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建商人，在海洋贸易中创造了闽商文化

福建人，乃是古代中国的航海民族。福建由于依山面海，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适合发展航海业。再加上山多平地少，山区面积达到了75%，把福建人直接逼在沿海狭长的平原上生存，断绝了与周围省份的联系。所以，福建人如古希腊人一样，大多数不从事农业生产，去海外贸易为生。福建商人就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创造了独特海洋文化，也就是闽商文化，为古代中国农业为主文化增添了海洋色彩。闽商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一带获得普及与推广。

古代的福建

一 古代福建商人贸易的国家

古代福建人在亚洲海域的贸易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84年。根据我国古代典籍的零星文字记载，福建商人在海外贸易活动是非常活跃，足迹最北端是高丽，最南端是苏门答腊岛（Sumatra）。在东南亚一带，著名贸易中心有占城（Champa）、安南（Annam）、爪哇（Java）等地，无疑都是福建商人比较青睐的商埠。整体上总结，古代福建商人经常贸易的国家有这些：

1 高丽

十一世纪之后，我国处在两宋期间，朝鲜半岛高丽的兴起，成为东亚地区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和贸易中心。高丽王国的富庶，也成为福建商人贸易活动的地方。根据高丽历史学家郑麒趾的文字记载，当时来高丽的宋代商人中，福建商人是最庞大的群体和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在1012-1192年期间，就有117批宋朝商人来高丽从事贸易活动，总人数高达4548人。

在1138年之后，福建商人与高丽王国的海上贸易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可以确认是，在1146-1152年，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海商一共有十六批，总人数达到1332人，大多数也是福建商人。当时，福建商人通过中国的海陆输往高丽的商品主要有五色娟、白丝、茶叶、瓷器、服装、乐器、铜币、蜡烛、鹦鹉、中草药、锦缎、书籍、酒，然后用这些商品与高丽的商人做商品交易，换取朝鲜半岛的土特产，如高丽参、金、硫磺、马匹、皮草、马鞍、马匹、香油、长绳、白纸、黄漆、获菩、白纸、毛笔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福建商人积极参与宋朝和高丽王国的外交活动，有些人还扮演外交信使的角色。如在1068年，两名泉州商人黄慎与洪万来，在宋朝宋神宗的派遣下，手持着密函前去高丽，表明与高丽王朝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商人在高丽朝廷也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第二年也带着高丽王国礼部的正式答复返回到了大宋。在1070年，黄慎被再次被宋神宗派往再次出访高丽，这一年刚好也是宋神宗登基之年，可能这一位刚上任的皇帝就是为了与高丽建立良好外交关系，在亚洲打开外交的新局面，只能寻找福建商人作为信使，在两国之间开展官方的信息交往与传递。

2 九州岛

日本列岛南部的九州岛，散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岛屿，呈现锯齿状，乃是天然的贸易良港。至从十六世纪以来，九州岛就是福建海商走私贸易活动和海外侨居的大本营。

福建商人在九州岛的贸易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1540-1635年，福建商人与当地的日本商民进行自由互市。当时，九州岛的封建领主鼓励自由贸易，提倡福建商人可以在任何港埠自由居住。伴随着贸易活动的推进，九州岛上也出现了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福建商人侨居社区。

第二个历史阶段，就是1635-1689年。这一时期，日本幕府政府下了命令，一切外国商船只能在长崎港一带从事贸易活动，这样把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都约束在长崎岛从事贸易活动。

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福建商人离开九州岛，在长崎围墙高筑的“唐人屋敷”居住的阶段。在1689年，德川幕府在长崎岛的十善寺村里，修建了一个“唐人屋敷”，也就是“唐人街”，中国商人经商必需在这里居住，并且受官方的监视，这也就开始了第三个贸易活动阶段。

由于德川幕府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福建商人都离开了九州岛，前去台湾，以及马尼拉、会安、马六甲、北大年、巴达维亚、阿瑜陀耶等东南亚一带港埠开展活动。

3 台湾

在福建海商贸易发展的早期，台湾乃是东亚地区海商贸易网络体系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埠。在十二世纪初，台湾这个岛屿基本上是没经过开发的不毛之地，只是偶尔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渔民和商人来台湾避风，或者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直到12世纪-13世纪，台湾与福建一带才开始真正的贸易往来。

在古代，一部分福建商船在东北季候风期间，经常前往菲律宾群岛与土著居民做商品买卖。在南下东南亚一带时候，福建商人也经常在台湾岛南部沿海一带停泊，汲取淡水。

台湾在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迅速崛起，实际是归功于十六世纪中叶日本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猖狂的抢劫活动。在这些倭寇中，很多都是中国沿海一带的海盗和沿海渔村的贫困渔民。在明末官府的追捕下，这些海盗就把台湾与澎湖列岛成为海盗的避难场所。

就这样，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后，台湾岛也成为中日两国走私商人互通贸易的主要场所。当时，前往东南亚港埠参与贸易活动的日本商人，也都要在台湾一带停泊，然后与中国福建海商开展贸易活动。当时，除了福建海盗商人，大批的福建渔民也参与大陆和台湾的走私贸易活动。

