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50天内，火速通过！
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目前法例已生效，香港警方将针对日后各种公众活动执法。国安法利剑高悬，几天以来，“港独”分子作鸟兽散，“港独”组织也相继宣布转移海外。
今天（7月1日）正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明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张晓明谈到港区国安法出台时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年时收到这份“生日礼物”，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生日礼物的话，未来一定会不断地显示出它弥足珍贵的价值。
郭卫民：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昨天，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今天我们请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先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明先生，请他们向大家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们关心的问题。
下面先请沈春耀主任作介绍。
沈春耀：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9周年纪念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借此机会表示祝贺！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高票通过，一致赞成，充分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心声和意愿。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该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6月30日当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将刚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最新得到的消息，昨天晚上23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完成了刊宪和公布实施的程序，这个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全国都已经生效施行。
沈春耀：
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关键步骤和重要的立法任务。这部法律的公布施行将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这部法律的公布施行，对于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沈春耀：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当前香港的情况看，必须从国家层面来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机制建设，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从国家层面推进有多种可用方式，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将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多种可用方式。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论证、评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出采用“决定+立法”的方式推进这件事情。大家已经看到，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提供了宪制依据。
沈春耀：
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6月中旬、下旬先后召开了常委会第19次会议、第20次会议，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随着这部法律的公布施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全面地呈现出来。新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共六章，分别是第一章总则；第二章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第三章是罪行和处罚，有四类犯罪；第四章是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第五章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第六章是附则。共66条。
从法律规范的性质属性看，这部法律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三类法律规范内容的综合性法律，这三类规范都在其中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内容已经公布，大概有几个方面，我简要概括一下。第一，明确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第二，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第三，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机构的职责与活动的准则；第四，明确规定了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犯罪行为的构成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五，明确规定了案件管辖、法律适用、程序等内容。第六，明确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机构的名称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为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还包括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在特定情况下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情形和程序。
总之，我们相信，有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和举措，有全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这部法律的公布和施行一定能够有效地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一定能够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我就先介绍这些。
郭卫民：
谢谢沈主任，下面请张晓明主任作介绍。
张晓明：
各位记者朋友早上好，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年的喜庆日子，让我们首先遥祝香港750多万居民节日快乐！在座的许多记者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有两个数字的巧合，就是我们等待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已经等了整整23年，终于等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这真的可以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它既是历史的偶然，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借此机会，我想着重就这部法律的意义和影响谈四点看法。
第一，这部法律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一国两制”事业前无古人、事无先例，注定了在推进的过程中会充满挑战，需要不断地解决新问题。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已经就香港基本法实施的相关问题作了5次解释、4次决定。但是相比之下，这一次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这部法律是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最为重大的举措。而这部法律本身就是继香港基本法之后，中央为香港专门制定的第二部重要法律。它体现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总要求，把“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进一步法律化，筑牢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的制度屏障，对“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深远影响。
张晓明：
第二，这部法律是中央完善治港方略的新标志。
怎么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而且是社会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的香港，把它治理好，这是中央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对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重大部署。这部法律就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重大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它标志着中央更加注重治港制度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法治思维，更加注重标本兼治、刚柔相济，更加注重用好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利，并且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体系有机结合，从而牢牢地把握香港局势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导权。这些都会在日后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三，这部法律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
