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航海家汪大渊与《岛夷志略》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秦汉以来，就与海外诸国互有交往。迨至14世纪，正是海交贸易的黄金时期，则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航海游历家，他就是《岛夷志略》的作者一一汪大渊。

汪大渊（1311年一？）字焕章，原籍虽江西南昌人，却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少年求学时，便非常仰慕司马迁为撰写《史记》而周游四方，也受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所记载的海国异风的影响，因而在青年时期便束装远游，来到海滨洙泗，“海道所通，贾船所聚”，车水马龙，“杂货山积”的外贸巨港泉州城。新环境的熏陶使这位不畏艰险的青年，向着地角天涯，开始了漫长的海国之行。

一、鲸波万里 远航亚非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年仅十九岁的汪大渊首次由泉州附舶远航。这次航行的区域却远至西洋的阿拉伯及非洲地带，但以印度洋区为主，其航线如下：

泉州向西南方，沿海南岛东北穿过西沙，经越南平定省的佛逝，港口名曰施耐。越过罗湾头与越南最东端之潘郎岬至南部之昆仑岛。转向西北的柬埔寨西南沿海，到泰国湄南盆地西境之苏邦。绕过泰国湾，经过马来西亚东北克拉地峡附近的尖喷（春蓬），向南到马来西亚东南的哥打巴鲁（吉兰丹），经瓜拉丁加奴、北干、潮满岛、奥尔岛到新加坡及廖内群岛之塞班卡岛等地。再向西北经印尼苏门答腊的东北进入马六甲海峡（急水湾），绕经苏门答腊的西北沿海、亚齐角和马来半岛西南部马六甲、西部的太平（日丽）等地。向马来半岛西岸北溯至安达曼海的丹老群岛，经下缅甸濒莫塔马湾沿海一带的孟族聚居地，到孟加拉。航渡孟加拉湾沿岸向西南到印度半岛东北部的奥里萨邦。续向西南而下，经印度半岛东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马杜赖、纳加帕塔姆、科泽科德、拉梅斯瓦兰岛。绕过马纳尔海岸到印度西南岸喀拉拉邦的安金戈。沿印度半岛沿海向北，经柯钦、果阿、孟买及北距约30英里之须文那古港，再向西北航行经过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卡提阿瓦半岛西南岸的华罗古港和卡奇一带沿海，进人巴基斯坦海域，经过信德省卡拉奇等主要港口。续向西到伊朗，过阿曼湾经霍尔木兹进入波斯湾，抵伊朗法尔斯海岸的塔黑里（撒那威港）。继向西北到阿巴斯和伊拉克的巴士拉。沿底格里斯河北溯至西北部的摩苏尔和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然后重返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北岸向东出波斯湾南下到也门的亚丁，经亚丁湾进入红海到达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再绕经埃及的库赛，出红海过曼德海峡，绕过索马里的哈丰角，南航至索马里与肯尼亚之间的马林迪，再经肯尼亚到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岛。然后沿原线返航到印度半岛西南岸的安金戈，续南航到马尔代夫群岛，折向东北到达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卡卢拉拉，绕过南部的栋德拉岬到东北部亭可马里。横渡锡兰海到尼科巴群岛，续航到苏门答腊亚齐、班卒、多巴湖与帕尼河区域。绕经该岛西南海岸到东岸的塔米昂，再向东北达廖内群岛，续向西北沿马来半岛东岸溯来时航路返抵泉州。

