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三）：国际政治的双陷阱危机

文/朱云汉*

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不断地找寻新的敌人。服务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找出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政客喜欢找出敌对目标，因为打击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国防工业喜欢敌人，这可以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政论家与媒体喜欢敌人，因为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畅销书，吸引更多的观众锁定他们的新闻频道。

一山不容二虎

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推进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政策，中间相隔了17年，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历史机遇期，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并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态体系。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也为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市场扩张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让美国许多跨国企业可以专营附加值最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而把利润微薄的制造环节转给境外供应商代工。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源源不断地铺满美国零售商的货架，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用它们赚到的美元外汇大笔地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经济可以长期在低通胀与低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也让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与中产阶级群体可以维持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

维护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符合美国跨国企业与金融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奥巴马时代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体系、裂解中美经济依存关系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作为战略围堵的招数。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会的30多位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西湖畔，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亚洲行。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击，就是推动全球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了美国的预想。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议题引领者角色的里程碑，在这场设定全球议题的重要峰会上美国反而成为配角。

奥巴马任内在中国周边部署战略围堵，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奥巴马的团队在幕后挑起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并一手导演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场。2016年，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美国的劝阻置之脑后，主动与中国修补关系并重启双边谈判，搁置南海领土争端。2015年，尽管华盛顿竭力阻止传统盟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却让自己落得个灰头土脸。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不顾华盛顿反对，坚定不移地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请。所有美国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亚投行门外。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叹，这是美国失去国际经济体最后责任承担人地位的开始。

四重矛盾的叠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排名，2014年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历史性跨越，让美国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的挑战者出现。这是激发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向的最根本原因。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战略对抗迅速升级的通道。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全面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各种潜在矛盾，在媒体上大肆妖魔化中国，包括对美国的“科技窃取”与“政治渗透”，甚至启动情报与司法机构，对美籍华人以及与中国有合作往来的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盘查，刻意制造一种麦卡锡时代的肃杀之气。

在很短时间内，四重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部被启动与激化，构成强大的疑惧与敌视中国的政治能量，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升级的轨道，双方要在短期内妥协，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来要重新回到建设性交往的轨道，必须克服以下障碍。

第一层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国国内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分配矛盾已经累积到沸腾点，要找到外来威胁作为宣泄口。特朗普把受损者的挫折与不满导向两大替罪羊：中国与非法移民。

第二层是全球产业价值链龙头地位之争。如果中国甘于长期屈居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附处于顶端的美国，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可以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红利，谈不上威胁。但现在中国在所有核心技术及新兴科技领域寻求追赶与超越，这对仍想独占全球产业分工鳌头的美国自然构成威胁。

第三层是国际领导地位之争。中国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在地缘政治上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心态是“一山不容二虎”，决不容许自己失去对全球安全、科技、贸易、金融、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美国深信强者必霸，当中国综合国力正快速逼近美国时，美国自然难以容忍。

第四层是社会体制优胜劣败之争。过去主张“建设性交往”的美国外交精英，曾假设美国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导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这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破灭了。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笃信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优越性与普世性的西方精英来说，如芒刺在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国际合作模式，并与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而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正面临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所以对中国带来的体制层面的竞争坐立不安。美国的国家机器铆足劲儿阻挠中国正常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的安全、贸易、科技和金融体系。美国不仅有强烈遏制中国之冲动，还有很大概率会不时采取不理性的做法。

这场战略对峙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一场经济韧性、政治耐力与整体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长期较量，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或政党轮替而在短期内消退。美国政治精英需要折腾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当的学费之后，开始调适基本心态与重新判断形势，接受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兴大国，也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与区域问题上寻求合作与妥协是唯一的务实选项。

这场战略较量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对抗。美国两党统治精英的底气是不足的，他们长期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忽视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数美国民众的信任。随着与中国战略冲突的战线拉长，他们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何需要对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对美国不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且代价高昂的冲突。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就客观而言，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或历史仇恨，中国对美国不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美国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何况中美都具有保证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力量，也有保证经济相互重创的金融威慑。中美之间即使爆发仅动用传统武器的局部军事冲突，也将触发全球性金融灾难，这是阻止中美走向全面军事摊牌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中美关系长期陷入“修昔底德难题”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就是说，双方可能陷入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让世界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板块，让所有国家都难以适从。这场21世纪的“冷战”，将不再以两大集团军备竞赛与代理人战争为主轴，而是在贸易、产业、科技、金融、通信网络与数字资产等领域争夺龙头地位，并在发展模式话语权、国际经济规则、产业与技术标准、全球与区域多边体制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争夺领导权。它与过去冷战的相似之处就是“零和”思维，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对方“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两败俱伤，只要能杀敌一万，宁可自损八千。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启动极限施压政策，扩大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为遏制与围堵中国，美国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市场严重受损，把中美关系推上“新冷战”的不归路。特朗普不断抬高贸易谈判要价，意在让谈判受挫。他们所营造的“反中”与“防中”氛围，在短时间内席卷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压制了各种基于务实或理性的意见，更让国会两党要角与媒体评论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们的主张。

