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背后的男人”：二战的关键战役，都有他的身影

文·姜昊骞

尽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面战场中表现不算亮眼，却贡献出了一批现代非正规战的开拓者，“辅助部队”（Auxiliary Units）的负责人科林·格宾斯（Colin Gubbins）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辅助部队的名号平凡无奇，其实是一支精锐游击队，以防纳粹德军登陆英国本土。

格宾斯还领导了多次重大敌后行动，炸毁诺曼底圣纳泽尔船坞，摧毁德军大型水面战舰在大西洋开展活动的基地。在战争期间，他得到了首相丘吉尔的破格提拔与大力支持，为纳粹占领区的抵抗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援。

帽贝炸弹

绅士是英国男人的标签，为人要正派，做事要规矩，竞争也要讲公平，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是也。但到了1930年代末，法西斯的阴云遍布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社会上下也展开了一场关于战争要不要绅士的争论，最后甚至成为了一项国会议题。在会议中，一向特立独行、直言不讳的保守党议员罗伯特·鲍尔向陈腐的绅士规范开炮，宣称：“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冷酷、残忍、无情的政府。简而言之，我们政府里需要多几个流氓无赖。”

正如英国畅销书作家贾尔斯·米尔顿（Giles Milton）的《丘吉尔的非绅士战争》一书的标题所示，面对希特勒这样不择手段的狂人，英国必须打一场“非绅士战争”。该书作者精心搜集了大量原始文献，其中不乏绝版和私人资料，为我们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英国非正规战线的一位位奇人怪才，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科林·格宾斯。

1896年，科林·格宾斯出生于东京。当时，他的父亲约翰·哈灵顿·格宾斯担任英国驻日使馆日语秘书。小科林生活在父亲的苏格兰老家，接受了严格乃至于严苛的管教。当家人是他的姑妈，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是觉得冷，你就绕着房子跑跑。”要知道，他生活的马尔岛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纬度与阿拉斯加和勘察加半岛相近，物产贫瘠，终年阴冷。1913年，他报名参加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立即被录取为“绅士学员”。他自己可能也料不到，日后会成为英国非绅士战争的领导人。

他第一次见识非正规战，是在爱尔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有陷入西线的战壕，而是被调往爱尔兰，镇压当地爆发的独立战争。凭借街头黑枪、焚烧房屋、散发传单等方式，身着便装、只有简陋武器的爱尔兰人给全副武装的英国正规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一晃二十多年过去，科林于1939年被招募进了“D部”。D是destruction的简称，是隶属于英国中央政府的绝密部门，负责将精锐特工小队派到敌军后方，开展暗杀、破坏和颠覆活动。科林的非正规战之路由此开启。

上任后，科林迅速编写了两本游击战教材。同时，他还招揽了一批与传统陆军官僚格格不入的怪才。首先是米利斯·杰弗里斯，他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工程师，长期在动荡不安的英属印度西北边境服役。但是，亲身经历和目睹的血腥场景让他走向了前半生的反面，从桥梁设计师成为了一名执着于破坏桥梁的专家。他相信，炸毁桥梁可以发挥巨大的战略作用。

被招入科林的团队后，他不仅撰写了《如何使用烈性炸药》手册，还开发了一系列诡雷。1939年的一天，他在《扶手椅科学》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超强磁铁的文章，于是拨通了编辑斯图亚特·麦克雷的电话，询问对方能否开发一种磁性水雷，设计构想是“先由一个潜水员把水雷放在船的一侧，它会吸附在上面，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爆炸，把船炸沉。”麦克雷并不是文章作者，也没有现成的实验场所和开发思路，但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正犯愁的时候，麦克雷想起了自己做上一份工作，也就是《房车与拖车》杂志编辑时认识的一位房车公司老板塞西尔·克拉克。尽管克拉克之前从未参与过军工项目，但依然热情十足。他说用最简单的设备就能制造出致命的武器。他从超市买了几个锡制大碗当作“水雷壳”，磁铁是从五金店买的，实验台是家里的长凳子，他找铁匠打了一个将磁铁固定在碗上的铁环。延时引爆装置是遇热会缓慢融化的茴香糖，防止茴香糖受潮的装置是避孕套。

