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新加坡为什么选择不同的防控疫情道路

冠病19爆发以来，世人对新加坡防控疫情的对策褒贬不一。4月5日确诊人数单日创新高，自然引发更多非议的声音。面对社区人传人疫情失控风险走高的情况，出现如此情绪反应，虽不足取，却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新加坡会走到这一步？或许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甚至是始终坚持只有这样做或那样做，才不会发展到如此境地。但我深知读懂新加坡不易，要看透新加坡更难。

个人观察疫情的发展，我一直在问：新加坡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来简单，就是基于国情（生存环境与条件）、战略目标（可持续）来设定该怎样做，能怎样做的政策和策略。

谁都知道封城是一刀切的办法。虽然可以控制病毒传播，但问题是：1）新加坡经得起这样做带来的短中长期打击吗？也就是说，国家的处境与实力允许这样做吗？2）冠病如果（现已确定）会持续数月或更久，到时新加坡怎么办？如果一次封城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应当考虑和寻找其他可行的办法？

新加坡选择一条不同的防控疫情的道路，着眼点就在于排除不封城的对策下，如何确保维系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又能及时有效防控疫情的扩散，从而让新加坡随着疫情的演变走出冠病危机。而且在过程中，努力打造全新的新加坡，以迎接未来不确定的世界。

对比全面封城，这一策略不仅政策思维不同，所需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重点在于谁能以最小最少的代价战胜病毒。

面对一种新型病毒，武汉疫情爆发的可怕情景，我想，决策者早已慎重衡量全面封城与戴不戴口罩的得失利弊。然后在专家的建议下，依据现有系统和资源，展开防控疫情的布署。

那种不断质疑决策者不听劝告，领导不作为的声音，在我看来，问题出在未能掌握全局。个人的合理看法固然有被尊重的必要，但不等于必须接纳。因为决策者所要考虑的不仅是看法的合理与否，还要考虑手中的资源与落实这些看法的可行性与成效。

对决策者来说，只要能想到办法应对不全面封城带来的重大挑战，就是允许采取的不同思维与路径。在应对疫情时，不能简单“抄作业”，也没有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道理。好的对策，必须是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事实也说明，不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的输入型病例，新加坡的防控对策都交出了成绩单。第一波输入病例引发的社区人传人，也被及时防控住了。现在的问题是，第二波的社区人传人到底会怎样？

未来几周会是关键。如果认真细读李总理的演讲和当天跨部门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以及相关部门和部长宣布的阻断措施细节，就不难理解这些措施正是在既有基础和系统上的推进与完善。并非为应对疫情扩散而不得已改弦更张。

说白了，在不全面封城的情况下，出台一系列新举措以阻断病毒传播。既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思维，也有因应情况改变的新策。不同阶段应用不同的方法和力度。这不就是动态治理嘛。

看起来，新加坡的防控措施总是落在疫情后面。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最好方法，只有因时因地不断改变的最可行方法。新加坡的防控措施就应该因疫情变而变。但事实上，这一轮新措施，是政府看到有失控风险后及时推出的。虽然是因疫情变而变，但并未落后，而是抢在了失控前推出，以堵断疫情恶化。

面对这些新举措，你如何看？有没有信心呢？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框架和心态。

网上言论太多太杂。真正出于爱护生命健康和国家存亡者有之，其中不乏有深度的见解。但负面不经深思的看法也很多。在冠病面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这很正常。

但当你整天在键盘上游走，忙于批评时，你是否有问过，自己真的在为他人、社会、国家、以致于世界说了该说的、做了该做的吗？还是假借道德之名，知识之旗，利用或唱和别人的担心或恐惧，冒用他人付出代价筑起的成功来为自己的个人主张背书呢？

我一直在想，冠病爆发以来，我做了什么？

我真的从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了吗？有没有一点进步？我对医学和病毒又了解了多少？它帮助我看懂了什么？我对疫情的演变有多了解？它是否让我更了解现实世界？而疫情在全球恶化，又会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是否已从正反两面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因为我关心。愿以拙文与有心人共享！

作者：蔡裕林

本地独立时事评论员，专注于新加坡政治动态、社会变迁。出版的专著有《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大选如何改变新加坡》《新加坡模式：挑战与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