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6月17日，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正式下水，标志着中国人民海军进入“三舰客时代”。而远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北洋水师水兵墓地，也已摆上许多鲜花和“福建舰”下水的照片。

钩沉历史，那些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的先烈，我们不曾遗忘。2017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负责该墓地的修缮工作，孤悬他乡百余年的五方北洋水师水兵墓地整修完毕。每次有新航母下水，在英留学生都迫不及待将好消息告诉先辈，最新的航母图片总会准时出现在墓碑前。

接舰

北洋水勇为何会长眠英伦？这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息息相关。

1840年及1856年，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先后轻而易举地轰开了中国薄弱的海上国门，使清廷朝野震动。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始学习西方，兴建近代海军。“在1875年-1887年的10余年间，清政府先后从英、德等国购入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20余艘，由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选拔优秀的专业军官，并在荣成、威海卫等沿海村庄大量招募水兵。”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海军史研究的陈悦介绍。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正在大力筹办海防、兴建新式海军的清朝作出决定，派遣自己的官兵赴英国接收订购的军舰。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用洋人驾驶回华。此次为节省经费，也为增加海军官兵海外“游历涉练”，经李鸿章上奏，派出了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所率领的224人的接舰部队，前往英国纽卡斯尔，将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接收回国。

1880年12月6日，中国接舰团从天津出发，登上轮船招商局的“丰顺”号轮船，启程前往上海。五天后抵达上海吴淞口，定制军衣及旗帜。队伍中除了丁汝昌、北洋水师总教习葛雷森外，还有洋管驾章师敦、管带林泰曾、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等官兵。丁汝昌、葛雷森等5人于23日乘坐法国轮船先期赴英，料理前期事宜，接舰团的其他官兵则暂时在吴淞口待命。27日，李鸿章正式将赴英接舰计划上报朝廷。

1881年2月10日，丁汝昌一行抵达伦敦，入住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公使馆，并于16日向国内的接舰团发出出发指令。2月27日，接舰部队在上海换乘招商局“海琛”号轮船启行。淞江各兵船、炮台皆升旗发炮欢送。沿途经过厦门、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等。3月24日，在雨雪交加中抵达伦敦港，遥望“岸边灯光燎亮，联络数里”，官兵兴奋心情可以想见。

4月25日，丁汝昌等登上“海琛”号，看望了接舰团的官兵。此后，全体官兵“早晚站班点名”“各执事按日办公，如兵船”，可见丁汝昌治军之严明。4月30日，“海琛”号移泊埃尔斯威克，途经纽卡斯尔市区。这么多中国人集中出现，在纽卡斯尔甚至英国历史上恐怕都是首次，因此在纽卡斯尔城内引起不小轰动，一时观者如堵。

为了等候超、扬二舰试车下水，北洋水师的官兵在纽卡斯尔逗留了将近八个月。正史中关于他们这期间的记载十分稀少。幸而当时随行出国的文官池仲祐留下一本《西行日记》，让世人得以了解当时的部分情况。池仲祐出身书香世家，因为父亲有弟子与英美各国牧师交往而得闻西学，入李鸿章幕府，奉派跟随接舰团赴英。

接舰团的官兵驻在“海琛”号上，平时利用埃尔斯威克附近泰恩河河心麦道斯岛训练，无须训练时则成群结队登岸参观游览。据记载，当时带队军官一身中式对襟丝绸官服，但袖口上却按照西方规矩饰有数量不等的金边以示级别。水兵头裹包头巾，腰扎宽带，衣袖上却佩戴着类似西方海军的衣花。

匠役的标识更让西方人感叹东方人的智慧，管油的画个油壶，鱼雷匠则扛着一条鲤鱼。至于那些随行的文官则一身灿烂的绸袍顶戴。且无论官兵，每个人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这样的奇装异服，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魂断

纽卡斯尔人对于“中国水手”有着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当地仍流传着一首以“中国水手”为名的民谣。一大帮外国人忽然来到这个平静的小城，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一百年后都仍然是很好的谈资。歌中提到，走在纽卡斯尔街上的中国水手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他们留着辫子，在英国的街头左顾右盼。

与此同时，纽卡斯尔市民也在好奇地观察着这些东方的远道来客，当地报章上也不时出现有关中国海军的新闻。如1881年5月13日的《纽卡斯尔新闻报》就报道了一位在“海琛”号上参观的当地人，目睹一位中国水兵因过失而被打板子的情景。该报还称赞中国水兵“形容整洁干净，他们在各种场合精神饱满的样子，可以与英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任何一员媲美”。

《纽卡斯尔日报》的一篇文章甚至将中国官兵赴泰恩剧院看戏的“盛况”描写得比那场戏剧本身更加精彩。报道者对全体中国军官在进门时投递大红拜帖的行动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折扇也成了讨论的对象，“对英国人来说军人使用折扇甚为不妥，而一些（中国）军官要么没有意识到这种效果，要么对此毫不在乎。他们悠闲地使用折扇，堪比上流社会的淑女”。

然而热闹之外，却有冰冷的现实。在那个年代，出国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些首次跨洲远航的水兵，在历经千山万水之后，遭遇异国他乡的水土不服，尤其患上重病后，身心俱疲，很难坚持住。出发时，他们不会想到，千里迢迢接舰回家，自己却再也回不了家。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5月23日），是夜亥初，水勇袁培福死。”“二十八日，雨，在船办公，是夜子初，水勇顾世忠死。”“二十九日，晨，葬袁培福，管驾官及弁勇皆临穴送之。地属官山，作石碑一方，书曰‘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纪时日。”“三十日晨，葬顾世忠如培福。袁、顾两墓，紧接为邻。”池仲祐的日记中，记录了两位战友因病去世的情况。

