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儒学的一代伟人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属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他兴办私学，突破官府垄断，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本 名 孔丘

字 号 仲尼

民族族群 华夏族

出生时间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主要作品 《六经》，《春秋》

祖 籍 宋国栗邑（今商丘市夏邑县）

母 亲 颜徵在

教育思想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倡 导 仁义礼智信

职业 教师

陵墓 鲁城北泗水岸边

儿子 孔鲤

别 称孔子，尼父，孔夫子

外文名 Confucius

出生地 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去世时间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主要成就 开创儒学，编纂《春秋》，修订《六经》，创办私学

父 亲 叔梁纥

尊 称孔圣人，大成圣至先师，至圣

信 仰 儒家思想

所处时代东 周春秋末期

身份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妻 子 亓官氏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 宋国的贵族， 先祖是 商朝开国君主 商汤。周初 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 后裔， 周公以周成王之名封 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 商丘建立 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 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六世祖得孔氏，称 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 大夫，曾为 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今 河南省 商丘市 夏邑县），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 太宰 华督所杀。孔父嘉子 木金父，木金父生 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 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 鲁国的 陬邑（今 山东省 曲阜市）定居，其官职为 陬邑大夫。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 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 颜征在（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征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 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 野合”。孔子在 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 儒略历公元前551年； 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 史记· 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 圩顶（yú dǐng，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 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 宋国人 以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 孔子来到 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 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 这一年， 齐景公与 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 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孟懿子和 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 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 老师，问乐于 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 齐国，受到 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 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 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 晋国铸 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 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 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 大司寇，摄 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 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 三桓（ 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 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 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 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 卫国。孔子在卫国被 卫灵公夫人 男子召见。孔子的弟子 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 郑国的 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 陈国。

孔子路过宣城（今河南 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 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 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 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59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 曹国、 宋国、 郑国荣 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 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 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 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 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 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 溥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 冉求帅鲁师与齐战，获胜。 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 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 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 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 孔鲤去世了。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 东周向 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 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 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 春秋》。同年六月，齐国 陈恒弑 齐简公，孔子 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 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 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 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 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 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 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 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3 主要成就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 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 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 中庸又适时之变为 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 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 “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 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 德治”或“ 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 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 思想家、 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 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 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 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 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 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 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 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 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 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 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 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 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 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 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 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童子问易》在 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远游观和近游观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 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旅游。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主张旅游要健康有度，反对旅游

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也就是说，以骄傲为乐，以到处游玩、游手好闲为乐，以大小宴为乐，都是有害的快乐。可见，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人生观念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

《孔子圣迹图》之《职司乘田》

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4 人物轶事

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 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 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子路救起一名 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 师襄学鼓琴。曲名是《 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孔子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孔子相师

《 史记》记载一日孔子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一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那孩子回答：“人们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项橐。”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难项橐，但是都被项橐巧妙的化解。

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长叹一声，俯下身子对项橐和蔼地说：“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回头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矣。要不耻下问。”经孔子这一褒奖，项橐便名扬九州，震动朝野。以后《史》、《志》有关章节都有记载。据《史记》记载，甘罗十二岁拜丞相时，还拿项橐作比喻，说服文信侯吕不韦让自己出使赵国。南宋大儒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劝诸后生说：“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盖出于此

实验武器

《 荀子· 宥坐》记载“孔子观于 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公元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宥坐即座右铭。

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藏书始祖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 诗经》、《 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 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 六艺》，对汉代 刘向、 刘歆父子在《 别录》、《 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他提建议，“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矣”。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1、孔子语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摘孔子《大学》 （大学的目的，在于显明高尚的品德，在于使人们革除旧习，在于达到善的最高境界.）

2、孔子语录：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摘孔子《大学》

（所谓意念诚实，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象厌恶难闻气味那样厌恶邪恶，象喜爱美丽的女子一样喜爱善良，这样才能说心安理得，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独处时必定要谨慎.）

3、孔子语录：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摘孔子《大学》

（财富可以修饰房屋，道德可以修饰身心，心胸宽广可以使身心舒坦，所以君子一定要做到意念诚实.）

4、孔子语录：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摘孔子《大学》

（没有人知道自己孩子的坏处，没有人知道自己禾苗的茂盛.）

5、孔子语录：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摘孔子《大学》

（自己有善德，才能要求别人行善.）

6、孔子语录：《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摘孔子《大学》

（《诗经》说：“茂盛的桃树开着鲜艳的花朵，这位姑娘出嫁了，能与婆家和睦相处.”）

7、孔子语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摘孔子《中庸》

（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现出来，叫做中；表现出来合乎法度，叫做和.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居自己的位置，万物也就生长了.）

