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东岸客家渊源及其与新马等南洋诸国的关系初探（上）

文：詹泉洲

(注：本文为2015年笔者参加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举办的国际客家文化节，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原系主任黄贤强教授主持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论文)

论文摘要

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及其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有著2000多年的居住史。深圳、惠州、东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中原汉族在历次南迁的过程中，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地区。深圳、惠州、东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文化的熔炉。

首先，本文梳理了珠江东岸地区的客家渊源，著重论述了与之紧密联系的几次大迁徙:第一徙是秦汉时期，其主体是秦汉戍卒、中原徙民。第二徙始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客家先民纷纷向南迁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个南迁高潮。客家先民从陕甘冀豫鲁皖等地出发，沿汉水、汝水、淮水，过长江，主要迁居洞庭湖、鄱阳湖与太湖地区，部分人到达赣闽粤交界地区，或粤东、粤中西部与闽省沿海。第三徙：唐朝初年，大庾岭新路的开通，不少中原、江淮汉民进入珠江东岸地区。第四徙：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后，客家先民离开豫皖鄂赣等住地，迁居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等地区，此为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徙。客家先民逃避海外至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者颇众。第五徙：金兵南下，不少江西、广东的客家人以及南来的北方群众逃难进入福建闽北、闽西地区，人口爆棚之后，又往南迁徙。大批进入珠江东岸地区。第六徙：南宋末年元军的血腥屠杀，客家人大量进入珠江东岸地区。第七徙（1645—1867）因“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响”而开始，客家人自闽粤赣三角地区迁至粤中和沿海以及台湾，或桂黔，或湘鄂川康。第八徙：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徒。广东江门地区的土客械斗，也造成了客家人大批迁徙新马等南洋诸国。

接着，本文论述了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岭南客家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

最后，本文论述了珠江东岸客家与新马客家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珠江东岸客家人迁徙新马等南洋诸国。（二）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客家人的信仰与庙宇以及与珠江东岸客家人的关系。（三）珠江东岸地区客家人对开发南洋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地区的中原汉族，从秦汉开始不断南迁，而逐步叠加而顽强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语言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广东客家人是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就从古中原地带（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北部、安徽、江苏等古中原地带，绝对不是河南一地。“河南”在古代指“黄河之南”。）不断向广东迁居而逐步叠加的一个群体。在迁居岭南的过程中，他们还不断同化当地的少数民族，而最后形成的一个群体。

深圳、惠州、东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有着2000多年的居住史。深圳、惠州、东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中原汉族在历次南迁的过程中，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地区。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文化的熔炉，是客家文化的大家。

一、珠江东岸客家渊源：

（一）秦汉时期：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先民第一迁。其主体是秦汉戍卒、中原徙民。

1．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南方“百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是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而发布的，春秋时期的越国即是在于越的基础上建立的，越国后来为楚国所灭，楚后为秦所灭；瓯越即东越，它以今浙江温州为中心；闽越是以今福建福州为中心；南越与西瓯，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之地。在岭南广大地区的是属南越。岭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中，有许多石戈、石矛、石剑是仿效中原青铜兵器的样式，陶器的花纹有云雷纹、夔纹、乳钉纹，形制与纹饰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与中原的有密切关系。（参见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2．秦开五岭成就了客家先民

邬观林在《关于客家的起源与形成》中指出，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岭南移居的问题，只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南北交往大门正式打开，才使北方人有条件迁入岭南。“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毛泽东语)，秦始皇平定、治理岭南时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北方人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这批人来到岭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区即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为防岭南地区出现动乱，拥兵关隘，封闭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南越国存在近百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只能滞留在岭南地区安居生息。到汉武帝时，南越国归并汉朝，这些人留下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实地成为作客他乡之人。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

秦在统一中原六国之后，挥兵南下，辟大庾岭，凿灵渠运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督率士兵、民夫开凿灵渠，经过五年努力，至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粮道已通，秦军终于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岭南，建桂林、南海、象、闽四郡（饶平地域属南海郡）。并以50万大军分驻五岭。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所谓五岭，史书记载互有出入，综合《广州记》、《南康记》、《舆：地志》、《水经注》诸家所说，五岭的具体位置是：大庾岭，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都庞岭，在今湖南省兰山县南和广东省连县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广西灌阳和湖南江永之间的都庞岭。秦时的湟溪关即在此岭之上，亦为由湖入粤之道。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县和宣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秦时的阳山关即在此岭之上。萌渚岭，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贺县、钟山二县之北，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这里还有兴安县严关和秦城遗址。可见，五岭的位置都在南岭山脉一线之上，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单举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这与秦军的进军路线有关。”（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故又称“五岭”。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顾祖禹《读史书舆纪要》是清代极有权威的历史地理专著。顾氏据实分析，指出“五岭者，谓入岭之途五路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州入静江，五也。”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对五岭做了明确说明：“自秦也有五岭之说，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州）入广东之循（龙川）、梅（州）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餘）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州）入连（连县）三也；自道（县）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广西全州）入静江（桂林）五也。”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五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五岭地区才得到较快开发。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五岭作为划分行政区界的地物标志，所以五岭也是诸省区的边缘。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地区。五岭地区现在成为现在分布广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开基创业，发源自秦朝秦始皇时期对南方的用兵。

综合《广州记》、《南康记》、《舆：地志》、《水经注》诸家所说，五岭的具体位置是：大庾岭，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都庞岭，在今湖南省兰山县南和广东省连县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广西灌阳和湖南江永之间的都庞岭。秦时的湟溪关即在此岭之上，亦为由湖入粤之道。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县和宣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秦时的阳山关即在此岭之上。萌渚岭，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贺县、钟山二县之北，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这里还有兴安县严关和秦城遗址。可见，五岭的位置都在南岭山脉一线之上，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单举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这与秦军的进军路线有关。（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故又称“五岭”。地处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五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五岭地区才得到较快开发。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五岭作为划分行政区界的地物标志，所以五岭也是诸省区的边缘。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地区。五岭地区现在成为现在分布广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开基创业，发源自秦朝秦始皇时期对南方的用兵。

不少专家、学者也赞成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就了客家先民。如黄麟书在《客家南迁之始问题》一文中说：“窃考屠睢50万戍卒多发自赵，客家始自屠睢等50万开发岭南之人，五岭适与客家聚居于赣、闽、湘、粤、桂边各县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赵人，其南迁始于秦始皇时。”赖雨桐在《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与赵佗建龙川县》一文中说：先秦时，赵、魏两国均说同一方言（《史记·尉佗列传》，转引自邱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1997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72页。）先秦“赵国”（约相当于今之河北）、“魏国”（约相当于今之山西）的辖境为中原的中心地带。就地缘关系分析，现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如赣闽边、赣粤边、闽粤边、湘桂边；这些地方多为秦始皇数十万南戍五岭兵丁和数十万谪徙民足迹所涉、散驻、和屯垦的地方。秦始皇开发岭南之前，越族是为该地的主要原住民（尤其在平原），越族是水上民族，擅长与水打交道，而来自中原的汉人则擅长与山打交道，而边缘地带的山区是南越族较难涉足的空白地带（只有少数的畲族与瑶族），因此，秦始皇派往岭南的军民在此繁衍生息较为安全，不至于受到南越族人的骚扰，这就给客家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客家话有古代汉语活化石的称谓，这称谓与这一次迁徙息息相关。因为，按照罗香林客家迁徙五徙说，两晋时北方汉民南下在江淮一带滞留数百年，那样，语言早已变迁。唯有一次到位的官方移民，才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中原音韵。语言学家考证，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韵，它所保存的部份古语和古音为其他方言所不具。清代嘉应州人杨恭恒在《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一文中说：“……考语言之特别多合中原之音韵，尤确而有征，试即客话之合于汉语古音者考之。‘唐逮’二字本诸汉语，出于说文（客族妇孺，最惯说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讪笑，一若‘唐逮’，为客人独有之士谈，殊不知此客语最古，最雅者，独不解外人岂之，惟客人乃能存汉语也”。此外，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篇、章炳鳞《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黄香铁《石窟一征》、罗霭其《客方言》及林达朱泉《客说》等文，都力证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古音的渊源关系。他们的著述在明确客家话为古汉语派生的同时，从侧面论证了客家人来源于中原。而这样的来自中原并保留中原音韵的迁徙就是秦开五岭。（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秦朝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开国皇帝为始皇帝嬴政。客家人中，不少人的先祖居地，公元前三世纪，曾居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到了秦朝（纪元前249至209）被迫迁于河南、安微（见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等地。从客家人的先祖居地看来，多为王畿所在，中原冠冕之居，乃中华语源的正宗，客话则为语言正宗的支派，故客方言仍保存大量古代汉语而不少变。

3．秦汉时期五岭地区的重兵布防使客家民系初步形成雏形

赵佗时期，在五岭地区布设重兵，以作为防守之用。城市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甚大，同时城市也是军事据点，具有防守功能。故秦末赵佗在主要交通线上筑了几座城，以加强岭南防御力量，包括乐昌“赵佗城”、“仁化城”、英德、清远“万人城”等。但赵佗所筑城中，最早的应是龙川佗城。这些地区，正是客家先民早期的生息繁衍之地。