项目启动后仅仅过了几周，新式磁性水雷就在厨房里的简陋“实验室”中诞生了。他将这种武器称作“帽贝炸弹”。帽贝是一种欧洲常见的贝类，底部有吸盘，能够牢固地吸附在岩石上。这种看上去很不靠谱的武器，后来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比如1943年9月的雅维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14名澳大利亚Z特种突击队队员潜入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港，用帽贝炸弹毁伤了港内的6艘舰船。二战结束后，帽贝炸弹还在孟加拉国独立战争、英阿马岛战争中使用过。直到2019年，波斯湾还有多艘油轮被类似帽贝炸弹的武器毁伤。

帽贝炸弹的研发过程是格宾斯的一项早期成就，也是他在英国秘密战线上的工作方式的缩影：不拘一格，全力以赴。因此，他们难免遭到军需系统的抵制。格宾斯团队刚刚要将帽贝炸弹大规模投产，军需大臣莱斯利·伯金就表示了极大反感，表示大型公司“只有得到军需部的批准才能接受订单”。杰弗里斯只得化整为零，将生产工作分给了包括店面照明设备公司、电影放映机公司和汽车改装厂在内的一批小公司，或者说小作坊。

科林·格宾斯（中间）视察工作，图中右边是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

所幸，他们的工作得到了1940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丘吉尔对“肮脏战争”并不陌生，之前在俄国北部和英属印度边境就下令使用过化学武器。如今，看到德国人竟然将水雷投入了泰晤士河，丘吉尔更是“迫切地想要以牙还牙”。另外，丘吉尔对效率低下的陆军官僚也有很大意见，有意保护“充满创意的天才头脑”。他不仅将杰弗里斯破格提拔为陆军中校，不久之后更是为他的研发项目提供了充足的特别资金。

丘吉尔的这种风格不免会被扣上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的帽子，但确实让一批“边缘人士”发挥了常规军人不可能起到的作用。除了格宾斯、杰弗里斯以外，曾在日军大破缅甸英军之际逆流而上，向日军后方发起远征的特种作战先驱奥德·温盖特，同样受益于丘吉尔的欣赏和庇护。

挪威经验

投身秘密战线之后，格宾斯的主要工作是组建队伍、编写教材、研发武器、联络外国特工等。以英国陆军部军事代表团成员身份在巴黎活动期间，他曾努力帮助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处处长斯塔尼斯拉夫·加诺，组建一支波兰本土游击队。

总之，他并没有参加实战的机会。一方面的原因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阻拦。秘密情报局的另一个名字是“军情六处”，1912年正式成立，后来发展为世界四大情报单位之一。但是，回到1930年代与1940年代之交，秘密情报局上层依旧认为游击战没有实效，反而可能会让其下辖的特工陷入危险。

另一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西线在打一场“假”战争。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陆续派遣了9个师前往法国，但直到1940年4月为止，英法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4月8日午夜，随着德军以演习名义入侵挪威，英国匆忙派出两支远征部队，准备守卫瑞典铁矿在冬季唯一的输出港口纳尔维克。

两天前，格宾斯从法国回到伦敦。4月13日，他向陆军部汇报了派遣游击队到挪威的计划。两天后，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将自己组建的游击队称作“剪刀部队”。剪刀部队由4个连组成，每个连有20名军官和270名士兵，配备了全套御寒衣物。此外，格宾斯还从英属印度调回了20名精锐军官，这些军官曾长期在印度西北边境服役，有着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尽管格宾斯行动迅速，之前杰弗里斯也在国内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炸弹、武器等物资，但挪威行动无疑太过仓促了。英国上下对挪威的了解严重不足，陆军部档案中虽有一个标着“挪威”的文件夹，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5月5日，格宾斯率领的游击队从英国出发，前往挪威尚未被占领的地区。3天后，他们在黎明的刺骨寒风中登陆了。情况比他预料中还要恶劣，德军进展神速，距离格宾斯的登陆地点只有32公里，挪威军队的抵抗已经全面瓦解。格宾斯遇到的一名法军上尉说，他已经收到了“巴黎的直接命令”，要求他相机撤退。此外，他也得不到任何空军支援。

这正是对他几个月来精研游击战理论的严峻考验。格宾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并不能阻止德国占领挪威，他的任务只是“破坏和扰乱德军行进”而已。但是，他要将挪威作为自己的练兵场与试验场。他做到了，他打出了一场精彩的雪地伏击战。

二战期间，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在丹麦空投的金属容器，里面有武器弹药和相关物资。图中显示，这个容器装了斯登冲锋枪及其弹药、手雷。格宾斯大力推动SOE的组建，目的是协助纳粹德国占领区的地下抵抗运动，并开展谍报与破袭活动。

