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贾伊·普拉萨德：亚洲的团结可能吗？

导读：孙中山在192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呼吁“大亚洲”主义。为什么要呼吁大亚洲主义或泛亚主义？孙中山说：“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

【文/维贾伊·普拉萨德 译/刘思雨】

“亚洲”一词现在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即从一端的日本到另一端的黎巴嫩的广阔地域，这片绵延的区域看起来几乎会因为紧张局势而撕裂成一块又一块。

但即使是地理意义上“亚洲”的涵义也不清楚。俄罗斯是亚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俄罗斯是亚洲的一部分。它通常被视为一个欧洲国家，或者充其量是一个欧亚国家。或许随着俄罗斯与中国越走越近，它的目光会从柏林和巴黎转向北京和德里，对自己的未来方向也会更加清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巴勒斯坦到阿富汗边境——通常被认为是中东而不是亚洲的一部分，阿拉伯半岛也是这种情况。喜马拉雅山脉像巨大的墙壁一样高耸，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阻碍着印度和中国之间思想和习俗的轻松交流。佛教必须穿越阿富汗，然后右转进入中国和日本，而不能轻易地翻越山脉。

一些国家，比如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大陆，有数百种语言和数千种文化。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被数百个岛屿分隔开来，从一端到另一端相距超过5千公里。地球上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在亚洲，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也在亚洲。老蒙古人会沿着草原骑行4千公里，从乌布斯努尔盆地到顿河，途径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孕育着各种各样关于来世和人生之目的的梦想。

我们不可能将“亚洲”想象成一个简单的词，一个指代确定性事物的词。“亚洲”这个词有一百种词源，其中大部分来自古希腊人甚至哥特人。这些故事都不是来自亚洲大陆本身。一块亚述石碑的记载称亚述西部（厄勒布）为“日落之国”，亚述东部（阿苏）为“日出之国”。对于目睹太阳升起和落下的亚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不是对该大陆及其名称的真正定义。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每个大陆都是在宏伟的殖民科学世界中设计的。他们不是具有相互往来的深厚内部历史的实体。

每个地方都是构造出来的，没有一个地方是自然形成的，即便是岛屿。如果一个岛屿是一个自然有边界的国家，怎么理解一个群岛（例如拥有17,504个岛屿的印度尼西亚）会形成一个国家？怎么理解一个岛屿会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被分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没有边界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建立在人类历史和人类政治之外的基础之上。这是每每在非洲之角或乌克兰草原爆发新的可怕战争时，我们吸取的教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从古代、从一个希腊词中，而是在它的现代历史中寻找“亚洲”的意义，也就是在这片广阔地区的人民已经准备好寻求政治统一并达到目的之时。那么什么时候这种统一成为必要了呢？

作为一种对抗帝国主义的手段时，它是必要的。在那个年代，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和美国）广泛使用了极为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这片宏伟广阔大陆上的土地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劳动都处于从属地位。正是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诞生了，“中国”诞生了，“印度尼西亚”诞生了，“菲律宾”也诞生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看向了过去，试图将他们国家在古代的民族故事合法化。但这些都是塑造的。他们有必要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而事实上它并不那么古老，并不那么自然，并不那么扎根于古代和种族。对于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国家是在反对压迫者、反对入侵者的斗争中诞生的。正是侵略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国家的建立条件。在反殖民斗争中，人们自己向古时探寻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以此来设计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实际形态——民族主义有时是植根于穷人的爱国主义的，但往往是被少数人的利益的丑恶所玷污的。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图自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因此，“亚洲”，或更恰当地说，泛亚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与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拉美主义同出一辙——那些被帝国主义征服的人民所产生的政治统一思想。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之前并没有泛非主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就不会有大祖国主义，没有殖民统治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屈辱就不会有泛阿拉伯主义。对大陆和全球统一的渴望来自于对打败帝国主义的深切渴望。这就是为什么从1919年起，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尤其是从1920年起，就亚洲代表而言——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亚洲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1927到1928年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反帝国主义联盟会议。很明显，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产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国革命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不可战胜性。同样清楚的是，国际联盟做出的不温不火的独立承诺不会得到兑现，局势必须得到控制。

这是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泛非洲会议上产生的感性认识。这是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ein）的情感，1916年，他以阿拉伯国家国王的名义呼吁阿拉伯国土的自由和统一。正是这种情感促使阿根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在1922年撰写了《大祖国》（La Patria Grande）一书，呼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地区统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中国的孙中山在192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呼吁“大亚洲”主义（Greater Asianism）。为什么要呼吁大亚洲主义或泛亚主义？孙中山说：“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这正是所有被殖民地区的统一的动机，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