8、孔子语录：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摘孔子《中庸》

（ 不愿意别人加给自己的，也不要加给别人.）

9、孔子语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乎.——摘孔子《中庸》

（爱好学习接近智慧，努力行善接近仁德，知道耻辱就接近勇敢.）

10、孔子语录：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摘孔子《中庸》

（任何事情，有准备就能成功，没准备就会失败.）

5 主要作品

六经

古人认为孔子曾修《 诗》、《 书》、《 礼》、《 乐》，序《 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 春秋》。

诗歌

《去鲁歌》、《蟪蛄歌》、《 龟山操》、《 盘操》、《 猗兰操》、《 将归操》、《 获麟歌》。

这些诗歌多载于《 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论语

《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 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 大学》、《 中庸》、《 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6 人物评价

名人评价

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

德国 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

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

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司马迁：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历史评价

先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并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孔子学说为五蠹之首，且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历史地位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 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 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 公神，其地位和 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 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 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如道家四大真人）。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 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 四配”，他们是 颜回、 曾参、 子思和 孟轲。其次是“ 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 颜渊， 闵子骞， 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 子贡。政事： 冉有， 季路。文学： 子游， 子夏。”再次是“ 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 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后世纪念

祠堂

孔子还乡祠位于河南省 商丘市 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 。孔子祖先为春秋时期 宋国人，其祖居地及祖坟仍在此地。

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宋国发生内乱，孔子曾祖 孔防叔为避乱而奔鲁。孔子成人以后知晓夏邑王公楼村为自己的祖籍，时常回夏邑祭祖 省墓。于是把这个地方叫“还乡里”，后人思而立祠以祀之。因而取名“还乡祠”。孔子还乡祠始建于唐初，其形制仿 文庙，坐北朝南，有一壁、一坛、两殿、四门及碑林等。 宋真宗时，孔子四十五代孙 孔良辅、 孔彦辅由曲阜到此定居，对孔子还乡祠修复扩建。金代，又立杏坛碑于大成殿之前。清 道光元年，增建崇圣祠。

孔庙

孔子庙即孔庙，是纪念祭祀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

自汉代以后，各地祭孔活动延续不断，在各地逐渐建成孔庙。其中位于山东省 曲阜市南门内的孔庙为本庙，另外在福州、北京、 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

曲阜孔庙初建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为孔庙的本庙。本庙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中国四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12月，曲阜 孔庙、 孔林、 孔府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

南宗孔庙是中国仅存的两个孔氏 家庙之一，位于浙江 衢州市区府山街道新桥街，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建炎初年 ，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 孔端友及其叔父孔传决定带一部分族人及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圣像碑两件宝物南渡，孔子世家宗室南迁衢州之后，无庙奉祀先祖。他们请南宋朝廷，鼎建家庙，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拨款建造孔庙。但这座家庙，毁于元兵之后。

留下的这座家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由孔庙，孔府及后花园，思鲁阁三部分组成。大部分建筑仿照曲阜孔庙，唯思鲁阁为首创，是为告诫孔氏子孙不忘故里。“思鲁阁”是南宗孔氏子孙为表达他们思念山东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设计建造的。

孔林

孔林属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至圣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坐落于曲阜城北，占地3000余亩。它是中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4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孔府

孔府位于曲阜城内， 孔庙东侧，是孔子嫡长子孙的府第，即衍圣 公府。洪武十年（1377年）始建，弘治十六年（1503年）重修拓广，道光十八年（1838年）扩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建遭火焚的内宅七座楼房。建国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现保存良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孔府占地7.5万平方米，九进院落，楼房厅堂463间。三路布局，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五间等，最后为花园。东路为东学，有家庙、慕恩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等。

孔子的主要思想

关于孔子思想的实质与核心问题，学界曾进行过多次争论，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点。蔡尚思先生在60年代曾撰文认为，“孔学主要是礼学”，80年代初在他的《孔子思想体系》中又明确提出“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匡亚明先生则认为，“仁”是孔子的哲学，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教育学说，一句话，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见匡亚明著《孔子评传》，第192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也有人提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见郭碧波《孔子思想核心再认识》，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还有人认为“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笔者认为，中庸或忠恕在孔子思想中一般是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的，因而，不可能成为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而“仁”和“礼”虽然都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并不足以构成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因为孔子评价“仁”和“礼”的标准是以治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行”。“行”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孔子方法论的根本。