汪大渊于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第二次再由泉州出航，其航涉区域的重点则在南洋诸国。航路由泉州启航，沿越南沿海线南下，绕过潘朗岬到柬埔寨西南海区，经泰国湾沿马来半岛东岸南下至新加坡，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岛沿岸抵亚齐一带。然后转向该岛之西南岸，在苏门答腊岛的急水湾、喃哑哩、龙涎屿、丹马令、龙牙犀角、龙牙菩提、班卒、花面、淡洋等地寄留。再沿爪哇岛的北岸到爪哇之渤淋邦，在北加浪岸、苏腊巴亚及马都拉岛等地停靠。续向北航至加里曼丹岛，在该岛的蒲奔、坤甸、达土角及文莱等地逗留，几乎环岛一周。转东航至苏拉威西岛，续东航至班达群岛，然后向北穿过马鲁占海峡至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沿苏禄海区航行，在巴拉望岛南部的圣安东尼粤湾、班乃岛东南的哑陈、民都洛岛、马尼拉和马尼拉湾口北岸的加麻、南岸的巴姥西与巴吉弄等地停泊。最后航经中沙群岛、西沙群岛、海南岛等中国南海海域，在至元五年（1339年）夏秋间返航抵达泉州，历经三年之久。

两次航行于鲸波蜃浪，茫茫沧海之中，航程数万里，涉足220多个国家与地区。历时8年之久的汪大渊，把其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记录成书。“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今将《岛夷志略》所载按类分析整理于下：

二、经济交密 感情深厚

中国与菲律宾的往来，有史记载者，可追溯至隋代。近年来在菲律宾发现了不少中国唐宋时期的陶瓷等文物。在《岛夷志略》中，记有吕宋内地和加里曼丹等处，把所藏的中国古坛古瓮视为传家之宝。这种古瓮便是泉州市晋江县磁灶窑的产品。在苏禄群岛地产有降真、黄腊、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贵的苏禄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退，号为绝品”。该书还记载吕宋群岛的加麻延、巴姥酉和巴吉弄等地的“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为什么到泉州文身的菲律宾人会受此殊荣呢？因“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他把到过中国的人视为无上光荣，可见当时中菲人民之间的友谊是至为密切，其赤诚可见。

该书记载到中国西南近邻泰国说，在每次讨论量刑和钱谷出入的事情，往往是请妇女来加以决定，其志量还胜过男子。按所记载当时泰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占有主宰和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跟我国封建社会轻视妇女的做法截然不同，这说明泰国尚存在着母系社会的残余。

他还记述泰国法定以交子代钱，在市面上流通使用，每一万准兑换中国的货币一一中统钞二十四两，大大方便当地人民。这也可看到中泰的关系自古至今都是相通融洽的。汪大渊对马来半岛记述时说，柔佛东岸海中的潮满岛“昔泉之吴宅，泉舶梢众百余人，到彼贸易”。这是他亲自看到泉州的吴宅人就有百余人航至该岛进行贸易，或者有的人成为当地华侨，可见其贸易规模之庞大，关系之密切。在马来半岛上的哥打巴鲁，很需要青盘、花碗及中国的月琴、胡琴之类的乐器。柔佛东海中之奥尔岛，专门组织一种冬暖夏凉的椰心簟“以售唐人”。新加坡南岸偏西的海峡克佩尔港，有不少的“中国人居之”，这就是比较早期的华侨。当地居民虽然地无异货，甚为贫乏，也要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去剽窃货物来跟泉州商贾进行贸易，他们与泉州商人的交易是何其重视和真切！

印度尼西亚诸岛，历来物产丰富，吸引着各国的商人，更重要的是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如苏门答腊岛，地处中西交通之咽喉地带，欧、非、西亚、南亚与东亚、东南亚诸国的特产大都集中在此聚散。由中国出航到西亚非洲的商船队，均在此岛的亚齐等地住冬。故数百年来，中国与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非常密切。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说印尼的加里曼丹岛西岸的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他们对中国人民是如此地敬重，可见关系之久远，感情之深牢。另在爪哇的蒂多雷岛的居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一种五趾鸡雏放其走出的数目，以占卜中国船能否来？来多少艘？这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多么盼望与欢迎中国商船到来进行贸易的强烈意愿。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上古的西方文明之邦惟印度最近，所以很早就有往来。西汉时海陆二路的通往贸易逐渐频繁，汪大渊《岛夷志略》有关记载印度地方情况将近20处。他所记在印度半岛东岸的讷加帕蒂南附近“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1267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该塔俗称为中国塔，始建于1267年，1846年尚存三层，1867年拆毁，存在600年之久，这是中印人民交谊的标志之一。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马都拉，出产质高量丰珍珠，由当地资本厚富的商人收购，等待中国船舶的到来，即“求售于唐人”，而从中获得厚利。又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科泽科德，从西方运载好马到此贸易，汪大渊说“每疋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十千为率”，开价甚高。伊本·白图泰也说此地为世界的大港之列，有中国人、爪哇人、锡兰人、北溜人、也门人、法尔斯人常来过访，与各地贸易者之荟集。从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元时期中印海上交通的繁盛。

