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的几场较量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进行,并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1984年10月,当中英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后,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由衷地说:“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邓小平把解决香港问题说成“两件事”之一,这说明:香港问题是大事,是他亲自领导和决策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不容易的,在他心中的地位很重。

确实如此,香港问题的解决充满了荆棘和波折。亲历中英22轮谈判的张幼云回忆说:“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领袖者的角色,就是使得谈判的过程,绕过一个个的险滩,最后取得成功。”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解决香港问题,并且通过谈判解决,对手是英国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两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较量。中方的主帅是邓小平,毛泽东曾称他为“钢铁公司”,外界称他为“钢汉子”。英方的主帅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号称“铁娘子”,也称“铁女人”,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意志坚强、锋芒毕露、独断专行是她的一贯作风。时任邓小平翻译的张幼云说:“我觉得撒切尔夫人,当然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她很强势,这个人认准了什么事,她就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做完,她不是以妥协著称,而是以坚持走她的路这个特点著称。”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

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英国人统治了香港100多年,英国绝不肯轻易放弃。1982年,解决香港问题提到了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撒切尔夫人来华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况且,此时的英国刚刚取得了马岛战争的胜利,也更加激发了这位“铁娘子”的雄心。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回忆说:“英国人老是高高在上,自以为大英帝国了不起,在中英谈判中非常的傲气。”

不但撒切尔夫人,英国政府其他官员一开始也是如此。张幼云说:他们“很傲慢的态度,说你中国提出‘一国两制’,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一个参赞,一边在这边会谈,一边拿着纸画画,你讲话他不太理睬。”

英方的强势和傲慢使得中方严阵以待。鲁平说:“事先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撒切尔夫人这个情况,说这个人叫铁娘子,很强的。小平同志说,你们放心,不管她讲什么,我能对付她的,我有办法对付她。”

1982年9月2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中英谈判的两名主角登场亮相了。毫无疑问,这是中西方两个以强硬果敢著称的顶级政治家的巅峰对决。

不出所料,踌躇满志的撒切尔夫人先发制人,她连续出了3张牌:一是3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英国是根据这个管治香港的;二是香港要保持现在的繁荣,必须由英国人统治,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香港的繁荣就没有了;三是如果中国方面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会出现动乱,要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撒切尔夫人低估了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坚定维护中国主权的决心和对“一国两制”政策的信心。后来担任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回忆说:“她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要搞四化建设,需要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吸引外资,吸引外面的力量来帮助中国,所以认为中国要搞四化就缺不了香港,要香港保持繁荣又缺不了英国统治,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还要英国继续统治香港。”

邓小平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说:一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二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如果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邓小平的话包含的内容是沉甸甸的。“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那就是说收回香港不一定用和平的方式了,时间也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撒切尔夫人显然听懂了邓小平的话。先发制人的她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这次是“铁”碰到了“钢”,败下阵来的她开始听邓小平怎么说。这是她第一次认真聆听中方富有建设性的能解决问题的建议。

对这次谈判,邓小平有着自己的回忆:“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3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

虽然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但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磋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这次会谈中定下了调子。

“管他什么港币跌价,吓不倒人”

撒切尔夫人从不轻易言败,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三个条约有效”。接下来中英双方的谈判是艰苦而漫长的,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到了1983年9月,谈判毫无进展,双方各执一词。“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这是邓小平定的调子,中方没有妥协的余地。不但如此,中方还告知英方:如果英方不改变立场,谈判势必进入僵局,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决心,中国政府至迟不迟于1984年9月公布对香港的政策,希望届时不要出现中国单方面宣布的状况。

英国人不但没有听从劝告,并且在谈判桌外也频频出牌,横生枝节。这一次,他们动用的是“经济牌”,就是想利用制造香港的经济波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加重其在谈判桌上的筹码,迫使中方作出让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张牌一出,不仅把香港闹得天翻地覆,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弄到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自1983年8月以来,英方一直处心积虑地在香港散布信心危机,动摇投资者和港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感,使香港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此时,香港社会不断传出所谓内部消息:中英谈判毫无进展,前途甚为悲观。中英在谈判桌上的争论,逐渐扩散到谈判桌以外。于是,从8月下旬起,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开始下滑,港币汇价迅猛下跌。

9月24日,中英第4轮会谈刚刚结束,香港就传出“谈判破裂”的政治谣言,立即造成香港金融市场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现象。这一天,港币汇价下跌到最低点,由1美元兑换8.12港币急剧跌至1美元兑换9.5港币,黄金每盎司狂升至4705港币。市场上也刮起了一股抢购风,食品被一抢而空,食品商乘机抬价,原来18元1包的大米竟卖到23元。港报评论:在这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疯了,市场疯了,港人也被吓疯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危机,港英当局却悠然自得,无动于衷,破例地不采取任何稳定市场和港币的措施。不但如此,英国方面还不断制造舆论将责任直接或间接指向中国。9月16日,港府财政司司长彭励治竟摆出一副无力回天的姿态说,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所致,中方在谈判中的言论及做法直接影响了港币的表现,除非北京方面对决定香港政治前途的中英谈判的进展作出积极姿态,否则港币仍会继续受到压力。

