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春：郁达夫的教书生涯

郁达夫是一位诗人，小说、散文、游记作家，但达公本人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当他在家码字的时候，他称自己为“失业者”，尽管在创作和出版上，他多产，畅销，而且善于包装和营销。他一生职业生涯有四：教书、编刊（报）、为官、做实业，而教书育人，是他长期关注和投身的一个领域。

郁达夫，固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艺家，但其实也是一个忠诚的教育工作者。因为他在文艺方面的名声太盛了，倒把他在教育方面的服务成绩掩（淹）没了。……郁达夫是从最初以至最后都并未放弃学校这一教育场地的，我们从他一生的经历中，可知虽然在文艺方面用的力比较大，而对于学校教育的机会却也是异常重视的。（吴一心《郁达夫》）

郁达夫有不少作品发表在《中学生》《教育杂志》这样的报刊上，多次为各地大、中、小学生演讲，也义务担任诸如《国文读本》之类中小学读物的编委或特约撰述者，还在《星洲日报·星期刊》上创办了专栏“教育周刊”。而他留下的文字里，对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战时教育和地方教育都有发表意见。所以吴一心之称郁达夫为“忠诚的教育工作者”，斯言不虚也。

这其中，“大学教授”，又是诗人最为珍视的一个身份。

郁达夫先后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1921，1922）、北京大学（1923—1925）、武昌师范大学（1925）、广州广东—中山大学（1926）、上海法科大学（1927）、安徽省立大学（1929）、杭州之江文理学院（1933）等高校任教，前后长达12个年头；所开课程门类不一，有据能考者有《欧洲革命史》（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统计学》《戏剧（英语）》《公共英语》（北京大学）、《艺术概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文学概论》《小说论》《戏剧论》（武昌师范大学）、《德文》（上海法政专科学校）、《比较文学》（之江文理学院）等，可以说交融文理，会通中外；在校中有时也身兼数职，比如在广州中大，曾出任英文系主任、出版部主任等。

我们发现，教书不仅是郁达夫的谋生手段，也是其广交朋友、累积素材、展拓文字空间的重要途径。同时，作为跨界文学与大学两个圈子的现代作家，其所揭示的现代文人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由此或也可见一斑。

吴一心发表在《中华教育界》上的《郁达夫》

“有识的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

当官费留学生涯行将结束之时，生计问题就摆在了郁达夫面前。1921年8月中旬，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委泰东图书局赵南公找一位英文教习，月薪200元，郭沫若推荐郁达夫前往。9月13日，郁达夫自日本抵沪，当天就与郭沫若同访赵南公。赵南公是一位豪爽又精明的生意人，对编辑部里几个年轻人，钱不给，酒管够，而且纵容他们的各种出版计划。短短两三年内，创造社各类丛书和杂志相继被策划、编辑和出版，并且赢得了广泛的追捧。

考虑到泰东书局只包膳宿不发薪资，而安庆学校却提供不菲的薪水，郁达夫欣然赴职，10月1日，他就到了安庆，在那里一直待到学期结束。第二年秋，取得东京帝大学位证书以后，复返安庆继续教职。

郁达夫在安庆法政学校执教两个学期，讲授《欧洲革命史》。“四点钟讲义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看得出来，压力山大。从他后来《芜城日记》《茫茫夜》《茑萝行》《一封信》等文字的记载，我们相信，教书作为“有识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茑萝行》），并不是郁达夫最喜欢和擅长的工作。

现在我名义上总算已经得了一个职业，若要拼命干去，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讲到职业的问题，我倒觉得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郁达夫《一封信》）

当然，郁达夫的文字有夸张和矫饰的成分，究竟是否果真如其陈述，或许要打个问号，因为尽管感受着不自在、不趣味，诗人仍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将一半的职业生命都贡献在高校里。小说《茫茫夜》专门设置有一个情节，让学校教务长跑上质夫房里来，祝贺初上讲台的于质夫“铜墙铁壁地站住了”：“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几班，都来要求加钟点了。”这位初到A地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于质夫”显然是以达夫本人为原型的。不能保证这样的内容完全写实，同样，也不能保证完全虚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份工作既能维持个人身份的体面，也能维持家庭生活的体面，这或许是这个阶段的郁达夫迫切需要的。郁达夫在部分高校任职薪资如下：

安庆法政专门学校，英文教员，月薪200；

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月薪117；

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月薪240上下（参《吴虞日记》）；

广州中山大学，文科教授，月薪不低于210（参《劳生日记》）；

上海法科大学，兼职德文教员，月薪48；

安徽省立大学，文科教授（或兼系主任，参杨亮功《百花亭两年》），月薪340；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兼任教员（讲师），月薪104。