秦二世末年（前207）赵佗在溱水（北江）与洭水（即连江）汇合处设洭浦关，在浈阳峡筑万人城以图固守。据清康熙、乾隆和民国等版本的《清远县志》载，清远秦为冽江县。冽江县秦时全辖北江一带，大约东北至大庾岭与九江郡之南野县为界，西北至骑田岭与长沙郡之湘南县分界。但查康熙以前的旧志、史记、汉书、《元和郡县志》及今清远市境各县的旧志，目前尚未发现有秦置冽江县的记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今天的韶关、清远地区，是赵佗部署重兵的地方，成为中原汉人的重要聚集军事区。在连州地区，赵佗布设了重兵，驻扎在这里的秦军将士，一部分成了客家先民。

根据葛剑雄的论述和有关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汉朝军队在征服南越国之后，为了加强对南越国故地以及闽越国故地的控制，汉朝仍然把重兵布设在秦朝南越国时期的五岭地区，以控制南越、闽越等地。而派往广州、福州等地的朝廷命官，则继续采用和揖百越的政策，促进汉族和越族的和睦共处。五岭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屯兵，他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共同的心理文化，一个民系的雏形产生了，那就是客家民系——但那个时候没有客家民系这个称呼。而客家民系的形成，一开始就因为军事戌边的原因，而使得客家话成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成为中华民族弭足珍贵的古代汉语的真正宝藏。

2010年8月30号，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部主任冯秀珍在广东接受广东电视台海外中心专访，为12集长篇纪录片《客家》讲述“客家妇女”“客家迁徙”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冯秀珍认为，客家是一个特殊的族群——迁徙中形成的汉族支系，所以，客家民系的形成应与迁徙密切相关，而不能仅仅借助于民族形成的定义项来界定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选项：人口、地域、迁徙特点等，尤其是最后一个选项。而这，过去一直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忽略。由此出发，客家民系的形成应该重新审视而界定。她认为：客家民系初步形成是在秦汉时期（从客家迁徙六徙说出发，客家第一次迁徙为秦汉时期、尤其是秦开五岭为此期主体，此第一次迁徙尤为重要，因为，有这一次官方行为的一次到位的迁徙，才能

解释形容客家的三句经典：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客家传承了古老的汉族文化）、进步完善是在晋唐五代、迄宋代已经完全形成（因为，考察闽粤赣客家聚居地几个大县，截止南宋末年，就没有多少姓氏迁入）。她认为，此说较之于前期她本人关于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元末明初）的论述更为准确。

4．汉朝开始：深莞惠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汉朝开始，今天的广东地区的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惠州、深圳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盐田湾、盐田坳、盐田径、盐村、盐灶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盐田，就是产盐的地方）。宋开宝四年（971），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地区的人民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八年（1669），朝廷下令复界。复界后相当长时间，当地演唱的生产与销售仍未走上正轨。而江西、南赣两府转食淮盐，使深圳地区的盐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清乾隆五十四年，随着盐场被裁撤，深圳地区的盐业生产走向了衰落。

汉代深港地区是个重要的产盐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载：“番禺，尉佗都，有盐官”（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南海郡条》。）。史书记载的番禺盐官，据考证设于今深圳的南头，与粤西的苍梧郡高要盐官遥遥相对，有“东官”之称。三国吴甘露二年（266）仍承汉盐官之制置司盐都尉，筑“芜城”为司盐都尉垒（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番禺下有宝安城，本东官盐场，吴甘露二年，置司盐都尉于此。”又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东官郡故城，晋义熙中置，以宝安县属焉，多蚶蛎、石蛤、海目、香螺、龟。《郡国志》云，东官郡有芜城，即吴时司盐都尉垒。”）。近时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三国吴时简册，亦记载吴国领地属下有“东官”之地名（饶宗颐：《香港考古话由来》，《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22日。）。因此，西汉盐官之设是深圳最早设官之始。深圳是最早开发的客家地区之一。

（二）五胡乱华时期，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二迁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客家先民纷纷向南迁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个南迁高潮。客家先民从陕甘冀豫鲁皖等地出发，沿汉水、汝水、淮水，过长江，主要迁居洞庭湖、鄱阳湖与太湖地区，部分人到达赣闽粤交界地区，或粤东、粤中西部与闽省沿海。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客家先民纷纷向南迁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个南迁高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中原汉民大量迁入闽、赣、粤地区，于是，广东粤中、粤东有了东官郡，而东官郡是专门用来安置北方来的汉人的行政机构。粤东的义招县（今大埔），就是当时的“流人营”，后来由于北方汉人不断涌入，晋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东部置义安郡，辖绥安、海宁、海阳、潮阳、义招5县。这个时期，来自中原的客家先民大量迁入广东中部、东部和北部。

据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客家来源考略称：吾邑自晋置义招安置流民，中州民众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诸臣从行在播荡闽、粤间，椒聊于以蕃衍，变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复故物，人才辈出，始为国人所注目。洎乎清代，蔚然为岭南人物之翘楚，此诚我祖宗筚路蓝缕，坚忍奋斗，贻我子孙之光荣。吾人受此荫庇，宜如何发挥光大，以免数典忘祖之讥哉。虽然，吾邑各族其肇基始祖十九为宋代人物。宋以前，盖无闻焉。不独吾埔，即徵之全省莫不皆然。岂古人物渐归淘汰耶，抑年代久远，湮没不可考耶？志氏族，先考来源，次分姓叙，其播迁之迹，传世之数，与现在人口，俾阅者思所以承先而启后焉。其间，或称几代，或称几世。称世者，各族昭穆之定序；称代者，则播迁后迄于现在。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客也者，土著对新来民族之称谓也。

考《旧志》谓：埔属民族，全数为操客语之客族。推原其始，盖由中州而来，故至今语音尚近中州。唯流转数千里，经过各省淹留时日，自不免混杂多少各省方言。故或效南腔或仍北调，此亦势所必至。考客族之搬迁，据美国耶鲁大学亨丁顿所著《种族的品性》书内有关于我客族论，列谓为先后三次：第一次在第四世纪；第二次在第世纪；第三次在第十三世纪。第一次为五胡乱华之时；第二次为唐光启间；第三次即宋亡元继之候也。原书叙述甚详，足为有力之证据。钟用秋著有《粵省民族考》，邹海滨著有《汉族客福史》，亦足为参考资料。南迁之第一次，因晋代北方已遭胡患，又生饥馑，人民流离者极多。而南方气候温暖，农植较易，故特置义招一县，以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乡。此为初来时最显著之事实。但其遗传氏族，至今已无存在，殊可惜耳。其次，唐僖宗朝因黄巢乱事，河南民氏族随军而来者虽多，而年代已远，文献又不足微，今各姓族谱虽有一二叙及唐代祖宗者，终不若宋代，播迁之祖各族均保有坟墓，而世系亦历历可考，转徙之迹,历世不忘。族谱记载尤极翔实。然则，现今之埔民虽断为皆宋代所迁，未为过也。夫中州南下，道经吴楚，或入于赣、或入于闽之汀州，或由湘南、赣南而下者为客族。由闽之漳泉各属陆路，经诏安或采海路由厦门而至者为福老。……吾埔各姓询所自来，十九称宁化，或称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县，总之不离乎汀州八属范围。今其坟墓在闽在埔皆彰彰可考。西晋末年，民族矛盾加深，而又发生“八王之乱”，国力迅速衰弱。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残暴，人民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趁晋室内乱，据地为王，相互血腥厮杀，争夺地盘，使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匈奴人刘聪杀了晋帝，迫使晋王室南迁，建都建康，是为东晋。西晋“永嘉之乱”及其后的“五胡乱华”，这长达一百多年的中原伐战，使“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是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原人民南迁。据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载，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北方的流亡者大约3万户。“据官方文献记载，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人”。“据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着渡江者百家”。（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流寓于巴蜀和长江中下游的着籍人口高达70多万，其中今江苏约26万，安徽17万，湖北6万，其余则散于江西、湖南、四川及其他地区，若加上未着籍和依附于大姓大户者则更难以计数。以上记述足以说明移民迁出地域很广，迁入地域也很广，但最主要的迁入区应该是汉水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沿岸。同时，“先头部队”有的直插赣南，进入粤北、粤中、粤东北，有的进入广西,有的跨越武夷山脉进入闽西。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汉人南迁，也就是被称为客家先民的一次大规模南迁，极大地拓展了汉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民国《大埔县志》引《澳地纪胜》文载：“潮州古迹义招县下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又《方舆纪要》载：“义招废县治在今县南之湖寮村。”义招是大埔的古县名，流人营中的流人即南迁的中原人。民国《大埔县志·人群志》说：“特置义招一县以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乡，此为初来时最显著之事实。”（民国《大埔县志·人群志》）

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国学大师、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的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以上可以说明粤东、粤中地区是客家先民的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1．广东惠阳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立三个郡：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凭祥市）。秦始皇在南海郡下设了四个县：龙川县、博罗县、番禺县、四会县。东官郡范围主要源于秦龙川县、博罗县。龙川县为南海第一大县，其政治地位为四县之最要，东境设置了揭阳戍（在今丰顺县），西境设置了横浦戍（在今南雄县），以推行“和辑汉越”的政策。至秦末，诸侯纷纷叛秦，公元前204年，新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防北方动乱波及岭南，于是割据岭南三郡，自立为王，国号南越。　　