1881年5月27日的《纽卡斯尔日报》详细报道了中国水兵袁培福的葬礼。150人左右的送葬队伍于26日清晨5时从“海琛”舰出发，经由格鲁豪斯巷前往埃尔斯威克公墓，一路上焚烧纸钱。到达墓地后，下葬棺椁，焚香祭拜，历时约15分钟。该报特别说明了中国人选择墓地为东北—西南朝向，这样死者的头就可以指向山坡顶的方向——东方。1887年，中国海军再次来到纽卡斯尔接收“致远”等舰时，又有三名北洋水兵客死他乡，亦下葬同一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水兵去世的波澜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消失。1881年8月1日，池仲祐购买了两位水兵墓地的影本。8月3日，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抵达纽卡斯尔，亲手将一面长方形的黄底青龙旗升上桅杆，“超勇”“扬威”二舰正式交付使用，并在海港口放炮。这是清朝第一次将龙旗当作国旗使用。从此，北洋龙旗不仅代表着北洋海军，也代表着大清帝国。

龙旗飘扬的同一天傍晚，感觉归期临近的池仲祐特意登岸去凭吊亡友之墓。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土山一座，皆墓丛也。然山门以内，夹道芳草，联络不断。诸墓皆有碑，墓上多栽花，或置杯盘及玩物等，错落散布。袁、顾两墓相去盈尺，余周视良久，为之慨然。”

此时，纽卡斯尔本地游人在旁边看到悲伤的池仲祐，问他是否要栽花，或放置一些物品以留做标识。池仲祐对这些好心提示感谢后，更是惆怅。晚上，到好友玛格丽特家做客时，将此事和盘托出。玛格丽特许诺，日后将在袁、顾墓旁栽花。按当地习俗，玛格丽特所栽的花应是黄水仙，这种花传递出一种哀思——“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1887年6月，来自中国的水兵连金源、陈受富、陈成魁相继病逝于纽卡斯尔医院后，下葬于圣约翰墓园。《纽卡斯尔日报》当时对此进行一些报道：接舰队伍的领导之一叶祖珪率领40名船友组成的队伍，在医院中用白布裹好逝者遗体，再将他们装进棺材，同时将他们生前的衣服也都叠好，放在遗体旁边，最后盖上棺盖。棺木被安葬好后，送葬的水兵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跪倒磕头，然后在墓前烧了一堆纸钱，作为葬礼的结束。当时医院的护士还献上一对花圈。六天后，同样在凌晨4点，另一位水兵陈成魁的遗体也被安葬于此。

修缮

颇有警示意味的是，在北洋水兵墓碑旁，还可以看到三座日本海军军人的葬地，他们是在为日本接收订购的“浪速”号和“吉野”号巡洋舰时死去的，埋葬他们的日本海军接舰代表名叫坂元八郎太。“在19世纪，中日海军对外购舰活动几乎呈现出一种互为刺激、你追我赶的局面。日本第一艘取消风帆的全蒸汽动力钢制军舰‘筑紫’和‘超勇’‘扬威’是同一级军舰，而‘吉野’和‘致远’有传承关系。”陈悦说，在纽卡斯尔的泰恩河畔，中日两支海军的历史也交织在一起，并始终处于一种紧锣密鼓的、微妙的动态博弈之中。

至于“超勇”“扬威”舰的命运，十几年后，它们葬身黄海中。《海军实纪》记载：在甲午战争中，“‘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

魂断英伦的五位北洋水兵，则无缘在战场上杀敌。一百多年过去，五座原有墓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的墓碑甚至已倒塌并断裂，碑身也被泥土掩埋大半，迫切需要抢救性保护修缮。2002年，威海市档案局曾远赴英伦，查阅、征集有关历史档案，在纽卡斯尔发现了这处百年前的中国海军墓地，墓碑上铭刻着长眠在此的中国水兵姓名，正是大清故勇袁培福等人。“2002年底，我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感动，一直呼吁修缮。2004年，我在《北洋海军舰船志》一书中，也介绍了这一情况。”陈悦说。

2016年，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动承担了修复工作，经前期调查、确定修复方案后，向社会发起了募捐，在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协作下，历经两年，五座水兵墓碑重新矗立在墓园中。“当时很多华侨积极募捐，很多北洋海军将士的后裔也积极响应。”陈悦说。

在项目启动之初，负责修缮的同胞在纽卡斯尔市档案馆查询了墓地资料后发现，五座墓地中的三座（连金源墓、陈受富墓、陈成魁墓）为1887年6月30日购买，共花费15英镑，墓地属于中国政府所有，这是中国的一块海外“飞地”。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证明了圣约翰墓园中的这些中国墓地，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清政府出资为五位义士兴建的，证明了墓地是中国留存海外的珍贵文化遗产。

这五座墓曾于宣统三年（1911年）被修复过。据墓碑碑文记载，曾参加过大东沟海战的原“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在宣统三年率“海圻”号巡洋舰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时，专程前往圣约翰墓园吊唁五位义士，并重修了墓碑。在1887年埋葬的一位水兵的墓碑基座上刻着一段文字：此墓碑及另外两座墓碑由中国快船“致远”和“靖远”官兵敬立。为了这些墓地后续能得到有效管理，一笔钱被投放进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哈立德的人的账户中，这笔钱的年息将用到坟冢修缮工作中，可见当时考虑之周全。

目前，还有一件“遗憾”的事——关于山东荣成袁培福、安徽庐江县顾世忠、福建福州府陈受富、陈成魁、连金源五位水兵及其后人信息还一直没有找到。“福建籍的水兵应该好找一些，他们一般有家谱传承。希望能有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陈悦分析。（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