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打工9年：如果每月寄回家1万块钱，就代表我没出轨

老杨来自中国江苏农村，2010年开始在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此前他曾在以色列、阿联打工。他说二儿子还没买房，首付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中国人的一天》推出“异乡人”系列策划，为你讲述中国人背井离乡在外国打拼的故事。

作者：戈多戈多

来源：中国人的一天

ID：chinaoneday

责任编辑：华妹

点击观看视频：出国打工的第16年他住在“豪华酒店”的楼梯下面

老杨今年55岁，来自中国江苏苏北的农村，2010年便来新加坡做建筑工人，这本该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最后一年，毕竟年龄大了体力不如从前，但面对家里的烂摊子，他不得不选择续签。

见过炸弹袭击，也遭遇过抢劫

老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二儿子在南京工作，大学毕业2年，还没买房。“那里平均的房价都到了3万多，首付都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

年龄过了50岁在新加坡续签不好办，只能花钱买通雇主，这花了老杨不少钱，最终好歹办下来了，而这一签又是一个两年。“我40岁的时候，看工地有人52岁了还在工作，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自己50岁肯定就能退休，这一眨眼就55了，还在出国。”老杨苦笑道。

老杨的相册里放着很多家人的照片，其中这一张是他刚到以色列时拍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老杨自2003年便出国劳务，是中国浩浩荡荡劳务输出大军的一员。在老杨的老家连云港，几乎家家户户的男性都出国，出国劳务几乎成了当地人改变命运最重要途径。

在来新加坡前，老杨去过以色列和阿联。他在以色列经历了巴以冲突，在阿联遭遇抢劫，在新加坡又见证强人政治的落幕。

老杨至今保存以前出国机票的票根。

“炸弹袭击很正常，为了防止巴勒斯坦的毒气弹，以色列所有人手里都有一个防毒面具，政府强制配发，随身带着。”谈起离开以色列，老杨面有悔色：“那时巴以冲突，签证恰好又到期了，就回国了，很可惜，那会儿希伯来语我基本都学会了，和当地人交流完全没问题，不像现在（在新加坡）英语怎么也学不会。”

老杨在迪拜的工作日记。

老杨离开以色列后又去了阿联的迪拜，“我被黑中介骗上车，那个人拿着手臂长短的螺丝刀威胁我拿钱，我拚命把车门踹开跑了出来。”老杨还经历了迪拜经济的高速发展，“09年债务危机，迪拜塔没钱建了，经过哈利法的经济援助才再建起来，所以改名叫哈利法塔，我算是看着它建起来的。”

但是在阿联的这几年，老杨没赚到什么钱：“活多钱少，那时候一年才赚4万多，没什么意思，签证到期便回家了，但还是比家里赚的多。”

后来去新加坡的同乡越来越多，老杨索性也跟着去了新加坡。

中国人落脚的芽笼是新加坡的红灯区

来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大多落脚于新加坡芽笼（Geylang），芽笼处于新加坡金融区以东，位于新加坡河的东部。

初到芽笼，看到街边林立的食肆酒家、网吧，甚至街边停著的共享单车都和国内无异,会有种还身处中国的错觉。

芽笼街头的共享单车，和国内的命运相仿，要么被损毁停在街边，要么成了打工者的私人财产。

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性交易合法的国家，而新加坡大部分性交易场所则集中在芽笼，在网上搜索芽笼出来结果最多的便是“红灯区”。

新加坡素来以文明干净著称，而芽笼则像这个花园城市的另一面：街边随处可见贩卖私烟和春药的小贩，三五人成群聚众赌博，站街女在路口招徕顾客，这里属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

除了中国人，芽笼也聚集了大量来自各亚洲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如孟加拉、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多民族混居也造成了芽笼的多元文化特征，各类信仰相互交织相处著。

老杨和他的豪华旅店

在新加坡劳务的工人分为两种：公司工和散工。二者的区别是年龄，很多人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公司便不愿意再招收，就只能做散工，公司工公司会提供住宿和餐食，而且有底薪，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没有经济保障。

新加坡的工人车。政府规定必须有棚才能载人，芽笼的清晨的街道上，能看到一辆辆载满劳工奔向目的地的车子。

老杨说年纪大了后工作越来越不精细，有时候会被工头嫌弃。老杨体力不如从前，他的搭档虽然比他小不了几岁，但体力比他好很多。

老杨的表弟王兴（42岁）来新加坡也有6年之久，因为年轻体力好，在新加坡做公司工。“散工其实不太合法，是干一天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拿，每年还要交准证费，固定的1万新币（1新币约等于5元人民币），不干活也得交，公司工有底薪，我能偷懒指挥印度裔工人，散工行吗？”。

老杨来新加坡之初也是公司工，公司包食宿，吃盒饭，住集体宿舍。“订的饭也吃不饱，工地还不给做饭，我周末自己偷偷做面吃，一次要放12个鸡蛋。”王兴抱怨道。

集体宿舍没空调，有时候王兴觉得宿舍太热，他会去工地的二楼睡觉，新加坡因为登革热对防治蚊子非常严格，因此这里鲜有蚊虫肆虐。“铺一张大白纸，往那里一躺，睡觉非常舒服。”

