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首领，为何竟然能躲过惩罚？

石井四郎在远东审判庭上

731部队是一支日本在二战中从事细菌战的臭名昭著的秘密部队。日本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以二战50多年后发现的石井四郎两本亲笔日记为线索，采访许多当事人，查阅了美国新公布的相关原始资料，撰写出《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该书内容真实严谨，将错综复杂的美国军方与日本军部的内部交易清晰地展示给读者，揭开了日本细菌战战犯为何没有受到惩罚的谜团。

1950年11月2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半年不到，大阪市城东区日本第一家血库——“日本血库”成立了。代表董事以及专务董事里都有内藤良一的名字。而且，董事里也有宫本光一和二木秀雄的名字。

宫本光一是日本政府授以垄断权批量生产“石井式滤水机”的日本特殊工业公司的社长。他可称之为石井四郎的商业伙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积累了大量的财产。二木秀雄毕业于金泽医学大学，在平房时担任结核班班长，是大战结束时与野口医师一起留在金泽等待后面部队的那个军医。

“日本血库”的六名董事里，有三人与731部队关系密切。毋庸赘述，内藤良一就是“日本血库”，以及后来的“日本绿十字公司”的创始人。

在《绿十字30年史》中记录着内藤良一创办血库的来龙去脉。据该书介绍，内藤良一战后返回大阪茨木市，在未遭战火蹂躏的老家创办了内藤医院。内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期间购买了一台真空泵，回国后在军医学校利用该真空泵制造了日本国内第一台冷冻真空干燥机，着手研究干燥人血浆以用于输血。

《绿十字30年史》中写道，内藤良一开办医院后，在临床时深感紧要关头迫切需要即时能用的血液或干燥人血浆。内藤良一怀有这样的想法，而宫本光一和二木秀雄恰好此时来拜访他，时间是在1950年初夏。内藤良一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设想，即创立可提供干燥人血浆的血库。于是，三人情投意合地干了起来。

正逢机缘巧合，朝鲜战争爆发。内藤良一草拟了一份详细的策划书，并“数次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坚持不懈地进行交涉”。

当然，《绿十字30年史》只字未提：内藤良一曾在防疫研究室工作过，在石井机关的组织中身居要职，以及战后曾在美军调查中担任翻译并接受审问，等等。

绿十字公司一边在本公司的工厂里开展筹备工作，一边在大阪和神户设置采血设施。太田黑猪一郎等与石井部队关系密切的医师相聚了，而此人在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曾与内藤良一共事过。名古屋那里，内藤良一向野口圭一医师打招呼，要求帮忙。在东京，请北野政次担任设施负责人。

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名为“血库”的档案。该档案相当有分量，3厘米厚，存放着从1948年到1951年的文件。档案里有一份内藤良一草拟的日语版血库策划书，用油印机印制。这份长达83页的详细策划书将资本金定为3000万日元，一一罗列了所需要的建筑物、土地、设备和器具等。该策划书里展现的满腔热情和严谨细致，充分再现了内藤良一的性格作风。

该档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内藤等人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公众卫生福利局的克利福德山姆准将的英文请愿书，日期为1950年8月22日，由内藤、宫本、二木等10人联名上书。

山姆准将，此人在大战结束后的混乱时期曾下令强行播撒滴滴涕，以防止流行性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并因此而闻名。那时，防疫人员就站在街角上往市民头上撒滴滴涕药粉。

向山姆准将提交请愿书后不久，内藤良一写道，“日本血库”由于没有通过献血等办法获得血液的组织，所以将与红十字携手推进该项事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第二年2月6日的文件还记述了勃兹曼对民营企业“日本血库”成立经过的说明，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如何协助内藤公司的情况。

而后一切都变成内藤良一策划、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后推动的形式了。

不过，曾担任1952年设立的“血库东海地区血液保存配给所”所长的野口医师告诉我说：“实际上，内藤良一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创办血库的。”

如此说来，提交给山姆准将的请愿书，岂不也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起草”的吗？

野口医师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给我看，那是以“要求在名古屋建立血液中心”为题的印刷文件的复印件。他说：“这也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所作的‘表演’。”

