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深处：寻找中国法的精神 宋亚萍

社长专栏

浩瀚书海，常困于择书。读身边好书，读权威推荐。华商报文化栏目特别推出就在我们身边的著名出版社的社长专栏，特邀陕西出版界的领军人物谈谈他们近日的阅读心得，并重点推荐陕西出版界的精品力作。好书就在身边，共赴全民阅读月“盛宴”，让我们一同享受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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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亚萍，现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近年来主要策划组织出版了《中国动力》《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全唐五代诗》《中国法的精神》《西迁人》《延安赢天下》《抗日战争全景录（陕西卷）》《历史的节点》《毛泽东诗词解读》等一大批优秀图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三大出版奖。2011年被评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什么是中国法的精神？这既是一个具有很高价值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社会实践的现实问题。然而，要阐述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和现实广度。喻中教授受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本传世名著的启发，开启了对这个问题的艰难探索。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他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由此看来，此书旨在论证“一般法”或“一切法”的精神，当然它更主要的是论述人类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孟德斯鸠指出：“法律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及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法的精神。”可见，他在各种事物的关系中理解法的精神。

那么，在孟德斯鸠论述“一般法”的精神之下，是否有“特殊性”的法的精神呢？也就是说，是否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相契合，法的精神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启发，这本书在多种多样的法律形态中探讨中国法的精神。

本书的探索途径是从中国法的理论、法治、宪治和宪法四个方面去观察。比如在中国法的理论方面，与西方法的精神的两大基石“自由秩序原理”和“契约政治理论”相对应，中国法的精神的基石则可以概括为“和谐秩序原理”和“信托政治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基石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本书认为，追根溯源，“和谐秩序原理”是中国固有的文明秩序原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对和谐秩序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天人关系的和谐、人我关系的和谐、身心关系的和谐来体现的，这三重关系构成了“和谐秩序原理”的三大领域，也是“和谐秩序原理”的三大支柱。

与“自由秩序原理”相比，首先“和谐秩序原理”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体的人，甚至不是群体的人，而是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中有群体性的人，但也有与人相互交融的“天”。这里的天既包括形而下的自然环境，也包括形而上的正当性根据；第二，“和谐秩序原理”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即上面所说的三大领域的和谐；第三，从实现秩序的方法与途径来看，“和谐秩序原理”就是从修身开始，到齐家，再到治国，最后平天下。即个人道德修养是第一步，以之为基础，才谈得上家族和睦；家族和睦是一国得以治理的基础，只有在国家秩序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天下太平，才能达至和谐的人类秩序。

对于“信托政治理论”而言，钱穆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中讲道：“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钱先生提出的这个信托政权的概念，具有启发意义，那么把“信托”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观就是信托政治。信托政治以“信任”与“托付”为支点的政治。民众信任你，把政治事务、国家事务、公共事务托付给你，委托你全权去处理，这样的政治形态就是信托政治。

上述两个理论支点，是否能托起中国法的精神大厦，其实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学术问题，但他毕竟找到了一个具有自我话语体系的研究路径。希望在这个方向上，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前行。

本书进一步阐述，我们可以通过理论解释中国法的精神，但是法治才是解释中国法的精神更直接的入口。那么法治在中国的现实处境是什么？中国法治需要处理哪些关系？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既可以阐述法治的中国性，也可以从法治的角度阐明中国法的精神。

如果说法治是中国法的时代精神，那么进一步聚焦中国法治，则可以发现中国法治的核心、重心其实是中国的宪治。因此宪治可谓中国法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中国宪治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可以从多方面来透视。一方面中国宪法对于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具有支撑作用，宪法作为根本法、最高法和国家治理的总章程，充当了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注释，另一方面中国宪法可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资源，这种资源主要表现在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和完善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两方面。

说到宪治就必然涉及宪法。要论述中国法的精神，有一个捷径就是论中国宪法的精神，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关于中国宪法的精神，本书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解释，即文本的解释、实践的解释、政治的解释。中国宪法的精神当然不止于以上这三个方面，它可以在更加广阔的维度中体现出来。本书关注的视角现在虽然较少有人关注，但却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切入点，它有助于揭示中国宪法的精神实质。

法是文明秩序的规则化表达，在法的背后其实是文明秩序。理解中国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理解中国的文明秩序。本书从多种多样的法律形态中描述中国法的精神，使其初步展现出一种中国法哲学的研究姿态。当然本书的阐释并没有穷尽这个问题，一些理论的基点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期待读者通过这本书，愿意去理解中国的法，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中国法为什么是这样。

为往圣继绝学

为时代添光彩

——荐《关学经典集成》

支旭仲（三秦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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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旭仲，三秦出版社社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二十余载，组织、策划、编辑了一系列国家级精品图书。其中主持并责编的《陕西金文集成》《中国蜀道》两部图书获中国出版最高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是该奖自设立以来陕西省内出版社第一次获得正奖，也是陕西省内首次由同一家出版社同时获得两项正奖。策划出版的《诚斋诗集笺证》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主持策划的《三秦瑰宝》获第66届全球印制最高奖“班尼金奖”。在“数字与传统出版融合”方面成绩显著，策划的多个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发展库。个人先后获陕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人才，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优秀经营管理工作者”等荣誉。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朱熹《孟子集注》