汪氏在记到伊朗时说，在伊朗西北部马腊格（系属旭烈兀在西亚所建伊儿汗国的地区）“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人此国讨伐不复还”。看此记载，似若有其事，但目前史家们尚未能考查清楚，姑且存疑。宋元两代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教士、游历家、兵土、工匠等各阶层的人来往于泉州特多，有的就在泉州生子传孙，以后蕃衍形成为回族。所以中世纪，泉州与西亚人民关系特别密切，至今泉州有回族同胞万多人。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在《宋史》等书中便有记载，层檀国（桑给巴尔）国王亚罗亚眉兰，曾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和元丰六年（1083），二次遣使到中国报聘，向宋王朝赠送方物。到了元代，朝廷命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等向外商宣布：各国商人，“如能来华贸易，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故各国互往通贸，就更加频繁。汪大渊《岛夷志略》的“麻那里”条记着东非索马里的布腊瓦和肯尼亚的蒙巴萨与马迪一带出产有骆驼和驼鸟；“加将门里”条记载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地产象牙、兜罗绵、花布”；“层摇罗”条记着桑给巴尔岛“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阿思里”条记载埃及濒红海西岸的库赛，地产大绵布、小布匹（亚麻布）。我国跟上述非洲国家所交易的货物，则以牙箱、花银、五色缎、南北丝、土细绢、铁器、青烧珠之类。非洲是远距中国万里海程之地，汪大渊及中国商人们依然很重视跟他们的贸易交往，且不断发展着友好的关系。

三、社风淳恶 各行其度

汪大渊在其涉足之处的所见所闻中，记有很多奇风异俗，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海外诸国各种不同的社会性质和生活习惯。

在中国近邻，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古称为交趾。因为它与中国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均受中国的影响，故其社会“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其国佃民的装束则“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褡方履”。在教育制度上，“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瓦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在货币流通中，“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壹两”。他们自古以来，每年要向中国封建政府进贡，其与中国不同者，即“男女面白而齿黑”或“言语异耳”。在记到一、二世纪时与中国就有交往的真腊时说：“战象凡四十余万。”这些象的数字恐有夸大，但可以看到当时柬埔寨有数量很多的大象，并普遍被驯养用于协助军队战斗的主要工具。并记有极其壮丽的殿宇30余所，都城有金浮屠百层，且曰：“酋豪出入，用金车羽仪，体披璎珞，右手持剑，左手持麈尾。”这可使人联想到当时其国王出巡时，非常威武、显赫、堂皇、壮观的场面。令人感到当时柬埔寨已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度。

汪氏在航经介于南海和爪哇海之间的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之坤甸时，看到当地人民与中国人相处亲如兄弟一样的情景，确是令人感动。还记录到当地人民“崇奉佛像唯严”的风气。该地的酋长，选出“其国能算者一人，掌文簿”。其职能即计算出入账目和各种税收，其精确计算，“无纤毫之差焉”。从这里可了解到元代时期坤甸对外贸易是甚为发达的，他们大多与中国商人交易，而且其数学及统计学已达到高精的水平。印尼的东爪哇之麻喏巴歇帝国，“令女子为酋以长之”。其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其田膏沃，地平衍，谷丰富饶，倍于他国。记有“民不为盗，道不拾遗”之良风。在元代大德年间，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曾到其地，帮其“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因之该地区愿而臣属于元，且每年缴纳贡税。