而集体宿舍一般情况就是十几个人住一间，各国人混住，使用公共浴室。大家相处倒也和谐，互相尊重各自习俗，比如进门就脱鞋，洗澡时怕印度裔抱怨，中国人也都不再裸体。

老杨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开始做散工，没有公司提供住宿后，他便开始在芽笼租房住。“一开始在芽笼租床位睡，6个人一间那种，便宜，但我睡眠不好，有个人晚上老是做噩梦，乱叫，太影响休息便自己出来住。”

老杨住所外景。

他现在租了一个单间，是经过改造的酒店楼梯下方，房间很小，不足5平米，进去以后都直不起来腰，“这里以前是个小酒店，因为没电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劳工宿舍。”房租为250元新币，用空调的话每月再加100元。

老杨和他的“豪华旅店”。

老杨隔壁住了一个孟加拉人，两间房的电因为连在一起，同时用空调的话就会跳闸，和房东说了也不管。有时候半夜跳闸了，孟加拉国的人便会敲门让老杨去弄电，“房东怕他们瞎搞，所以把电闸的钥匙放我这里了。”后来老杨索性就只用风扇不开空调，“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热了。”

老杨在公共厨房准备年夜饭，春节是新加坡公共假日，印度裔工人也得以休息，老杨在煮牛肉，孟加拉人则在煮咖喱。

房东是个浙江人，老杨住的房子便是房东儿子之前在新加坡承保建设的，后来房东儿子回国教书了，这里便交给他妈妈来打理。“房东可能因为老伴走得太早，很强势，说话做事都让人看不下去，你要是敢对她说不，她立马就让你搬走，这里的人都很讨厌她。”老杨抱怨说。

每个月100新币的通勤费用对老杨来说还是太贵了，他后来从组屋捡了一辆房东不要的自行车，修好后便骑自行车去工作，“这个车质量不好，需要经常修。”

老杨生活非常节俭，他房间里大部分家具都是从组屋捡回来的（组屋是指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平时也没什么花销，衣服一直穿以前公司发的工作服，早饭晚饭都是自己做，中午则打包一份2新币的盒饭带到工作的地方吃。

芽笼街边的二手小贩，卖的东西都是从新加坡人组屋内捡来的，往往非常便宜。

老杨每个月会在固定时间往家里打钱，“房租250，通勤100，吃饭200，签证费1000，每月固定支出就是这些，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了，每个月可以给家里寄一两万。”

老杨早早为大儿子买了房，而王兴的女儿打小就被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就读。

瞧不起中国人，也离不开中国人

老杨的工作签证。

老杨每天上班路过的一家餐馆是他同乡开的，对方90年代便来新加坡打工，移民成功后开了这家店，“赚了大钱了。”对于这种不同时间点造成完全不同的命运，老杨有些后悔：“我来晚了，听说前些年想拿PR（即永居居民身份）还是很容易的，现在我即使拿SPass（S准证）都没办法申请PR。”所谓S准证，指的是“雇主每雇佣10个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佣一个SP的外籍”，是相对高级一些的签证。

因为工作签证越来越不好办，近些年来新加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老杨来新加坡这么多年，基本没去过所谓的“景点”，也不会用手机地图，每天就是三点一线。

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中大部分已经来了很多年，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里。老杨楼上的一名住户，来自江苏南通，每年需要等到开春才回一次家。“家里太冷了，我回家受不了。”

老杨遇到同乡，同乡说他准备今年回家过年。

老杨目前的工头和他是同乡，03年便来了新加坡，至今已经16年，虽已经做到工头，但一直拿WP签证（工作准证），连自己租房都不行。问及对新加坡的态度，工头说：“我就是来打工的，这里就是个赚钱的地方，新加坡和我有什么关系？”，而在此之前，他也骄傲地表示：“我村里有几户人家都不知道，但新加坡哪条街道我不知道？”

关于中国人的逐年减少，老杨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中国人素质不高，“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没学历，不卫生，爱闹事，新加坡人本身素质又高，看不惯中国人。有一次我在一家华人家里装修，想上个厕所，客厅的厕所不让上，必须去女佣房上，根本瞧不起中国人。”

喝醉的中国人躺在地铁站外，钱包就随手扔在身边，老杨认为这些人很丢中国人脸。

“这里诱惑很大，去赌场，找女人都是合法的。”老杨的表侄也在新加坡打工，半年前找老杨说要借点钱修手机。刚给家里寄完钱的老杨把仅有的200元新币给了他，结果他去了网吧，最后还因为欠钱被网吧扣留了。老杨的表侄本来可以拿到S签证的，因为这件事被新加坡老板开除了。

一名失踪中国员工的告示贴。

二是中国人工资很高。在老杨看来，中国人正在蚕食新加坡的工作岗位，移民政策收紧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而相比之下，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劳工工资只有中国人的一半，因此现在新加坡人更愿意雇佣孟加拉人，但因为中国人的技术要比孟加拉人的好，而且更吃苦耐劳，又不得不请华人，这里的搭配往往是一个中国人带着几个孟加拉人做工。“新加坡公司都不想请中国人，但是有些工作只有中国人能做。”

男女搭伙过日子，大家心照不宣

和这里的大部分人劳工一样，老杨平均两年回一次国，不回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一来机票钱不便宜，二来回家耽误工作，没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