西汉建立以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西汉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南越国的管辖权，封名织者为南武侯，在南越国境内建立小诸侯国名南海，其国境在秦龙川县东境，相当于揭阳戍管辖的范围。南海国却因联合闽越与西汉政府对抗，而被南越国收复，南越国更因胜战，将国都以南武侯之名号定名“南武城”，即今广州市。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闽越王郢出兵攻南越，南越请求内附。南越平定后，建为汉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又增设了两个县揭阳县、中宿县。东汉建安六年（201年）划番禺、博罗两县地置增城县。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析南海郡东部置东官郡，最初郡治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处。咸和六年（331）年，原揭阳县拆为海阳县、潮阳县、海宁县（今惠来县）、绥安县（今云霄县）等四个县；同年，从博罗县析出宝安县、海丰县、安怀县（今东莞市）；从龙川县析出兴宁县。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东官郡东部析出设义安郡，治所在海阳县（今潮州、饶平地区），增设义招县（今梅州市）。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析义招县置程乡县，析龙川县置河源县、新丰县，析海丰县（此时属怀安县）置陆安县（今陆丰市，湖东镇以东属海宁县）。南朝梁天监二年（503）东官郡东部再次析出设梁化郡，治所在今梁化镇境内，辖欣乐县（今惠阳区）、怀安县（在今惠东县）、龙川县、兴宁县、河源县、新丰县、陆安县。这时东官郡管辖的范围已经大大缩水了，它包括：增城县、宝安县、酉平县（今珠海市）、安怀县（今东莞市）、博罗县等五县。　　

隋开皇十年（590年）合并梁化郡、义安郡、始兴郡（今韶关市）、东官郡置循州，治所在归善县（今惠州市惠城区）。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始兴郡改设韶州、义安郡改设潮州、东官郡划归广州，仅保留原梁化郡地为循州。至此，东官郡便消失于历史之中，在这之后原属东官郡的增城、东莞、深圳与继承东官郡主要地域的惠州府，一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隋大业三年（605年）更名龙川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复名循州。唐武德五年，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遂被唐朝政府封为循州总管。循州总管初辖循、潮、韶三州，贞观元年（627年）省循州总管入广州总管府管辖。广州总管府为唐岭南五管之一，又是唐岭南经略史驻地。杨世略，属于粤东土著民族俚族，出生在义安郡海阳县蓝田隘的飞泉径；历南陈祯明、隋朝至唐，卒于垂拱年间。在任其间，他促进了潮州、循州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命主持开凿梅关古道，随后大批中原汉族南迁，广东省内客家民系不断壮大。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为谏迎佛骨，激怒了宪宗皇帝，被贬到潮州任刺史。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海丰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循州。南汉乾亨元年（917年）移治龙川县，归善县改为祯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循州并入惠州府。清代原东官郡地域由惠潮嘉道管辖（除增城、东莞、深圳）。1956年，广东省行政区域调整，设立惠阳专区，专署驻惠阳县，下辖13县：惠阳县（惠州镇）、博罗县（博城镇）、河源县（县城镇）、连平县（元善镇）、和平县（县城镇）、龙川县（老隆镇）、紫金县（紫城镇）、海丰县（海城镇）、陆丰县（东海镇）、宝安县（深圳）、东莞县（莞城镇）、增城县（附城镇）、龙门县（龙城镇）。这时的惠阳专区，恢复了原东官郡地域的核心部分。1963年，惠阳专区调整为11县，包括：惠阳县（惠州镇）、博罗县（博城镇）、河源县（附城镇）、连平县（元善镇）、和平县（阳明镇）、龙川县（老隆镇）、紫金县（紫城镇）、宝安县（深圳镇）、东莞县（莞城镇）、增城县（附城镇）、龙门县（龙城镇）。1979年，原宝安县建为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建设特区，一开始就来自滨海大县宝安县），划出惠阳地区。

2．东官郡郡治的变迁

东官郡的最初郡治在宝安。据清光绪《惠州府志．沿革》记载，惠州“秦为南海郡地，汉为南海郡博罗县，东晋分属东官郡。南齐移东官郡治怀安，梁改置梁化郡，隋平陈郡废，置循州总管府。”对于南齐移东官郡治怀安之前，东官郡治具体在今什么地方？何时被废？史书和方志都没有明确记载。加上东官郡在东吴和东晋曾二度设置，随后郡县置废频繁，使后人提起东官郡，就感到一片朦胧。

（1）晋设东官郡郡治长时间设今深圳市南山南头

公元317年晋室南迁，政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岭南移民增多，而南海郡范围广袤，难以管理，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一分为二，划出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设立“东官郡”，郡治就在南山的南头城，于旧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郡城，原司盐都尉何志转职为第一任东官郡太守。东官郡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宝安县是从原番禺县分出来的，包括了今天的香港、深圳市、东莞市、番禺县南部、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门等地区。宝安县是东官郡首县，县治也设在南头城。郡、县治同在一城，南头由原来的岭南盐政中心之一转为东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这是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至今已有1698年。关于宝安县县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据《广州府志》记载，“宝山在城北八十里，宝安县以此为名”。这座宝山位于今东莞市境内，景色秀美，山上有龙潭，山下有两个石瓮，龙潭飞流直下百尺，注入石瓮，响声如雷，这就是东莞八景之一的“宝山石瓮出芙蓉”。此山的宝，其实是银矿，古代曾在此设炼银场，挖山取宝，得宝而安，故将新县取名“宝安”。《新安县志》则说是因为这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彰焉，故郡名以宝安”，这儿的“珍宝”，主要是指珍珠。还有一说，是因为这一带产盐，盐是宝，此间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名“宝安”。

南朝梁武帝把东官郡改名为东莞郡，据说是因为当地出产的织席用的莞草有名的缘故。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朝廷撤消东莞郡，将其并入南海郡，结束了设置历时259年之久的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广州府南海郡管辖，县治仍在南头城。　　

（2）宝安废郡治入东莞县

宝安废入东莞县。据东莞《历史沿革～大事摘要》载：“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同时置宝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更名东莞，故东莞立县自咸和六年始”。　　

（3）宝安废郡治入增城县

宝安废入增城县。对于《惠州府志》记述：“南齐移东官郡治于怀安”之前，东官郡治在何处？历代史书有关如下记载：①据增城《历史沿革》载：“梁、陈两朝，移东官郡治于增城。”②南朝沈约《宋书·州郡志》记载，东官郡治在“故司监都尉，成帝立为郡。”③唐长孙无忌《隋书·地理志》曰：“增城。旧置东官郡，平陈废，有罗浮山。”④唐杜佑《通典·州郡》曰：“增城。汉番禺县地，吴置东官郡于此，有增江。”⑤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曰：“增城，后汉番禺县地，吴於县置东官郡，有增江。”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分番禺县地置增城县后，宝安、东莞建县前的地域东北属博罗县，西南（包括今南头）属增城县。“吴於县置东官郡”，郡治在今宝安县南头（当时地属增城）。所以说，东官郡治其实仍在原宝安县（今南头），只不过因为当时宝安县部分划归新设立的增城县，而记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又分增城县地置宝安县。

（4）迁治惠东梁化镇

迁治惠东梁化镇。至宋末，东官郡领宝安、安怀（今东莞市）、兴宁、海丰、海安、欣乐（今惠城区及惠阳区）六县。而宝安县地处东官郡地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所以进入南齐，又将郡治东移的怀安（今惠东县境内）。对于南齐东官郡治东移怀安后，其具体地点位置又在那里？从下面几则记述可窥大慨：一是南朝《宋书．州郡志》记述：“去州水三百七十”。也就是说，东官郡治去广州水路三百七十里。二是《惠州府志．沿革表》记载，南齐分怀安县地置陆安县，陆安县即今陆丰市（包括今海丰县部份地区）。三是《隋书．地理志》记述：“归善县有归化山、怀安山。”据《惠州志．山川》记述，归化山在梁化；怀安山又名鼓角山，在今惠城区以东约七十里的永湖至平山之间，山下有上、下怀水（又称淮水，今西枝江）北流入东江。