一、“仁”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评价“仁”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

我们认为，“仁”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众所周知，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说到底就是教人如何成君子、做圣人，以便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孔子建立了一套由许多环节和要素构成的伦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比较低级的环节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因为严肃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端正自己的脸色就容易使人相信；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声调，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比较高级的一些修养环节和要素则有：“知”、“勇”、“恭”、“宽”、“惠”、“敏”、“信”、“慎”、“直”等。更为高级的修养环节则有：“艺”、“德”、“道”、“天命”、“礼”、“仁”等。最高的修养环节则是“圣”。可见，“仁”只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和方面。孔子曾说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在这里“仁”、“知”、“勇”都是做君子的条件，做到了这三点就可以“不忧”、“不惑”、“不惧”。但是，当司马牛问君子时，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不忧不惧”。（《颜渊》）同样是问君子，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呢？这是因为孔子在教学上特别注重“因材施教”的方法，因而当他在教导自己的弟子如何修身做人时，对于不同弟子所提出的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也许在孔子看来，司马牛是“知”的，而在“仁”与“勇”上或许还差了一点，因而就对“知”这一环节略而不谈，只是有针对性地说：“不忧不惧。”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仁”只是成为君子的一个条件，是孔子修养论中的一个环节。在《述而》篇中，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把“仁”当作修养的一个环节和要素。在同一篇中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里“仁”、“圣”对举，显然，二者都是孔子思想中的极高境界，要不然怎么连孔子都说“则吾岂敢”呢？即便如此，它们也都只是其修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周礼•大司徒》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也是把“仁”与“圣”作为儒家修养思想的一个环节。

然而，与“仁”相比，“圣”是更高的修养环节和层次，它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范畴。因为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这哪仅仅是仁啊！一定是圣了。可见，“圣”是较“仁”为高的一种修养境界。所以，我们认为，“仁”只是孔子思想体系诸要素、诸环节中的一个，它不是什么最高境界，也谈不上是什么思想体系的核心。

尤有可言者，与“仁”、“圣”等范畴相比，“行”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更为根本和关键的地位，它是孔子评价“仁”与“不仁”的标准。众所周知，孔子从不轻许人以“仁”，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他也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弟子则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可是，单单那个人家杀了他辅佐的公子，而他又厚着脸皮去做了人家的“相”的既不知“礼”而又“器小”、“不俭”的管仲，却被孔子称作“仁”。对此诸家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匡亚明先生认为，这说明了“仁”和“礼”有分离的情况：既然管氏有“三归”、“有反坫”，且其“官事不摄”而又“器小”、“不俭”，可谓严重地不知“礼”，然孔子仍赞叹说：“如其仁！如其仁！”（《宪问》）“权衡轻重”，无疑“仁”是在“礼”之上的。（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7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仁”与“礼”相分离、相矛盾的情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存在的，但是由此便权衡出“仁”在“礼”之上的结论，则是牵强的。那么，违礼的管仲何以如此被孔子所器重并许之以“仁”呢？事实上，只要我们明白了孔子谈“仁”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对这一问题，连子路也曾迷惑过，他问孔子：齐桓小白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纠的师傅召忽自杀以报纠，但是，他的另一个师傅管仲不但活着，反而还去当了人家的“相”，这能算作是“仁”吧？孔子解释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管仲之“仁”正是体现在这一治国安民的实效当中，而这一点正是孔子评价一个人“仁”与不“仁”的关键。对于管仲之“仁”，子贡也感到迷惑，孔子又为其解惑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可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称作“仁”，是因为他对上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得以匡正；对下使人民百姓至于今仍蒙受其好处。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已经披头散发，沦落为衣襟向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因此，只要能“行”得好，“行”得国治天下平，至于是否合“礼”，就是次要的事情了。这里的要害和关键是“行”。

二、“礼”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评价“礼”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

孔子谈“礼”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伦理意义上的“礼”，第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礼”。政治学意义上的“礼”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略和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孔子讲：“为国以礼。”（《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里仁》）很清楚，“礼”在这里为治国的手段。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可见“礼”在治国中的作用。所以，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政”、“刑”、“德”、“礼”都是治国的手段，但“政”与“刑”是下等的为国之策，“德”与“礼”则是上等的为国之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