更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9月23日在伦敦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如果香港是英国的一个一般的殖民地,那它若干年前就已经独立了,就成为另一个新加坡了。”9月28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卢斯在香港威胁说,香港会谈“如果失败而找不到顺利的解决办法”,“就会出现骚动”“冲击”和“风暴”。

对于英国方面为配合外交谈判发动的舆论战和打出的“经济牌”,邓小平和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9月24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六”当天,一直关注谈判进程的邓小平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会见来华内部访问的金日成时说:“英国现在在搞两手,一个是在香港制造经济混乱,使港元贬值。我和撒切尔夫人明确说了,如果这个过渡期过渡得不好,就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个期间发生混乱,到了过不下去的程度,中国将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时间就是提前,方式就是武力。如果香港在过渡期间根本起不到香港的作用,就丧失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作用,一片混乱怎么办?那我们只好派军队去,没其他选择。中国不是阿根廷。”

同时,在邓小平指示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批驳英国方面的言论,劝告英国方面改弦更张,不要再对香港回归祖国设置障碍,拿出诚意和建设性的态度,同中方共同努力,妥善解决香港问题。

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台湾客人,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告诉她,明年8月谈不清楚,中国就单方面宣布到1997年中国人怎么样管理香港。管他什么港币跌价,吓不倒人。香港这个地方你走了还会来的,那么好的地方。”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国人没有料到,“经济牌”很难打,会有很大的风险。经济是个洪水猛兽,一旦摆脱了笼头就很难驾驭,弄不好还会伤及自家利益。香港经济的严重局面和港英当局一反常态的不干预政策,引起了广大港人的警觉。英国政府口口声声称要维护500万港人的利益,实际上却拿着香港经济作赌注,牺牲港人利益作筹码,这种行径激起了港人的极大愤慨。

9月下旬以后,香港舆论猛烈抨击港府的不干预政策,纷纷指责英国政府出卖港人利益的政治权术,要求港府对这次经济风波作出解释,并尽快采取挽救措施。英国政府打“经济牌”没有击倒中国人,反而给自己惹了祸。眼下香港毕竟还在英国的管治之下,如果香港经济崩溃,还得由英国政府自己来收拾。到那时,英国不但会威风扫地,还将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还会影响本国国内的政局。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撒切尔夫人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英国赶紧收牌。“黑色星期六”一过,港督尤德立马打道回府,召集行政局会议讨论港币汇率问题,并发表声明,希望港人不要轻信政治谣言。接着,他又主持召开港府紧急会议,研究制定稳定港币的行政干预措施,并上报英国政府。撒切尔夫人与国内的经济权威人士碰头后,作出相应决策,采取干预行动,全力阻止港币崩溃,决定派英国银行和财政部官员赴港,实施稳定香港经济方案。英国政府悬崖勒马,一场罕见的香港经济风波终于过去了。

这场风波把英国人从幻想拉回到现实,撒切尔夫人算清了政治、经济这两本账,开始务实起来,接受了避免对抗、促进谈判的建议,向中方正式表达英国政府的新姿态: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愿意以中方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讨论。实际上,这等于承认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以收回香港为前提的谈判立场。这是英方的一个重大妥协。

“没有三脚凳,只有两脚”

香港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和努力,更需要香港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与香港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从当时的香港民意来看,要说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是积极地拥护香港回归,是不现实的。长期以来“左”的影响不易消除,很多人都是历次运动跑出去的,心有余悸。香港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大多是爱国的,但同时对大陆、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看法的,甚至对“一国两制”也是不信任的,这需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鲁平回忆说:“当时有很多香港人没有准备,提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意见。小平同志很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听,听了以后,然后跟他们一起分析。”一些有影响的香港人士改变对大陆政策的看法,日后做出大量的爱国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和邓小平交往的影响。

这种情况显然是英方所不愿意看到的。说到底,他们还是不愿撒手“九七”后的香港事务,想方设法要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影响。为此,他们又一次使用谈判桌外横生枝节的“传统手法”,这次打的是“港人牌”。撒切尔夫人提出既然中国提出“九七”后要实行“港人治港”,那么就不应该在谈判时把港人排斥在外。她指示英方代表,在谈判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应该向香港人民的代表——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咨询,以便让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间接参与中英谈判。目的是企图以港英当局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形成三方会谈,并在实际上造成英港联手对付中国政府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三脚凳”计划。

在中方的坚决反对下,英方策划的“三脚凳”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具体实施,派第三方参加会谈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在香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本来香港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非官守议员,由于某种特殊的关系,客观地存在着与英国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分人希望英国能够获得对香港的长期管治,并希望自己能在中英谈判中发挥作用。“三脚凳”计划无疑在客观上助长了这些人希图干预香港未来前途的幻想。

1984年5月,当中英谈判进展顺利、成功在即的消息传开后,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全体非官守议员联名发表声明,宣称对香港和英国关系行将解除非常失望,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坚持在1997年之后仍然保留若干程度的地位,并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进行诋毁和攻击。