汪大渊在记载到下缅甸土地肥沃的濒莫塔马湾时说：“民专农业，田活稼茂”，“岁风三稔，诸物皆廉”。统治者提倡“兴行礼让，教以诗书礼乐”，民风敦厚蔚盛，“道不拾遗，乡里和睦”，人民安定团结，士人崇尚仁义道德，呈现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兴旺景象。民间流通的货币则“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则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余，折钱使用”，故其社会生活风尚“则与中国之风无间然矣”。缅甸的另一处，即在萨尔温江口的马达班，也是一个“酋长守土安，民乐其生”的政权，他们很信仰佛教，“日奉桑香佛惟谨”，对“有遵蛮法者，赏之以示勤”，是一个“俗稍稍近理”的法治小国度。

汪氏舣舟于东印度恒河下游的孟加拉时，称赞该地“一岁凡三收谷，百物皆廉”。由于当地农民开垦荒芜，围辟埭田，努力耕耘，“种植不倦”的原故，而使物产丰腴，“民安物泰”，“风俗最为淳厚”。统治者所收的官税即为十抽其二，国中自铸银钱，流通使用。汪大渊对此邦印象极深，他再次赞叹“因天之时而分地利，国富俗厚”。汪在“特番里”条所记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南部，看到其首府，是建筑在石崖可据守的险要之地。当地“厥田沃饶临溪，溪又通海，海口有闸”，到春耕的季节，则放水灌田，即行播种，不失农时。“时雨降则闭闸，或岁旱则开焉”，这样农民不会受到水旱的威胁。能做到旱涝保收，因而气候应节，民风淳厚，“长有丰稔之庆，故号为乐土”。当航船绕到印度半岛西南的柯钦时，这时“山旷而原平”，一望无际的沃野有数千余里之宽广。当地是一个居民密集之地，汪氏说“民所奠居，星罗棋布”。这里是北纬10度的地方，他记说“农力耕，气候暖”，即使生齿日繁，但也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因此，当地也是一处“风俗淳，民尚气”的好地方。

汪大渊在西航时由亚丁湾入红海，在阿拉伯半岛西岸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住脚，因当地有克尔白礼拜寺，又名上帝之居，故将麦加称为“天堂”或“天房”、“天方”，为穆斯林朝拜的中心。他记说当地“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西域”。宋元时期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自称为“西域人”。汪大渊称赞其地“田活稻饶，居民乐业”，“气候暖，风俗好善”。并说用“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只争三日，其选日永无差异”，可见回历与中国的授时历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比较精确先进的天文历算。在描述当地的生活食俗时说，“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还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因在元代有不少的伊斯兰教徒从云南出发赴麦加朝圣，经过现在的缅甸或孟加拉，然后再乘船西行。

上述的一些记载是汪大渊涉足的一些安定团结、勤耕劳作、富饶美丽的文明之邦。从这些迹象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一些国家已是发展到封建主义社会的高峰时期。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汪大渊在另一些记录中，描述了不少地方是处于无知落后的蒙昧时期，今且把这些记录略略提出。

汪氏说，在越南南部海中的昆仑岛上，其居民没有房子住，而是住在山窝的洞穴中，或宿于树巢之上。男女群聚，身上无衣无褐一丝不挂，是食山果、鱼虾，“仿摽技野鹿之世”。其社会生活均所听其自然，“自适天趣”。古里地闷是马来半岛南部柔佛东岸海中的潮满岛，那里的“风俗淫滥”，“妇不知耻，部领日纵食贪酒色之余，卧不覆被，至染疾者多死”。该岛很多商人染上虐疾病，发冷发热，“谓之阴阳交，交则必死”。新加坡岛南岸偏西的克佩尔港，古称“龙牙门”，当地居民“俗好劫掠”，是因“田瘠稻少”，“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他们跟泉州人交换货物，不是自己生产的，而“皆剽窃之物也”。在印度洋东部的尼科巴群岛，岛上的人不会纺织，也没有穿衣，仅以鸟的羽毛来遮掩羞处。他们尚不知用火及熟食，“性有如茹毛饮血”，居住亦无房屋，即“巢居穴处而已”。称谓“马八儿屿”的拉梅斯瓦兰岛，是印度通斯里兰卡必经的交通要道，其“俗淫”，男女头散发，不事耕作与织红，仅用“椰叶蔽羞”。他们没有酋长，但已懂得“凿井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比起尼科巴岛的人略为进步。在埃及濒临红海西岸的库赛，据汪大渊的记载则风俗甚恶，男女皆编发，用牛毛为绳，系接编发与膝盖齐，是为奇观。他们也是无织无衣，“以鸟羽为衣”，捣麦作饼为食，但不善于利用海水制盐。