这份标明1952年的文件作了如下记述：“……回顾本地输血实施实际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没有摆脱可恼的旧态，即存在梅毒感染之危险，有血型混用之虑，难以找到相同血型，血量不足，以及招募时间延误等。我等作为医学界的骨干力量，希望本地早日建成具有美国那样的先进组织和技术的血液中心。”

“可否帮忙销售一些血液（干燥人血浆）。”

野口医师接受了内藤良一的委托，他说：“那时刚好是（日本）血库建成一年左右。我在铁路方面也有些门路，可以运货，所以就请他将血液运到名古屋火车站的站长室，再将它推向市场。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顺利起航的“日本血库”成立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休战谈判，血液的特需热潮随之消退，而血库的产品也销不出去了。

我问野口医师，您是不是“日本血库”名古屋设施所长呢？野口医师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与其说是以血库的名义，还不如说只是以财团法人‘公众保健协会’理事的头衔提供血液的。那时，我已经在经营医院，并在公众保健协会下负责检查寄生虫。事情繁多，我虽担任了协会理事长，但一直没有领取报酬。”

野口继续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首先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在横滨设立慰安所，二是立即交出石井阁下的滤水机。不过，传闻滤水机已经沉入最上川了。将它从河里捞上来，三台交给了占领军。还有一个条件是研制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听说，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死前失声对石井四郎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石井四郎要是听到内藤良一在大阪创办血库，会有什么想法呢？对石井四郎的心思，我只能做一番猜测。不过，西里的采访报告记录了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她说：“内藤良一没有孩子，对我非常疼爱。不过，他是一个才智敏锐的人，与众不同。头脑尤为机灵，却生性冷酷。他创办绿十字公司时，没来跟我们作任何商量。他在创办绿十字公司的前身———血库时也是全盘利用了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所以进展顺利。”石井春海回忆往事时说的这段话，不妨看做是石井四郎的讲话。

《绿十字30年史》记述了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有一本名为“擎引车账簿”的笔记本。该笔记本，按项目小组汇总研究开发活动，详细记录了各项目小组的进展情况，显现出业绩评定严格的“内藤特征”。“绿十字公司”与其说是重视产品的安全性，毋宁说更重视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文化，想来不就是源自内藤良一在创办“日本血库”时的金钱考虑和唯我独赢的商业意识吗？

后来，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找到内藤良一。据说，内藤本人在接受常石教授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常石教授后来告诉我说：“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来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内藤良一这里，要求雇他工作。内藤良一说，他当场就把石井四郎撵回去了，说‘北野政次为人谦和，已请他掌管东京的机械设施了……’”

内藤良一这么说，则在暗示石井四郎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石井四郎去见内藤良一，也必然自以为内藤良一会聘请他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

石井四郎的两本日记里，内藤良一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然而，是内藤良一接受了与占领军交涉的任务，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石井四郎或许也知道内藤良一在接受法务局的审问中终于坦白交代，证明进行过人体实验。对于战后的石井四郎来说，内藤良一的背叛出卖和暗中活动，才是他愤懑郁怒的根源吧。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内藤良一不但才能杰出，而且头脑机敏，深谙掌控组织的玄妙；其实，他才是在战争期间全面负责石井机关、巧妙操控石井四郎的幕后人物。

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军依照《旧金山条约》对日本的占领也于1952年拉下帷幕。此后又过了4年，扣押在中国和苏联的731部队成员终于被释放，回到了日本。

筱冢良雄作为日本少年队的一员被派往平房，战后被中国军队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由于是731部队的基层成员士兵，没有被起诉，1956年8月4日回到日本。那时，他已经是32岁了。在故乡千叶县茂原车站，一些731部队成员混杂在家人、亲戚、同班同学和邻居中间，前来欢迎他。据说，他看到了731部队的旗幡，大吃一惊。

几天后，甚至还举办了欢迎会。“去向部队队长报告你回国了，”有人前来打招呼说，“我陪你一起去。”

筱冢良雄说：“为什么非得我去报告回国呢。要想见面的话，也应该是他来呀！听我说了这句话后，那个家伙说，‘他在中国被洗脑了，所以才说出这种话’，‘以前可不会这样的’。”从那以后，筱冢良雄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石井部队成员了。