5月9日,由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领衔组成两局非官守议员代表团飞往伦敦,吁请英国领导人和国会倾听港人“代表”的意见,谨慎从事。在英国,钟士元等先后拜会了撒切尔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5月16日、21日又列席了英国上、下两院关于香港前途的辩论会,并对一些议员进行游说。显然,这些非官守议员的举动正中英方下怀,英方鼓励他们到中国制造舆论。

5月23日,钟士元等回到香港。一个月后,钟士元等人前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请命”。邓小平决定亲自与他们会见。鲁平指出:“钟士元他们来干什么呢?就是想来说服小平同志,就是说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

6月23日,邓小平同往常一样,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会见了一批香港人士,他们是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前一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以唐翔千、唐骥千、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对“一国两制”方针作出了精辟阐述。这是他连续两天与香港知名人士见面。但这一次他的表情要比前一天严肃得多。

会见前,邓小平听取了我方工作人员的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他们连居民也代表不了,今天我不准备给他们任何资本。”周南回忆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训了他们一通,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来,就是说你不能代表香港同胞,希望你们很好地了解中华民族。”

邓小平耐心而又严肃地指出:“我们的立场不会完全一样。你们前不久有伦敦之行,情况我们也是了解的。有话可以讲,但我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无论怎么样,不管这个方针、立场有多少人理解,我们相信它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中英谈判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我们和英国人会使香港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三脚凳,只有两脚。”

邓小平讲话掷地有声,钟士元闻之低头沉思。他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内心的担忧:“您说过港人治港,我们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我们担心港人没有这个能力。香港如果管不好,那损失就大了。”

邓小平望了望钟士元,说出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说得义正词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钟士元等3人听了也不禁怦然心动,无言以答。

邓小平不愿冷场,又推心置腹地发表了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说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 鲁平如此解读:“爱国者,一个是要尊重我们自己的民族,第二个真心诚意地拥护香港回归,第三个你不做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事。他说爱国者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邓小平说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邓小平关于界定港人爱国者标准的精辟论述使钟士元等人折服了。尽管此行他们并未达到原先设想的目的,但亲耳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高论,亲眼目睹了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也算足慰平生了。

“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

中国政府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同时,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因为在香港驻军,是行使主权的体现和标志。在中英会谈中,对于中方在香港驻军的权力,英方并未提出异议,但英方又一再表示,不希望中国真的派军队到香港去,理由是“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

中国政府内部对于驻军问题的原则立场是坚定的,但在驻军的具体做法和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当时香港人对驻军问题非常敏感,用什么方式在香港驻军,一开始提出过几种方案:第一种是军队主要驻在深圳,香港境内只象征性驻军;第二种是军队主要驻守在香港,深圳作为后勤基地;第三种是军队不来港,全部留在深圳,有事时再进驻。

对于驻军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一贯而明确的。他说: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驻军问题在谈判桌上争论了几个月,终于惹出了一场风波。

1984年5月2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人大的一位领导人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对记者开放。周南回忆说:“香港派了一些记者,有一些小姑娘,有的抓到我们一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就问起问题,说香港老百姓都怕中国解放军进驻,是不是你们一定非要驻军不可啊?这位领导人不了解情况,说可驻可不驻。”

1984年12月,邓小平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第二天,香港《明报》刊出一篇报道,点名道姓地说中央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这个消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有关单位向邓小平反映了这个情况。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姬鹏飞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闻讯后非常恼火,拍了桌子。”

邓小平决定亲自公开表态。5月25日,也就是《明报》报道驻军问题的当天,他在会见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时,特意把香港记者留下来,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正式代表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发言的有我、国务院总理等。具体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机构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是姬鹏飞;另一个是外交部,吴学谦是部长。除此之外,所有发言都无效。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回忆说:“当时,气氛相当紧张,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

5月26日,香港报纸以显著位置报道了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当天下午,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说英国政府读了有关邓小平讲话的报道,对报道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关切,并再次强调驻军会产生严重后果,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目前的立场是否最有利于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周南答复说:“中方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要求中国不在香港驻军,实际上是否定中国的主权。这样的主张,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接受。至于中国如何以及派多少驻军的问题,只能由中国自行决定。任何外人均不容置喙。”

邓小平后来说:“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如果发生动乱后再从北京派军队去,震动就太大了。”

正是由于邓小平在驻军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最终,英方不得不放弃原先的企图,不再坚持反对中国驻军。驻军风波有惊无险,烟消云散。

经过22轮的拉锯,双方谈判终于在1984年9月落下帷幕,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邓小平由衷地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不打不相识”,撒切尔夫人也通过香港谈判,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她的思想状态显然发生了改变,变得不再傲慢了。1984年12月再次访华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她得到了中方的隆重礼遇,并再次见到了对手——邓小平。和两年前相比,邓小平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脸上却洋溢着春风。他热情地握住撒切尔夫人的手,衷心祝贺《中英联合声明》的成功签署,祝愿她在北京访问愉快。撒切尔夫人再次端详眼前的这位小个子东方巨人,由衷地称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并认为这对于解决国家间及国家内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具有示范作用。

来源：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