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姚凯：大湾区应在破除人才跨境自由流动限制上深入探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文汐 广州报道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形成人才发展战略布局，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当前，在科技创新强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各地建设人才高地的目标有何异同？未来的高水平人才引育工作应如何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做到地区间人才自由流通、协同发展？

近日，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就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记者的专访。他表示，目前各地高水平人才的引育举措具有一定的同质化和竞争性，地区间人才分布仍然呈现出非均衡性和“马太效应”，地区间的平台、政策、资源缺乏共享，人才的跨区流动和协同治理水平有待提升。“中心城市应该与周边地区形成有效的内外联动，在中心区域周围打造优质的城市功能服务和完善的居住保障政策，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

建设世界级人才高地非常紧迫

21世纪：中央在此时提出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有何重要意义？

姚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空前提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引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因而当下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渴求人才，需要通过建设高水平全球人才高地吸引天下英才而用之。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浪潮到来，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了不确定性，我国亟需通过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实现全球人才资源的配置，赢得新一轮全球人才竞争。

21世纪：北京、上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方面，基础与目标有何异同？

姚凯：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都承担着高水平建设“世界级”人才高地的历史重任，三地龙头城市要高起点、高水平建设人才高地，真正建成“世界级”人才高地，才能够有利于我国形成有力的战略支点和高质量雁阵格局，为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都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积累了雄厚的经济产业实力，拥有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汇聚了一批引领产业发展的头部高新企业，同时拥有中关村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等高能级科创载体平台，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珠三角高水平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集聚的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区域辐射力和影响力，具有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良好基础。

但三个地区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使命。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功能逐步完善，与周边地区内外联动，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疏解非首都功能，发挥首都引领优势，构建高精尖产业机构，吸引集聚高端人才，带动周边城区按照不同功能、承载能力和区位条件发挥城市作用，优化区域人才配置。

上海提出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框架，作为G60科创走廊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海发挥全球城市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区域产才深入协同发展，合力铸强人才链、产业链、价值链，增强整体科创实力。

粤港澳大湾区则充分发挥区域科技和产业优势的同时可以发挥自身特点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过程中，探索开放互通和协同共享的创新要素和人才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创新机制。

高效用才是引才留才的关键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高水平人才之间的关系？当前在高水平人才的引育工作方面，全国基础如何？存在哪些突出的短板或阻碍？

姚凯：高水平人才特别是科创人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主心骨，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主体和关键支撑。同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是高水平人才中心，通过提供一流的人才平台载体、一流的学术交流氛围、一流的人才环境、一流的人才政策规制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形成近悦远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生动局面。

近年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人才招引，纷纷出台人才政策特别是高水平人才的招引措施，高水平人才引育工作成效初步显现。据2021年度“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排名看，中国从去年第42位升至第37位，首次进入前40，新加坡和美国分列第2及第3位。从城市排名看，位列前10的城市几乎被美国和欧洲包揽，香港位列20位，北京、南京、上海、台北等城市也进入前100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顶尖人才仍然非常稀少，高端人才匮乏，同时创新实践型人才也相对匮乏，综合创新环境有待优化。目前，各地高水平人才的引育举措具有一定的同质化和竞争性，地区间人才分布仍然呈现出非均衡性和“马太效应”，地区间的平台、政策、资源缺乏共享，人才的跨区流动和协同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另一方面，缺乏对高水平人才的长期性支持举措，科技创新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为人才搭建高水平装置设备“硬环境”的同时，也需要为人才提供长期性支持，为人才创造一个开放自由、宽容失败的“软环境”，让高端人才能够潜心研究，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成长。

21世纪：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如何理解战略支点与雁阵格局？搭建平台对于引育高水平人才有哪些作用？

姚凯：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战略支点与雁阵格局，在空间维度指明了人才发展的战略布局，人才平台建设应该有整体化、系统化的思路，形成“中心支点+区域协同支撑”的区域联动人才发展平台体系。

由于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基础不同，我国各地区人才基础、创新基础水平不一，不同地区和城市应该在人才发展战略中找准功能定位，发挥自身优势特色，积极融入区域协同的整体战略中去。