伦理学意义上的“礼”，在孔子那里首先是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其次还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和要素。作为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礼”与“仁”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如果说“仁”是从个体出发、由内而外的一种修养方式的话，那么，“礼”则“自外作”（《礼记•乐记》），是由外而内的一种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修养方式，因此，《礼记》云：“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祭义》）“礼所以修外也。”（《文王世事》）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礼”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这里的“知命”、“知礼”、“知言”，都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环节和要素，而“礼”仅是其中之一个。《礼记•经解》载孔子的言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中所载孔子言论是否确实我们可暂且不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礼记》中，“礼”也是教人修身诸条目中的一条。孔子还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他在回答弟子子贡提出的问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在“仁”的方面孔子自认弗如的颜回曾说：“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凡此等等，都表明“礼”在孔子那里仅仅是为人立世、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

尤有可言者，无论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礼”，还是伦理意义上的“礼”，在孔子思想中都不居有核心地位，因为孔子谈“礼”的最终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孔子不是书生，他不像后世的一些“小人儒”那样，为“礼”而“礼”，孔子于“礼”是取其实效，带有明显的“行”的特点。鲁人林放曾经就“礼之本”问教于孔子，孔子高兴地说：“大哉此问！”接着便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礼记•檀弓上》也有一段话，与此可互相印证，其云：“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可见，孔子于“礼”皆取其实效，而不拘泥于外表的繁文琐节。

《论语•阳货》篇中记载了两个故事，也说明了孔子谈“礼”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公山弗扰盘据在费邑图谋造反，叫孔子去做官。孔子虽然觉得到叛乱分子那里去做事是严重地违“礼”，可是由于他以治国安民为己任，因而还是准备去。子路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回答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孔子看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形式上是否符合礼仪，而在于能否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就顾不得计较公山弗扰的叛乱是否合“礼”，而只是一心想着到人家那里去推行自己的学说。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另一个叛乱分子晋国的佛ｘī＠①也曾召过孔子。孔子明知佛ｘī＠①违“礼”背“善”，自己若入于“危邦”，居于“乱邦”，肯定与俗“礼”相悖，可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学说，他还是准备前往。于是子路又出来劝道：我曾听老师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ｘī＠①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自然不能否认佛ｘī＠①的不善和自己入于乱邦的违“礼”，可是，他更不想放弃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任何机会，在这种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的两难境况下，孔子选择的是现实，他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谓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最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佛ｘī＠①虽然不善，但以孔子之至坚、至白，是磨而不薄、染而不黑的。最后，孔子又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把他以实践为“礼”的最终标准的思想鲜明地勾画出来，他说：“吾岂匏瓜，焉能系而不食？”意谓我又不是挂着好看的匏瓜，怎能只挂着好看而不吃呢？一句话，要“食”、“要”“行”、要改造世界，正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和归宿。

三、孔子“正心”、“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表明孔子哲学是“行”的哲学，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归宿

孔子曾对《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一句发表评论云：“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为政》）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侍奉父母之孝、友爱兄弟之悌都可以影响、施及到政治上，这也就是参与了政治。孝悌者，何也？孔子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学而》）可见，孝悌是属于伦理修身的范畴。这样孔子就首先把作为“仁之本”的孝悌与“治国”、“平天下”的“为政”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孔子又直接把“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联系。为什么要修身呢？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因此，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重要的是端正自己，端正了自己，于治理国政就无甚困难了；倘不能正己，又何以正人呢？故孔子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正说明了“正己”、“修身”是以“从政”、“治国”为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又说，一个人如果只是“诵诗三百”，可是“授之以政”，结果“不达”；“使于四方”，结果“不能专对”，这样的知识就是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在《宪问》篇中，孔子回答子路说，君子有三个层次：第一，“修己以敬”；第二，“修己以安人”；第三，“修己以安百姓”。这里孔子从“修己”讲起，讲到安朋友九族，再到安万民百姓。其中“修己”是起始点，也是手段；“安人”、“安百姓”是归宿，也是目的。在后两条中，“安百姓”又是君子的最高层次，因为此处“安人”之“人”只不过是“朋友九族”之谓也。所以，孔子才说，这个最高层次恐怕连尧舜也难做到啊！（“尧舜其犹病诸！”）可见，孔子“正心”、“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思想始终围绕着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行”）。