横渠先生“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终为往圣——孔孟继得了“尊儒”“重礼”“务实”的“道统”，也因此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关学。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以后的七八年，是关学的正式形成期。其时张载从京都返回故里，赋闲在家。他一面潜心《六经》，著书立说，开创“四门学”；一面广招门徒，聚众讲学，传道授业。从学者众，就其规模来说，成为仅次于二程洛学的第二大学派。此后曾与朱熹闽学、周敦颐濂学齐名并称。惜此后700余年，虽余脉不绝，但日渐式微，时至今日，甚至到了鲜为人知的境地。对张载研究的论著，尚不时可见，而对关学的研究则晚至20世纪80年代，且对关学的定义及其源流迁衍也是见仁见智。有鉴于此，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古籍出版社，我们三秦出版社在十多年前即借重关学研究大家陈俊民先生，发“为往圣继绝学”之宏愿，为推出荟萃关学学术精髓的《关学经典集成》而不懈努力。

《关学经典集成》是陈俊民先生按照“关中理学”这一“关学”概念，对宋元明清700余年间，关学创立、发展到终结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十余位代表人物留存的关学经典作品的辑录和点校整理。有宋代横渠张载、蓝田吕大钧、吕大临有关经典5种，明代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长安冯从吾等经典9种，清代周至李二曲有关经典4种，共计18种，按外在时序和内在思想传承编次。具体包括：《导读》，《张载卷》（含《张载全集》1种），《正蒙诠释卷》（《朱熹正蒙释论》《正蒙会稿》《正蒙初义》3种），《吕柟卷》（《泾野文集》《四书因问》《泾野子内篇》《张子抄释》4种），《韩邦奇卷》（《苑洛集》《正蒙拾遗》2种），《李颙卷》（含《二曲集》1种），《冯从吾卷》（含《冯少墟集》《元儒考略》2种），《蓝田吕氏卷》（含《蓝田吕氏遗著辑校》1种），《关学人物卷》（含《关中三李年谱》《关学全编》2种）。

读者切莫因为这些书有的已经出版过整理本而怀疑其价值，须知此次整理出版，选谁的书，怎么选，用哪几个版本参校，都颇有讲究。至于十数年间广搜海内外珍善孤本，焚膏继晷地裒遗补缺，参同勘异，辨章学术，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文献整理质量、学术思想创新上达到了可喜的新高度。

一、辑录经典

对于关学的概念及其发展流变，学界至今各有见解。陈俊民在大量研读关学文献的基础上，厘定了关学的概念、梳理出了关学的发展脉络，所以，该书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古籍整理专著，更是一部专题探析“张载哲学与关学源流”之主要成果。书中辑录的关学文献，都是能代表关学核心理念，也能昭示关学变迁传衍的线索和规律的经典作品。名为《关学经典集成》，信不虚也。

二、底本精良

陈俊民先生最早在陕西师范大学创立“关学研究室”（1980年），长期主持关学研究工作，承担过国内外多项与关学研究相关的重大课题，熟知关学经典作品的版本源流。曾先后讲学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德国特里尔大学、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学府。有缘得见也有幸收集到散落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关学精良版本。他本人就拥有关学的许多珍贵的善本，仅冯从吾《冯少墟集》就有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藏的6个版本。本次整理他和境外讲学的学生搜罗了国内外有关图书馆的各种版本，选定距离关学经典作品作者在世时间最近、版本内容最全、校勘最精审的底本和校本，例如《泾野先生文集》，采用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嘉靖本”做底本，又补入了万历本等，这就形成了这个“三秦本”，这是迄今最全的吕柟文集。又如《冯少墟集》，用现存有国家图书馆藏的明代天启年冯从吾在世时由其子增刊出版的“天启本”。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一书，北宋以后已失传，这是作者花费十多年时间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有关古籍中搜索、辑佚、校点、编纂而成的学术著作，弥补了张载以后北宋弟子传承横渠学说而缺失文本的空白，成为国内外有关学者、博士生研究的唯一文本依据。

三、校勘精详

与其他关学整理作品，如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关学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精华本所收关学著作相比，《关学经典集成》辑录更全，校勘更精。

如《张载卷》特别补入经作者长期辑佚校点整理的“横渠三说”——《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以及《文集辑存》（总计文20篇、诗78首，远超过中华本所收集文9篇、诗15首），形成了迄今收集最全、版本最善、编辑合理、校点精审的《张载全集》。

《正蒙诠释卷》中宋代朱熹的《正蒙释论》是作者和他的博士生历经五年辑校之功完成的新作，乃是首次出版面世。

2020年，适逢关学宗师张载诞辰一千周年，熬过千辛万苦备受期待的《关学经典集成》也将在万象更新的五月与读者见面。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感慨“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然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我们诚愿《关学经典集成》的出版，能为关学“尊儒”“重礼”“务实”思想的传承、研究和践行，张载“四为”精神在新时代的落地生根和发扬光大，陕西地域文化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尽到绵薄之力。 华商报记者 刘慧 王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