也在那一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接受审判、被判为有罪的山田乙三等人乘坐最后一艘回国轮船回国了。其中有梶冢隆二、川岛清，还有100部队以及731部队分队军医和部队成员，唯独不见柄泽十三夫的身影。

哈巴罗夫斯克市审判结束后，接受审判的12人被押送到莫斯科东北的伊万诺沃州第四十八收容所。该收容所原本是沙俄时期的纺织工厂厂主的宅院，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隆也被关押在这里。

1956年10月20日，即日本鸠山首相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的第二天，每周六例行电影放映结束后，人们才发现柄泽十三夫不见了，顿时一阵慌乱。因为他在洗衣处悬梁自尽了。

面对苏联军方持久不懈的审问，柄泽十三夫终于招供说：“我出于医师的良知交代一切。”

他或许觉得，返回日本，会因泄密而受到冷眼相待，甚至会受到惩罚。或者，他认为自己进行人体实验已为世人所知，得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生活，不堪忍受。迄今为止，柄泽十三夫的遗骨依然还埋在俘虏收容所的墓地里。

据说，川岛清从苏联返回日本后，经常写信给失去一家顶梁柱的柄泽家。柄泽十三夫生前非常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川岛清写信去他家，是要为他儿子和女儿上学提供帮助。川岛清本人已是千叶县八街市八街少年院的医生。据说，川岛有时会跟筱冢良雄见见面，但他几乎绝口不提731部队的往事。

我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反谍报部门的“石井四郎”档案里看到一份报道，是介绍石井四郎的后来情况的。该报道是由共同通讯社分发，已翻译成英文，日期为1950年2月。

“石井四郎的妻子说，现在的石井四郎对禅着迷，宛如禅僧般地生活。”

其实，石井四郎每天要去若松町自家附近的月桂寺听禅，向僧侣请教修禅。这段时期，市谷台的“东京审判”已拉下帷幕，那里离月桂寺近在咫尺；在巢鸭监狱服刑的、被判为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也因麦克阿瑟的特赦令被释放了。

1955年12月28日，即石井四郎死亡前4年，他前往奔丧，为其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恩师清野教授通宵守灵。在那里，他又吹嘘起他那老生常谈的东西。

渡边家有一张石井四郎参与其中的集体照，是1955年在若松町石井家二楼大厅里拍摄的，约有50名731部队成员围着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戴着眼镜，身穿西装，一头白发苍苍。从他脸上，全然不见曾是部队队长的威严以及勃勃野心，流露出温良和蔼的表情，以致让人怀疑他是曾经的石井四郎！

石井春海在《日本时报》上介绍说：“父亲临死前，恳请时任上智大学校长的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给他洗礼，因为父亲战前就与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个人关系很亲密。”

已故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也是圣伊格纳斯教堂的主祭司，所以我打电话给该教会以核实石井四郎是否接受过洗礼。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她帮我查阅了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台账。她告诉我说：“我没有找到石井四郎接受过洗礼的记录，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台账里没有石井四郎的名字。不知道石井四郎是以什么形式接受洗礼的，也不是说没有记录就说明他没有接受过洗礼。”

或许是石井四郎也想忏悔赎罪，要是他希望向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坦白，说出一切情况，认罪忏悔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那就是说他也在忍受良心谴责的煎熬。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头癌而死在当时的国立东京第一医院，时年69岁。石井四郎这么一个曾夸夸其谈、故弄玄虚地忽悠参谋本部的人，却因接受手术而失声，迎来死期，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据说，丧葬仪式在月桂寺举行，北野政次担任葬礼委员会委员长。“加茂”的一位邻居石井守告诉我说：

“自东京的丧葬仪式之后，加茂也紧接着举办了丧葬仪式。我父亲还去帮忙了呢，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丧葬仪式设在当时还存在的石井宅院里，非常盛大隆重，是这一带很少看到的。”

1973年，石井四郎安葬在他妻子清子和长子诚一在月桂寺建立的新坟墓里，法名为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他的坟墓与周边别无二致，就是上面印有抱槲家徽。

——摘自《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