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出轨、公公中风、职场被冷落,中年女教师阿玲的生活一地鸡毛,直到学生伟伦的出现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原文标题《陈哲艺与<热带雨>:拍那些你懂得的事》,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新作《热带雨》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迷影选择荣誉三项大奖,与此同时,电影还得到了包括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金马奖提名。对于今天几乎没有电影工业的新加坡来说,陈哲艺是唯一的亮色。
记者/宋诗婷
曾在陈哲艺的处女作《爸妈不在家》中饰演母子的杨雁雁和许家乐二度合作
和人物在一起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陈哲艺微微扬起头,眯上眼睛,好像重新回到拍摄现场。在那里,有时他甚至不用盯着监视器看,只要戴上耳机,听演员的节奏、呼吸和心跳,就知道那哭、那痛是真的还是假的,“毕竟,我和他们相处三年多了啊”。
“他们”指的是阿玲、阿玲的老公、公公、伟伦……《热带雨》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角色。在平遥电影节首映之后的观众互动环节里,有人问了陈哲艺一个问题,大意是《热带雨》涉及“师生恋”,会不会导向不太好。陈哲艺想了想,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好似没有回答:“人物和情感就是这么赤裸,我不懂得拍纪录片,但如果给我好的演员,我可以把生活拍得比真正的生活更真实。”
陈哲艺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头扎进“阿玲”这个中年女性的生活的。2013年,他29岁,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刚刚在戛纳电影节斩获金摄影机奖,在金马奖拿到最佳影片、最佳新人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女配角四项大奖。那一年,他是华语电影界,乃至世界影坛的新星,带着电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就突然有这么个想法,想写一个40岁的女人,婚姻、事业、情感各个方面遭遇危机。”陈哲艺回忆,“我是擅长拍女人,《爸妈不在家》里就能看得出。”
通往真实的途径是,和故事里的人物活在一起。“我不是阿玲,但我身边有阿玲,我懂得观察,懂得想。”陈哲艺说,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在脑海里编织了形象、细节、状态,一个个人物从模糊到清晰,到拥有各自的思想和行为,真正落笔写剧本时,他不是在创作情节,而是被人物的抉择牵着走。阿玲家里有个瘫痪在床的公公,为公公的房间布景时,陈哲艺问了美术指导几个问题:老人是什么时候中风的?中风前屋子里有什么东西?中风后哪些东西被搬走,哪些东西留了下来?电影拍的是老人生活中的一阵子,不过几个月的生活片段,陈哲艺却要自己和团队了解这个配角的一生。
阿玲也不是第一天照顾公公了,喂饭、翻身、清理屎尿的动作都要娴熟。电影筹备期,他陪饰演阿玲的演员杨雁雁、饰演老公的李铭顺一起到有很多中风老人的医院体验生活,演员们不停练习,直到所有动作熟练到好像家里真有一个中风六年的老人。
阿玲的学生伟伦是个家境殷实,父母却常年不在家的孩子,拍他家里的戏份时,陈哲艺一定要找到一处真实存在的新加坡高档住宅,住在那里的人要和伟伦一样,有钱接受好的教育,用英文交流和思考。
写剧本这三年,电影里的人物和陈哲艺的生活糅杂在一起,他把自己的经历也丢给了人物,拍电影成了他自我挖掘和暴露的过程。阿玲一心想通过做试管婴儿生个孩子,手术前,她每天上班时都要坐在车里打促排卵针。中年女人的肚子上堆积着脂肪,阿玲轻抚发青、发紫的肚皮,一针下去,再添一道伤。还有做手术的整个过程,陈哲艺就那样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为什么会这么真?”他自问自答,“因为这些我都知道啊。”陈哲艺虽然才35岁,但已经结婚10年了,没走到阿玲和老公那一步,但婚姻里该有的争吵、妥协、高潮、低谷也都经历过了。《热带雨》开拍前,他当了父亲,阿玲为生孩子所付出的正是他和太太所经历过的。
人到中年,马来西亚人,在一所推崇英文的新加坡学校做被冷落的国文老师,没有孩子,老公出轨,家里还有个离不开人的公公……陈哲艺对自己的角色很残忍,他把一个中年女性所可能遭受的危机、困惑都压在了阿玲身上。但他毕竟是爱自己的人物的,或许因为这样,他给了阿玲伟伦,让她的生活里照进一束光。
