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广州的“隐形冠军”

京信通信是广州科学城里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7日《南方周末》）

在广州，有这样一些藏身于中小企业之中的“隐形冠军”，它和它的产品与你近在咫尺，却不为人所知。

与互联网公司云集的北京、杭州相比，广州背靠着华南地区庞大的制造业基地，一直试图成为服务于制造业的创新创业之城。

来自广州市政府的资料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97家在广州设立投资项目。2017年前三季度，广州新注册企业14.8万家，增长48.6%。

在广州，还有一些藏身于中小企业之中的“隐形冠军”，它和它的产品与你近在咫尺，却不为人所知。

这些出身传统行业的“隐形冠军”，将物联网、数字经济等时髦概念加入到他们的生产管理和产品创新之中，颠覆了其过往的刻板印象。

科学城里的颠覆者

德国凯瑟琳（Kathrein）、美国安德鲁（Andrew）公司，全球天线领域两巨头的市场份额最多的时候加起来超过80%。但最近十年，一家来自中国广州、叫做京信通信的公司，在市场专利和市场份额方面开始挑战它们。

你也许没听说过它的名字，不过在中国电信运营商们遍布四野的通信铁塔、社区基站，到处都有它们的天线产品，在呼啸而过的高铁上，这家公司研发的微波拉远系统，让你的移动通话尽量少掉线。

京信通信位于广州市东部的科学城。这里是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奠基于1998年，里面有11个国际级产业基地（园区），活跃着3200家科技企业和440多家研发机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平板显示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新材料、生物与健康两个500亿级产业集群。

从2006年开始，安德鲁公司就其拥有的电调天线系列专利对京信通信的电调天线提出了专利侵权诉讼。京信通信高级副总裁卜斌龙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安德鲁主要为基础专利，为天线市场新进入者设置了很高的技术壁垒。

这场诉讼的结果是，京信通信向法院提交了大量资料，安德鲁的180多条专利宣告无效。这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同行进入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目前天线行业市场排名第一的中国华为，也受益于此。

2011年，安德鲁继续在巴西提起专利侵权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要求法院发布禁令，禁止京信通信相关电调天线产品在巴西生产和销售。2016年4月14日，安德鲁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巴西圣保罗法庭全部驳回。

从广州市中心区出发去往科学城，会路过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的南方基地，附近新修路面的沥青味道还没有散去。从科学城大道掉头拐到神舟路，会看见电话发明者贝尔的一座白色雕像，300米远的地方就是京信通信的总部和研发基地，大门口有Comba字样。这个名字是communication become available的缩写。

京信通信的办公园区像个花园，其中立着十多个与通信行业相关人物的雕像，离大门口最近的一个是法拉第。

京信通信创始人霍东龄是华南理工1978级无线电专业的大学生，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录的第一届大学生，他的同学包括TCL的董事长李东生、创维的创始人黄宏生。

1997年，霍东龄与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公司最早发展的业务是帮运营商勘测、设计、安装、调试、维护外围设备，随后干脆自己生产制造移动通信外围设备，包括移动通信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功率直放机、数字微波、移动通信天线等。

1997年公司刚成立，京信通信就与清华大学成立了联合实验室；2003年又在美国成立了数字微波研发中心。2004年，他们开始研究人们在运动过程中，蜂窝通信如何减少切换次数、减少掉话概率，这套微波拉远系统，随后在高铁这一独特场景中得以大显身手，京津高铁、武广高铁、广深港高铁信号覆盖解决方案就来自京信通信。

2008年，中国主推的3G标准、TD－SCDMA铁塔施工建设遭遇技术瓶颈，天线体积过大、原有杆塔无法承受其重，京信通信推出双极化电调智能天线，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避免了通信杆塔更新，节约了价值数千亿的杆塔重建费用。

自2012年起，京信通信的基站天线市场排名进入世界前三。截至2017年8月，京信通信申请国内、外专利2700余件，专利授权1500余件。

“很多人说京信有一手好牌，可惜商业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卜斌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6年，京信通信的专利技术在广州排名第二，与60多亿港元的营业收入不对等。

最近十年，通信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凯瑟琳、安德鲁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高峰，却又有了新对手。京信通信曾经是华为的最大天线供应商，现在华为成为京信通信最大的竞争对手。作为通信系统的大集成商，华为的这一市场优势无人能及。

京信通信已经在开始多种尝试。目前，京信通信在亚太、欧洲、北美、南美设立十余个海外分支机构，在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卜斌龙介绍，京信通信海外市场每年增长超过10%，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毛利率为国内两倍左右。

