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那个间谍

（图片来源：IC Photo）

苏琦/文

1982年的新年前夕，在一所专门收容巴勒斯坦解放战争中牺牲者们的孤儿的学校里，著名谍战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一起跳跺脚舞。约翰·勒卡雷是为了一个叫査莉的女孩儿展开这趟中东之旅的。

査莉是谁？她是勒卡雷《小鼓手》一书中的女间谍，这本书的主题是有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书中，査莉被以色列反恐机构派去吸引巴勒斯坦和西德的恐怖分子，得知他们的藏匿处，借此拯救真实的、无辜的生命，然而她又同情巴勒斯坦的困境，因此经历着情感上的撕裂、拉扯。为了尽可能地去体会査莉因忠诚、希望与绝望所产生的激烈矛盾，勒卡雷便“带着”她一起去身临巴解组织现场，试图以她的视角来观察体验这一切，并把她的各种想法匆匆记录在他破旧的笔记本上。

在这本书之前，勒卡雷已经成功地创作了多部谍战小说，尤其史迈利系列更是脍炙人口，似乎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组人马放到不同的场景，再辅之以不同的情节，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了，用不着如此费力刻画一个新角色，而且还要替这个新角色去体验生活。

这或许就是勒卡雷小说的魅力所在，常写常新，而又真实可信，虽然这些故事归根结底都是虚构的。如果说勒卡雷的初期小说如《柏林谍影》还或多或少带有他自身经历的痕迹，他后来的故事和人物则更多是艺术的真实，而非源自他的亲身经历，否则如他在自传《鸽子隧道》中所言，光国防保密法这一关就过不去，再说他也早就辞别情报人员这一行了。

非亲身经历，而又高度真实，除了曾经的谍报生涯让他对这一职业的运作高度熟稔，出手就能烘托出那种引人入胜的氛围和调调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种种调研之旅，这给了他的故事和人物以坚实的基础和丰满的血肉。

艺术来源于生活、作家要体验生活这些话一度和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样让人感到土气。但是成功的小说家的经验表明，小说创作不是从观念到观念的内循环，围绕一个IP虚构人物，摆搭情节，堆砌对话，而是要从观念到现实，用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历史细节去丰满小说框架观念，并赋予观念以可信度和丰富性。

勒卡雷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创造中最令人灵魂出窍的例子是关于杰里·威斯特比的“成长”，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的杰里·威斯特比，取材于某个一个名叫戈登的上流社会的浪子。后来当勒卡雷去南亚为他另一部名为《荣誉学生》的小说搜集素材的时候，还一路带着杰里，把他当作自己分享各种秘密情报的伙伴。然后据勒卡雷说，他居然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撞到了现实中的杰里，一个名叫彼得·西姆斯的退休英国驻外通讯员，“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充满敬畏、又带着些许内疚的难以置信的心情，因为我竟然和我用年少记忆与无中生有的臆想所创造出来的人物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他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然后这个彼得·西姆斯就陪着勒卡雷一路采风，直到成为《荣誉学生》里的新杰里·威斯特比。在勒卡雷看来，是彼得自己要这样做的：彼得这个人浪漫得无可救药，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比慷慨、大方，用他那双巨大的手紧紧抓住杰里，吵着闹着，最终让杰里变成了他自己。

当作者自己都几乎无法分辨现实中的原型和小说中的角色之间的区别时，读者们自然就更不会觉得小说及其主人公“纯属虚构”了。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随时捕捉到有趣的人物，记录下他们精彩的对话，再加上曲折的情节，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呢？非也。奈保尔在其《抵达之谜》中通过献身说法，阐明了这个路数的严重局限性。

奈保尔根据自己从老家特立尼达前往伦敦的旅途中以及到伦敦之初所栖身的公寓的一些见闻，虚构了若干小故事，结果发现那些取材于现实中的人物和对话，显得那么不可信。涉世未深的他有的只是阅读别的作家得来的书本知识（虽然其中有不少写作技巧），而对现实所知不多，比如他根据邮船上的酒会创作了《狂欢夜》，但他此前从未喝过酒，也不知道写进小说的那些参加酒会的人在狂欢夜之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奈保尔回忆说：我所写下的记录了我的无知和天真，我的匮乏和挫败。在十八岁男孩的写作意图中，《狂欢夜》是世故的。但在写作中、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断片。在一个真正世故的人眼中，这篇文章会露出破绽。