香港被英国管制长达150多年，真正出现繁荣局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给人的启示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香港紧紧地依托内地、连接世界，不断地巩固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并且以自己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和国家、内地的良性互动，这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如果任由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在香港兴风作浪，甚至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的基地，这对香港来说绝对“是祸不是福”，不仅会毁掉“一国两制”，也会毁掉香港的繁荣稳定，毁掉香港居民的福祉。这部法律就是要惩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对他们高悬利剑，对干预香港事务的外部势力形成震慑，充分保护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自由，也包括充分保障在香港的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它将发挥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作用。
张晓明：
第四，这部法律是香港发展重返正轨的转折点。
一周前，我在香港听取各界人士对这部法律起草的意见的时候，无论是工商巨贾、专业精英，还是学校校长、的士司机，他们都对去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之后出现的乱象、惨状痛心疾首，甚至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他们说香港现在一些人想移民，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害怕“黑暴”，是因为看不到出路。一位立法会议员跟我说，他的好朋友前不久在申办新加坡移民手续，本来已经办下来了。但当他听说国家正在为香港制定这样一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时候，当着他的面把原来的那些表格撕掉了，很激动地说了一句“香港有救了”。在座谈会上，我听到许许多多的香港朋友都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香港变乱为治、绝境重生，正其时也。我认为这部法律确实可以扭转乾坤，产生变局效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法可安香江，这一部法律就可以安定香港。
正如刚刚春耀主任所说，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的大日子，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而且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引领“一国两制”的航船破浪前行。我记得香港回归之后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移民潮”、“撤资潮”，但是所有的恐惧和疑虑都被时间和事实所消除，化为乌有。今天这部法律刚刚出台的时候，我想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或者观望的心态，这也是正常的。我坚信，时间和事实会证明一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年时收到这份“生日礼物”，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生日礼物的话，未来一定会不断地显示出它弥足珍贵的价值。
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郭卫民：
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提问时请记者通报所代表的新闻机构。现在开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工作，请介绍一下这部法律的立法程序，立法过程中是否听取和征求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的意见？
沈春耀：
这次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作出《决定》出台法律，确实很有特点，正如提问所说前后一个多月时间，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决定+立法”的决策部署。有这样几个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有广泛的立法呼声。王晨副委员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对有关决定草案作说明时，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全国人大决定出台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积极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推动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机构、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建设，确保有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实施。大家可能有印象，在一个多月前，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方面都有呼声，就是加快制定出台相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事法制工作的有关部门，在这前后收到、接到、听到各方面的呼声也非常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也就是栗战书委员长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对今年的立法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上下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都有这个呼声和愿望，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立法诉求。
沈春耀：
第二，有扎实的工作基础。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分两步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工作是一个整体和系统工程。第一步，全国人大作决定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同步研究起草相关法律，“决定+立法”两个联系非常紧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文件都能够显现出来。大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提出了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应当遵循把握好的五项重要原则。还有通过的决定，一共有七条。这些基本点，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的基本点，在大会期间已经充分体现。第二步，立法。这是贯彻落实大会有关决定的必然要求和关键环节、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要求，通过法律全面贯彻、充分体现和展开。所以从工作基础上看，走第一步同时也在考虑第二步。
中央和有关部门组织精兵强将、法律专家，包括对香港法律非常熟悉的专家，这样一个工作团队集中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法律草案的文本。这也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时点。在草案形成之前，无文本的听取意见、征求意见。在草案形成之后，有了法律案文，也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听取意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也是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听取意见，包括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主管部门、人大的法制工作机构，包括香港中联办，在前方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在北京、深圳、香港，在我上面提到的多个环节上，无文本、有文本、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都是注重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意见，行政长官、有关的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建制派代表人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部分省级政协委员、法律界人士，还有社会各界，不限于法律界，经济、教育、工商等各界人士的意见。这是这次法律草案审议形成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沈春耀：
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立法议程，包括人大会议和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进程，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调整工作安排，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法律案，一般有三审的、两审的、一审的，情况不同。按照《立法法》第30条规定，两审后的有关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提请表决。所以这次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第20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审议，完成了这项立法。
一般的法律草案在一审之后，通过中国人大网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按照《立法法》第37条规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开的也是可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立法有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委员长会议决定，这部法律没有采取向社会全文公开法律草案征询社会各界意见的方式，而是采取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来听取、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香港有关方面的意见，还有几十家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临近港澳的有关地区设区的市，通过内部征求意见。此外，还有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所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环节也是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自身在审议和前后工作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意见。所以这部法律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体现了党中央的精神，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意志和心愿。从制定过程来看也是完全符合我国立法的法定程序。