4 马尼拉

马尼拉是菲律宾一个港口。在西班牙人来东方之前，菲律宾群岛与中国南方很多口岸都有了密切的海上贸易活动。当时，福建商人把中国出产的大量陶器和日常生活用品，运输到菲律宾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做交易。久而久之，这些来自福建南部沿海一带的华商和水手，都在菲律宾群岛定居。

在西班牙人没占领菲律宾群岛之前，散布在菲律宾贸易航线一带的福建侨居社区规模都不大。当西班牙人把菲律宾作为殖民地之后，才使马尼拉一举成为亚洲海上贸易一个横跨太平洋的重要海上贸易枢纽地。

福建商人与马尼拉的菲律宾居民贸易过程中，不仅获得极高的利润，也改变原本小规模散居的侨居模式，马尼拉也形成一个很大的福建侨商居住社区，这也推动海上贸易的发展。当时，福建商人前去马尼拉贸易目的，就是赚取更加多的美洲白银，然后把白银运输回中国。福建商人也间接把巨大的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对明清时候中国经济发展也做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二 古代福建商人建立的网络体系

1 古代福建商人的贸易网络体系

古代福建商人在海外贸易过程中，很能适应海外艰难的生存环境，应付海外市场发生变化，擅长与当地统治者周旋，借此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古代福建商人在贸易活动的成功，主要就在于福建商人拥有的贸易网络体系，通过建立、完善和操纵贸易网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福建商人构建的贸易网络体系，在外延与界限上也没有严格地界定，边界部分也有互相重叠现象出现。当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1600年前后来到东南亚群岛地区， 才醒悟到福建商人在亚洲海域已经经营了几个世纪，建立庞大的贸易网络体系， 在南中国海域不同港埠的贸易市场也被福建商人掌握。

福建商人建立的商业网络体系，东起日本的长崎岛，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几乎覆盖1800年之前的东亚与东南亚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商业贸易港埠。这些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以爪哇岛开始分为七个区域。

第一个贸易网络中心，就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包括今天印尼群岛的大部分岛屿。第二个贸易网络中心，就是马六甲和暹罗南部为中心，包括苏门答腊岛的北部与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第三个贸易网络的总部，就在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覆盖暹罗南部地区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第四个贸易网络当以会安港为中心，沿着海岸线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北部的海南岛、东京、澳门。第五个贸易网络中心，就是菲律宾群岛的南部与婆罗洲北部，以苏禄群岛（sulu）为主要的贸易转口港口。第六个贸易网络，覆盖今天的福建南部、台湾和吕宋岛。第七个贸易网络中心，就在今天日本南部的长崎。

2 古代福建商人的人脉网络体系

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散布在亚洲各地贸易据点的福建商人还建立独特的人脉网络体系，如家庭关系网络、同乡会、宗族关系网络、同业公会等一系列基本的网络-人脉关系。寓居在海外的福建商人通过彼此的联姻，以及同乡聚会、宗亲氏族成员的密切往来，把中国传统的社会纽带与网络移植在海外侨居的社区之中，建立不同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古代福建商人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体系具有两种鲜明的特征：第一种特征来源于古老的闽南风俗，也就是收养义子的方式辅助家族的生意活动，在菲律宾马尼拉这一种做法是非常普遍的。当时，马尼拉华人居住区的福建富商，都会从贫穷的亲戚或者是同乡中买几个男孩，收养为义子打理家族的生意。这些义子长大之后，就会帮助义父照顾店铺的生意，或者遵照义父的嘱咐，长途跋涉在偏远乡村或者海岛与本地的土著居民做贸易买卖。

第二个特征，就是结拜兄弟的风俗。通过兄弟结义的方式，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增强彼此之间商业合作，建立互相信赖和精诚团结的伙伴关系。如十七世纪福建著名的海商李旦、长崎、纪官、欧阳华宇等，都是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壮大实力。在各种网络关系的推动下，使得古代福建商人实力得到壮大，也是福建人在海外获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三 福建商人创造的闽商文化主要特征

古代福建商人有着中国人勤劳、诚信、节俭等优良传统，为了寻找商机获得高额的利润，借着家族和同乡壮大自己的力量，具有效忠家族与冒险精神等特征，在海外贸易过程中创造了闽商文化。整体来说，古代福建商人创造的闽商文化有这些特征：

第一个特征，如上文说的，就是收养义子与结拜兄弟来壮大实力。古代福建商人为了经营海外贸易，通常也需要招聘很多帮手来参与经营活动。可是，家族生意开展也涉及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商业秘密。所以，最可靠的生意帮手就是家庭内部的成员，尤其是能够有经商头脑和冒险精神的男性成员，收养“义子”就能很好解决这一类难题。

“义子”，很多都是福建商人家族亲人的儿子，或者是其他姓氏家族穷人家的儿子，也可能是仆人的家奴。除了收养义子，还有一些膝下无子、只有女儿的福建商人也通过财富方式来吸引女婿上门，让女婿成为岳父商人的得力助手。