2016年，他们收购老挝国有电信运营商ETL51%股权，收购下游运营商，实现产业链下游整合，同时进军海上VSAT通信及船联网业务。

京信通信在2014年推出可感知天线解决方案，跨出了从无线通信解决方案迈向信息解决方案的一小步。接下来，京信通信要做的是无线通信与信息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

为医院服务的检验巨头

从仑头隧道出来右拐，就是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出租车司机老陈记得，几年前他曾带家人来这里玩，当时是一片空地、几乎没什么建筑。

生物岛是位于广州市东南端、沿珠江后航道发展带上的一座江心岛，占地面积约1.83平方公里，2000年获准立项建设国际性的生物技术研究及生产基地，并获正式命名“广州国际生物岛”。生物岛目前引入的产业项目已经超过100家。

中国最大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金域检验（603882.SH），就在这座岛上。在中国设有35家实验室，基本覆盖了中国全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你在医院的一些医学检验项目、体检机构的体检结果，很可能就出自这里。

金域检验门口那条路叫做螺旋三路，不远处有座金银双螺旋结构的雕塑。金域检验于2017年9月8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当时他们赠送给上交所的礼物，就是这个雕塑的微缩版。

金域检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广州医学院的校办工厂。1988年，梁耀铭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留校，1990年开始担任广州医学院科技实验厂厂长。

梁耀铭探索医学检验外包业务，受到他的一位大学同学的启发，当时这位同学毕业后分配到距离广州约60公里外的清远市，回广州进修时，向梁耀铭抱怨自己在基层医院没法看病，因为缺乏检验设备，无法为病人诊断，只能将他们打发到广州。

梁耀铭遂利用学校工厂的检验资源，通过冰壶运送标本的方式，帮助同学做病理检验。此后，这项检验业务也开放给其他有需求的广东省内基础医疗机构，但规模一直不是很大。

金域检验的展厅里，摆着一台购于1998年的病理切片机，这台机器当时的市场价格九万多人民币，校办实验厂并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最后是二十多名员工一起凑钱买下的。现在，这栋楼里最贵的一台设备已经去到四千多万人民币。

2001年，梁耀铭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期间，在一次战略管理课程上第一次知道了美国最大的独立医学实验室Quest的案例，Quest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已经被市场验证成功，让他大受启发。回国后，他开始筹备独立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

当时中国主要医学检验都是在医院的检验科进行，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为空白，政府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应的准入或行业规范，好在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省卫生厅做了灵活变通，金域检验申请成为只有检验科一个科室的医疗机构。

梁耀铭一直担心政策风险，2004年召集了中国第一次关于独立医学实验室研讨会，以期获得行业共识。直到2009年，中国卫生部终于出台《医学检验所基本标准(试行)》，第三方医学检验室才有了正式的行业准入规范。

2003年，梁耀铭在广州金域之外，成立了股份公司，2006年引入了风险投资，2007年开始往广东省外扩张的道路。现在，金域检验的年检测标本量超过4000万例，可为临床与科研提供2400多项检验项目，是一般三甲医院可检验项目的4－5倍。同时，它还是中国第一家拥有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和ISO15189双认可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被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致认可。

金域检验还自建了2000人团队的医疗冷链物流，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多个县乡网点。同时，金域下一步计划在现有的35家省会级城市检验室之外，将检验室进一步下沉。

目前中国医学检验仍以医院检验科为主，第三方检验机构只占到了5%的市场份额，而在日本，这是数字是2/3。梁耀铭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第三方检验机构，可以从整体上降低社会医疗成本；规模再大一点，成本可以再降低一些。

2004年，金域检验因大学扩招而从校园搬出来后，先是搬进了海珠区的海珠科技大楼，2015年搬到生物岛。指着这栋约2.8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梁耀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是咬着牙拿下的，现在颇有些后悔，已经不够用了。

病理检验是金域检验的立身之本。梁耀铭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病理医生是医生中的医生，但是基层医疗机构几乎没有。目前中国总共约有九千名病理医生，这其中在金域有600人，成了中国最大的病理医生集团，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已经退休了的医生返聘，大部分是金域自己培养的。

2017年3月，金域检验推出中国第一个远程病理协作网，通过远程病理协作网，提供病理诊断服务，解决基层病理医生严重短缺问题，医疗资源共享。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流的时候，梁耀铭接到两个电话，关于金域检验数据合作。梁耀铭笑称金域检验未来的金矿是大数据，“我希望多点人来挖我们的金矿，一起做一些事情，朝着精准医学的方向，造福社会”。