《热带雨》剧照,电影的大部分户外场景都在雨中完成
“是母子、亲情、爱情……你很难定义,有时候人的情感就是这么模糊和复杂的。”在人生的低谷,伟伦走进了阿玲的生活。她是老师,给他补习国文。也像妈妈,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送他回家。她也像漂亮的女同学,放学后,和他一起坐在教室里偷吃榴莲。但在某个特定时刻,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男女之间的情欲瞬间涌来,陈哲艺让伟伦和阿玲以浪漫又幼稚的方式发生了关系。
阿玲的这段人生浸润在新加坡东北季候风影响下最多雨水的那个季节,整个城市都湿漉漉的,营造出一种阴郁却又浪漫的氛围。电影最后,阿玲在马来西亚老家阳光下的那个笑容,陈哲艺拍了33条。杨雁雁的体力和耐心被一点一点耗尽,最终给出了那个疲惫、解脱又温暖的笑。从这个人物住进陈哲艺心里那天起,他就想好了结局。“我拍电影拍的不是剧情,是人物和细节,开始、结局就在那里,我要让大家看,人物是如何经历这些的。”陈哲艺说。
拍自己的生活
在《热带雨》的拍摄现场,陈哲艺很忌讳一件事,那就是饰演伟伦的许家乐叫杨雁雁“妈咪”。
杨雁雁和许家乐的这段“母子情”已经维系了六年,在当年的《爸妈不在家》里,他们曾饰演剧中的母子。电影拍摄时,许家乐只有11岁,那之后的很多年,杨雁雁和许家乐还会相约吃饭、喝茶,或者根本不用约,新加坡那么小,偶尔就会碰到。每次见面,许家乐都叫杨雁雁“妈咪”。
知道要和对方演这样一对师生后,杨雁雁见到许家乐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改口。“叫我名字就好,让你自己舒服一点。”杨雁雁对许家乐说。
事实上,许家乐是个没心没肺的少年,他不在乎,不舒服的只有入戏最深的导演陈哲艺而已。“当年给《爸妈不在家》选角时,我不要漂亮的小孩,不要多好看的爸爸妈妈,我要的就是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家庭。”陈哲艺说。为了这个“家庭”,他筛选了新加坡8000多个小孩,还亲自做了八个月的表演工作坊,最终才选定了许家乐。为了当时已经怀孕的杨雁雁能继续出演,他还改了剧本,把“妈妈”写成了一个孕妇。
如果说,《热带雨》是陈哲艺将观察、体恤生活和个人经历相结合的产物,那《爸妈不在家》就是一部更个人化的作品。电影里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电影里的家乐就是少年时代的陈哲艺,那个让家乐感受到家庭温暖的菲佣就是曾在陈哲艺家工作过八年的菲佣安娣特莉。
导演陈哲艺
故事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一个华人中产阶级家庭,孩子调皮捣蛋,被请家长成了家常便饭。母亲怀孕,不得不请菲佣帮忙照顾孩子。金融危机终于是波及了这个小家庭,父亲失业,母亲对未来忧心忡忡,大人自顾不暇,忽略了孩子,菲佣这个外人却渐渐取代了父母,成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然而这种亲情和友谊终究是脆弱的,在陈哲艺看来,童年从来都是残酷的,有人突然闯入生活,有人突然离开,小孩子从来都决定不了任何事。
陈哲艺从家乐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家庭,每个人的状态和生活细节都被精准呈现。《爸妈不在家》一上映就被拿来和台湾新浪潮经典《一一》作对比,陈哲艺也一度被视作杨德昌的继承者。《爸妈不在家》的剧本陈哲艺写了两年。他的剧本没有梗概、没有大纲,心里有了人物就直接一场戏一场戏地写起来。“最初的剧本离我自己太近了。”陈哲艺说,他家里有三个兄弟,最初他就在剧本里写了三兄弟,所有的故事细节和情节也更接近当年的真实状态,“后来一遍遍的修改过程中,才用到学习电影时的技巧,让故事和自己拉开距离,变得更大众、更客观的”。
这种从自己身上找故事的创作方式也沿袭了陈哲艺创作短片时的思路。在拍摄《爸妈不在家》之前,陈哲艺花了近十年时间探索短片拍摄,包括处女作《G-23》《阿嬷》《过年回家》在内的很多部电影都得到过短片大奖。
杨雁雁就是因为《阿嬷》和陈哲艺结缘的。拍那部短片时,陈哲艺只有23岁,还在部队服兵役,杨雁雁还见过这位年轻导演穿军服的样子。电影筹备期,陈哲艺还被困在军营里,很多时候他都是通过电脑和工作人员、演员联系,难得的假期就被他用来拍片了。
杨雁雁第一次从大银幕上看到《阿嬷》时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年轻人送给已故阿嬷的礼物,是一次有仪式感的告别。压抑的病房里,老人奄奄一息,最后的告别让终于让分散各地的一家三代完完整整地聚在一起。深夜,老人眼角滑下一滴泪,心脏停止了跳动,误入病房的小孙子是送走阿嬷的那个人,他轻抚阿嬷的手,死亡也显得没那么冰冷了。