除去上海法科和杭州之江两份兼职，在每月个位数银元就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郁达夫在各个高校的任职薪水都很高，尤其安庆的两所学校。“安庆地方甚小，物质条件又差，不易吸引人才。惟有提高待遇，使其生活安适，才能聘到优良教授。”（杨亮功《百花亭两年》）这似乎是安庆教育当局的共识和常规操作，以郁达夫任教的安庆法政和省立安大，提供给教授的月薪都在水准线以上。

另外，从现有郁达夫日记看，这个时期郁达夫对薪水的分配和使用，很大可能是月发薪水悉被寄回家用，而自己的小金库或由稿费和版税支持。据《劳生日记》，在广州中山大学，郁达夫曾领到两个月补发的欠薪100余元，他转身就寄富阳100元，而此前不久，刚寄回一个月（部分）薪水160元，几乎是和盘托清，还担心被媳妇指责“只有这么点钱”。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出的信息是很丰富的，时人称郁达夫浪漫腐化，背叛家庭；或郁达夫自称穷愁潦倒，生计无着，或许都要先打个问号。

比较特殊的是北大，薪水不高，还常闹拖欠。

北大教职由东京帝大校友陈启修推荐，因其将往苏联作“俄情考察”，托帝大经济科毕业的郁达夫代授其统计学课。1923年10月1日，北京大学向郁达夫发出北大讲师聘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313号）。10月9日郁达夫抵北京，10月18日，开始为经济、政治、史学三系学生上统计学课（《北京大学日刊》第1312-1315号）。

显然，作为讲师，郁达夫在北大薪资有限。所以这一年间，郁达夫同时任教于德胜门内石虎胡同平民大学，被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为“艺术概论”教员，讲述东西方艺术，此外，他还可能在朝阳大学任教，在燕京大学演讲。可谓相当活跃和努力，既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也聊补了北大薪水之不足。

至定居上海和杭州，作家通过写作和编集，版税收入大大增加，收入基本可控，故各校教学都只兼职，也渐渐脱离了大学教书这个“最苦的职业”。

《北京大学日刊》第1312号郁达夫排课讯息

郁达夫在北大竟然是教统计学

《北京大学日刊》第1313号郁达夫北大聘书

“这一般知识欲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

对郁达夫来讲，“教书”是有限的职业，而“育人”是无限的责任。

郁达夫“热情，旷达，博学多才，不修边幅，喜欢热闹，爱交朋友”（谢冰莹《追念郁达夫先生》），其率真和热情，使他能与各色人等友善，他对朋友侠肝义肠，他也让自己形色通透，毫不掩饰个人的喜怒哀乐，加之在文坛“辈份”崇高，这样的郁达夫自能博得善良朋友的信任，尤其被年青人尊为师长，被簇拥和爱戴，“凡是和郁达夫先生有过交往或曾经会见过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抱有好感的”（孙席珍《怀念郁达夫》）。

各地教书期间，同事和同学，是他友人榜上的主力。现有史料留下了太多郁达夫与同学郊游、与师友喝酒的文字，一起看电影、观展览、逛市场、逛旧书摊的记录。比如1929年在安庆，只短短一周，10月1日，“偕同学数人上东门城上走了一圈”；10月5日，“晚约旧友吃饭”，10月6日，因“闻有通缉之令”（洪传经《郁达夫先生授书安大，闻有通缉之令，匆促出奔，诗以送之》）而“仓皇出走”，这次“安庆之难”以“事前告知，得脱”，出手相助者正是十年前北京旧友邓仲纯（《青岛杂事诗》第五首注，《避暑地日记》1934年8月3日）。这是一种让人珍视的友情。

尽管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上英文德文、讲欧洲革命，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但作为“师者”的郁达夫，面对更多慕名而来的各地文艺青年，向他们传授最多的无疑是创作心得与鉴赏经验。

达夫最喜欢做东，而且是强迫式的；我们只得依他的落座处，围着坐了，听他讲诗。（黎锦明《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

他从不以名作家自居，与身边的年轻人“亦师亦友”。比如在北京：

北平的青年人到达夫兄处来谈天的也真多。但同他往来最多的，还要算我、炜谟、冯至、柯仲平、赵其文、丁女士诸人。到末后才有姚蓬子、潘溧（漠）华、沈从文、刘开渠诸兄。他对我们一律都称之为“同学”。我们有时一大群的，谈晚了就横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

看得出来，郁达夫与年轻人的交往是一见如故、亲呢无间的，陈翔鹤、黎锦明们描述的场景应该是发生在郁达夫身边的常态。这样的场景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时有呈现，比如这段文字，简直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

