纹洗为例，其器形常见于越南国内，但加彩的洗却很少见。考古证据表明，此类洗主要在升龙皇宫内使用或用于外销。这件云纹洗与深腹盘外形有些相似，但区别在于其腹部外鼓，圆唇，造型优美典雅，它是一件日用器，但人们多用它来放生金鱼，或作高档居室的摆件。

〔图三十一〕云纹洗 高16厘米

在东南亚地区出土越南瓷的众多考古遗址中，印尼群岛被视为出土越南精品瓷器最著名的地区。奥索伊·德弗林斯（Van Orsoy de Flines）的《陶瓷收藏指南》中曾提到，印尼群岛的各个地方都能发掘出越南瓷器，此书目前存放在中雅加达博物馆（现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据载，在越南瓷器贸易发展的早期阶段，满者伯夷曾掌控着整个东南亚岛屿的海上贸易，其国都周围发现了许多越南外销瓷，主要是彩绘瓷。其中，除数量居多的大盘外，还有其他各式容器，如罐、瓮、壶等。
下面这件五彩龟甲纹罐〔图三十二〕收录于《陶瓷收藏指南》中，藏于印尼国家博物馆。其纹饰分层绘制，极为考究，主体纹饰为腹部的龟甲形开光。开光内，工匠巧妙地设计了不同的图案相互交错对称分布。此外颈部的一圈钱纹是黎初朝升龙官窑的典型特征，表明此罐可能来源于升龙官窑。

〔图三十二〕龟甲花草纹罐 高24.8厘米 印尼国家博物馆藏

另一件重要文物是一只越南五彩碗〔图三十三〕，它出现在上文提及的三上次男文章中。该碗原属于德川家族。这一家族的权势在日本战国时代末年达到了顶峰，随后以征夷大将军的名号统治日本，直至江户时代结束（1603－1868）。也许因为这只碗是德川家的用具，三上次男将其年代界定在约16－17世纪，也就是德川家康时期（1542－1616）。但实际上，这是越南很流行的菊花纹小碗，其年代为15世纪下半叶。这只碗于何时出现在德川家无人得知，但鉴于其年代，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德川家族的传世宝物之一。如果这一推论无误，那么从研究越南和日本的经济交流史的角度来看，这将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图三十三〕五彩碗 高14.3厘米 原属德川家族 图片采自Tsugio Mikami, 1993,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