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复盘武汉封城时的食品保供：政府成“开放协调者”是关键

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当地是如何给上千万市民供应食品的？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中，四位学者详细梳理并回顾了该过程。“武汉的案例表明，政府和社会在紧急情况下是相互依赖的，”作者写道，为了发挥社会潜力，政府需要成为“开放的协调者”，并采取灵活的治理结构。

论文作者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钱继伟担任通讯作者。研究者梳理了武汉封城期间的政府文件、新闻报道，并访谈了当时参与这些工作的4名志愿者、1名城管人员、3名社区管理人员、1名团购软件开发者。

传统的食品供应链包括一系列参与者，如农资供应商、农民、加工企业、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末端的消费者。平时这些与食品供应有关的活动分散在不同地点，如农场、工厂、仓库、市场、餐馆以及家庭中。“像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许多城市一样，武汉人在家里、工作场所或餐馆里吃饭。”研究者引述的官方数据显示，在疫情暴发前，武汉的数万家餐馆雇用了50多万名员工。此外，还有数百个农贸市场销售蔬菜、肉类和海鲜。

但“封城”意味着需要重构上述食品供应体系。研究者说，全面封锁带来的独特挑战是，供应链需要进一步延伸到住宅内部。

2020年2月24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龙庭小区的居民有序排队购买团购的生活必需品。 新华社发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告封城，管控措施日趋严格。作者回顾，起初每个家庭可以每三天派一人外出购买日用品，2月18日后管控加码，除了主要工作人员或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员，所有居民都难以外出，超市也不再对个人开放。未经允许，“外人”不能进入小区。这些措施持续到4月8日武汉解封。

这时期，预售和团购开始在居民中变得普遍。研究者认为，到3月初，武汉至少有2000个社区开始团购，但这种方法在初期并不成功，居民难以顺利取货。在组织良好的小区，居民们自制时间表并与居委会等社区工作人员合作，完成这项工作。而在组织较差的社区，团购难以为继。值得一提的是，电商平台和超市注意到预售模式的“潜力”，也开始跟进这种做法，随后政府部门加入进来宣传推广社区团购。

为了满足居民们的食品需求，外卖平台开始大量雇佣外卖骑手。研究者引述的数据显示，仅在美团上，就有1.2万名骑手在封城期间参与配送。亦有平台在社区附近建立仓库用于存储新鲜蔬菜和海鲜，这些仓库通常距离消费者1~3公里，平台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配送。

2020年2月20日，武汉市江岸区花桥社区志愿者蒋晨一（右）帮助社区居民核查其订购的物品。 新华社发

“随着封锁趋严，需要采取措施将食品供应链延伸进住宅区”，作者分析，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专注于控制疫情，无法分配足够的人员满足分类及转运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志愿者成为官方管理人员的良好补充。起初，这些工作主要由官方人员完成，这意味着每个工作人员通常需要支持300名居民。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当地政府出台方案，鼓励居民成为志愿者。一位接受研究者访谈的志愿者说，社区使用微信群征集志愿者。此外，每栋楼选出一名负责人，协调每个楼的需求。物业公司担任协调人，并为食品配送提供支持。

这些人员在社区内部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管理机构，将送到小区的食物分类，再组织人们有序取走。一位接受研究者访谈的、在国企工作的志愿者说，她所在的4000人小区，仅有少量专职人员，其他都是志愿者。当食品到达小区时，她会通知志愿者分拣蔬菜装入不同塑料袋再安排居民取走。

“最初我们不知道如何与社区管理人员合作，这需要一些试验和错误，居民们抱怨了配送速度、食品的数量和质量，但随着居民自己成为志愿者并加入工作后，大家开始欣赏我们的努力。”她说。

研究者认为，公众在封城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政策制定者发现了具有创造性但并不总是成功的社会倡议——团购，”研究者解释，“政府在社区管理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弄清了团购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有效，而在其他地方没有。”随后，向所有社区提出团购倡议，并建议社区管理人员为团购提供便利。

此外，政府通过向一线派遣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力需求，并敦促社区组织起来，承担相应的角色。“这些被派遣的官员在街道一级工作，甚至站在街道上与一线人员和志愿者一起跑腿。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第一线的工作，而且使基层的反馈和投诉能够比平时更快地向上传递，以便作出决策。”论文写道。

为了解决防疫问题，电商平台开始为外卖员提供健康认证和防护设备。在食品价格方面，封城初期出现了物价大涨的现象。研究者说，随着批评声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政府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封锁，必须承担起食品供应的责任。当时地方政府发布的一条命令要求，食品价格应当维持在一定水平，一些过度涨价的商超被处罚。

在研究者看来，武汉封城时期的食品供应体现了“whole-of-government and whole-of-society”（WOG-WOS）的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迅速组成合作治理，解决社区面临的食品供应挑战。如果没有这种模式，政府和社会都不能很好地合作运转。

“当政府官员愿意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并从市场和社会汲取灵感，他们的能力就会倍增。”论文评价道。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