从上述一些地区的风土人情来看，在当时的人类社会中，还有不少是处于落后的原始社会阶段，部分则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初期阶段，若与当时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家相比较，差距甚远。这给我们认识到当时各地区之间的闭塞性，其间的经济、文化互相交流之稀疏和发展之不平衡。

四、迷信杀戮 行劫陋俗

在汪大渊的笔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地区存在着愚蠢可悲的杀戳祭海的迷信活动和持强掠劫的野蛮行径，并且带有一些奇怪特殊的风俗。这种陋俗，可以看到海国的某些地区尚处于愚昧迷信时代且非少数。

越南平定省的佛逝，古称“占城”，汪氏记说那里的风俗喜好侵夺虏掠。在泰国宋家洛府永河之畔的人民，也是以剽掠为生，每年乘别国有乱之机，便发百十艘的船队，带足干粮，拼着老命去进行抢劫。汪氏说，近年他们以70余艘的船只去侵犯新加坡与柔佛一带，攻打城池。由于当地官民闭关而守，不敢与争，所以攻了一个月，城不能下。适遇爪哇的使臣从那里经过，他们才逃遁，并乘机掳掠昔里而归，而后则向湄南盆地西境的罗斛国投降。

新加坡的克佩尔港，如若从西洋返航的货船经过吉利科门（卡里蒙群岛）时，船上的人员就要准备武器，以防海盗的劫袭。汪氏说：“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角及其附近，其土民也是海上行劫称著。

斯里兰卡岛西岸科伦坡，汪氏言：“舶人不幸失风，或驻搁于其地者，徒为酋长之利。”酋长可以把避风或搁浅船舶的货物，通通地抢走，还认为这是老天恩赐。前者的海盗是主动抢劫的，一种是攻城掠夺；一种是拦海打劫，碰到这号强人就必然会货失人亡。而后一种乘难洗劫，货物丧失，生命可保住，但财本俱亏，不得返回故里，也要飘泊异乡，吃尽苦头的。

汪氏还记说，有一种是抢人或贩人的买卖。如菲律宾吕宋群岛、班乃岛东南岸之哑陈，该地的毗舍耶族的风俗也是掳掠著称。他们经常埋伏在荒山穷谷人踪稀少的地方，等待某些捕鱼或砍柴的人从那里经过时，则突然拦袭，生擒以归。然后偷偷押运到别国出卖，每个人可得卖金2两。其国民均互相仿效成为一种职业，所以一些东洋人听到毗舍耶的名，都远远地逃避着。然而，非洲的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当时也是风行黑奴买卖的人贩市场。当地的土商（多属班图族）把黑奴贩抵孟加拉，然后根据黑奴本身的大小高下来议论价格的多寡。