这部法律之后还有一个工作，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将新制定的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这也是全国人大决定和香港基本法都有规定和要求的。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决定把有关法律列入附件三之前，要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政府的意见，当然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都是在6月30日之前完成。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有关决定都是严格按照我国的法定程序进行的。
俄通塔斯社记者:
最近一些国家发布了社评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是一种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的举措，请问他们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那些国家还发出威胁，说未来中国一定会受到严重制裁，请问你们对此有何评论？
张晓明:
首先要指出的是，香港国安法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可以说它是把坚守“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完美结合的一部法律。它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它的立法内容也没有超出“一国两制”的框架，它的立法效果现在就可以预见，肯定会使“一国两制”实践行得更稳、走得更远。香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偏离“一国两制”正确轨道的现象，有些甚至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这部法律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要纠偏，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往“一国”的方向拉近一些。这么做最终还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而不是要改变“一国两制”。
我注意到，这两天有的国家的政治人物公开说我们现在要在香港搞“一国一制”，如果我们要搞“一国一制”的话，这个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等这些全国性法律直接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何必费这么大周章为香港度身订做制定一部国安法呢？这里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是不是全面准确。大家知道，中央一直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就是因为无论是香港还是国际上都有一些人把“一国两制”的“经”给念歪了。每当中央依法行使某些权力的时候，西方都会有人出来指责说你们破坏了“一国两制”，侵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好像香港的事情中央什么都不能管，反而他倒可以随意指手画脚。中央怎么能够对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在香港肆无忌惮地从事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坐视不理呢？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对危害自身安全的犯罪屡屡发生置之不理的吗？！“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国策，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珍惜“一国两制”，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比我们更加了解“一国两制”的真谛，也没有谁比我们对“一国两制”更有定义权和解释权。
至于你刚才说到有的国家现在声称要对中方一些官员采取严厉制裁的措施，我觉得这是强盗逻辑，我们现在做的是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个关你什么事情，这完全是我们的内政。我又没有招你惹你，你凭什么对我动粗？！香港人喜欢说两句口头语“有冇（没有）搞错？”“关你咩（什么）事！”当然我们也不是吓大的。中国人看别人脸色，仰人鼻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
香港社会比较关注有关犯罪案件的执法权和管辖权问题，请问驻港国安公署是否属于基本法第22条规定的中央各部门在香港设立的机构？依照香港国安法第60条规定，其执行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辖，对此如何理解？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在香港如何执法，是否会将犯罪嫌疑人送到内地审判？是根据香港国安法还是内地法律审判？谢谢。
张晓明：
中央有权力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个大道理，是我们考虑所有具体问题时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香港国安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在国安法里作了规定，就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我们简称“驻港国安公署”。这个机构是依据上个月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刚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设立的，而且从名称上就听得出来，它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它不同于你刚才所提到的基本法第22条规定的“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派驻香港的机构”，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香港国安法第60条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及其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对驻港国安公署及其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不能管，这是保障国安公署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因为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的权力已经超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范畴，而且它执行职务的行为，查办的许多案件都涉及国家秘密，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地的机构不能管辖，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个规定也参照了香港驻军法的有关规定和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大家知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派驻香港特区的机构原来有三家，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驻军。驻军法已经有这方面的规定，当然随着驻港国安公署的成立，中央驻港机构有了第四家。从美国的情况看，美国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有的事情，州也是管不着的。当然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将来驻港国安公署就是“无王管”了，国安法本身对驻港国安公署履行职责的程序、监督机制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规定。
关于驻港国安公署如何执法的问题，你刚才提的问题比较多，一下提了四五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执法问题，国安法第55条规定很清楚，国安公署只在三种特定情形下行使执法权。驻港国安公署的执法权主要体现在它要对有关案件进行立案侦查，采取必要的侦查措施，也包括报请指定的人民检察院批准之后逮捕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至于后续的一些环节，包括香港话叫“检控”，我们叫“起诉”，也包括审判，国安法都规定得很清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的检察院来负责检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法院来负责审判。国安法之所以这么规定，就是考虑到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内地不同。中央有关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机构是两个不同的执法、司法主体，他们应该也只能是执行它自己的法律。如果要求香港的警察、律政司检控人员或者法官来执行内地的法律，或者要求内地公检法有关部门执行香港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了解，另外也容易造成管辖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混乱。所以按照现在国安法的这套设计和规定，将来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支执法、司法队伍，各自形成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执行各个环节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或者说完整“一条龙”、“全流程”的管辖。各管各的，这样既做到分工比较明确，管辖划分比较清晰，同时又能够相互互补，协作和支持，形成支持、协作、互补的关系，两个方面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和机制体系。我就回答到这里。
光明日报记者：
我们知道，这部法律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法律内容不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请问如何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含义？谢谢。