殖民世界的每一种统一理念都有一个连续的历史——泛非主义一直存续至今，拉美大祖国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也是如此。内部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凹痕和磨损阻碍了这些理念的实现，但这些理念仍然完好无损。泛亚主义则不同。由于日本的扩张主义，利用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统一的概念来统治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理念被烧毁殆尽。

1943年，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之上，日本各个实际控制的殖民地的国家元首齐聚一堂，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会上赞扬了亚洲的“精神本质”。东条的话类似于日本艺术史学家冈仓天心、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人赞扬世界人民的话语，他的话语感性而又浪漫。1902年，冈仓在泰戈尔位于加尔各答房子里住了将近一年。也正是在这里，冈仓写了《东洋的觉醒》，同样是在这里，他开始了《东洋的理想》的写作。“亚洲是一体的”，《东洋的理想》一书的开头写道。这些话语都非常吸引人。但是，在《日本的觉醒》一书中，冈仓支持日本吞并朝鲜。他写道，日本对朝鲜或满洲并没有侵略野心，“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尊重朝鲜的独立，就不会发生战争”——这是一种虚伪的解释。正是在这本书中，冈仓发出叹息，哀叹日本的声誉受损——“我们是如此渴望跻身于欧洲文明，而非与亚洲文明相提并论，以至于我们的大陆邻国将我们视为叛徒——不，他们甚至将我们视为白色灾难的化身”。

泰戈尔厌倦了“白色灾难”，厌倦了伪装成高尚思想的帝国主义——声称西方文明或日本文化对殖民地进行施舍。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时，严厉谴责了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对日本帝国的扩张行为的谴责。泰戈尔被指责为软弱，他写了一首诗——《失败者之歌》：

“我伫立路边的时候，

我的主人吩咐我唱一支失败之歌，

因为失败是他暗中追逐的新娘。

她已蒙上黑色的面纱，

不让人群看见她的脸庞，

但她胸前的珠宝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泰戈尔将这首诗送给了一位留日的韩国学生Chin Hak-Mun。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Chin Hak-Mun在艺术收藏家和银行家原富太郎位于横滨的家中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的这一首诗暗示了另一种泛亚洲主义，一种失败者的团结，希望有朝一日克服失败，不是用自己的帝国克服失败，而是用比这更珍贵的东西——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为了每个人的共同福祉。泰戈尔认为，可耻的不是失败，而是对他人的屈从。

1917年，泰戈尔出版了《民族主义》，他在其中写道：“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的意思是，欧洲的文明形式——植根于社会凝聚力和工业进步的幻觉——将使日本和印度等国在“借来的文明武器”之中挣扎，而不愿意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政治独立是必要的，消除社会等级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也是必要的，但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可能从邻国那里所学习到的事务采取慷慨的态度也是必要的。泰戈尔认为，印度需要克服种姓制度的挑战（他指出，美国也需要处理其恶劣的种族主义问题）；但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该只关注本国，而是需要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与中国知识分子会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泛亚主义的梦想仍然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存续着。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的开幕式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呼吁建立一个不同于日本帝国的新共同体。尼赫鲁说，“我们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我们的设想是促进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伟大设想”。日本代表怀着重新开始的希望，本想参加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但被美国占领当局阻止。

从亚洲关系会议到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再到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不结盟运动，是渐进发展的。1947年曾有人呼吁建立亚洲联合会，不过在东南亚的亚洲国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刚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迫害。他们也因此被那些加入了一个或另一个美国军事联盟（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各国孤立了。新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朝鲜和越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侵略战争将亚洲统一的表盘设定为零。英国为共产党人设立的集中营和美国对朝鲜北部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向亚洲各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旧的知识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应该躲在西方势力的保护伞下，反对自己的人民。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之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边界冲突使统一的梦想显得愈发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思考统一的“亚洲”概念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倡导泛非主义，纳赛尔（Gamel Abdul Nasser）推动泛阿拉伯主义，但亚洲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合法地推动泛亚议程。在冷战期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知识或政治资源来发展一个进步的泛亚平台。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尼赫鲁交谈（来源：央视新闻）

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各个触角和冷战的敌对环境破坏了泛亚主义复兴的任何可能性。美国权力的枢纽和辐条体系包围了苏联和中国，使日本和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沦为军事基地，成为打着美帝旗号的附属国，成为冈仓所说的为“白色灾难”提桶的、患有妄想症的老名流。在万隆会议之后，本来可以蓬勃发展的泛亚主义却摇摇欲坠，边境战争和贸易战吞噬了团结和进步的能量。恩克鲁玛的清晰思路并没有在亚洲大陆上体现出来——恩克鲁玛在五十年前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制定团结计划，不采取积极措施形成政治联盟，我们很快就会互相争斗，就会被站在幕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用他们恶毒的电线控制，让我们为了他们在非洲的邪恶目的而互相割喉。”可惜，在亚洲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隙缝，没有这样的政治方向，把团结反对分裂的重要性放在首位。