挪威游击队告诉他，德军正在向格宾斯所在的挪威中部港口莫舍恩挺进，在主力部队之前还有一大批自行车侦察兵。于是，格宾斯派普伦德加斯特上尉率一个排守卫通往莫舍恩的桥梁。上尉是20名从印度抽调来的军官之一，熟稔阿富汗人的游击战术。他懂得伏击战的精髓是隐蔽、突击和撤退。

上尉在莫舍恩城外几英里处，找到了绝佳的伏击地点。这里有一条湍急的河流，渡河的唯一途径就是走过长长的桥。道路两侧分别是高山和湖泊，如果伏击得手，德军将插翅难飞。清晨时分，一队60人的德军侦察兵来了。趁着德军搬开路障的时机，英军机枪猛烈开火，当场消灭了大部分敌军，其余英军一拥而上，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残敌。

伏击成功后，格宾斯率军北撤到博德镇。在这个过程中，他领会到了德军的残忍。为了给遭遇伏击的战友复仇，德军大肆轰炸博德镇，前后共有100架飞机出动，就连医院都不放过。两周后，格宾斯回到英国。尽管英军在挪威大势已去，但格宾斯向国内证明了游击战的有效性，同时也获得了挪威盟军总司令的夸赞。在赞扬声和荣誉背后，格宾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而全面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格宾斯将挪威经验充分运用到了之后的行动中，包括组建“辅助部队”。6月22日，格宾斯参加了一场秘密会议。会上，总参谋部委任他负责英格兰南部的防务，因为希特勒随时有可能登陆。早在8天前，德军就攻占了巴黎。22日当天，德法两国签订和约，正式宣布停火。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德军最后并未登陆，但这种危险在当时无疑是迫在眉睫的。

格宾斯计划将“辅助部队”打造成一支精锐的敌后游击队。作战预设是德军已经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开始向内陆挺进。这时，辅助部队要越过战线，破坏滩头阵地和补给线，从而阻止德军进入伦敦。

他知道这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他必须不择手段。仅用14天时间，他就招募了一批对本土地理了如指掌的人，包括猎人、渔民、护林官、农场工人、矿工等等。这些人知道哪里适合存放物资，更能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后迅速消失。他修建了大批基地，以供游击队员使用。

除此之外，格宾斯还采用了与绅士风度背道而驰的训练方式。他教给队员们的全是“下作”的杀招：割嘴、击破耳鼓、挖眼、剖腹、顶肋。更有甚者，队员不仅要杀死敌军，还要将其阉割。这是格宾斯的一种心理战，目的是“打击其余（德军）的士气”。这样极端的方法惹来了正规军的怨言。日后在北非重挫德军的蒙哥马利将军宣称：“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永远不会配合任何非正规战行动。”

但在丘吉尔的鼎力支持下，格宾斯依然在稳步推进。到了1940年秋季，辅助部队工作基本完成，而他的非正规战传奇才刚刚开始。他在此期间大力推动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组建，目的是协助纳粹德国占领区的地下抵抗运动，并开展谍报与破袭活动。

偷袭诺曼底船坞

炸毁位于圣纳泽尔的诺曼底船坞，是格宾斯最辉煌的非正规战绩之一。

圣纳泽尔是法国西北部的一座滨海城市，是德军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能停泊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基地。自1941年5月“俾斯麦”号战列舰自沉以来，它的姐妹舰“提尔皮茨”号就成为了纳粹海军唯一一艘新型战列舰。如果“提尔皮茨”号部署到大西洋，必将对已经遭受德军潜艇重创的英国补给船队造成致命的威胁。阻止这种状况发生，成为了丘吉尔和英国上层最关注的目标之一。

但是，由于“提尔皮茨”号的规模太大，不可能由特工潜入炸毁，哪怕是使用帽贝炸弹也无济于事。空袭行动同时在开展，但一时尚未得手。摧毁诺曼底船坞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足以让“提尔皮茨”号不敢涉足大西洋。这项任务交给了格宾斯团队。

格宾斯考虑过多种备选方案，包括空降和强行突破后安放炸弹。船坞本身非常坚固，但真正的难点在于摧毁船坞两端的闸门。闸门由极厚的钢筋制成，有足足十多米高，坚不可摧。另外，纳粹深知船坞的重要性，在船坞各处，尤其是通往闸门的航道两侧布置了密集的对海和对空火力。船坞旁边就是卢瓦尔河河口，但在正常水位下，除了小舟以外的其他舰船只能从这条航道来到闸门前。因此，这些“常规”的非正规战方案都不具有可行性。格宾斯必须拿出一套更天马行空的方案。