3．东官郡为南迁岭南的中原百姓的最重要的聚居地

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阶级、民族矛盾的尖锐，引起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这场动乱起于惠帝永康元年（300）爆发的“八王之乱”，继之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不仅使西晋王朝在动乱中走向灭亡，而且还使“公私磬乏，所在寇乱，州郡坽贰，上下崩离”（《晋书•东海王越传》。），“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晋书•虞预传》。）。当此之时，由于中原地处战乱中心，所受破坏又是全国最严重的。如永宁元年（301）三月，齐王冏纠合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顒起兵讨伐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晋书•五行志》。），其主要战场阳翟（今河南禹州，以下不注省者皆在今河南）、黄桥（今淇县西）都在中原地区。其后张方两次入洛阳，“杀伤满于衢巷”（《晋书•张方传》。），“死者万计”（《晋书•惠帝纪》。），“大掠洛中官私奴卑万余人，而西还长安”（《晋书•张方传》。）。此前不久，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数次交锋，“斩获六七万人”（《晋书•长沙王乂传》。）。至永嘉中，刘渊、王弥、石勒率兵大掠中原地区，“贼害百姓，流血成泥”（《晋书•五行志》。）。永嘉三年（309）的延津之战中，一次就“沉男女三万于河”（《通鉴》卷87。）。同年十一月，石勒屠黎阳（今浚县西北），次年二月攻陷白马（滑县东），坑杀男女三千余口。不久陷武德（今武陟东南），又“坑降卒万余”（《晋书•石勒载记》。）。又次年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郸城东）遇东海王越及晋王公百官，以胡骑围而射之，“三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晋书•惠帝纪》。）。六月，与刘曜等人进攻洛阳，沿途与王师十二战，死者三万余人（《晋书•刘聪载记》。）。入洛后纵兵大掠，焚烧宫殿，城府荡尽，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及引兵去，又放火烧毁洛阳皇宫。战争的破坏引起空前的粮荒。早在太安二年（303）张方入洛时，洛阳城中米石万钱，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次年，惠帝亲征成都王，饥馑无以为食，从官仅能进奉秋桃充饥。其后自邺（今河北临漳南）还洛，也仅得粗米饭为食。至永嘉四年（310），洛阳再度出现粮荒，皇宫内死亡相继，尸骨交横。皇帝及百官如此，天下百姓的境况可以想见。故《晋中兴书》描绘晋末丧乱时的情况时说，是时“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时或掘鼠捕燕而食之”。不仅如此，与战乱、饥馑相伴的还有接连不断的天灾，自惠帝至愍帝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以永宁二年（302）为例，这年七月，豫州（辖区相当于今京广线以东、陇海线以南的河南省）、南阳发生水灾，襄城、河南（治洛阳）二郡发生雹灾。十月，义阳（今信阳）、南阳发生水灾，淹没庄稼。十二月，襄城、河南二郡风、雹灾，“折木伤稼”（《晋书•五行志》。），而整个中原地区又发生地震。再如永嘉四年（310）四月，中原发生大水，五月地震，六月大蝗，草木、牛马皆被食尽。入冬后又发生旱灾，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上述这些天灾与人祸相交织，破坏了当时的经济，同时也威胁着中原居民的生命安全。永嘉元年（307），刘琨自洛阳赴并州刺史任，途中上书朝廷，描述沿途所见情况时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达遇掠，开目睹寇。”（《晋书•刘琨传》。）刘琨这里说的是中原西北与并州交界一带的情况，至于中原腹地，所受灾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王之乱时，中源是八王的主要战场，百姓因战乱而死者难以计数。接着发生的永嘉之乱，中原又是“五胡”争夺的中心，“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晋书•五行志》。）。故《晋书•食货志》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同书《慕容皝载记》亦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当时人虞预更说：“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此者也。”（《晋书•虞预传》。）（参见：王大良《从晋末丧乱看客家先民的南迁》。）

西晋末年丧乱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大浩劫，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未能免于灾难，其中尤以中原官僚士族阶层所遭受的打击最为深重。如南阳韩氏，即魏司徒韩暨家族，遭八王之乱，一门七人“并为赵王伦所诛”，从此“韩氏遂灭”（《三国志•韩暨传》注。）。又如陈郡何氏，晋太尉何曾之后，传历三世，一门二公，贵盛无比，但至“永嘉末，何氏灭亡无遗焉”（《晋书•何曾传》。）。汝南和氏，晋光禄和峤之后，“家产丰富，拟于王者”，但“洛阳倾没，奔于苟唏，疾卒”，从此和氏衰落不显(《晋书•和峤传》)。此外，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士大夫及其家族也都因战乱而遭受灭顶之灾。如荥阳潘尼，名士潘岳之子，“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晋书•潘尼传》。）。尼从子滔，“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世说•识鉴》第七）。又如汝南应绍，魏侍中应琚孙，“永嘉中至黄门郎，为东海王越所害”（《晋书•应贞传》。）颍川庾阐，安北长史庾后，“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晋书•庾阐传》。）庾珉，汉征士庾乘之后，“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因图弑逆，珉等并遇害”。珉弟顗，“石勒之乱，与（王）衍俱被害”（《晋书•庾峻传》。）。河内苟唏，晋末为大将军，“石勒攻阳夏，……执唏，属为司马，月余乃杀之。唏无子，弟纯亦遇害”（《晋书•苟唏传》。）。安阳邵续，散骑侍郎邵乘之后，晋末聚众拒石勒，被围，其兄子“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续竟亦遇害”（《晋书•邵续传》。）。顺阳王豹，为齐王冂主簿，冂骄纵，遂见杀（《晋书•王豹传》。）。上述各士族都因战乱的缘故，或被杀，或病卒，或一人受祸，或举族诛灭，对其个人和家族都发生了极大影响。为了少受战乱之若，保护自已和家族的利益仅存下来的士族成员便积极行动起来，变被动挨打为积极自救，历史上也因此出现了与客家先民有关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中原汉民南迁运动。（王大良《从晋末丧乱看客家先民的南迁》。）

这一次客家先民的南迁运动，出现了整个家族南迁的现象。所以有“衣冠南渡”之说。在福建，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衣冠南渡，指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又一次大批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自永嘉二年（308年）起，中原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福建。明何乔元《闽书》卷152称：“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唐朝詹琲写了一首诗吟咏此事，诗序曰：“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诗曰：“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诗并序见《全唐诗》第761卷017首。）又有詹氏先人《访宗人》诗：“仆马甘栖息，南来择地安；巧将茅作舍，城近绕庐山。喜识宗人面，襟怀自觉宽；开图阅源派，涕泪染衣斑。”可谓一字一泪，血泪交织。其实，当时进入福建的这八大姓,民国《建瓯县志》卷19记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太平御览》卷170引《十道志》清源郡下也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就是说，客家先民进入福建，居住在闽北武夷山地区的人很多。

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逃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或小规模的逃难，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上千家。如《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徙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还有和县、滁州以西地区。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给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就是说，西晋永嘉之乱后，客家先民大量涌入江西的现代客家人聚居地，后客家人与秦汉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的前客家人合流，共同推动江西的发展。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民迁徙形成三大支流：一部中原汉民分居于今的陕西、甘肃、山西一带，被称为“秦雍流人”。他们辗转迁徙，沿汉水流域顺流而下，渡过长江到达洞庭湖地区，最远的沿湘水逆流而上，到达桂林，散居广西特别是南流江流域，部分沿西江移入广东的中部或西部，成为粤西、客家先民，即所谓的“崖话人”。另一部分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人民，被称为“司豫流人”。他们沿汝水而下长江，渡过长江后，迁于江西的鄱阳湖地区，或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安徽、江苏的中部，或沿赣江逆流而上，到达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带，有的进入广东沿海地区，成为客家先民。还有一部分居于今山东、江苏、安徽的人民，被称为“青徐流人”。他们也辗转迁徙，沿淮水而下，越过长江后分布于太湖地区，更远的则到达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

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当时的中原汉民，很多已经进入岭南地区，包括现代客家人聚居地。台湾柏杨《中国人史纲》说：“四世纪大分裂时代，中华民族从中原南迁，定居在五岭山脉周围，因为是侨居身份所以称为‘客家人’，他们的后裔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可能是中华民族中血统最纯的一支。”众多的研究表明，西晋永嘉之乱后，已经有数量相当的中原汉民南迁至自广西、广东到江西、福建的五岭、武夷山地区，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为客家人。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由此可知，当时东官郡的设置，就是由于晋朝时期的避难岭南的人口太多，导致人口膨胀。由此也带来了管辖整个粤东地区以及粤北粤中部分地区的与广州郡平行的东官郡这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南迁的士人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客家先民大量进入现在的惠州、深圳、东莞、河源、韶关、海陆丰、清远、英德、梅州、潮汕地区，并与以前就在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进的成分。使得这一片地方，成为客家民系孕育的早期的摇篮之一。

东晋时期，一部分逃亡到五岭地区（主要指岭南地区）的客家先民，与早先在那里生活的客家先民在那里一起休养生息，语言文化和风俗进一步融合。他们也吸取了百越之族的一些语言、风俗和习惯。而相当一部分南迁的客家先民，则在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的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而生活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的客家先民，其语言，则带上了这一片土地原先的色彩。

东晋时期，由于中原客家先民大量南迁，与先前在这里生活的居民融合，客家民系进一步发展。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客家先民在晋朝末年又大批迁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嘉应州志》卷8载：“嘉应州及兴宁、长乐、平远、镇平（蕉岭）四县并潮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紫金）、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皆可相同。广州人谓以上各县人为客家人，谓其话为客家话。”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章太炎在此提到了晋朝末年，大批的客家先民已经到达广东沿海地区。

明朝天顺《东莞旧志》之“风俗”条云：“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唐宋以来，人文浸盛，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不致远，素称“易治”。宋元之末，荐罹兵革，世变风移，有非昔比。迨入明朝，声教广被，又赖贤令詹勖、卢秉安，相继以德政化民，家有法律，户有《诗》、《书》。自二令去后，嚣讼始兴，间尚智力。然而业儒者多，士风尤胜。迩年执政，能敦化本；士崇气节，民兴礼让，淳厚复旧矣。又旧俗：妇女梳妆，与中国不类，邑令吴中命改之，逾月悉革其旧，可验俗之无难变着者矣焉。”

明朝天顺《东莞旧志》之“气候”条云：“五岭以南，通号‘瘴乡’。然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蔽，岚气郁蒸，故为害也深。若乃濒海之地，气稍舒泄，则瘴疠亦少。东莞近海，山势平夷，绝无瘴气，称为善地。凡北人侨寓者，亦皆乐其风土。韩昌黎所谓‘居俗既迁，风气亦随’。信哉！”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就是说，从东晋开始，惠州、东莞、深圳地区就是中原避难岭南地区的主要聚居地。