学生对质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吃过晚饭之后，在学校近旁的菱湖公园里，与一群他所爱的青年学生，看看夕阳返照在残荷枝上的暮景，谈谈异国的流风遗韵，确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质夫觉得这一般知识欲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茫茫夜》）

最知名的一次会友，是1924年11月13日专程看望来京求学、生活无着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予以物质资助，还介绍给《晨报副刊》编辑。是晚，并完成《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刊发于《晨报附刊》，引起很大反响。

而据刘开渠的回忆，郁达夫第一次探望还扑了个空：

有一天我到了达夫先生的住处，未等我坐下，他就告诉我：一位从湖南来的青年给他写了一封信，是来北京投亲靠友的，可亲友都不认他，处境十分困难，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并说:“走！陪我一同去看他，我请你们一起去吃饭。”我们赶到他住的小旅馆时，他却不在。（刘开渠《忆郁达夫先生》）

可见郁达夫提携后生的全心全意。不能不说，沈从文文学天赋的展开，与郁达夫的倾情助益和积极鼓励不无关联。

如果把以郁达夫为师的“同学”的名字列在这里，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张友鸾、冯至、陈翔鹤、陈炜谟、刘开渠、沈从文、柯仲平、赵其文、丁月秋、孙席珍、潘漠华、刘大杰、胡云翼、温梓川、张白山、张曼华、黄药眠……这个不完全统计中，有未来的小说家、诗人、学者、翻译家、画家、雕刻家、书法家、编辑、记者、出版人、电影艺术家，也有大量的建设者和革命者，都是才华横溢，激情四射，至得益于郁达夫的言传身教，奋力提携，他们中不少人其时已崭露头角，日后更成就非凡。而且我想说的是，即便是一所学校，能有这样一班队伍整齐、成就出众的校友，也足令其骄傲了。

丰富而不重复的“艺术的生活”

郁达夫是特别重视个人体验、强调生活积累的“私小说”作家，那种“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一块”的写作状态，使得他的文字特别能呈现个人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真实历史。丰富而不重复的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和素材。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不断的迁徙、流离和奔波，似乎是郁达夫一生的宿命。他好像很难在一个城市住满5年以上，除了富阳故乡和上海；而大学教书，也很难在一所学校持续哪怕是一年。北大有三个学期，但也从经济、法律辗转到了英文系（参《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6日第1536号）。直如作家所自称的“屐痕处处”。或许，正是这样闯荡、放浪和不安于一隅的“艺术的生活”，给了作家“自叙传”的全部底气和力量。

所以教书育人，尤其不断变换学校、学科和学生的教学生涯，作为作家体验的一种职业生活，作为遍历人事沧桑、捕捉创作灵感、拓展写作空间的一种独特的“手势”，将为郁达夫开启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

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是郁达夫的首个教学“基地”，孕育了郁达夫多部不朽的作品，包括《芜城日记》《茫茫夜》《秋柳》《茑萝行》等。这里两个学期的教学和生活，可分别以《茫茫夜》和《茑萝行》为代表。两部小说都以军阀干政、时局动荡的A省省城为背景，前者表现一个初到学校即侧身校园风潮的单身教师的恍惑与迷乱，最终只能以满足病态欲望来抵御茫茫的长夜；后者则因带了妻子“同往A地”，不久又加以“悲哀的继承者”，主人公在“社会的受难”之外，更感受生活的压力，以至从一个“懦弱的受难者”，而成为家庭里的“凶恶的暴君”。作家真实而艺术地还原了同一校园里，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这种以个人生活为蓝本的虚构，为“自叙传”写作提供了经典的范本。

北大的边缘状态则唤起了诗人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果说《沉沦》时代的郁达夫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写小说强说愁；那么处在北大那般门户艰险、等级森严的境地，却是如今识尽愁滋味，“欲休还说”——字里行间的情绪藏掖不住。这个时期各种文字，《薄奠》《十一月初三》《零余者》《海上通讯》《一封信》《北国的微音》《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给沫若》《小春天气》《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承认是失败了》和《对话》等，文体不同，内容各异，而其中欲止又言、欲休还说的孤独、伤感和被排挤、被遗弃——那种“零余者”的凄怆和忿懑，否定和自我否定，却是随处可见的：

美丽的北京城，繁华的帝皇居，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给沫若》）

这一阶段的作品，注定是郁达夫创作里最特殊的部分。在我看来，郁达夫笔下“零余者”这一人物标签，是在北京被验明正身的，被从那些虚构的、模糊的、基于概念的艺术形象身上剥离下来，而成为作家真实的、清晰的、触手可及的体验和存在。从这些文字，我们自能联想诗人在这座最高学府感受的不平和屈辱；也只有将这些创作捉在一起阅读，郁达夫那段被“银弟”带偏了的北京生活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还原。

