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创始人：孔 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姓名孔丘别称孔子，尼父，孔夫子字号仲尼所处时代东周春秋末期民族族群华夏族。
相关人物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1]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2]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孔子圣迹图》之《麒麟玉书》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3]
早年经历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3岁时，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4]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19岁，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5]
步入仕途
《孔子圣迹图》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6]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4]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7]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8]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9]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7]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10]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11]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12]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13]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14]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59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60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15]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16]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17]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18]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73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成就
道德学说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19]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20]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 “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20]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像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20]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21]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旅游思想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
孔子主张旅游要健康有度，反对佚游。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言论著作
语录汇编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22]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教书育人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考诸经籍，有七十多人。
四科十哲
历史评价
国内评价
孔子弟子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孔子弟子子贡：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
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思想家孟子：自有生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雄，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
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
汉代韩诗学创始人韩婴：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于无形之乡，倚于理，观人性，明始终，知得失，故兴仁义...（《韩诗外传》）
汉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篇》）
汉代文学家祢衡：受至精，纯粹睿哲。（《艺文类聚卷二十.后汉弥衡》（鲁夫子碑）
晋代文学家陆机：孔子睿圣，配于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志，灵魂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诫，丹书有造。（《陆机集卷九.孔子赞》）
唐太宗李世民）：朕今所好者，惟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
唐朝诗人杨炯：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像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杨炯集》卷四）
宋真宗赵恒：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纲。（《阙里文献考.卷三十八》）
宋代哲学家程颢：至如孔子同，道如日月之明。（《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宋代理学家朱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明宪宗朱见深：孔子之道之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御制重修孔子》）
明代学者陈献章：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无穷如四时。（《际献章集卷一·襄阳府先圣庙记》）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于化育参赞之；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之于国家天下之远。（《王文成公全书天于.卷三十一》）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也。（《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康有为：唯我孔子大中至正，独重人道。（《济南万国道德会演说》）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孔子在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不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世界伟人传第一篇.孔子》）
近代学者钱文选：中华之文明，实基于孔子之道德......孔子这道，极为世人所崇拜，固有万古不灭的价值，即西方传教师，亦深信孔道可驾乎近代一切宗教而上之。......以世界之眼光观之，可断定虽历千百年后，孔子伦理仍当保存，苟或轻蔑叛离，则中国文化早已扫地无余矣（《士清全集·孔子伦理与万国修身大会之关系》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孙中山选集》）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孔子学问，文章政治事业，朗如日月，灿如星辰，果足为万世师表。（《在信教自由会上的演说》）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与中国》）
近代思想史家杜国痒：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家，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给民间，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实行“有教无类”把官学变成私学。（《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概要》
近代教育家、哲学家梁漱溟：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历害。...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可以挥的前途。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再重光于世界。（《孔子学说之重光》）
近代历史学家柳诒徵：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台湾学者钱地：......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或国家，国为没有高尚的文化而灭亡，中国因有孔子五常之教，而使中国与天地共长久。（《儒家思想》自序）
香港社会活动家霍英东：孔子的许多好思想，一直鼓舞着海外华人，使他们能够在他乡异地，艰苦创业，勇往直前，做出了贡献。（《在孔子诞辰2540周扬纪念与学术讨论会的致词》）