小镇里的标签大王

从广州白云山往西北方向，一个叫做江高的小镇，竟然聚集了八百多家工业企业。

江高镇的小塘村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宝绅集团的大门，白色的外墙已经老旧，挂着“宝绅”二字铭牌的墙面斑驳，三块职业技术学校实习基地招牌上面，还有一块由广东省授予的红色火炬图案的“高新技术企业”牌匾。

宝绅集团的全称是广州市宝绅集团有限公司，从未听过它名字的人们很可能早已接触过它的产品，如果你买过Zara、UGG、Skechers等品牌衣服、鞋子、帽子、箱包、化妆品的话，它们的产品标签、吊牌等包装材料就出自这里。

这个从外面看很像是个村镇工厂的公司，每天可以生产2000万张标签、吊牌，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数码印刷企业。2015年开始他们推出RFID标签，年产能是10亿张。

RFID的中文名叫做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1980年代，来自浙江温州的年轻人陈成楷来到广州，在高第街、大沙头一带摆地摊，发现标签印刷这门生意有利可图之后，在老家温州创办了公司。他在广州接到订单后，在温州生产，然后再发回广州。1998年，他索性把公司搬到广州，先是在一位朋友提供的闲置厂房生产，然后2004年正式落地目前的地址。

1999年，斯凯奇是他们接到的第一个大单客户。当时斯凯奇的包装纸比较薄，只有17克，传统印刷机“飞达方式”技术无法打印，宝绅快速找到了解决办法——培训员工手工排纸，一张张平摊摆下去、打印出来，按时交货。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将打印纸从平装改为卷筒，改变了手工作业方式。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42台凹版印刷机，可以直接打印。

宝绅集团把客户授权认证铭牌挂满了行政楼一楼大堂的墙壁，但还不是全部，它们的世界品牌客户超过500家。与它们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拿破仑骑着一匹四蹄腾空骏马的美术作品，以及一幅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架构图显示，宝绅在欧洲、美国设有办事处，还有一位美国副总裁。2014年宝绅将印刷厂开到了越南，两家工厂分别位于越南南部和北部。随着中国人力成本提升，鞋服产业往东南亚迁移，宝绅集团也跟着客户往外走。

宝绅集团总经理缪小微把客户称为“贵人”，她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说，宝绅创业以来坚持做好自己，而不是压低单价去竞争，也在思考给客户更多服务，“让客户离不开你”。

2012年，他们开始尝试用惠普新款Indigo系列打印机做“唯一码”。唯一码是让机器打印出来的同一批标签中的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于产品的身份证，可以帮助商品防伪，李宁成为最早使用唯一码的品牌。

在宝绅的印刷车间里，排列着各种不同的印刷机，来自惠普的Indigo系列，最贵的价格去到一千四百多万。通常一个技术人员负责操作一台机器，机器上贴着卡通画和各种警语，比如“找方法才能成功，找借口只有失败”。

在唯一码之后，宝绅集团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智能标签开发团队，试图在标签上加入RFID技术，帮助产品增加防伪、防盗功能，甚至还可以推衍至产品仓储、物流、零售端的数字管理系统。2015年，Zara成为其第一个RFID标签客户。

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一书中指出，隐形冠军对研发的投入是一般工业企业的两倍多。平均每个员工的专利数量相当于大公司的5倍。也就是说他们的每项专利的成本相当于后者的1/5，技术和客户需求对驱动创新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宝绅集团宣称每年将公司年利润25%作为创新研发经费。缪小微把RFID标签的落地，总结为“客户有需求，市场有机遇，正好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

从RFID车间出来，穿过空中走廊，厂房里还藏了宝绅的大数据实验室，门口贴着禁止拍照的警示。

宝绅在这里建了三个模拟场景：大数据研发中心、RFID配送中心、智慧门店体验中心，并有一整套的演示流程：植入了RFID芯片的鞋子，装在一个纸箱，通过一个感应设备、无须拆箱就可以感应验货，进入仓储中心后，自助分拣并开具发货单，来到门店，用手持式感应设备收货、收银，并实时进行库存管理，防止货物丢失。

这个三间房屋演示场景，本来是为了向客户展示RFID标签用途的。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商企业之一向宝绅采购了这个智慧门店中RFID方案解决方案部分，用来做无人零售店。宝绅的技术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客户愿意，也可以考虑对外提供全套系统的软硬件。

宝绅集团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家印刷企业，一家印刷企业成为一家无人商店的RFID解决方案供应商，想想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然，你不会看到这一点，否则怎么叫做隐形冠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