《大学》中的一段话亦可与孔子的上述思想相印证，其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是国治、天下平的前提条件，而且还可以看到国治、天下平是“正心”、“修身”的目的和归宿。因此，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不仅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而且是整个儒家思想的实质、核心、目的和归宿。

四、“忠恕”是孔子思想中“一以贯之”的范畴，而“忠恕”的实质和内容就是“行”

孔子曾对他的得意门生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等到孔子出去以后，别的学生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子回答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我们认为，作为孔子的爱徒又被后人誉为“四圣”之一的曾子对于他老师学说的理解该是不会有什么错失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贯彻孔子思想始终的基本概念就是“忠恕”。关于“恕”，孔子有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至于与“恕”相连而使用的“忠”，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可见，“忠”是从积极的角度讲“行”，“恕”则是从消极的角度讲“行”。总之，“忠”也好，“恕”也好，说的都是“行”。因此，我们认为，孔子把“忠恕”视为自己学说的“一以贯之”的概念，不是偶然的，因为“忠恕”是孔子“行”的途径和方法，是与“行”紧紧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忠恕”的实质和内容是“行”，因此，以治国安民为最终指归的社会实践是孔子方法论的根本。

正因为贯穿孔子思想始终的概念是“忠恕”，“可以终身行之者”又是“恕”，因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了。对一般人而言，要做到“忠”似乎不太可能，能够做到“恕”已是相当不易了。即便如此，在“辩”的方面连孔子都自认不如的子贡尚且做不到“恕”。据《公冶长》载，子贡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我不想欺负别人，也不想让别人欺负我，自今日看来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孔子不以为然，他认为子贡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恕”，它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所以就不容易做到了，是以孔子答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五、余论

以治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行”）还是孔子评价人物的标准。孔子说过：“君子不以言举人。”（《卫灵公》）还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所谓“听其言而信其行”就有“以言举人”的味道，而“听其言而观其行”则重在“行”，注重以人的实际行为作为评价的标准。《卫灵公》中孔子又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唐人颜师古注释此句时云：“言于人有所称誉，辄试以事，取其实效也。”（《汉书•艺文志注释》）这就是说评价一个人要以其所行之事与其实际效果作为标准。

在具体涉及到言行关系时，孔子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身体力行。孔子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这就是说君子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要少言多行、先行后言。孔子曾叫漆雕开去做官，漆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即我对做官这事没有把握，于是乎孔子高兴了。（《公冶长》）还有一事，孔子曾谈及他最宠爱的“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弟子颜回时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为政》）孔子整日与颜讲学，颜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如此这般孔子就欣赏他了。可见，孔子是不太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的，子路即属此类。有一次孔子与子路谈“正名”时，子路又冒冒失失抢话头讲话，终于惹怒了孔子，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子路》）意谓君子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就要有所保留，不可乱说。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这些都说明在言行关系上，孔子不大看重言，反对巧言令色的夸夸其谈者，却特别重视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活动（“行”）。《述而》篇有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而，“行”还是孔子教授学生的四科之一。

最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必须交待清楚，这就是孔子的“行”到底是行什么？或者说他所讲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是简单地行“仁”，行“礼”，还是以“为东周”为其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这是孔子研究中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我们说，孔子的“行”既不是单纯的行“仁”，亦非单纯的行“礼”。“仁”也罢，“礼”也好，二者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而孔子的理想王国决不可能是单单靠“意识”、“精神”建构起来的“乌有”乡，而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一方面，生产发展，但另一方面还要看精神教化。《论语•子路》篇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在这里孔子谈了治国的三个步骤：(1)庶矣，(2)富之，(3)教之。“庶矣”是说一个国家首先要有众多的人口；“富之”译为今语就是生活富裕、生产发展；“教之”则属于社会教化、精神生活的领域，其重要内容是“仁”和“礼”，但又不全部是“仁”和“礼”。那么“为东周”是不是就把这两个方面都包容进去了呢？我们承认孔子是非常崇尚文武周公之道的，以至于连做梦不见周公都发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感慨，可是他更注重“损益”，注重变化，不仅“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有“损益”和变化，以此类推，将来“继周者”也会有“损益”变化。（《为政》）对此孔子自己曾有过生动的描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因此，孔子思想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其思想体系所围绕的轴心即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