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余：神圣公义交往伦理与血亲地缘自足伦理

（本文经杨济余教授授权而发布。杨济余：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

神圣公义交往伦理与血亲地缘自足伦理是东西方观念的主要区别之一。

西方和东方追求一个共享主题：人的超越。不过，在超越的终极目标上，前者趋向上帝，后者趋向天道；在追求超越的动机上，前者寄托来世，后者寄托现世；在实现超越的途径上，前者祈求外在的他救，后者信赖内在的自救；在超越的结果上，前者强调因信称义，后者重视修行成圣。

与“灵魂呼告”对应的是“思辨哲学”，这一对立也即“旷野呼告”与“学院理性”的博弈。中华文化缺乏“旷野呼告”基因，与之相对应的是“乡村情怀”。中华文化的基调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或诗骚并辉的两大传统，也无论被命名为“载道派”还是“言志派”，都没有越出关怀世道人心和感慨天地此在的范围，基本上属于现实人生的咏叹调。而咏叹之内之外，都很难找到旷野呼告——灵魂的叩问。即便如屈原的《天问》，也多半是对大自然与政治历史问题的叩问，并非神圣灵魂的叩问。

一、中国文化的血亲乡愁地缘情结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商周以后血缘亲族和地缘关系一直是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家国同构拜偶像、血亲地缘聚族群”构成了至今为止中国滞留在前现代社会的特质。

在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河里，先秦时代的姓族组织转型为秦汉以后的宗法组织，又转型为唐宋以后的姓氏亲族组织，再转型为明清以降直到现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其基本结构始终涛声依旧，并积淀为中国人的深层价值观。

由于家国同构，中国的政治家总是把治家方式用于治国，家庭伦理结构成为政治法律结构的原型；中国的官僚政治机构，事实上就是一种虚拟的政治亲属辈分结构：形成“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亲疏等差体系。

中国的皇帝与臣仆、官府和民众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和统治的关系，也是一种伦理亲族关系，这从皇帝被称为“君父”、清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就可以看出来。强调亲疏里外有别的礼教和宗族血缘体系形成结党排外倾向，长期阻碍法制社会形成，礼制和法制两者不可回避的矛盾冲突表现在“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裙带帮派”与“司法独立”、“忠孝两全”与“公义至上”三个主要方面。

本来信奉天人合一、“天道高于人道”、以人法天的中华文化，由于人气太旺，冲撞了神气，反而要求天向人委身，天妥协俯就于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天。于是“极高明的至上天”蜕化成了“识时务的道中庸”。

中国文化有浓厚的乡愁地缘情结，从屈原的楚辞到李白的《静夜思》、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再到余光中的《乡愁》，几千年乡愿绵绵不绝。

乡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搬不了家，凝成恋土情结），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乡愁情结阻滞了文化交流。

西方的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不断迁徙漫延，人在旅途漂流与守望，四海为家处处家，文化交往频繁，更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嫁接融合。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混血儿以及再混血后代，将来应该划到哪个民族中去呢？民族观念终必消解，杂种优生学才符合神意。

中国人把血缘亲情关系摆在第一，强调“百善孝为先”。民间笑话常讲：夫妻带着婆母去划船，如果船翻了，两个女人总要问男人先救谁？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可笑话题。中国男人多半回答先救妈，西方男人多半回答先救老婆。因为《圣经》把非血缘的夫妻关系摆到所有人际关系的第一位。

有人继续追问我，假设夫妻带着儿子去划船呢，先救谁？中国人和西方人的选择依然各不相同，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价值优先原则：中国人多半还会选择先救儿子（血缘关系），西方人多半依旧选择先救老婆（配偶关系）。

二、欧洲文化的神圣公义交往伦理

程序正义和民主法制消解了血缘亲族关系。血缘亲族关系的纽带在希腊古典时代（前6世纪—前4世纪）即“轴心时代”就被打破了，血亲就不再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

公元前6-5世纪，由三代民主政治家推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打破和改造了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希腊城邦不再是封闭的农牧社会，而是开放的商业社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地中海航运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的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那种血缘性的亲族组织。

基督教超血亲公共伦理将地域性的古代伦理扩展为普世的平等伦理，从而成为现代性普遍公民身份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