福建商人的家族网络也不是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社会组织，恰恰相反，是一个容易渗透和多孔的网络体系。由于家族网络的开放性，福建商人才可能建立扩展家族的人脉关系。有时候，两个年龄相仿的福建人也可以建构一种亲密的关系，让一方成为另一方的生意助手。当然，这一种生意上合作关系，不是义子和义父的关系，却是一种结拜兄弟的关系。虽然没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却是由于兄弟的帮助与扶持，使福建商人才能面对来自其他地区商人集团的竞争，在家族式的海外贸易经营中保持强势的龙头地位。

闽商文化这一种家族亲属网路的合作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福建商人在生意场上的成功。当侨居在海外的海外商人，把这一种模式延伸在海外生意中，可以拓展到侨居地的海外统治精英阶层，影响着侨居地的社会发展。

闽商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迷信鬼神，这与福建乡土文化习俗密切相关。福建商人在经商中，与其他地方的中国商人一样，热衷于迷信鬼神和民间信仰。所以，在海外贸易历史上也创造一尊又一尊新的神抵。如福建商人喜欢信仰佛教和道教的神灵，以妈祖、保生大帝、临水夫人为信仰的神抵。

在公元16世纪-19世纪初，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三宝垄、马来西亚、新加坡、会安等福建商人侨居的社区之中，都很流行佛教信仰活动，都建立了数百座佛教的庙宇，这些都是福建商人在海外贸易过程中，把自己的鬼神信仰迁移在侨居地，推动中国传统信仰方式在海外的发展，福建商人的民间宗教文化也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普及。在贸易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福建商人通过熟悉的宗教信仰方式也逐渐变为移民社区的娱乐活动、福利活动、宗教组织祭祀活动，提高自己在海外侨居社区的社会地位。

闽商文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福建商人普遍具有“两头家”的家庭结构形势。在古代航海技术落后情况下，福建商人为了海外贸易，被迫长时间离开家乡，这也构成了福建商人的风俗。在海外贸易中，受着海洋季风的影响，商人有时候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最终才能告老还乡，这也造成福建商人很多是新婚燕尔就被迫离开妻子或者家室，去海外经营生意。在国外十多年闯荡过程中，等到头发白了牙齿掉落了，才能落叶归根回故乡，才发觉孩子也长大成人，彼此相见却不相识。如唐朝著名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形象形容了侨居海外福建商人的辛酸生活。

由此可见，福建商人在长期侨居海外的商业生活中，普遍都有两个家庭或者两个妻子。在古代福建商人群体中，一个妻子留守在福建家乡的村庄，另一个就是经商的侨居地。与中国其他商人不同，福建商人比较愿意与商业活动侨居地的当地妇女成亲，借此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的社会之中。所以，一夫多妻在古代福建商人是非常常见的。

有时候，福建商人与侨居地女子结婚，背后动因也是商业利润的追求。在经商侨居地的当地土著女子，不仅能改漂泊在海外的福建商人一个温暖的家庭，也能让福建商人了解本地的文化，打进福建本地的市场，获得更多赚钱的商机。需要注意的是，福建商人在海外迎娶的本地妻子，很多是做生意上可以信赖的代理人或者得力助手。在土著妻子的帮助下，福建商人能在海外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福建商人创造的闽商文化第四个特征，就是分散移民的模式。在古代，福建商人为了降低经营的风险，把握商机，最大程度赚取商业利润，都是有意识安排家庭成员到海外移民。这一种分散移民的策略，能有利于海外生意的成功。

目前留下的福建家族族谱记载表明，同一个家族的成员，通常不会前往同一个海外国家谋生或者发展家族生意。相反，家庭经商的长者都会把准备去海外创业或者谋生的家族成员派遣到不同国家。如在福建泉州安海的《颜氏族谱》记载，在15世纪-19世纪，这个家族有数百人漂泊海外，足迹遍布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商埠，如马尼拉、巴达维亚、新加坡、曼谷、台湾、文莱、占城、吉隆坡等地，这也生动描绘了一幅古代历史福建商人在海外经商奋斗的历史。

福建商人在移民海外时候，是考虑一种“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转移风险，就是一个家族成员或者一个国家在经营上失败，他都会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福建商人定居海外遇到经营风险的时候，可以在其他国家或者商埠家人的帮助下，投靠另一个国家的亲戚，继续重振旗鼓开创家族生意。最为重要，就是通过这一种有意识地安排，使各个商埠连锁起来，形成一个家族贸易网络体系，这个家族贸易网络体系形成强大力量，也会推动海外家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古代福建商人文化第五个特征，就是善于学习。福建商人从先辈继承了一种天赋，就是善于学习，从自己经验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以在海外市场中击败对手与脱颖而出。

四 结语

总之，福建商人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中创造的闽商文化，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处在边缘化地位，却是推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中国在东南亚一带海外华侨社会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普及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