4．东晋的东官郡与秦朝的龙川郡高度重叠与成为客家民系的重要熔炉与中国客家文化名城深圳1675年的城市史

罗振玉对于流散的敦煌文留心求购拍印，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于1913影印出版《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中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400万左右。大量的汉人都避难来到了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南方地区。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其中，大量的北方中原汉民逃亡来到广东，也造成了广东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随着东江流域和粤东、粤北地区人口的增加，需要设立一个最高行政机构来统辖。于是，东官郡诞生了。深圳真正城市的开端应是东晋咸和六年（331）东官郡城和宝安县城的创建。郡城、县城在芜城的基础上修筑，其遗址叠压在明东莞所城之西部。南头古城，是1675年前东官郡城和宝安县城的所在地，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析揭阳县置海阳、潮阳、妥安、海宁四县，共辖六县。饶平地域属东官郡海阳县。新置县透露了北方汉民大批进入的信息。东官郡其地包括今惠州、深圳、香港、东莞、河源、海陆丰、潮汕、梅州等广东东部、南部部分以及福建云霄、诏安等的广大地区，表明那时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是深圳1671年城市历史的见证。也是深圳曾经作为粤中、粤东、闽南中心城市的历史见证。当时，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的百姓，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先民。至唐代为屯门军镇，宋代为屯门寨。据《宋书·州郡志》载：“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南朝沈约：《宋书·州郡志》：“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即东晋咸和六年（331）深圳始置东官郡治和宝安县治，改盐官“东官”为行政设置的“东官郡。”宝安之名由来有二：广为人知的是，境内有宝山（在今东莞市樟木头镇），其山多银，所以“言宝、得宝者安，凡以康民也。”还有另一种说法：“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媚，珍宝之气聚焉，故旧郡名以‘宝安'而名”。东晋咸和6年设置东莞郡宝安县，郡领宝安、兴宁等6县，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州、潮州一带。在东官郡所辖六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县，县治与郡治同在一处，系江海交通要冲，海防军事重镇。新安故城开创了深圳城市发展的源头，成为深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由此我们也可知东江流域客家文明的古老。晋朝的东官郡与秦朝时期的龙川郡在管辖范围上高度重叠，客家民系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

完成于崇祯十二年（1639）张二果著的《东莞县志·建制沿革》载：“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为四郡)立东官郡，治宝安（在东官场北，即城子岗，今为东莞守御千户所）。”可知，东官郡包括了今广东的东北和东南的广大地区，其郡治和宝安县的县治同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一带。所以迄今有明确记载的深圳城市历史已有1675年。在深圳南头古城附近和宝安区西乡清理了22座东晋墓。西乡铁仔山古墓地中出土了3座东晋纪年墓，分别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大兴二年”（319）、“大兴四年”（321）和晋明帝司马绍的“太宁二年”（324）。皆在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之前。纪年的内容为“大兴二年六月”、“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五胡乱华”后，大量汉民南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史籍虽然没有移民深圳的记载，但是，基于迄今深圳还未发现西晋墓，而从东晋初年其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瓷器、铁器、铜镜及装饰品等又都与中原同步这两点来看，此时有不少客家先民进入深圳。这22座墓葬至少表明，深圳南头一带在公元331年前后人口增长较快，经济、文化也有相当的发展，此为深圳地区曾一度能够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根本原因。深圳最早的黄氏，是著名的“南粤孝子”黄舒。331年东晋设立东官郡后，他的父亲黄教就来到东官郡宝安县的一个村子。黄舒之“孝”千古留名。“乡曲争传黄孝子”，人们将他比作春秋孝子曾参，给他家门挂匾，书“参里”二字，黄宅旁一座无名山，也由此被称为“参里山”、“参山”，而村名也随之改为“参里”（今宝安沙井镇沙井中学一带）。黄舒死后葬于“大田乡猪母岗”，就在现在的步涌村大田路旁。

深圳南头古城屹立于珠江出海口的东岸,有1675年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咸和六年（331）的东官郡城（其地在今南头古城一带）。它位于南山区九街村，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内有九条街和数十处文物古迹。现地面保存的古城址为明代初年始建的，现仍保留有北城门、西城门、城墙、新安县衙、观音阁、风岗书院等遗址，还有南门洞、东门洞、关帝庙、信国公文氏祠、报德祠、东莞会馆、聚秀街门楼、育婴堂、民居等古建筑。2001年11月，为配合南山区南门广场的整修，由深圳市文管办、深圳市博物馆、南头古城管理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三国至晋代护壕遗址和大批汉晋时期的文物。南头古城已于200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时，以现惠州、深圳地区（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梅州）为中心的珠江东岸地区，是经济文化的兴盛之地。根据明天顺《东莞县志》风俗条的记载：“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在这个时期，深圳、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已经成为南迁中原汉民的聚居地，并且已成为衣冠礼义之邦，成为客家文明的早期孕育之地。

（三）唐朝初年，大庾岭新路的开通，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三迁

唐代，我国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高度繁荣发展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商贸交往更加频繁，“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广州港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大都会和重要港口。从中原经过江西境内运往广州的商品必须经过大庾岭通道。然而，当时大庾岭山路崎岖难行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人苦峻极……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商旅过往十分不便，已不能适应南北交往的需要。于是，唐朝政府决定凿拓大庾岭驿路。受命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客家先贤、韶州曲江人张九龄（676—740年）。张九龄于武则天时进士及第，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在唐玄宗时历任要职，曾做过宰相。因家住大庾岭南面，赴京城科考和做官都要经过大庾岭古道，因此，张九龄熟悉大庾岭地形，并对这条古道阻塞的困境有切肤之痛。出于为国家发展建功立业和为家乡人民做点实事的双重使命感，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时任左拾遗、内供奉官的张九龄上书皇帝，建议新辟大庾岭驿路。玄宗皇帝准其奏，并任其为开路主管。张九龄受命后，即“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进行实地勘测。又乘冬季农闲期间，征调农民服役，抓紧施工，终于开出了一条新道（大梅关）。这条新道全长30多里，路宽5丈，并在路旁植树，使公私贩运大为改观，于是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大大方便行走与运输了。由于岭路的拓宽，使赣江与大庾岭的水陆联运更加顺畅，因之赣江航运与北江航运的联系也就更趋紧密了。

赣江航道上还有赣石险滩，即赣县至万安之间的十八滩，是舟船航行的一大障碍。凡来往船只均需雇请赣石水工，才能比较有把握地通过。德宗贞元初（785年），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使“赣石三百里，沿洄千障间”的滩石航道，更为安全些了。

赣江航道畅通了，北接长江航运，南联大庾岭驿路，从广州经洪州至扬州，转运河西至洛阳，入关至长安，这条交通主干道便全线贯通，于是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中原经济文化对江南乃至岭南的影响愈加明显。作为这条交通要道必经地区的虔州，开始有了较大的开发。

唐初，虔州辖赣、虔化、南康、雩都4县，太宗贞观年间只有户口8994户（据639年统计）。而到天宝年间（742—755），则增至37647户，较前增加了四倍多。以旧有的4县统领显然显得太松散，于是就有了新县之设。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析南康更置南安县，“以其地接岭南，人安物阜，谓之南安”。玄宗天宝元年（742）统一全国县名，因泉州（今福建）有南安县，改名信丰，取“人信物丰”之义。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是南安（信丰）设县的重要原因。到中宗神龙元年（705），以南安地域过广，遂割南安县地置大庾（今大余），以其“当五岭之一也”，意在加强对梅岭边上过往商人的管理。安远析自雩都，原因是“雩都是以地辟人稀，每有赋徭，动逾星岁”，贞元四年（788），刺史路应奏请析雩都三乡并信丰一里再置。（罗勇《客家赣州》。）

岭南经济的开发，曾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直至唐代，广东经济还比较落后。自唐张九龄开大庾岭梅关驿道，形成了一条贯穿粤北、连接广州海运、沟通岭南北经济的商路。这—商路对粤北、珠江东岸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赣州六县的人口为27．0245万人，仅次于洪州（35．1323万人），天宝年间（742-756年）广东韶州人口也增长很快，有3．1万户，其他地区增长则较慢，潮州程乡县（含现在的梅县、大埔、蕉岭、平远）有0．18万户，福建汀州有0．533万户，可以看出，赣南人口在闽粤赣三角地区遥遥领先。唐玄宗天宝年间，梅关古道直通的广东韶州以及所管辖的六县（南雄、始兴、曲江、乐昌、翁源、仁化），户数达到3.1万户，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广州。以后虽然由于战乱人口有时骤减，总是在很短时间内恢复，显然是大量移民（包括大量的客家先民）涌入的结果。可以说，韶州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摇篮之一。韶关大学余伯禧、林立方在《当代改革浪潮中的韶关客家人》中写到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南雄、仁化、乐昌有70万左右的人讲韶关土话，土话归属何种方言，专家们尚未有定论，但与客家话很相近，……应该说韶关土话实际上是最早迁入粤北的客家先民的语言，当属客家话。实际上韶关三大方言中，讲客家话的有146万人，讲韶关土话的有71万人，讲白话的有30万人。如果把韶关土话也归属为客家话是成立的，那么，客家人就有217万，占韶关总人口的80％以上。”（《客家人面临时代的挑战》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第19页。）