人才需要有能够充分施展才能的事业平台，高效用才是引才留才的关键，在中心支点和周边区域联动搭建的雁阵格局平台体系中，人才要素能够在平台间、载体间、用人主体间高效自由流动，为高水平人才打造开放、自由、包容的创新环境，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集聚同时也为本土科创人才培养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龙头城市扮演领头雁角色，作为关键战略节点高水平建设“世界级”人才高地将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大科学装置、科技平台、实验室等顶级人才载体，周边城市地区也应发挥群雁作用，积极对接和承接中心城市的溢出和辐射效应，围绕着创新链“强链”“补链”，在金融、保险、教育、研究、知识产权等支撑服务领域形成自身优势，同时发挥区域产业和城市特色，在合力构筑人才大生态圈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需有效治理人才“挤出效应”

21世纪：当前不同城市间的人才协同效应主要靠政府推动，主动协同、自发协同动力不足，人才政策同质化、人才竞争无序化和人才资源低效配置现象并存。如何克服当前的问题？

姚凯：目前地区间协同治理的水平不高，部分地区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才分工和错位竞争导致人才需求同质化，人才政策也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城市和地区间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协同共享，借助大数据等工具科学分析定位产才需求，共同制定治理规划，制定协同互认的人才政策体系，共建共享的人才发展平台。同时对于地方的人才相关指标考核中，可以探索纳入区域协同共治的相关考核指标，改善各地分而治之的碎片化治理局面。

21世纪：一线或省会城市对人才需求量大，但房价高企、生活成本高等原因对人才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矛盾？应如何规避？

姚凯：2017年以来，国内约超过60城先后出台了吸引人口集聚的相关举措，“抢人大战”的范围从新一线城市逐步蔓延至三四线城市，甚至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也发布了一系列引才政策，吸引人才集聚。一方面城市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威胁，陆续降低人才落户成本，大力招引青年人才，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让青年人才难以安心扎根。

随着城市加速发展，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长期缺乏有效治理，高昂的生活成本将逼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中心城市应该与周边地区形成有效的内外联动，完善周边附属城区的综合城市功能，从东京都市圈的发展经验来看，东京中心周边的多摩、横滨、千叶等新城建设不仅承担了部分中心区域科研、行政、商业等功能，同时也疏解了中心区域的居住和交通压力。例如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可以通过推进新城建设，在中心区域周围打造优质的城市功能服务和完善的居住保障政策，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

大湾区可深入探索人才跨境治理

21世纪：当前广东拥有“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拥有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接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探索突破哪些重点领域、重点问题？

姚凯：随着粤港澳深入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广东在人才跨境交流、跨境就业、跨境服务、跨境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在人才要素资源跨境自由流动方面积累一定的示范经验。同时，广东特别是深圳所采取的开放有力的引才聚才政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广东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才跨境治理方面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从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激励等方面探索统一互认的标准，破除限制人才跨境自由流动的限制，鼓励人才培养机构、用人主体、人才管理机构的深入协作，促进各类人才要素在相关机构间的流动共享。例如共建全球人才大数据库和粤港澳人才综合服务平台等平台，打通区域间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由流动的障碍，链接三地人才相关主体。同时充分发挥大湾区“双循环”中心节点的独特优势，营造一流的人才环境和营商环境，打通人才自由流动的瘀淤点和堵点，在全球高层次人才集聚、人才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等方面产生新的突破。

21世纪：广东一大特色在于人才配置让市场“挑大梁”，包括设立人才集团、借力“海交会”、“高交会”和“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重大展会平台。您认为，市场挑大梁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姚凯：广东在人才市场化服务和市场化治理方面一直勇于探索，在人才集团、人才平台等方面进行了“先行者”的尝试，为人才市场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人才的评价、使用、激励等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充分发挥用人主体的自主权，破除例如“五唯”等传统的人才限制，借助市场的力量将人才放在适合的单位和适合的岗位，为人才提供最优的条件，充分激发人才活力。

良好的发展生态是人才落地扎根的关键，引才需要搭建让人才有用武之地的事业环境，也要创造让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的优质服务环境，自由开放的市场化环境能够为人才创造丰富的事业机会，吸引集聚创新创业人才为当地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广东要敢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使市场成为人才治理的关键性和建设性要素，从而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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