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先知凭谁论 一卷文集传后人
——《张竞生集》编后
孔令彬
2016年底，韩山书院开完“丘逢甲与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后，“岭东人文研究中心”决定把目标转向更为艰巨的任务，即集合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乃至社会力量来共同整理并研究潮汕先贤张竞生博士的著作，为2018年张竞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该项目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张竞生的后人也慨然允诺免去所持著作权费用，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于是，我们在第三次拜会对张竞生研究倾注多年心血的著名作家张培忠先生后，正式启动了《张竞生集》的编纂工作，并诚恳地邀请张培忠先生担任此书的主编，从总体上指导接下来的编纂工作。张培忠先生更将自己历年所搜集的张竞生作品复印件，分门别类打成几包，悉数交给了我们，并暂拟定了各分卷大体内容，以及约定向出版社交稿的时间。
项目确定后，分卷主编领取各自的任务和材料，并在编委会上讨论了几条文字录入时的大体原则，便开始了紧张的录入文字工作。其时难度最大的仍在文献的搜集方面，尽管张培忠先生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张竞生作品，但想要达到编撰全集的最低目标，也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
不过，由于张竞生发表作品时从来不使用笔名，只署名“张竞生”“竞生”“竞”等，这为我们的搜集工作减少了甄别的困难。此外，借助于今天高度发达的网络资源及各种数据库，足不出户也可解决许多前人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借助社交网络，我们把张竞生曾经生活或居住过的城市，如巴黎、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汕头等地的朋友，都连接了起来。当然，还有大量材料的搜集只能采用传统的手段，即到各地的图书馆去访查。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图书馆是我们多次访问的地方，但囿于种种原因，香港和新加坡的图书馆一直未能亲去查看，虽有朋友帮忙，仍留下不少遗憾。如一些老报纸虽有存世，但由于保存不善而无法翻阅。张竞生第一次回国执掌金山中学，乃至后来几次乡居，前后时间长达20余年，他在地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皆因报刊不存而成永远的遗憾。有的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老报刊，也多是断简残编，如不少连载文章中间缺几期或者被人剪掉开窗都十分常见。1961年后，张竞生再次返乡居住近10年，去世时因无亲人在跟前，所有遗物散失殆尽，成了永久的损失。
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逐渐辨伪的过程，其间有喜也有悲，很多时候是悲喜交集，有一得就有一失，最后总能把所存疑惑弄清楚。就目前编者所知，假借张竞生之名发表的文章比较常见，如《幻洲半月刊》上一篇《论小衫之必要》，不仅属于假冒，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嫁祸。另外，还有一种盗版张竞生著作的现象，如1928年由美的书店发行的《爱情定则讨论集》，后被无良书商改名为《如此恋爱》《新杏花天》等名字盗版印行。此外，也有人认为属于张竞生佚作部分的《我的婚姻》《恋爱的卫生》等书，经我们考证均子虚乌有。张竞生的翻译作品，编者也基本一一考证清楚，而弄不清楚的是到底有多少作品是假冒他主编的大名，行骗人之实的。
2018年4月，我们在韩山书院召开了一次《张竞生集》编委会扩大会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等几位顾问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均给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在全书体例方面，定下了每卷先专著后单篇，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的编排方式。另外，对于全书各卷内容也做了适当调整，如合并了一些早期的分卷内容，增加了第九卷杂卷和第十卷评论回忆等方面的内容，第九卷还临时决定加入一份张竞生的年谱简编。在文字录入方面，大家亦商定了几条原则：一是使用新式标点。二是校正错别字。民国时的报刊普遍存在错别字问题，我们的处理意见是直接在原文上改动，不再标识原文错误文字。有些民国时期的特殊别字，则尽量保留原貌。三是模糊残缺处文字以“□”代替。整理录入文字时，若遇到报纸、杂志文字模糊不清或残破不齐等问题，所缺文字一律用“□”符号代替。比较难办的是有些文章由于扫描或原件缺失，少掉几行文字，无法用“□”符号代替，就只能在行文中加以注明。四是繁简字转换问题。本书全以简体字录入，由于繁、简体字并非一一对应，尤需提醒各位分卷主编注意。五是外国文字、图表、插图等信息的录入。六是为确保文集质量，文字录入时尽量以文章出版或发表时的原件为参考对象，即使那些已经被整理出版过的专著和文章，我们也要查找到原文并核对无误。以上是文字录入的几个原则。至于注释方面，则一律采用页下注形式，每页重新编排，注释要求尽量简洁。为确保注释信息的准确性与分布的平衡，由本书第二主编肖玉华负责对注释进行统一修订，且力避重复。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国强先生也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一并吸收其中。
据悉，目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经做好了《张竞生集》出版前的所有相关工作，准备近期发行，这是一个很及时的好消息。今年适逢张竞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该书的出版既是对我们3年多来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先贤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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