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用绿码查案，新加坡人不乐意了：政府不能出尔反尔

其实民众最在意的不是隐私权？

为了抗疫，公民自愿提供给政府的个人隐私数据，可以被一声不吭地拿去用在别的地方吗？

2021年伊始，新加坡政府就迎来了一场公关危机。

去年3月，新加坡政府为了追踪新冠密接者，推出了一款名为“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应用及可穿戴设备（令牌）。用户用自己的手机号和身份号码注册登录应用后，可以打开蓝牙检测周围2至5米的其他用户，若双方接触时长超过30分钟，应用会互相记录对方的信息。

由于采取实名制，“合力追踪”发布之初便引发了关于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讨论。近5.5万人担心个人隐私泄露，在拒绝使用“合力追踪”令牌请愿书上签字。为了打消民众顾虑，新加坡政府曾向民众承诺，该应用收集的数据会被储存在一个安全的政府服务器之中，25日之后便会自动删除；只有卫生部门有权限在必要时刻使用这些数据信息联系新冠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而现在，政府却承认这些数据已经被用于一桩谋杀案的辅助调查。在保护公民隐私上，新加坡政府食言了。

除了合力追踪，新加坡也采用了一套与绿码相似的追踪系统（SafeEntry），甚至可以用微信扫描。现在任何人进入餐馆、商店、商场等公共场所都必须扫码，并使用姓名、身份证或护照号码和电话号码进行登记。

下午5点后安保人员已经下班，笔者观察到的多数人会自觉扫码进入公共场所。/ 世界说

另外，根据《海峡时报》报道，从去年6月28日开始，新加坡卫生部管理下的银发办公室(Silver Generation Office)给10000位老年人发放“合力追踪”令牌，特别是独居，无人照顾，身体虚弱，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令牌的电池最多可续航九个月。令牌不能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所以如果佩戴令牌的用户测出新冠阳性，必须将他们的令牌交给卫生部去排查他们曾经密切接触过的人。

新加坡卫生部接触者追踪中心主任Vernon Lee副教授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两项数字追踪系统的帮助下他们在追踪密切接触者上花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从患者被确认的那一刻起，之前隔离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可能需要四天时间，现在不到两天就可以做到。

狮城政府向银发族分发和讲解“合力追踪”令牌的使用方法 / 8 days

早前，在快速、全面建立数字追踪方面领跑全球的能力，曾让新加坡一度获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肯定。结果，这次“合力追踪”应用个人信息被挪用他途的丑闻曝光后，其他收集个人信息的防疫软件也陷入了质疑，社会各界对执政党的信任危机开始发酵。

新加坡主要反对党前进党的创始人陈清木在该党官方脸书页面上发难，质疑“合力追踪”准许警方染指应用数据违背了其防疫初衷。

一次尴尬的公关？

面对舆论的质疑，新加坡政府的第一步动作是为警方的“先斩后奏”正名。

1月4日，以“亲民”口碑著称的新加坡内政部长陈国明（Desmond Tan）在国会询问时声称，根据新加坡《刑事诉讼法》，警方出于刑事调查目的有权索取疫情追踪软件“合力追踪”收集的疫情相关数据。

两天后，新加坡智慧国家及数码政府署（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再度紧急公关，承认未能事先披露“合力追踪”数据受《刑事诉讼法》约束，系政府失误，承诺将会立法明确限定，只有在调查七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全的严重罪行时，警方和法庭才会获准使用“合力追踪”收集到的数据。这七种罪行包括毒品走私，绑架，严重的性侵犯，恐怖主义犯罪，严重伤害或谋杀，逃避法定监护和使用或占有的腐蚀性物质，进攻/危险的武器。