同样的问题，妨碍了他收集和他一起寄宿的各色房客的精彩故事，虽然这些素材尽在咫尺触手可及。当时二战结束不久，大批游民住进了伦敦的一栋寄宿楼房，至少有十个从欧洲和北非漂泊至此的人。事后看去，这是一部大历史的一角：自1950年起，在伦敦上演了一场超越美国的移民与文化融合运动的运动，伦敦即将改变，成为世界的城市、当代的罗马，而那栋寄宿楼房将成为伦敦城中的一块飞地，一块白人殖民地，一个小澳洲或一个小南非，混居着各个种族的人。

后来奈保尔略带悔意的回忆道：这些男男女女任我观察，有的人在战时目睹过可怕的事情，如今在伦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孤独的异乡人，有时游手好闲，有时做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它们经常被轻易吐露出来。这是真实而宝贵的素材。但是我没有看到。如果我的脑子不是那么满满当当，如果我没有受那么多教育，我会将事实看得更清晰。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记下来。我没有提问。我对他们不屑一顾。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不该提问；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一个敏感而世故的人，观察对我而言足够，或者应该足够。

然而事实证明，仅仅靠观察和记录一些表层的印象和话语是不够的，那样创作出来的故事和人物是无根之萍，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深度走入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内心，自然也无法写出令人信服的故事，说服并打动读者。

现实是艺术之基，不过现实不仅仅意味着当下发生的人和事，现实也包括发生过的、历史的现实。这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发掘和呈现，来影射现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真正好的历史小说，也必须基于历史的现实，而非纯属虚构。在《别样的色彩》中，帕慕克为读者呈现了不少关于其作品的“创作秘笈”，其中关于历史题材小说的用心经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人感触良多。

在《白色城堡》一书中，帕慕克刻画了奥斯曼土耳其时期一个意大利战俘—奴隶和其主人一个宫廷占星师之间互为分身的故事，借此展现了当时的宫廷和社会生活、瘟疫、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爱恨交加的文化与观念的竞争与相互摹仿，深刻地隐喻了奥斯曼土耳其由盛转衰的各种根源。

这样一幅庞大的历史画卷，需要大量真实的细节来填充。帕慕克付出巨大心力，为自己想写的故事收集所需的一切详尽背景资料。比如，为了更好地描绘书中的占星师，帕慕克阅读了了大量科学和天文学书籍，包括17世纪那些能够真实反映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占星术和炼金术的手稿，这也是他把整个故事安排在那个时代的原因之一。为了真实还原战俘和奴隶的真实生存状态，他利用了一本被土耳其俘虏的无名西班牙人呈献给菲利普二世的书，和一名男爵的回忆录，该男爵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军舰上一个奴隶。

为了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帕慕克还参考了故事发生前后的几个世纪中的各种土耳其游记，其中包括某个西班牙旅行家游历伊斯坦布尔时所写的信函内容：四十年前，他曾游历过这座城市，记述了它被瘟疫吞没的情形，还记述了许多基督教徒被驱赶至王子岛。

通过搜集各种历史记载，帕慕克为他的小说中打开了一个百宝箱：书中伊斯坦布尔的景致、焰火，以及夜晚娱乐庆典（出自安托万·盖兰德、蒙塔古夫人、德·托特男爵）；苏丹喜爱的狮子和他的狮子园（出自艾哈迈特·瑞菲克）；奥斯曼军队的波兰战役（出自艾哈迈特·阿卡的《维也纳围攻手记》）；年幼苏丹的某些梦境（出自一本《我们历史中的奇闻轶事》；伊斯坦布尔成群的野狗；对瘟疫的小心防范（出自赫尔姆斯·K.B.冯莫尔特克的土耳其语信函）；还有白色城堡（出自塔杜兹·特里威廉的《特兰西瓦尼亚游记》，配有雕版画，其中提到了城堡的纪年，以及法国作家写的一本有关欧洲人与蛮人互换身份的小说），小说就是得名于此。

成功的小说各有各的精彩，伟大的小说家各有各的秘笈，但万变不离其宗，条条通往罗马的大路上都有着这样一个指示路牌：我们通过写作了解这个世界，而我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带它在我们脑海中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