新加坡知识分子马凯硕倡导亚洲价值观，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新加坡李光耀和马来西亚马哈蒂尔的支持。这种价值观强调亚洲文化的优越性，并以此来解释“四小虎”的崛起。但这是一个肤浅的、没有任何真正经济内容的理论，它试图用亚洲价值来解释全球商品链。东亚是被关注的焦点，而南亚，中亚，西亚和北亚在文化中的意义却令人感到迷惑。因为在印度，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总数超过7亿人。没有一种文化解释足以说明它为何会这样。这种情绪——亚洲价值观——只能对“四小虎”兴盛的原因进行解释，但它不是亚洲团结的希望。事实上，亚洲的统一根本没有可能实现。

为了团结亚洲的某些国家，一些强硬的实用主义政策已经开始出现。在非法的伊拉克战争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霸权显现出了它的脆弱性，金砖国家计划被推到了前台，这是一个在单极体系瓦解时宣扬多极化的平台。但是，随着右翼威权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府在巴西、印度甚至其他更多国家夺取政权，金砖国家体系的活力现在也陷入困境。金砖国家项目从来都不是大陆性的，甚至不是区域性的。它一直是区域性巨头——南非代表非洲大陆，巴西代表南美洲——相互联系的地方，是挑战单极秩序，加强自己在周边地区作用的地方。乌克兰周边紧张局势的加剧，让金砖国家在世界上扮演某种角色的可能性重燃。

冷战时期包围中国的幻想为“亚洲”的联合提供了其他途径，比如印度、新加坡和日本（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美国都是四边安全对话的成员）。但这些联盟的作用都是丑恶的，是联盟强加给那些国家，把它们当作美国在亚洲摇摇欲坠的霸权的枢纽。即使是相对小规模的联合——朝鲜半岛上中断的谈判——也被禁止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和韩国必须作为西方的附庸国，中国重返世界舞台时，必须要对其进行制衡。在这里，“亚洲”可能不复存在，只剩下了贫穷和战争。

2021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参加视频会议。

2018年，美国政府宣布其反恐战争已经结束，并集中精力对付其两个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势均力敌”的权力竞争者。美国霸权摇摇欲坠之际，中国正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珍珠链”战略（“珍珠链”战略是西方媒体臆想出来的中国海外基地网络）。即便如此，这也是有限的，因为中国——或许还有俄罗斯——的战略和经济议程的制定是出于防御性的立场。中国的发展议程一直与美国经济挂钩，如今它匆忙寻求从杠杆率过高的消费者市场转向中亚和西亚、南亚和南美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新消费者群体。这里没有泛亚主义，没有进步的内容，因为没有什么比利用社会财富来消除饥饿和匮乏更重要了。

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恢复百年前在世界历史中留下的古老的亚洲梦想。追寻马克思主义者拉贾·马亨德拉·普拉塔普·辛格（Raja Mahendra Pratap Singh）从列宁（1919年）到长崎亚细亚联盟会议（1926年）的研究历程是很有用的。再看看胡志明、马纳本德·纳特·罗易（MN Roy）、陈马六甲（Tan Malaka）以及艾娜·苏尔塔诺娃（Ayna Sultanova）和纳迪亚·哈努姆（Nadzhiya Hanum）的实践也会很有帮助。研究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尾崎秀实的著作和研究刺杀伊藤博文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的著作也是很有意义的。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亚洲和亲会（1907年）和亚细亚议会（Ajia Gikai，Asian Congress）也是值得的。1909年一份英国情报报告称，“亚细亚议会”是位于东京的一个东方组织，“参加成员有日本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

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认对罗兴亚人的压迫，以及未将贫困人口纳入新的经济图景，将是件好事。发生在菲律宾的骇人暴力、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死板僵化、南海和印度洋令人无法忍受的紧张局势、旧的有毒的竞争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世界，却对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开启一场新的进步的泛亚主义的严肃对话是有益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大陆设想将超越人的贪欲，着眼于人类经验和情感的更广阔的领域。如果要有一个亚洲，如果要团结一致，就让这些词句被赋予真正的含义吧。

法伊茲·阿赫梅德·法伊茲（Faiz Ahmed Faiz），乌尔都语最伟大的诗人，在1967年6月目睹了巴勒斯坦人的失败，然后写下了《在西奈河谷顶上》（Sar-eVaadi-eSeena）：

“再一次，西奈山谷上空闪烁着闪电。

哦，看看吧！

人们集结起来吧，

在你和我之间，一个新的宣言会降临。

目前，地球上的精英们已经下令暴政是正常的，

穆夫提说压迫值得服从，

为了打破这几百年默许的循环，

一个新的宣言必须降临，一个不服裁判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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