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美国社会三种深层的恐惧情绪，因此这场经济战夹带了极高的不理性成分。

一是害怕美国百年帝国基业的崩塌。国内制造业空洞化、政府与民间过度消费、不断以债养债，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树敌与积怨太多，全球军事部署无法收敛，国力早已透支。这些结构性脆弱问题长期被掩盖，主要是因为其霸权地位赋予它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龙头）。支撑这些特权的基础一旦松动，所有危机都会爆发。

二是源于自己的阴暗霸凌历史、害怕冤冤相报。自从美国登上国际体系权力顶峰，不论是对其邻国、盟邦，还是其他涉及利害关系的国家，美国经常利用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欺负其交往对手。

三是基于种族偏见。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许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倾向，都与他们对黄皮肤人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见有关。不能排除西方人对“黄祸”的深层恐惧再次启动，从而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理性因素。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与美国政界重量级人物的互动中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一种新的思潮正弥漫美国政策圈，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认为，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他刻意用《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就是想唤醒美国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维，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继续以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战争。

客观来说，美国社会内部对于与中国进行一场漫长的全面冲突，缺乏共识与思想准备。美国社会各个群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来阻止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经济与推进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国防升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思考、评估与辩论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来进行长期抗战，他们只是成功地鼓动了“反中”情绪。他们试图让美国选民相信，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会让中国臣服或损失惨重，而自己可以毫发无损。然而很多企业则要求立刻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关税是由美国公司支付，而不是中国。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一厢情愿地打算设下一道“铁幕”，把中国隔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但美国各界很快发现，这道“铁幕”最后会罩在自己身上，却无法阻挡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

事实证明，发动贸易战没有让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赛中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导致许多群体遭受了实质性损失，尤其是仰赖中国廉价消费品的中低收入家庭；仰赖中国生产的设备或零部件的美国厂商，也是叫苦连天。2018-2021年，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减反增，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减反增。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彰显了超强的韧性，迅速成为抗疫物资的全球最大供应来源。

202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的拜登，在是否应该主动结束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的经济智囊都认识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失败的，尤其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发作，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各类原材料、商品以及运输价格节节升高，取消对华额外关税有助于舒缓通胀压力。但是拜登的政治基础相对脆弱，民主党担忧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被共和党夺回多数席位。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仍将陷入僵局。

美国的有识之士迟早会领会到马丁·沃尔夫的警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达利欧看得比较清楚，他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要运用手边的筹码使中国让步妥协，“宜早不宜迟，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战线拉长，这种暂时被压制的务实意见将逐一涌现。所以，只要中国沉得住气，见招拆招、适度反击，但不主动升级这场冲突，不主动与美国经济剥离，这场冲突肯定不会延续百年。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刻意掩饰其霸凌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而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以及基于文明种族优越感的等级秩序。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长期被排斥在外。

例如当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苏对战后欧洲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时，杜鲁门总统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战后重建所需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随即放弃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国是“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第三层非西方国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亲疏关系不同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而非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国际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跨国银行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案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之晦涩，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美国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应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与生态危机等问题不予关心，也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美国只对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攸关自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而放纵自己选择性适用。它不时滥用霸权地位，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以其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在国际关系领域喜欢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以规则为基础”。美国常将自身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时抛出“美国例外”论，肆意曲解国际规则，“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

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国家，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约下的最大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强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

自CRS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这样，它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西方主流学者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

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而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1）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不安全。其最明显的公共之恶之一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任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模式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洗了脑，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金融资产。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2）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并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3）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

（4）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如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IMF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特朗普抛弃国际领导责任，甚至主动削弱与拆解现有多边体制。现有的多边体制面临严重冲击，WTO首当其冲，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分崩离析。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不过，危机也可能变为转机，美国的“退位”也可能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特朗普的“超级流氓大国”行径，迫使现有多边体制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必须挺身而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开放、互惠、非歧视原则的国际规约。新兴经济体也被迫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与建设性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

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它。

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已经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继续搭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并着手修正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果实能创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朱云汉著《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