唐宋以前，岭南在建制上虽设郡县，但是很不严密，很多越人还在山洞聚居，“碛树为塞，刀耕火种，采山猎原嗜欲不类”生产水平落后，人口发展缓慢，据史料记载。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循州（今龙川，和平，兴宁，五华，连平等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0.25户,龙川在当时属于循州，如果按现在龙川的地理面积（3089平方公里）计算，则唐天宝十三年（754年）龙川有770多户，每户以4人计算的话，龙川有人口三千多人。就这个数字来看，当时龙川还是比较少人的。

这段时期，尽管珠江东岸地区人口较少，但是随着大庾岭新路的开通，这个地区的客家先民迁入数量不断增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四）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后，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迁。客家先民逃避海外至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者颇众

880—1126年，“受黄巢事变影响”而开始，客家先民离开豫皖鄂赣等住地，迁居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等地区，此为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迁。

如果说，安史之乱引起的北民南徙的迁入地主要在江淮和赣中赣北，那么，唐朝末年农民战争带来的移民则是大量进入到现代客家人聚居地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对这一过程作些具体的阐述。

　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从此由盛转衰，朝政亦日趋腐败。唐朝后期，宦官在中央掌权，藩镇在地方割据，社会更加黑暗。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均田制已遭破坏。到唐末，大量土地集中于贵族、官僚之手，而全国半数以上农民失去土地，大批农民沦为逃户。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潼关以东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遭大旱，小麦只有一半收成，秋粮几乎颗粒无收。入冬，农民只得吃草根、槐叶，很多人饿死。灾情这样重，官府却照样催逼赋税，加紧剥削，致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当时，山东一带就流传着一首歌谣说：“金色蛤蟆争努（怒）眼，翻却曹州（今山东曹县北）天下反”。这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风暴就要来临。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濮州（今山东濮县东）私盐贩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在王仙芝、黄巢领导下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王仙芝不幸战死，黄巢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农民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进军虔（赣州）、吉（吉安）、饶（波阳县）、信(上饶)等州。又转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整后挥师北上，向长安进军。到荆门（今属湖北）时受阻，又转战到江西。调整部署后，由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渡长江北上。攻下东都洛阳，又西破潼关，直入长安。起义军的纪律好，民众夹路观看，一点也不惊慌。黄巢的将领向民众宣告说：黄王起兵，是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大家应当照常安居乐业。黄巢在长安即了帝位，国号大齐。

　因为起义军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能巩固战果。起义军打了很多胜仗，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唐朝的主力部队。在黄巢称帝的同时，唐朝已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

　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黄巢派兵进攻凤翔，想要打开被包围的困境，但被唐军打败。这时，起义军的组织已经涣散，手中有实力的各部首领开始各自为战，不听黄巢的指挥。原属起义军的朱温，率领部下叛投唐朝。唐朝又招来李克用的沙陀兵，配合作战。李克用于883年从山西省北部渡过黄河，攻下一些州县后，逼近长安。黄巢率领起义军残部往东退到河南，战斗了一段时间，又退到山东。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被围困于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起义失败。

　这次起义前后经历十年，转战半个中国，对社会的震荡是空前的。起义失败后，紧接着是藩镇之间的相互攻战和并吞，搞得国无宁日，这一情况在唐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北方显得更为激烈。不堪忍受战争之祸的广大人民，只有避难逃亡。因此，由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流动趋势一直在延续着。

　黄巢农民军虽然两次进入江西，但均系流动性的，停留的时间很短，且波及面不大。第一次进军路线是：由北渡江至江州（九江），至洪州（南昌），再沿着赣江边至吉州、虔州；然后原路北返至洪州，又东折饶州、信州，再往浙江东而去。第二次由浙江进至饶州、信州，很快便北往安徽方向流走了。对于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造成大的危害。所以，相对于中原和江淮来说，江西仍是较为平安的区域，吸引了不少北方流人来此避难。如，赣境腹地的泰和县，当唐末战乱之际，“四方大姓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遂倍蓰于旧。”

　处于“地大山深”中的赣闽粤三角区，受战争影响更小。因为农民军在由浙江往福建、广东的流动过程中，越仙霞岭而直插建州，攻克福州；尔后循着漳州、潮州向广州方向流动。攻克广州后，因不服水土，又回军北上，经湖南、湖北而入中原。其进军路线均在赣闽粤三角区外围，这一区域可说是相安无事，堪称乐土。于是，大批移民从中原、江淮、荆襄乃至赣北赣中进入这一地区，成为了“客家先民”。而赣南处于赣闽粤三角区的北部，得接纳北来汉民之先，又成了“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一站。罗香林所言“其地址踞闽赣要冲，客家先民，大抵本自中原南下徙赣，再由赣徙闽，复由闽徙粤，其与宁化石壁发生寄居关系”，说对了一部分。

由于安史之乱（755—763）和黄巢起义（875）的影响，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湘赣间隘口向广西、闽西、粤东、粤北、粤中、江西转移，与先前到达这里的客家先民交融，相似的语言、风俗等，进一步促进了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客家民系发端孕育于秦汉时期，形成于唐朝。陈弦章认为，魏晋南北朝因动乱而自由移民之士族给南方注入新文化，客家民系在唐前期初步形成。唐末动乱导致客家民系播迁。笔者基本赞同陈弦章的观点。

“安史之乱”导致的这股汹涌澎湃的迁移大潮延续至五代十国，乃至北宋，历时90年。

唐朝时期，由于战乱，已经有大批客家先民到达泰国。据史料记载：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黄巢起义军攻进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兵荒马乱，中国人逃避海外至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者颇众。今天，南洋华侨把祖国叫做唐山，渊源就在于此。

（五）金兵南下，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五迁

金兵南下，不少江西、广东的客家人以及南来的北方群众逃难进入福建闽北、闽西地区，人口爆棚之后，又往南迁徙。下面以梅州的人口变化来说明这一点。梅州的人口发展，呈赣南和闽西的一般规律，但其高峰期较晚，是由于其大量人口是从赣南闽西迁入所致，据清《光绪嘉应州志·食货》载:“潮州，梅州旧户属潮州籍，开元户一千八百。”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潮州领海阳、潮阳、程乡3县，均为中下县，天宝间(742一750年)有4420 户，26745 口，按三县平均，每县1500户左右。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至雍熙四年(987年)有主户1201户、客户367户，合计1568户。宋熙宁八年(1075年) 至元丰三年(1080年)有主户5824户，客户6548户，合计12372户。客户占53%。元丰年间比雍熙年间人口增长近7倍。后因宋、元交战，人口大减。南宋末，梅州成为南方抗元义军的重要根据地。文天祥勤王，征募大批梅州义兵，而后失败，梅州人民被牵连而遭元兵杀害和逃亡，致“兵败后，所余遗子，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元大德七年(1303年)仅存2478户、14865 人。宋元之间，汀州人口形成高峰，其人口密度 “成为赣闽粤边三角地区之冠。”从而不断往粤东迁移。《光绪嘉应州志》载:“梅人在南宋后，即迭遭灾燹，土著逃亡，仅存一二。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云石壁乡人。”由于赣南、闽西大量客家人的入迁，使梅州人口数直线上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1686户、6989人。明永乐十年 (1411年)有2617户、10769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增至3099户、38366人。据《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嘉应州及所属四县原额丁口52180人，而滋生丁口为1314050人。此外屯民丁口有19170人，总计1385400人。如此众多的衍生人口，使嘉应州当时的人口密度达到每乎方公里135人，仅次于广州、潮州、高州三府，居广东全省第四位。明清时期梅州地区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如“迁海令”的颁发，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等因，以及人口的增加，使这一地区成为既是聚居中心，又是扩散中心。根据《梅州侨史》等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分布于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有1049余万人，而属梅州籍的有290多万人……占整个海外客属同胞的近30%。据有关资料载，闽西只有16.37万人 (1987年底数)，赣南20多万人。而迁中国内地的客家人也是以梅州为最多。但是再往上追溯，就会发现这些海外客家人的祖居地，大部分是来自江西、福建。

宁化、广东及台湾《黄氏族谱》：南陆公的23世孙渊公，官至中州舍人，迁居江夏（城西）；92世侃公，由江夏迁光州；98世裳公，由光州迁邵武和平（有作禾坪）乡，为入闽始祖；至119世峭山公，仕宋，初授江夏太守，后迁平章阁直学士兼弄部尚书。共三妻二十一子，公衍各地。120世峭山之子名化（亦叫宁），由邵武迁居宁化石壁村，称“宁化”公，登宋进士，官至广东刺史。后裔多为官于闽、粤而就地立基。至126世潜善，登宋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生子九，因金兵南下，命九子避乱迁徙各地。第四子久盛，居汀州归化，生子二，长黄廷，居宁化石壁，生子昌禧，其孙名十九，移居大埔。第五子久养（一百二十七世），举孝廉，居宁化，生子二：伯、僚：黄僚创居梅州，支分镇平、平远、兴宁、长乐、连平、河源、龙川、惠来、澄海、潮阳、揭阳、又分开平、肇庆府属等。第九子久兴，创居惠州，支分长乐、兴宁、海丰、陆丰、博罗、永安、揭阳、后裔续衍广州、连州、高州、南韶、中正、石溪、嘉应、罗定、东安、西宁、阳山、连山等处。《河婆风土志》则载：传至潜善公时，因金兵南下，命九子避世择地，第四子久盛，移福建石壁村，后迁汤坑，至金国公，携子崇富、崇贵可婆坪上开基。（来源:客家祖地网 http://www.hakkaroot.com）