沈春耀：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关键词，也是这个法律的名称，我稍微回顾一下，去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后来聚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因为我们国家还有特别行政区。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也是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明确提出从国家层面来推进这件事情。刚出台的这个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如记者提问所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身。因此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关键词，我理解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身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这在全国人大的决定中，在刚通过的法律中都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个宪制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都要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来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身很重要，也是负主要责任。
第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刚才张晓明主任也明确讲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法律中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这个机构。中央原有的几个机构和维护国家安全也有一定关系。因此第二层含义是一个地域性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但不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身。
第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中央人民政府负有根本责任。什么是根本责任？是最高责任，最终责任，全面的责任。这一层面也超出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身，也不是在那里。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也就是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因此，对这个法律的名称，包括这样一个概念术语应该作广义的理解。法律的六章，各自章节中都有明确规定。第二章专门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责任和机构，第五章集中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相关的内容，但整体上都是体现一个广义的含义。
路透社记者：
请问对勾结外国势力的具体定义是什么？特别是什么行为属于引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憎恨的行为？勾结外国势力的适用范围有多广？
张晓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香港国安法第29条规定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里所讲的“勾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交流交往。一般的、正常的对外交流交往，根本不存在涉嫌犯罪的问题。香港社会有一些人对“勾结”这个词不是太熟悉，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有这样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刑法里也有类似规定。“勾结”这个词汇，字面意思就是相互串通干坏事，是个贬义词。在刑法里面“勾结”就不是一般的干坏事了，是指干犯罪的勾当。国安法第29条对勾结行为的主要表现方式有明确规定，对于哪些勾结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也有明确限定。我手上有法律文本，这个地方规定的很清楚，29条规定的很清楚，主要是两类方式，一类是为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这几种勾结，也是通常我们所讲的间谍罪的表现方式。再一类是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方式的支援。“勾结”的表现形式，总之是有涉外因素和具体行为。当然要构成这里所讲的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有其他一些犯罪构成的要件，包括主观上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故意，包括通过勾结这种方式实施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国安法第29条后面列了五种行为，所以要和这五种行为挂钩才可能构成这一类的犯罪。
你刚才还问到“引发憎恨”到底指的什么。我首先要讲，“憎恨”这个词或者“引发憎恨构成犯罪”这个概念是我们照抄的香港法律。香港现行法律当中有一个《刑事罪行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第10条规定了引发居民之间的憎恨和引发对政府的憎恨可能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恰恰体现了这部法律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到香港现行法律的规定，充分考虑到香港普通法的一些概念和习惯，尽量予以吸收。当然，一般的“憎恨”不可能构成犯罪。这里的“憎恨”明确规定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才可能构成犯罪。举个例子，如果通过造谣的方式引起全社会对政府的某种仇恨，类似于去年修例风波中我印象比较深的，突然有人造谣说香港太子站发生打死人事件，把社会不满情绪集中指向香港警方，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造谣也可能是针对中央政府来的，恶意的，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可能构成犯罪。至于说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要举个例子的话，去年修例风波当中也有人到国外去乞求外国政府制定法律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这也是故意而为。如果造成后果的话，那也是可以论罪处罚的。
中国日报记者：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请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还需要完成23条立法。如何处理好23条立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法律以及香港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谢谢。
沈春耀：
23条立法，香港基本法的第23条规定，无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在内地，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条款。这次国家采取立法措施，包括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和人大常委会出台法律，很多人关心香港基本法现行第23条规定的立法。关于这个问题，在形成、提出和推进“决定+立法”的工作部署中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第三条有明确要求。刚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7条也明确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
刚才晓明主任讲23年，这23年确实比较长。两个数字，23碰巧还吻合上了。所以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尽早完成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特别行政区方面，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是明确表态在国家法律出台后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我想说明以下一些情况，很多国人、香港同胞也都很关心。
第一，23条规定了什么呢？它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一共规定了七种行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还有两种是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有关的活动，一共七种应予禁止和惩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出台的决定第6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行为和活动。这四类是全国人大决定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来惩治的。所以一个七种，一个四种。其中，有两种行为是有交集的，一个是分裂国家，另外一个在23条中表述是“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安法中表述是“颠覆国家政权”，含义更为广泛、更为充分。
第二，两者又有很大不同。新出台的法律除了规定四类应予惩处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重要内容。刚才讲到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三类规范。再展开一点，内容有“两个层面”，包括特区层面的制度安排、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一个是建立健全执行机制。也就是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刚才讲的实体规范、程序规范、组织法规范都在其中，也就是说，新出台的法律内容比原来基本法23条设想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第三，是不取代。全国人大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法律都不取代香港基本法23条要求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规定。
