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展望

你出生的那一刻处于宏观周期的什么阶段，大概率上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干什么能赚到钱，干什么能成功以及能不能获得较为平顺的幸福生活。

这不是玄学，这是经济学的规律。

每到新春之际我们都会进行展望，虽然在这样疯狂变化的世界中，展望往往都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回顾2021年，中国GDP增速达到了8.1%，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速呢？高于8%的增速是否表明2021年中国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我们知道，2020年疫情把经济砸出了个“深坑”，所以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劲。在假定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增速恐怕会低于5%。

去年底，高层会议直接点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而央行也很着急，直接表态：“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

2022年对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依然是疫情的蔓延以及疫情蔓延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以奥密克戎为代表的病毒变异方向以及人类可能在2022年面对新冠疫情出现的拐点性变化。近期《The Lancet（柳月刀）》等很多权威杂志上发布了许多重量级专家的分析，这些分析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新冠病毒变异和它的优选毒株的持续出现直接导致新冠病毒与人类基因的融合度全面加强，从而导致新冠病毒的性质有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一些文章预测，很可能到今年3月份新冠病毒传播将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这个拐点就是奥密克戎从传统的肺部疾病演变成上呼吸道疾病。

这个质的变化不是简单的疫情的缓解，而是体现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在疫情防控上的K型变化。发达国家可能在全民免疫和医疗条件的支撑下进一步向常态化发展，但是在以德尔塔病毒为主疫苗使用不足的一些国家中，疫情将继续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使病毒全球大流行转变成区域流行，从世界性问题转变成区域性的问题，让世界更加分化、更不平衡。

这种影响也会加剧中国经济社会在国际层面上的冲突，这实际上是2022年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可能要面临的超级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与欧美在疫情防控上的“水位差”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对国内带来极度的压力。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恶化，显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新冠疫情发生两年之后，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速恶化了。经过两年的疫情冲击全球2750名超级富豪控制的财富比疫情前上升了1个百分点左右，达到了3.5%，而1995年这个比值只有1%，如今10%的富裕人群控制了全球60%至80%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年里面，全球有9700万人又陷入了极度贫困，欧洲贫困人口增加了10%。世界银行预计，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重新回升到7.3亿人。2020年3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全球最富有的十个人的财富总额上升了7000亿美元，达到了1.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口全部财富总和的7倍。

为什么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直接原因就是各国在疫情救助中大量的金融资产购买以及大量超常规货币政策，直接使金融市场价格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富人财富进一步的积累。但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全世界的失业率依然很高；同时劳动参与率下降。大量民众退出了就业市场；很多国家的小时工资数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

同样，中国也出来了一部分数据，2021年工资性收入增长只有8%多一点，但是投资性收益却增长了15.3%，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只增长了5.5%，所以，疫情对收入分配问题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每当经济下滑时，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都在想办法提振经济，但是，很多建议和政策需要回归本原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个体收入和家庭福利的增加，任何政策最终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它是不是促进了个体收入的增加？超发货币刺激经济，是否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真实收入？央企利润大规模增加，是否促进了普通家庭财富的增加？

2021年，中国经济一个明显的结构性问题是上游热、下游冷、中游挤压。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价格无法顺畅地传递到下游，供给端与消费端的剪刀差巨大，减掉了中游的利润空间。有些人认为，上游涨价无法传递到终端市场，没有引发通胀，等于保护了普通家庭。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面，价格传递顺畅是通胀、传递不畅是滞胀，滞胀比通胀更加糟糕。这是因为价格传递不畅的主要原因就是需求不足，普通家庭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价格上涨，而实体经济萧条，家庭收入就更难提高了。家庭收入增长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如果家庭收入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那么最终经济定然失速；如果经济增速长期低于货币增速，经济失去实际支撑，泡沫破裂就成了必然。

我们知道，上游领域大量的央企和国企受惠于价格上涨，利润大幅度增加，2021年是央企历史上受益最好的一年。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两年平均增长8.2%；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净利润1.8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0.3%、29.8%，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4.5%和15.3%。央企的收入和利润增速均超过经济增速和家庭收入增速，所以，很明显接下来的问题是央企收入如何惠及普通家庭？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央企的利润和资产充实国家社保基金，解决目前最为急迫的社保亏控以及养老保障问题，让央企和国资的经济成果能真正惠及普通家庭。

其实，最近几年国企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也有提高，其中最高的烟草企业收取比例达到25%，而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这些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则为20%。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利润上缴的空间还很大。比如意大利国企的利润只有35%留存企业，其余65%必须上缴；瑞典国企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占比约为43%。疫情之下央企能有如此利润增速，也是受益于特有的经济制度，所以，央企、国企理应肩负重任，为政府分忧、为家庭保障。政府可以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切实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激励企业增加投资；这也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激励普通家庭消费；社会保障提高，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更敢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增加。

除了社会保障，另外一大民生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过去十多年房价迅速增长，房地产出现泡沫化，住房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最大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其中人均食品（包含烟酒）支出7178元。占比29.8%；人均居住支出5641元，占比23.4%。居住和食品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大头，超过50%。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来看2020年中国商品房房价收入比达到9.2。其中，深圳房价收入比为全国之最，达到惊人的48.1，三亚、厦门紧随其后，也超过了30。如何降低家庭住房成本？其实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本应该是有土地优势，新加坡就是使用国有土地解决住房问题的典范。新加坡同样是土地国有制，其政府利用其强制征地权发展福利房模式，为公众建设提供组屋，超过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里，不到20%的家庭住房交给市场，通过购买或租赁来实现。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租金低，租金普遍低于家庭收入的10%；而廉价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不会构成过高的负担。

中国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国有土地大规模建设福利房，解决普通家庭最为重要的住房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了，住房成本下降了，家庭收入自然增加，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投资消费以及经济的增长。当然，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执行宏观政策的制度环境以及生态。只希望，2022年能够出现改观。

最后，在这里也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参考资料：

《在迷茫的时代，选择相信：关于2021年经济的一些展望》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1126A0HMHI00

《央行刘国强：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https://www.stcn.com/kuaixun/cj/202201/t20220118_4083562.html

《2021中国GDP破17万亿美元，中美GDP差距是多少？》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204A08LVI00

<理想国2105通讯社——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