后来,陈哲艺又拍了《回家过年》,他用15分钟的短片,以春节为切入点,呈现了新加坡华人几十年的家庭变迁。接受采访时,陈哲艺曾调侃自己,他说自己不是天才,没有拍出《寄生虫》的奉俊昊那样的天赋,他只能拍自己了解和懂得的故事与情感,最容易的当然就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拍起。“李安不也是先拍了‘父亲三部曲’,才慢慢拓展拍其他东西吗?”陈哲艺拿敬佩的导演鼓励自己。
讲新加坡故事
《爸妈不在家》《热带雨》讲的都是个人、家庭的小事,但陈哲艺都把它们放在了一个大的时代或事件背景下。前者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热带雨》里阿玲的遭遇碰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贪腐,个人命运与时代相勾连,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当年从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毕业后,陈哲艺就去了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继续学习,从那之后,他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英国,至今已经十几年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身在某个环境中时,你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把它看清楚,你是被困住的,但当你抽离开,有些距离再去看时,反而更清晰了。”陈哲艺又提到了李安,“他也是在美国写出台湾故事的。”
虽然常住在英国,但每年都有三四个月,陈哲艺要回到亚洲,回到新加坡,那里闷热的天气、东北季候风刮来的雨水,还有新加坡人英文、普通话、粤语、马来语……各种语言无缝衔接的交流方式,这些依然是陈哲艺最重要的创作环境。
《热带雨》里,阿玲尴尬的职场处境就与新加坡的文化大环境有关。“基本上,新加坡是一个全英语环境的国家,大家开口就讲英文,尤其是近些年,年轻一代的中文水平更差了。”陈哲艺说,这和到新加坡移民、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关,年轻人更愿意用说英文体现自己是新加坡人的归属感。在这种风气下,说中文的新加坡华人越来越少,学校也不重视中文教育,阿玲们在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尴尬了。
“虽然我从小说英语,用英文思考,但我骨子里是很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忘了语言,人会没有存在感,找不到身份认同,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都很关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问题。”陈哲艺说,这也是他写《热带雨》这个故事的文化背景。
电影里,语言是情感关系的纽带,也是阶级和身份的象征。围绕在阿玲身边的是只说英语的老师和学生,中英文混杂的老公,而与弟弟、妈妈交流时,她又要捡起马来语。电影里,每个人的台词都暴露着人物的身份和精神世界,新加坡人看《热带雨》,会比外人领会得更精准。
最近这一年,有太多人和陈哲艺提起那部好莱坞制作的与新加坡有关的电影《摘金奇缘》。“不诚恳的,凭空想象的新加坡。”这是陈哲艺接受采访时对电影的评价。在那部电影里,他找不到那个自己熟悉的新加坡,“漂亮这东西没有价值,镜头里有情感,才是电影的价值”。
直到今天,新加坡也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电影工业,多的时候一年拍个20部电影,少的时候十部八部。这些电影大多是喜剧和惊悚片,还是特别本土化,很难被外人欣赏的那种。陈哲艺是看着好莱坞大片和港片、台湾片、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长大的,今天的年轻人更不愿去看那些与世界脱节的本土电影。所以,陈哲艺想扛起这份责任,“如果我不去讲新加坡故事,不把我观察到的、体会到的、思考到的、不满意的东西拍出来,那就没有人去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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