第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包括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有关立法。还有一句话在法律中也有明确，“完善相关法律”，也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层面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可能也不限于23条立法。去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一个案例，依据的就是现行的《社团条例》，还有《刑事罪行条例》，现行的香港本地法律中还有一些法律也和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从特区层面完善法律制度当然包括尽早制定基本法23条要求的立法，也包括其他方面。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及其实施，不得同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出台的法律相抵触，不得同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的决定和法律相抵触。这都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第20次会议上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决定和法律是符合我国宪法、香港基本法，这部法律还符合全国人大决定的精神。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相互都有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应该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或者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还规定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及时丧失参选或者或者出任公职的资格。请问这是否是为了在9月份立法会选举之前取消反对派的参选资格？反对派参选人是否会因为反对香港国安法而丧失参选资格？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意味着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谢谢。
张晓明：
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是国际通例，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是参照基本法第104条关于公职人员宣誓效忠的规定。当然，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104条相比较有两点不同，一个是宣誓效忠的范围有所拓宽，不是基本法限定的几种对象，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不限于这几类人，也包括了所有的公职人员。第二个是国安法明确规定，通过选举方式要担任公职的这些人，参选时也要签署有关文件，来表示他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经在采取这种做法。你参选立法会议员也好，参选区议会议员也好，要签署一份文件作出这样的承诺。这次香港国安法实际把香港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法律化，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里面需要指出一点，无论是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的宣誓效忠制度，还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的宣誓效忠的内容，这里面提到的“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毫无疑包含了效忠国家的含义。这个道理也很显然，这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决定的，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当然公职人员宣誓效忠的对象首先就应该是包含了国家主体，不能够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割开来，把宣誓效忠理解为仅仅是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我这个说法不是无的放矢，香港确实有人是这么一种看法。做这样一个理解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除了我刚才对基本法的一些根本性条款做这样的解读之外，再就是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对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的规定作过一次解释，解释中也明确了“宣誓效忠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个地方把两个主体写明确了。
至于您刚才提到这次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不是为了下一步9月份立法会选举的时候为取消香港反对派参选人参选资格提供依据。香港讲取消参选人参选资格叫DQ，这次立法是不是为DQ打伏笔。我只能这么说，这种猜测把我们的立法目的想得太功利，也太短视了。中央决定制定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它的着眼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是为了保国家安全、还香港安宁，为了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所以我们的站位比他们要高得多。
你刚才提到反对派参选人会不会因为反对香港国安法就丧失参选资格。你提出了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但我相信，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依据香港基本法、这部国安法和香港现行有关法律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界定。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制定香港国安法绝对不是把香港的反对派阵营或者泛民主派阵营作为一个“假想敌”，不是这个意思。制定这部法律就是要聚焦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不是整个反对派阵营。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经体现了中央的政治包容，你还是可以长期存在，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见，包括反对政府的主张。小平同志当年讲过，香港回归之后还是可以骂共产党，但是不能够把它变成行动，变成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这也就是说“一国”有底线，“两制”有边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也有底线。所以大家都要遵守规则，都不能突破底线。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香港的反对派阵营也应该好好地做一番反思，并且做适当的调整。
新华社记者：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可以对四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使管辖权，请问中央遵照什么原则、方式行使这些管辖权？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如何对案件管辖进行划分？谢谢。
沈春耀：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法律的第55条，中央行使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情形。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负有宪制责任，法律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也有它明确的定位。法律第12条规定，它要承担主要责任。还有一句话“要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这是一个总的要求。在案件的管辖和处理、审理方面也应该遵循和贯彻这一精神。法律的第40条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本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这是一个一般规定。“但本法第55条规定的情形除外”，这样我们的目光就转到第55条，关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对本法规定的案件行使管辖权的规定。什么特定情形？法律列出三种：（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出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三）出现了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实事求是讲，这种情形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出现困难局面，出现重大现实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制度建设必须考虑到各种风险和因素。
这个特定情形下，国家安全公署管辖有关案件在启动程序上法律规定也是非常严格和明确的。什么程序呢？首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提出或者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其次，不论是哪两个渠道提出，都要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这样的程序下，在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形下，才能启动或者行使中央对有关案件的管辖权。香港国安公署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整个执法是相关联的多个环节。行使对有关案件的管辖权，立案侦查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负责，起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有关检察机关负责。案件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关法院负责。侦查、起诉、审判，这些诉讼活动以及刑罚的执行，执法诉讼活动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法律在55条、56条、57条都有明确规定，这是一整套执法司法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针对的只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虽然是极少数，但是法律制度必须作出安排。这也是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的重要体现，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有力、有效的执法和司法活动的支持和加强，也是有利于避免可能出现或者导致出现香港基本法第18条第四款规定的紧急状态情形。一旦出现第四款规定的紧急状态情形，那是非常严重的情况。香港基本法第18条第四款有明确规定，现在法律确定的中央在特定情形下行使对有关案件的管辖权，有利于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形，用低强度的这样一种方式来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要防止和避免出现严重的情形，所以这次制度安排是这次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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