1943年，一支英国特种部队，他们的装备与正规部队比有细微差异。

答案来自海军军官约翰·休斯—哈利特。他注意到，在潮汐作用下，卢瓦尔河河口水位每年有几个小时会特别高。在这段时间里，吃水足够浅的船只可以不走航道，顺着卢瓦尔河就能直抵闸门。经过计算和演练，这个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

英国人将旧驱逐舰“坎贝尔敦”号进行了改造，准备用它撞击闸门。除了为减轻吃水深度拆除一切不必要的设施，最重要的是将一枚4.5吨重的炸弹置于甲板下方，外面再用水泥包住，确保爆炸后能对水闸造成最大的破坏。

但这还不算完，仅仅破坏闸门并不能让诺曼底船坞长期瘫痪。“坎贝尔敦”号撞击之后，突击队员要下来破坏闸门后面的船坞，包括水泵房、另一侧闸门的操作器械。破坏完成后，“坎贝尔敦”号上的炸弹方可爆炸，引海水倒灌，冲毁船坞内一切残存的船只和其余设施。这个间隔至少要有6个小时。这样一来，诺曼底船坞短时间内就不可能修复了，“提尔皮茨”号也会因此止步大西洋。事实上，诺曼底船坞直到1948年才得以修复，袭击十多年后依然能看到当年的狼藉。

这场突袭行动被命名为“战车行动”。从方案本身就能看出，此行注定九死一生，而且有无数个可以出错的环节：“坎贝尔敦”号过早被发现击沉，根本没有撞到闸门；突击队员没能充分破坏船坞；还有炸弹本身或延时装置失效，没有按照计划爆炸。

1942年3月26日，“坎贝尔敦”号从英国出发。3月29日抵达卢瓦尔河口，行动正式开始。在潮水的托举下，驱逐舰惊险地通过了浅滩，朝着船坞闸门驶去。他们已经尽可能采取了伪装措施，包括按照德国海鸥级驱逐舰的样子改装、挂上纳粹旗帜、用提前获得的德军密码本对暗号等。但是，在距离闸门还有1.5公里左右的地方，德国守军识破了他们，猛烈的炮火瞬间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万幸的是，“坎贝尔敦”号总算于凌晨1点34分猛烈撞上闸门。

紧接着，比尔·普理查德上尉指挥的破坏小队将分头破坏船坞设施，将炸弹埋放在预定地点并引爆后，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得以乘坐两艘汽艇和小炮艇返航，与外海的接应船只会合。突击队员的伤亡率高达四分之三，大量伤员留在了船坞内，突围失败后全部被德军俘虏，其中就包括“坎贝尔敦”号船长斯蒂芬·贝蒂。

贝蒂先前被告知，延时装置最多可能会晚两个小时爆炸，这就意味着如果9点30分还没有爆炸声，突袭任务便功亏一篑。10点，德军人员来到“坎贝尔敦”号上。审问贝蒂的德军情报人员洋洋得意地说：“你们显然不了解这扇闸门有多么厚重，想用一艘破烂的驱逐舰来撞碎它，真是鸡蛋碰石头。”就在此时，整个船坞地动山摇，炸弹终于爆炸了。闸门整个崩塌，将船坞内的两艘德国油轮甩到了船坞的墙面。先前登上“坎贝尔敦”号的德国人，全部一命呜呼。

这是非正规战的一次壮举。希特勒暴跳如雷，丘吉尔大喜过望。就连原本认为“战车行动”“绝无可能成功”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蒙巴顿勋爵，都刮目相看。

从“战车行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格宾斯及其团队为欧洲地下抵抗运动进行了大量支援。他们摧毁了挪威的重水工厂，搁浅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计划。盟军最高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曾说，格宾斯对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抵得上6个师。

战争结束后，丘吉尔本人不久黯然下野，特别行动执行处也于1946年解散。格宾斯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特种部队俱乐部上，旨在维系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情谊。杰弗里斯成为了英国驻印度军队的总工程师，但一直觉得在正规军队的条条框框里满不自在。克拉克回到了自己的房车公司，工作之余喜欢搞一些小发明，比如不幸爆炸的简易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