李氏火德公的另一支后裔李义从福建汀州移居清流县(今福建省西部，九龙溪流域)上寨马。其后人李敏因避金兵之乱，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迁居循州府长乐县(今五华县)紫金山下，后因建县城再迁玉茶塘村。火德公的第七世李高，因打死地方官员，改名李高祥携4个儿子从长乐流落归善县。其第三子改名李梅轩落脚归善县水口约保和社东里都万年村，成为该地始祖。其长子李秀实仍返长乐，他的后代李可成(火德公第十四世)由长乐玉茶横陂墩巷迁到归善县良安约下窝村(今属良井镇矮光管理区)开基创业。其子李潮佩迁居乌坭埔(今属惠阳县永湖镇)。另一子李潮源迁居该乡大元坝村，其孙迁居梁化洋坑角。火德公第十六世李法宾由长乐石陂原乡迁居归善县三栋头鸡仔岭(今属惠城区三栋镇)，其孙李茂松迁至吊沥开基(今属惠阳县永湖镇吊沥管理区)，另一孙子李胜松则迁居淡水长兴约鸦鹊水围河背(今属惠阳县新圩镇)，其曾孙李梓昌迁居良井矮光。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陈氏后裔陈魁率族人93人从江西移居福建宁化、上杭。南宋时，陈魁的曾孙陈二郎、陈三郎迁居广东梅州；其后裔散居广东省的大埔、兴宁、长乐、龙川等地。

梅州市大埔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西接梅县，南邻潮汕、饶平，东北与福建交界，全县廖姓有3万多人，为大埔县大姓之一。按福建杭永始祖为1世，传昌公为2世，昌公生三子，长子徹公，次子政公，三子敏公，为3世。后徹、政、敏三房裔孙分流各地，辟基繁衍。其中徹公2世孙百一郎为避战乱，于宋末从福建迁居潮州海阳县(即今大埔县)长教村开基创业，成为大埔县廖氏的开基祖。至今已有700多年，衍传29代。百一郎的子孙分布在大埔境内的有：湖寮镇的长教、莒村、长新、黄坑(即今龙岗)；三河镇的深渡、五丰；平原镇的平原、北坑；银江镇的葛藤坪、昆仑、坪上；洲瑞镇的三洲坑、排头；高陂镇的鸟槎、黄泥凹；桃源镇的上墩、尖山下等地。后裔迁居省内外和海外的很多。单就海外来说，定居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的裔孙就已超过万人。（来源:“客家风情网”之《中国廖氏族谱资料》。）

金兵南侵，占领中原，攻陷汴京，灭亡北宋，高宗仓促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走赣南，在隆祐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不少人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或直接南下，进入岭南地区。据研究，东莞有78姓，宝安有6姓的族谱，都记载他们的先祖避乱迁居南雄珠玑巷，后来陆续南下，如：深圳南山区白石村、福田区梅林村邓氏：北宋末年迁入东莞锦田，即今香港锦田，子孙支派分衍新安、东莞，今福田、罗湖邓氏都自称锦田邓氏。深圳宝安区沙井燕村陈氏，北宋末避金兵，迁南雄珠玑巷，后迁东莞归德场涌口里，即今宝安沙井。深圳宝安区松岗镇沙浦村、罗湖区蔡屋围蔡氏，始祖汀州，迁南雄，居柯子里珠玑巷，宋末蔡安徙靖康场。深圳龙岗区坪山镇三家村彭氏：北宋末避金人乱先迁广东东莞。 ……

香港新界彭氏，原籍江西庐陵。北宋年间，彭延年为潮州知事，后居潮州揭阳县浦口村。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延年公六子遂居各地：其五子迁居广东东莞，开基立业中公遂为东莞彭氏始祖。（公两传至桂公，在南宋年间，携子然居新安境内，以稼穑开基，初居龙山，后因邓氏与其为邻，并僭龙山地区，故该地彭氏遂徙居楼：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立围居住。然公生三子，为粉岭彭氏三大房。彭氏初居粉岭楼，明朝在附近建粉岭围，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六）南宋末年元军的血腥屠杀，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六迁

汀州所辖北部数县及赣南的宁都、石城地区。在南宋时期都达到人口最高峰。宋宝祐年间，汀州人口120万人，是清以前的人口高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人口12.9万人，到宝祐的278年间，增长9.3倍，如此的增长速度，土地的开垦难以适应，造成人口相对过剩，出现人多地少的问题。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地旷人稀”了，特别是宁化，人口从宋初的一万余人，增加到南宋的十多万人，土地开垦有限，生存空间相对小了，如小小的石壁村，就住过40多姓的人，有三十六寨，七十二棚之称，说明人口密度非常高。而在这同时，闽西南和粤东，却仍然“地旷人稀”，特别是抗元后，人口税减，生存环境更为广阔，诱使外地人迁入。人流犹如汀江水流，顺流而下，注入韩江。

南宋末年，元兵于景炎元年（1276）攻陷南京，挥戈南下，迫使南宋朝廷和官宦向福建方向转移，使以前逃难到江南地区的中原人和大批江淮地区的平民百姓也被迫向岭南转移，循州、惠州的人口也增长了几倍。

元军南下，韶关民众大量南迁进入惠州。《惠州府志》云：“旧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将至，中元节预十四日荐祖，次日避兵，故居惠，犹循其俗”，则又有来自南雄一族矣。而亦皆纯客语也。这也是元朝时期惠州“府城中多正音”的原因。这里的正音，就是汉族客家话。南宋时期,惠州府的人的祖先相当部分居住在南雄。再推之，南宋时期，韶关、南雄一带是流行客家话——即夏语。

现定居于梅江流域的客家，素有“先客”、“后客”之分。南宋以前迁来者为“先客”；元以后迁来者为“后客”。南宋以前，梅江流域的客家人大部分陆续衰亡或转徙，其后裔延续至今者已寥寥无几。据镇平县（今蕉岭县）黄钊著《石窟一征》载：“镇平无北宋以前先客……，今邑中旧族，南宋来者亦复寥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宋元间曾经有过一次大动荡。南宋末，元兵南侵，原梅州先客有的被迫转徙他处，有的响应文天祥招集义兵，参加抗元。勤王兵败后惨遭元兵杀害。父老相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失败后，只存卓满一人。可见，元兵南侵，致使梅江流域先客濒于绝灭。元以后，地广人稀之梅州，遂成为客家再一次转徙之目的地。据《嘉应州志》载：“地为之虚，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又载：“今之士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皆以汀赣为近……”。又黄遵楷撰《先兄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嘉应一属，所自来者，皆出自汀州之宁化石壁，征诸各姓，如出一辙。”

文天祥、张世杰等起兵抗元，转战闽赣粤三角地带。闽西，赣南的客家子弟纷纷响应，随着文天祥到达粤东梅州，有18个姓氏的人员便留居梅州地区。梅州地区，大部分姓氏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宁化石壁迁来的。宋末元初，这个时期，转移来的最多。（来源：2003年12月10日，砂拉越河婆同乡会青年团于母会会所举办由中国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兼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处长王明惠主讲“客家历史和文化”专题演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元军南下，梅州等地的粤东客家话，可以说是江西、福建、广东三地客家话的汇聚交融之语，这就是地方志书上说的粤东音。

1276年底，南宋朝廷退入广东、元兵接踵而至，广东各地军民开展了三年的抗元斗争。南宋丞相文天祥率兵进入琴江，并于南岭驻兵八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收复惠州。后因元兵势大，压境而来，文天祥撤出南岭，后在海丰县北五岭坡被俘。在这场抗元斗争中，东江流域和粤东、粤北地区人民惨遭元兵残杀，许多人被迫进行新的逃难。

南宋末年，元兵攻陷临安后，张世杰等人先后拥立赵晸、赵昺为帝，行朝君臣率领十余万江、淮、浙、闽军民，从福建沿海转战至潮州、惠州、广州沿岸，历时两年之久，最后覆灭于新会崖门。大臣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跳海殉国。包括南宋遗民和赵宋皇室子弟在内的10余万民众流亡闽、粤、赣、琼各地，部分赵姓皇室逐渐融入客家先民之中。不少余众藏匿于广东沿海各县，一部分进入海岛和珠江三角洲继续抗争。此外熊飞率领的抗元军队在粤北作战，失败后余众南逃沿海地区；文天祥所部在海丰失败，也有一部分在沿海落脚。这就形成了岭南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又一次移民高潮。这是中国历史上向岭南移民的第六次移民高潮。现在已知在这次移民过程前后直接由全国各地迁入深圳地区的家族有：福田区黄氏：南宋初从广东东莞迁入。罗湖区洪氏：宋末从广东梅州迁入。宝安区沙井镇陈氏：北宋时从江西庐陵迁入。深圳南山区后海村、梅林村、西丽镇珠光庵前村、宝安区龙华镇大船坑村郑氏：宋末先迁福建上杭。宝安长表刘氏，宋末从南雄迁入。深圳龙岗区布吉镇、坪山镇马西村，宝安区观澜镇君子布村，南山区白芒村张氏：宋末先迁福建宁化县石壁乡。深圳龙岗区坪山镇曾氏：宋末先迁广东长乐县。深圳龙岗区坪山镇、坑梓镇、大鹏镇、宝安区西乡镇、伶仃岛等地黄氏：宋末先迁广东梅州。深圳龙岗区坪地镇石灰围、洞高跷、横岗镇、宝安区松岗镇江边村等地肖氏：宋末先迁广东梅州。深圳龙岗区坪山镇赤凹村巫氏：宋末先迁广东兴宁县。宝安长表刘氏，宋末从南雄迁入。