迷信鬼神的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杀人祭祀鬼神之事，大多是处于野蛮时代。汪氏所见，如马来半岛上的“丁家卢”，当地人用木材雕刻为偶像，用杀人的血和酒以祭之，每遇水旱疫疠，或是婚姻病丧之事，均要向偶像祈祷施惠或占卜凶吉。中爪哇北岸的北加浪岸，（八节那间）地方居民，每一年当中的三月内，便要外出抓生人屠宰祭鬼，祈求各人的所望不生灾祸，或已达到目的之后对鬼神的酬愿。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马都拉，为了到距该港80余里的大朗海中采取丰富的蚌珠，酋长要先杀人及十数副牲礼祭祀海神，然后才选定日期，聚集舟人下海采珠。如果没有杀祭海神就下水取之，入水的人多会被鳄鱼吃掉。这显然是迷信巫鬼，崇祀淫祠，屠戮祭鬼，为奉邪教者之行径。

另外还有一种更加愚蠢可悲者，如越南占城的官家，即政府机构的官员，在每年上元（正月十五日）和下元（十月十五日），放纵当地居民抓捕生人以取其胆，然后向官家换取银子。官家即以人胆调酒与家人同饮，自以为这样便通身都是胆了，别人就会惧怕他，且不患疵疠之病。印尼苏门答腊的三马朗伽，其酋长每年一定要捕杀10多个活人，然后取人血沐浴其身，这样便可保一年四季都不会生病，且能使当地土民畏服。汪氏所记的血淋淋事实，是对当时愚昧野蛮行劲的一种蔑视、可怜和控诉。

五、婚死各异 刑法差殊

汪氏在其著作中，还记述了一些奇风异俗，颇有奥趣，也能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一些地区的社会状况。如菲律宾的毗舍耶族人，即把浓黑墨汁画了各种纹饰，再用针刺，使墨汁吸人皮下，自身上至颈项，都可从皮肤上显示出黑色的纹饰。印尼苏门答腊的咨搭，男女也以墨汁刺人面上，所以当时称该地为“花面”。苏门答腊的三马朗伽的酋长每天都要在身上变换涂抹“或青，或黑、或赤”的三种颜色。这种装饰，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古越族“断发纹身”的习俗有相似之处。所以，纹身应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装饰在某些地方的继续，或许那时有些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之末期。至今，一些地方还把纹身作为时尚的装饰，或作某种标志和记号。

世界各族的婚姻也是异同不一，它也是社会进步或落后的一种反映。汪氏所记的菲律宾民都洛岛的民风是崇尚“节义”，凡是当地的妇女死了丈夫，便把头发削掉，绝食七天，并与其夫的尸体同寝，一般都是濒于死亡的。如果过了七日该妇没有死，则由亲戚劝以饮食，或许可以保下生命，但却终身守节不再改嫁。有的甚至在焚化其夫的尸体时，则自投火中殉节。如果是酋长死亡，则要杀奴婢二三十人以殉葬。而马尼拉的风俗亦有守义者，如若番官丧殁，其妻不能随便改嫁于平民，要有他国番官的子孙，门第相称者，方可择配，否则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念经守节，以终其生。马来半岛霹雳的都会太平，也存在着男人身故，其妻守节不嫁。今天的马来半岛南部土族宾窦那伽宁族尚存在这种风俗。但是马来半岛的满刺加，也非常看重于婚姻，当地风俗“往往指腹成亲，”全国居民基本上都能信守这种惯例。如果有个别失信者，就得罚金二两，交给对方。关于夫死守节，或者殉节，均是封建制度对妇女的一种摧残，指腹为婚也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陋俗。这些情况不但国外有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是大力提倡的。至于杀殉，则是奴隶社会的残酷野蛮制度的表现。

汪氏记说，在马来半岛东岸中部的“东冲古刺”地方，“凡有人丧亡者，不焚化，聚其骨撒于海中，谓之种植法”。只要持孝的人斋戒数月便可，他们认为这种埋葬可使子孙复有生意。汪氏对养尸之俗亦有记录，比如，泰国宋家府永河畔，人死“则灌水银以养其身”。在苏拉威西岛的“遐来勿”，凡人死，“则研生（龙）脑（香），调水灌之以养其尸”。在南洋群岛，如苏拉威西岛、吕宋岛、加里曼丹等，均有保存尸体的风俗。