当然，综合来看，教书生涯赐予郁达夫的灵感是丰沛而多元的。比如在声称“一个字也不写，一篇文章也不做”的武昌，尽管创作不丰，但大量由讲义结集的学术著作，《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说》相继出版，而他对诗，对小品文，对日记文学、传记文学，也都有自己的见地，想必是教书这一职业赋予郁达夫的文学产品，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抒情文学家、一位感伤诗人思考深入、学理缜密的一面，学养丰厚、知识宽博的一面；而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中大，诗人的革命欲望被深刻启迪，其后的文字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他开始对“革命社会”作冷静的批判，对“革命文学”作热情的推介，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外，并以《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力作身体力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书匠激进、真纯并不无稚气的、“迂腐”的一面。

一位文人的教育体验与反思

文人投身教育，是民国教育史上一大胜景。郁达夫和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夏丏尊、叶圣陶等作家、诗人一样，都是曾经在现代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知识分子。而以文人身份体验教育，或以文人视角反思教育，则显然有种旁观者清的迹象。

当然，现代作家里长于演讲的是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不是郁达夫。对郁达夫来讲，课堂教书，当众演说，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

今天承蒙贵校要我演说，我觉得非常高兴，其实，我是不会说话的；为了不会说话，近来连教书也不愿意了。……所以我今天来说话，感到非常的压迫。（《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

郁达夫实话实说，课堂教学不是他的擅长。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但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精于创作的文人，郁达夫博学、风雅、耿直、机敏，而且本质里又刻苦、严谨，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这使得他的课堂视野开阔、见地独到，对处于“罗马的黑暗时代”里的学生别有一番魅力和吸引力。1933年10月，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在之江开课，除“文学系本系必修同学，别系选修的和旁听的同学也有二十多人，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温梓川《郁达夫别传》），郁达夫讲课“惊动了不少学生”（张白山《我所知道的郁达夫》）。而更可贵的是，每次上课前，郁达夫总是认真备课，还到处搜寻参考书，“有一次，竟为了涉及到文艺批评，他的藏书偏偏又缺少这一方面的材料，还特地跑去上海两次，广搜穷索，仅仅找到一本Saint Beure的法文本……”（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需要正视的是，郁达夫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合乎礼教、循蹈规矩的“好先生”。时代风气的开放包容，让他有机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他自己。1935年，他曾被已为教育部长的北大同事王世杰点名“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郁达夫对此耿耿于怀，在新加坡还“放了胆”，托外长郭复初“为我解释解释”（郁达夫 《郭外长经星小叙记》）。李初梨称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一能不为郁达夫“人设”所蒙蔽的判断，得到了包括郭沫若在内大多数挚友同人的认同。所以尽管从教经年，骨子里的郁达夫仍是一位文人，一位惟美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诗人，与俗世庸物格格不入。他早年热忱投身教育界，或基于视校园为净地的美丽幻想；至闯进这个泥淖，才发现问题与遗憾。安庆的动荡，北大的门派，武昌的“小人”，广州的“龌蹉”……都是让他反抗、让他逃离的理由。

因为长期浸淫其中，大学教育是郁达夫体会最深的一个现代教育领域。1933年《大学教育》一文即明确表示，“学以致用”而外，“人格的历练”也是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目标，能证明教育的胜利的，是培植出“能够抱定主义，甘心饿死，不屑同流合污、取媚于人的迂腐之辈”的人才的大学；而在湘湖师范所作《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之演讲，认为“‘创造’不是跟了人家依样画葫芦，‘创造’是以自己的精神来发明一种新的事物”，以此鼓励湘师学生“求创造”。显然，郁达夫强调培养有独立人格的、有创造力的人，是大学教育的基本职能。而郁达夫一次次“自伤伤人”的任性抗争，一次次碰壁和被驱离，亦不能不是这样的执念与现世“一言不和”的产物。

郁达夫《大学教育》

对于中小学教育，郁达夫通过《学生运动在中国》《中学生向哪里走》《小学教育与社会》等，体现自己的社会关切；对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战时教育，郁达夫作有《战时教育》《抗战中的教育》等文，提出诸如“战时教育方案”“战时工作机制”“战时教育之方法”等系统方案和措施，实现“抗战救国”之理想；而对地方教育，漂流各地的郁达夫每有《告浙江教育当局》《福建的文化》《南洋文化的前途》《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介绍敬庐学校》等文字，指点各地教育与文化——或许，这才是一位真实的忠诚教育者的郁达夫，一位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的郁达夫。

郁达夫带着他的真情和敏感投入教学，投入生活，投入写作，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真实可感的文字，或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温度和立场。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