国际评价
朝鲜学者金益洙：孔子是万古圣人，也是东洋学问哲学思想的元祖。（《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文集》
日本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夫子之德实为超迈群圣，夫子之道高于天地。（《论语古义》）
日本学者井上靖：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先哲，而且是全人类的老师。（《孔子》）
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诸子百家考》）
日本学者简野道明：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历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终讲究不倦（《在孔子诞辰2540周扬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文集》）
美国诗人、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学知识词典》）
美国学者甘霖：孔子不独为一国之圣人，实为万国之圣人。（《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中国教化最著之邦，历数千年而存在，余认为孔子之功，余虽隶耶教，于孔子之道，莫不乐闻之（《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外论部分）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中国之文化基于孔子之学说。...孔子学说关系建立一个中华大帝国。（《东西幸福观念论》）中国切不可盲目采用欧洲文化，时移世易，但将中国旧文明之不适于今日者，略加改易可已，欧洲人皆言中国无如孔教，中国道德必破产，此语余极赞同。中国最切要者不在西方文化之吸收，反在东方旧有文明之复兴。中国学术远在两千年前已灿然大备，若加以整理使之复兴，则影响世界，极为伟大，对于世界，必有特别贡献，最后中国或成为文化之中心。（《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英国学者裴斯脱：...吾人置身各教这外，平心以求各教之真而比较之，必其适合吾人最近精神上之新的生活，与文明演进，并行不悖者，然则吾见比较的眼光中，孔教诚有特占优美之点者矣（《论孔教》）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能够帮助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问题，唯有中国孔孟的学说。
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
法国学者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
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帝师庄士敦：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见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轶事典故
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24]
孔子学琴
《孔子圣迹图》之《学琴师襄》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
最后，孔子通过反复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25]
孔子相师
《史记》记载，一日孔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一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那孩子回答：“人们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项橐。”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难项橐，但是都被项橐巧妙地化解了。
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长叹一声，俯下身子对项橐和蔼地说：“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回头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要不耻下问。”经孔子这一褒奖，项橐便名扬九州，震动朝野，以后《史》、《志》有关章节都有记载。南宋大儒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劝诸后生说：“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盖出于此。[24]
实验欹器
《孔子圣迹图》之《观器论道》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公元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宥坐即座右铭。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藏书始祖
《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他提建议，“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矣”。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26]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祭祀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如道家四大真人）。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孔庙
曲阜孔府大成殿
孔庙即孔子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其中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自汉代以后，各地祭孔活动延续不断，在各地逐渐建成孔庙。其中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的孔庙为本庙，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
曲阜孔庙
曲阜孔庙初建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9年），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为孔庙的本庙。本庙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中国四大古建筑群之一[28]，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12月，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南宗孔庙
南宗孔庙大成殿（衢州孔庙）
南宗孔庙是中国仅存的两个孔氏家庙之一，位于浙江衢州市区府山街道新桥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宋建炎初年，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传决定带一部分族人及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圣像碑两件宝物南渡，孔子世家宗室南迁衢州之后，无庙奉祀先祖。他们请南宋朝廷，鼎建家庙，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拨款建造孔庙。但这座家庙，毁于元兵之后。留下的这座家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由孔庙，孔府及后花园，思鲁阁三部分组成。大部分建筑仿照曲阜孔庙，唯思鲁阁为首创，是为告诫孔氏子孙不忘故里。“思鲁阁”是南宗孔氏子孙为表达他们思念山东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设计建造的。
孔林
孔林
孔林属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至圣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坐落于曲阜城北，占地3000余亩。它是中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4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孔府
孔府
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孔子嫡长子孙的府第，即衍圣 公府。洪武十年（1377年）始建，弘治十六年（1503年）重修拓广，道光十八年（1838年）扩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建遭火焚的内宅七座楼房。建国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现保存良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孔府占地7.5万平方米，九进院落，楼房厅堂463间。三路布局，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五间等，最后为花园。东路为东学，有家庙、慕恩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等。
祠堂
商丘市夏邑县孔子还乡祠
孔子还乡祠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 。孔子祖先为春秋时期宋国人，其祖居地及祖坟仍在此地。
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宋国发生内乱，孔子曾祖孔防叔为避乱而奔鲁。孔子成人以后知晓夏邑王公楼村为自己的祖籍，时常回夏邑祭祖省墓。于是把这个地方叫“还乡里”，后人思而立祠以祀之。因而取名“还乡祠”。
孔子还乡祠始建于唐初，其形制仿文庙，坐北朝南，有一壁、一坛、两殿、四门及碑林等。宋真宗时，孔子四十五代孙孔良辅、孔彦辅由曲阜到此定居，对孔子还乡祠修复扩建。金代，又立杏坛碑于大成殿之前。清道光元年，增建崇圣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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