古代各国的刑法，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有简省、有繁杂，宽严不一，要视当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统治需要而定。汪氏所记法度偏严者如柬埔寨，其法制已规定有劓、刖、刺配的刑法。但是如其“国人犯盗，则断手足，烙胸背、黥额”。杀唐人则判死刑，如是唐人杀死当地人，就罚重金，如无力缴交重金者，则以卖身取赎。这种刑法的规定，对中国侨民是很大照顾。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的酋长，严禁盗窃，如果有谁犯盗窃罪则戮及一家。印度的科泽科德人因信婆罗门教，祀梵天而敬牛，视杀牛为重罪。如果谁偷牛宰杀，被发现后，盗者要被处死，失主还可把盗者的家产没收为已有。如若问到汪氏所记刑法轻省者，即如印度的马德拉斯区域的人民，若谁犯罪，即用石灰在地上画一个圈，使其立于圈内，不得移足，这就是那里的极刑。刑法轻重差之千里，亦无准则，只唯按当局政权和民风的需要而订矣。

六、历尽艰辛 意义重大

汪大渊两度远航，历经千辛万苦的无数的劫难，不是被海盗所劫掠，或受疠病所侵，也在惊涛骇浪之中，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汪氏所记万顷海区的狂风恶浪令人悚然，他航经越南南部海中的岛屿，也是海事危区。谚云：“上有七洲，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可见从泉州出航的第一关要通过七洲洋和昆仑洋，确实不易。但是，汪氏对南洋海区风险记载，如经印尼的格兰岛、加里曼丹岛西南端之间的附近海区，因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1年）十二月，由海道出兵爪哇时，在这海面上遭到狂风恶浪的袭击，舰船损失无数，将兵多有罹难。一些幸存者，被迫居留当地，故他见有“今唐人与番人丛杂居之”。苏门答腊岛北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佩拉雷克，古时称为“急水湾”。汪氏说，那里的海流奔腾旋急，使海舶前进艰难，往往被推延了时月。加上潮汐变幻，南来北往的舟人也无法辨识，所以船舶在那里回漩，有时一个月还无法脱出险境。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一带沿海也是“风作浪涌、群龙游戏”之区，虽有龙涎香可捞取，古代商船航经此地亦属危险海域。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汪氏说：“舶往西洋，过僧伽刺傍，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因该处海流是六个月向东，六个月向西，然其潮流变向，则往往突然而至，不易预测。船舶因此遭漂流或失事。这一带的“水中有石磋中牙，利如锋刀”，所以有的不小心会被碰得漏洞百出。如上所述，可见汪氏艰辛、伟大，其著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汪大渊附舶浮海，游踪广远，其名著《岛夷志略》一书，记其涉足220余个国家与地区的山川、险要、方域、疆里、天时、气候、特产、民俗、居室、饮食、服饰、好尚、人物、风景之诡异及其“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奇事、均为其亲身所游览，耳目所触接，如属传闻，一概不载。他的前辈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系为传闻记袭之书，其价值远难与《岛夷志略》相媲美。他远航亚非各地，斩风劈浪历经唐宋所开辟的漫长航线以证前人之说，也为后来的航海者提供了更加确切的航程数据和宝贵的资料汪氏所记罗卫、罗斛、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而且有些地方前之史著所记也多不详，或存谬误。该著作对于当时泉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官员和远航的海商，都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对当时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也起着促进的作用。对今天研究泉州港史和研究世界史、航海史、商业史、贸易史、华侨史、对外关系史，以及民族民俗历史的学者，都是必要的读物。因此，汪氏之著，不但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也起着补充证史的重要作用。

