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胡雪岩有钱，坐拥世界十大豪宅，唯一不向慈禧下跪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几近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无尽唏嘘。作为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白手起家的清末顶级红顶商人，他的励志故事被许多人所崇拜。在其人生的巅峰时期，一手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另一手创办著名中药老字号“胡庆余堂”，商政两逢源，赏黄马褂、授三品布政使，拥有总资产3000余万两，被鲁迅誉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商人”。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中法战争爆发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胡雪岩随即破产，更被清政府横插一刀，所有资产充公，最后在贫恨交加中黯然离世。

为此许多人觉得胡雪岩这种级别的红顶商人由于利益盘根错节都难以善终，实际上并不是。在胡雪岩同时期，清末还有一个顶级红顶商人，他不仅资产几近胡雪岩两倍之多，更是当时唯一不需要向慈禧下跪的特赦商人。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亦或是对中国的贡献，胡雪岩跟他都有着差距，而他最后却得善终，留下被誉为世界十大豪宅之一的蓝屋更是每天有着上千名世界各地游客参观，与杭州胡雪岩故居非节假日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他就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当时的华人首富张振勋，而我们更习惯称他的字：“张弼士”。

两者在相同的时代，有着相同的命运和起家经历，下半生却截然相反？要读懂胡雪岩的失败，张弼士的人生或许更加有参考价值。或者说，两者一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时代巨变下的红顶商人应该何去何从。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缺少运气的话你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终究徒劳。而对胡雪岩以及张弼士来说，他们最大的成功就是既不缺努力也不缺少运气。

当刚刚20出头的胡雪岩从自己师父（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因为没有子嗣而把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留给他的时候，张弼士同样因为勤劳而被自己的老板看中，不仅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这个穷小子兼伙计做老婆，还把自己的温氏米行留给了他。

于是两个同样因为贫穷都远赴他乡逃难的年轻人，就这样由于努力和幸运获得巨额遗产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区别只是胡雪岩是从安徽跑到浙江，而张弼士则是从广东大埔跑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城（现印尼首都雅加达），但是他们的差距和不同，也从这里开始产生了。

当然了，目前为止两个人一切的命运线都还是几近重合。1860年，胡雪岩年轻时偶然认识的好友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在后者的运作和帮助下，胡雪岩从一名普通的商人开始跟政府合作，包括粮械、综理漕运等当时极其重要的战略财经，浙江省一半以上皆由其掌控，所换来的自然是财富滚雪球般几何增长。

胡雪岩起家有浙江巡抚王有龄，张弼士起家同样有当时的巴城总督拉辖。只是说来也巧的是胡雪岩是年轻时偶然认识王有龄（关于胡雪岩花钱给王有龄买官一事，如今并无实论），拉辖同样也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常去张弼士酒吧喝酒两人才结为知己。于是乎几近是一样的套路，在拉辖的帮助下，张弼士也从一名普通商人开始频繁跟政府合作，甚至可以轻而易举打败对手而中标，财富同样进入几何级的增长。

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胡雪岩和张弼士顶多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承包商，但是时代所给予的机会，非大运气者是根本碰不上的。胡雪岩的转折是更申之变中获得战时财经以及太平天国攻打杭州时攀上闽浙总督左宗棠，主持浙江省战后重建工程。想必如果有工程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工程的款项几近天文数字，更何况是直接对接国家和省级权力中心。自此到1865年，胡雪岩在商界不仅名声大噪，最高时资产达2000多万两，更是踏足政界，成为红底商人。

胡雪岩这边有天大的机会，张弼士同样有无人可敌的运气。19世纪中期，作为太平洋和印度洋咽喉的马六甲海峡是全球香料、茶叶、鸦片、咖啡和药材的贸易中心，而此时的东印度群岛则在世界海洋霸主之一的荷兰政府掌控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荷属东印度公司决定全部开发印度尼西亚的种植茶叶。很显然，作为总督的朋友，且擅长种植华人张弼士轻而易举中标了。根据资料显示到1869年止，张弼士总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是清朝当时年财政收入的1.14倍，同时期胡雪岩的近四倍。

是的，虽然胡雪岩后来创建了中药品牌胡庆余堂，但早在当时张弼士的中药已经卖到了曼谷、东京、纽约、菲律宾。两者差距之大，可见从少年时两人的逃难选择地不同就已经决定了，马六甲海峡所带来的天然地域优势，是身在杭州的胡雪岩无论如何也比不来的，只能说此时的张弼士比胡雪岩运气更好。

虽然张弼士比胡雪岩要小17岁，可就此两个人几近同时走上了人生巅峰。

胡雪岩一生最负盛名之处其一是协助左宗棠开办“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其二是1878年创办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其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则是公元1873年左宗棠调兵收复新疆，却因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而陷入困难时，他先后六次向洋人借外债1870万两充为军饷，对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连左宗棠也不否认，称其为首功。既：

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也是因此，1881年胡雪岩被授三品布政使，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彻底走上人生巅峰。

只是在这里，年纪更轻的张弼士却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也成为二人之后命运不同的转折点。

先是1892年张弼士创办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公司“张裕葡萄酒”（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酒一举拿下“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四款产品的金牌，为此张弼士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并在次年引起清政府注意，被委任为中国驻马来西亚槟城领事，后又升为新加坡总领事。到了1897年其又经李鸿章举荐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己人的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董事。

相对于胡雪岩放眼的只有中国国内，此时的张弼士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的接口和整个清政府振兴商务的总代理，数次接受光绪和慈禧召见，为振兴中华出谋划策，随后出任商部考察外阜商务大臣、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于是他先后捐款十万两给香港大学、八十万两重建北洋水师、两百万两善款赈济1900年黄河大决口的灾民……

颇为可惜的是，当张弼士取得这些成就的时候，胡雪岩却早在1885年于穷困潦倒中去世了。留下抄家报告中的一句：

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但是张弼士不是胡雪岩，虽然此时的他已经是清政府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可身处海外，有了比胡雪岩“高不知道哪儿去了”的眼界，那就是对时局清晰的认知。

他一边暗中让儿子张秩君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并知会所有南洋工商各界给予海外革命人士必要的支持。等从中国回到新加坡后，他又偷偷捐赠了30万两给孙中山，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时刻，张弼士再次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个人名义给予了孙中山一笔至关重要的巨款。这些一切的一切，都导致了张弼士不仅可以在动荡政界中平稳安全的过渡，更使得其名声再次大噪。

公元1916年，张弼士在声望登顶时安详去世。当其灵柩从南洋运回广东大埔老家安葬的时候，沿途包括新加坡、港英政府、荷殖民政府全部下半旗哀悼，孙中山则亲自赠送挽联。胡张二人结局差距之大，正是处在社会变革中两种完全不同选择的不同人生体现。

不过相对于胡雪岩，张弼士在国内的名声显然并没有前者响亮。但是当观摩张弼士在马来西亚故居蓝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游客前来瞻仰。而胡雪岩的故居，如果不是恰逢节假日，怕是你路过也不会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