（七）元末明初，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七迁

嘉靖《兴宁县志》这样描述该县明初以后乡村社会的居住习惯：“国初兵后，邑荒墟。后渐实以汀、吉、抚州之民，城中皆客廛。土人喜村居，曰宜田也。父子必分异，为子买田一庄，田中小丘阜，环莳以竹，竹外莳棘，代藩篱（俗呼棘曰勒）。数岁成茂林，作宅其中，前必大作鱼塘。高冈远望，平畴中林麓星列，环居皆田。子草角马巨，出之子数人，人自为宅，虽一子亦无同居者，欲其习劳食力。相去或数十里，疾痛不相闻，邂逅相见如宾。”（（嘉靖）《兴宁县志》卷四《人事部·风俗》，上海书店1999年影印本，第1218页。）该县乡居民众“父子必分异”，“虽一子亦无同居者”的情形，作为风俗被县志所记载，应当是当时兴宁县普遍存在的聚落形态。也说明了明朝初年兴宁之县城之民大多来自汀州、吉州、抚州之事实。由此可知，明朝初年的兴宁县城之民的祖先，参与创造了历史上无比灿烂的临川文化和庐陵文化。

（八）清军南下、太平天国运动，珠江东岸地区客家发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八迁

1645—1867年，因“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响”而开始，客家人自闽粤赣三角地区迁至粤中和沿海以及台湾，或桂黔，或湘鄂川康。从1867年开始，受太平天国等事件的影响，客家迁至广西南部、海南岛或海外。客家人被迫迁徙、定居与再迁徙不是凭借暴力，不是以其他人类群体的流血甚至灭种来换取本群体的生存。闽粤赣地区原来居民稀少，如此条件也使得冲突难于发生。客家人在定居地从事农商或其它行业，活跃了经济，建设了新住地。客家人的迁徙是人类群体的良性迁徙，也是人类群体和平迁徙的典范。同时，此种迁徙表现了客家人的勇敢机智与创新开发的精神。他们保持了原有的先进文明，又善于适应新异环境，能与当地居民互相融合，彼此通婚，共同建设。客家人的迁徙不仅未曾破坏社会生产力，反而加速了定居地的社会发展。广东客家人承传了中华民族的很多优秀的传统，并在岭南发扬光大。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在1866年以后，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清代咸丰年间的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发生后，殖民当局也与当地的邪恶势力勾结，把械斗中俘获的客家人当作“猪仔”而卖至异域。民国《赤溪县志》卷八载：“至（同治）三年三月，（客家人因当地土人追杀），染疫死者逾二万人。所余之众，因食不继，遂各分途潜往赤水，及赤水田头，有为土人所掳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曰‘卖猪仔’。”（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2007年10月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岭南客家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

以东江流域惠州、深圳、河源、东莞为中心的东江岭南客家文化，是原东官郡核心地域的主流文化。形成了一支不同于岭北客家的客家民系——循衍民系，客家民系的一支，原来划作客家方言的粤台片。所以名曰“循衍”，即是以古循州为中心，播衍四海的客家支系。他们是客家民系之中，同时具备岭山、海洋两种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循衍文化是指粤台片客家的文化。

改革开放前，深圳地区的原住民主要是客家人。改革开放之初，五湖四海的人们来到深圳创业，广东省内外也有大量的客家人来到深圳创业。目前，深圳的原住和常住的客家人数达到400万人左右，深圳成为新时代的客家文化的大熔炉。深圳古代的行政设置始于汉代。深圳的南头在汉武帝时，为全国二十八处盐官之一番禺盐官的驻地，史称“东官”。汉、三国时期岭南两盐官之一，曾为汉武帝盐铁富国、打败匈奴作出过大贡献。三国吴甘露元年（265）于东官设司盐都尉，始建垒城“芜城”，深圳古代的行政设置始于汉代。这是深圳古代所建最早的城。深圳自古以来就是广东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深圳市最早的前身为宝安县。真正城市的开端应是宝安作为县建制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创建。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以及整个粤东地区，郡治在宝安县（南头）。东官郡为东晋以来广州周围重要的大郡之一。西晋永嘉之乱后，已经有数量相当的中原汉民南迁至自广西、广东到江西、福建的五岭地区，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为客家人。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由此可知，当时东官郡的设置，就是由于晋朝时期的避难岭南的人口太多，导致人口膨胀。由此也带来了管辖整个粤东地区以及粤北粤中部分地区的与广州郡平行的东官郡这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南迁的士人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客家先民大量进入现在的惠州、深圳、东莞、河源、韶关、海陆丰、清远、英德、梅州、潮汕地区，并与以前就在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进的成分。使得这一片地方，成为客家民系孕育的最早的熔炉之一。

原东官郡管辖的这一大片土地历来是至今仍然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至南朝宋元嘉三年（426）担任东官太守的阮长之，是当时著名的良吏。南朝梁东官太守陈伯绍，是位能战善治的将军，死后，百姓立祠纪念他，陈霸先即帝位后，被尊为王。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县治在今深圳南头。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迁往东莞，于南头设屯门军镇。屯门镇是唐、宋岭海军事重镇。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冬，“海贼”吴令光等攻陷了永嘉郡（今温州市），南海太守刘巨鳞率屯门镇兵，会同其他几路大军打败了吴令光。宋朝时期，深圳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是食盐产区，香料也很出名。南宋末帝转战珠江口一带时，在海丰五坡岭被元军所俘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三过零丁洋，看着宋朝海军最后一战全军覆没，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诗。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公元1565年，又在南山半岛设立了广东六大水寨之一的南头水寨，为一庞大的军事机构，是“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管辖与牵制范围东至潮汕，西至上下川，南至大洋。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广东省东南的政经重镇，也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元末，岭南骚动，群雄并起，东莞人何真经历失败的教训，在笋岗东山再起，最终统一了岭南。朱元璋建立大明，何真又义归大明，使岭南百姓避免了战争的浩劫。何真功封东莞伯，成为岭南一代著名贤臣。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1573年（明万历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意，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明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汪鋐，奉明廷之命，驻扎南头城，依靠当地军民，抗击入侵东莞县屯门的佛郎机（葡萄牙），后官至兵、吏两部尚书。是我国最早率军民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最早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要臣，也是我国“师夷之长技以驭夷狄”的第一人。南头水寨参将汤克宽驻扎于南头城，训练水军，抗敌爱民，捐奉修桥办学，在抗击倭寇入侵的战争中立过汗马功劳，其名仅次于戚继光和俞大猷。在抗击番彝、倭寇的战争中，东莞所的正千户袁光、顾晟、万里、李茂材等将领，均血洒疆场，壮烈捐躯。明天启三年（1623）红毛彝（荷兰入侵者）从佛堂门闯入庵下，新安知县陶学修率军防守，红毛彝乃退。明末清初，张家玉与陈文豹散尽家财起而抗清，曾三攻东莞、两陷新安、四守西乡。陈文豹、张家玉战死后，部将李万荣驻守大鹏古城、七娘山，坚持抗清达十三年之久，为古代深圳最壮烈、最持久的义举。清朝初期，政府实行沿海省份内迁50里的“迁界”之举。新安县三分之二土地曾一度纳入东莞县。公元1669年（清康熙八年）复置新安县，至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再复原界。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九龙海战，参将赖恩爵（客家人）率军抗击英军，取得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首胜，赖恩爵获道光皇帝赐“勇士”之称号。随着战争的扩大，清廷奉行投降政策。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1842年（清道光二十四年）7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英国占领。中国历史从古代史进入近代史。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1月11日，九龙半岛因《北京条约》而被迫割让给英国。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给英国99年。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英夷两次在珠江口点起鸦片战争之火，林则徐、关天培、赖恩爵、陈桂籍等民族英雄均在此大显身手，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抗英爱国诗篇。1900年孙中山（广东客家人）领导的三洲田起义爆发，起义队伍曾发展到2万人，起义军队伍绝大多数是客家人，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等，也藏龙卧虎，风起云涌，许多名人如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陈郁等也在深圳留下足迹。公元1913年，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仍在南头。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日寇入侵华南，廖承志、林平、曾生等深圳客家人组建抗日队伍，使东江纵队（参与者绝大部分为客家人），成为华南抗日的一面旗帜，为广东的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3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东迁至距南头10公里外的深圳墟。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盐田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盐田坳、盐田径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宋开宝四年（971），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教授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地区的人民主要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深圳客家人与惠州客家人一样，不仅善于耕山，还善于耕海。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通过深圳、惠州等地，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样的迁徙。

客家人迁徙到广东等沿海一带时，来自中原文化体系的客家文化便受到了海洋文化的冲击。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相互撞击，使得客家文化也具有了海洋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豁达的胸怀、浓情似酒、敢做敢为，亦或开放性、冒险性乃至扩张性，这也是客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接壤之处，也是他们有可能迅速走进现代社会的先天优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