现年82岁的吴昌辉(Ng Cheong Hwee 音)每次出门都会带上他的“合力追踪”令牌/ST PHOTO: JASON QUAH海峡时报

国际社会将该事件视为疫情期间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的表现。随着其他国家接连推出追踪应用程序，这种担忧也在世界各地得到响应。但对于笔者接触到的新加坡人来说，相比政府在隐私权上是否“踩过界”，他们更在意此举可能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去年二月疫情威胁迫近之初，新加坡人对“合力追踪”的应用多持支持态度，大部分民众都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权给政府，赋予其调阅、开发、使用隐私数据的权限，以求维护集体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据《海峡时报》报道，全岛有420万居民、大约78%的人口使用“合力追踪”。放眼全球，在政府并未强制要求公众使用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普及程度，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

当地友人Bin Hui直言：“只要你没有干任何坏事，根本不用怕政府的监视。而且如果是官方应用我们的资料，我们可以完全放心。” 另外一位当地朋友Jamie则开玩笑：“我只担心‘合力追踪’的耗电问题。”

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 应用软件的使用画面

2020年7月由美国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的全球信任度“晴雨表”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0）显示，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70%，较2019年的数据高出三个百分点。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强调尊重权威与秩序的东方保守社会来说，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也一直让新加坡引以为傲。

因此，有一些当地人认为，政府在“合力追踪”用户信息使用一事上的食言，会严重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观感。而眼下，卸载“合力追踪”、“不自愿打开蓝牙”成为部分民众表达对警方使用“合力追踪”用户信息不满的途径，更为迫切的问题是：事件会不会削弱公众对防疫措施的信任和配合度，进而影响到防疫效果？

“有话直说”不如“有话早说”？

在警方擅自调用隐私数据事件中，新加坡向来饱受非议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民众信任根基，再一次被搬到台面上经受审视。

疫情期间，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总理李显龙不断强调政府政策透明：“如果有坏消息，我们会告诉你。如果有必须做的事项，我们也告诉你，因为如果人民不信任你，就算是有正确的措施，要实施起来也会很困难。”所以，这次事件曝光的第一时间，新加坡政府迅速揽责，毫无隐瞒之意。这与他们“有话直说”的施政风格一脉相承。“有话直说”也是他们能收获长期信任的基础。

注重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也是人民行动党政治生命力的细节之一。得益于城市国家的特性，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更容易与基层发展紧密的联系。新加坡每个选区都有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日常协助议员接见民众、搜集民；还设立了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居民委员会、妇女行政委员会等社会基层组织，进可处理选区居民的鸡毛蒜皮日常，退可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位印度裔新加坡朋友曾向笔者提及，他们选区的议员在他购买公屋时就主动提供了诸多帮助和建议；更有朋友表示，如果你想找议员谈论国是、针砭时弊也不是不可以。

然而，尽管新加坡政府这次依然是开诚布公，但至于“有话直说”的坦诚姿态能不能成为政策失误的挡箭牌，未来的选民还买不买帐，这些都是留给执政党的新命题。

不断壮大的新加坡反对党——包括工人党、民主党以及在7月份大选前夕刚获得李显扬加盟的前进党——正在笼络民心。2020年7月的大选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虽然依旧毫无悬念地取得压倒性胜利，但细看其普选支持率，却由五年前的70%降至61%。而反对党中工人党攻下一个集选区，前进党拿到两个非选区议席。

李显龙直言普选支持的比例不如预期，认为选举反映了“新加坡人在疫情中感受到的痛苦和不确定性”。当时，有媒体强调维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以年轻人居多的新加坡选民结构让民众更加渴望变通和透明，同时也希望对执政党有更多的监督与制衡。根据大选后的分析，反对党支持者明显更加重视政府公信力的课题。

疫情作为影响新加坡2020大选的最热因素，任何一桩与疫情相关的议题都可能触动社会紧绷的那根弦。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就开始长期统治新加坡，民众对他们的期待值相比对其他反对党自然要高得多。正如曾任新加坡驻中国商务领事的许振义博士所说：“在欠缺信任的社会，各种交易成本都很高。政治如果欠缺信任，成本会更高。而最终付出这个高成本的将是社稷。”（文 / 李柯憬 责编 / 袁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