（二）我们还可从《岛夷志略》的记述中，看到元代澎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台湾通菲律宾的航路问题。该书在“彭湖”条中记说“泉人结茅为屋居之”和“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工商兴贩，以乐其利”，这完全可以证明元代的澎湖地区，已是我国海疆里的一个生齿日繁的地方。这与宋代楼钥所著《攻媿集》中所记泉州郡守汪大猷派兵驻守澎湖及近年在澎湖发现大量宋元时期闽、浙生产的瓷器，可以互为印证。汪氏在“琉球”条中，记说台湾“自彭湖望之甚近”，“俗与彭湖差异”。且记该地使用大陆的陶瓷为生活用具等情况。元代的台湾与澎湖应视为同一地区，同属于澎湖巡检司之辖境。另者，汪氏提到台湾的“大崎”（系今之高雄），在“三岛”条中，则记有菲律宾是“居大崎山之东”，“男女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然而，菲律宾的准确方位应是台湾之东南。但在当时航海工具比较原始的情况下，汪氏对此记略有所致误也属难免。我们可从他的台菲关系最早记载中，完全可以相信在汪氏之前，已经有人由台湾航抵菲律宾了。当时因海舶所要通过的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是属于台风常酿的危险海区，故是为少数敢冒风险的航海者所取的捷径。直到明代中叶，台湾通菲律宾的航线，才被公开承认。

（三）关于汪氏所经的航路和所到的一些地点，目前海交史学界的看法尚未完全一致。比如有的学者采用日本学者滕田丰八之说，认为汪大渊的游踪还通过埃及的尼罗河进入地中海区，并到东北非的摩洛哥。如按当时远航的时间、路线、货物的购需看，汪氏未必进入地中海区，故本人同意苏继庼先生之说：“然汪大渊游踪并未及地中海区域。”另有个别学者主张汪大渊航抵澳大利亚，把《岛夷志略》的“麻那里”和“罗婆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区和达尔文港一带。这是一种新的见解，但是并未受到研究海事史的广大学者所公认，故且存疑。但也有人说当时汪大渊的航船曾经横渡于马达加斯加岛至斯里兰卡岛之间的西南印度洋，按元代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工具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具有现代化航海技术的今天，这条路线对一般航海者来说，也是一条不足取的航道。所以也不能硬把汪氏奉为海上的神仙。

(四)《岛夷志略》把各地的物产、商埠的方位、贸易的情况、需求的货物，均历历记述，对于其后我国与亚非经商贸易的海商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张翥说：“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沈曾植先生也指出汪氏“并考及西洋人所建商埠，亦即古来商贾汇萃之区云。”汪氏还考证过霍尔木兹商人到佛郎（即欧洲）或地中海东部区域，贩运马匹和木香、琥珀之类，并详细描述这种运马之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惟穿以椰绳，把船板扎连，每舶二三层，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使竭。船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汪氏还记有爪哇的船，“以木板造舟，藤篾固之，以绵花塞缝底，甚柔软，随波上下桨，又木而为桨”。上述之船与中国船相比较，不论在制造工艺、航行性能、装饰技术和货物载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证明我国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汪大渊年甫十九即由泉州附舶浮海，前后两下东西洋，他的航程宽广漫远，不但是我国伟大的航海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杰出航海家。直到清代中叶以前，我国还没有人超过他所涉足范围，他在我国的航海史和外贸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不朽著作《岛夷志略》也因内容广博、翔实而著称于世。它不但使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们看到前所未闻的异事，也“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所以吴鉴在修《清源续志》时，把《岛夷志略》附于郡志之后，可见该书在当时之重要性矣。汪大渊的名字和《岛夷志略》之著作，将永远映衬着泉州的古代文明，也将与世界航海史千秋共存。

注释：

（1）河东·张翥《岛夷志略·序》，至正十年（1350）。

（2）参阅苏继廣《岛夷志略校释》之“麻里鲁”、“苏禄”和“三岛”条。

（3）苏继废《岛夷志略校释》之“古里地闷”条。

（4）《元史》“世祖本纪”。

（5）苏继废《岛夷志略校释》之“昆仑”条。

（6）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县立文化中心，1985年出版。

（7）苏继《岛夷志略校释》“哩加塔”条之注。

（8）沈曾植《考古学刊·岛夷志略广证》二卷提要。

（发表于《争鸣》，1987年第4期）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黄天柱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