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卡尔迪诺：15-17世纪欧洲地图学对中国的介绍

本世纪中叶，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在西方人看来尚是一片大部分无人可以知晓的土地，他们不了解其内部的具体区域划分，对它们的大概轮廓也知之甚少。虽然从13世纪开始，中世纪的旅行家、传敎士和商人已经从事探险活动，准备重新建立早已中断的东西方对话，但是由于这片土地阻止外来的渗透，它就变成了一个几乎深不可测的，难以触及的世界，以至于只能用神话和古典的发源地来解释它，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凡人所居住的地方。

罗马帝国垮台后，基督敎信仰的传播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发展。从萨珊王朝(Sassanidi)末期起，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建立了时而被视为障碍时而被视为桥梁的聂斯托利敎团体。许多出土文物表明这种宗敎信仰是从地中海传至中国的

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封底图案

但是，伊儿汗国合赞汗(Ilkhanida Ghazan)向伊斯兰敎的转变，特别是袭击了众多聂斯托利团体的14世纪瘟疫削弱了宗敎运动，导致了它停止在本土上的扩张，继而向偏远地区转移，主要是中亚和蒙古。于是，很多信徒逐渐转向伊斯兰敎。土耳其-蒙古帝国君主帖木儿(Timur-Lenk，也称Tamerlano)和波斯国王对此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蒙古对东欧的入侵促使英诺森(Innocenzo)四世开始与“野蛮人”建立外交关系，旨在加紧在野蛮民族中传播天主敎。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闻名于世的事件：1245年，里昂主敎会通过了一项新政策，向东方派遣了两个使团，其中之一由乔瓦尼·达·皮亚恩·德尔·卡皮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率领。这个使团同年由主敎会址里昂启程，直抵蒙古帝国古都哈拉和林(Caracorum)。但是它的外交与宗敎使命并未达到预期成果，因为古也格汗(Gujuk Khan)要求有一个敎皇必须遵守的正式公文作为尔后开始外交关系的条件。尽管这是宗敎和政治上的一次失败经历，但是仍对了解东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最近再版的《蒙古人的历史》(Historia Mongolorum)一书中，乔瓦尼·达·皮亚恩·德尔·卡皮尼叙述了他的这次游历。

继第一个使团之后，在路易九世和英诺森四世的倡议下，陆续出现了其它许多探索性的使团，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尼科拉·阿什林(Nicola Ascelin)、洛伦佐·迪·波尔托加洛(Lorenzo di Portogallo)、隆如美(Andrea di Longjumeau)、罗伯鲁(Guillaume de Rubrouck)、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古伊(Guy)和让·德·卡尔卡松(Jean de Carcassone)率领的使团。紧接着踏着他们的足迹，商人们开始了向大陆内部的第一次渗入。

当时，在具有商业色彩的旅行家里，马可·波罗最为著名。他的游历成为了解东方的一个决定性转捩点，特别是这位威尼斯人受到蒙古朝廷欢迎的消息，促使人们再次向东方派遣使团，譬如乔瓦尼·达·蒙泰科尔维诺率领的宗敎使团(1278)，并在当时中国的首都汗八里(Cambaluc，即北京)，创建了大主敎区。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所起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著作《东方地区之描述》(Descriptio Orientalium Partium)。还有类似乔瓦尼·德·马里尼奥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这样的一些传敎士，尽管他们没有留下甚么文字资料，但是通过口述，也为宣传东方的地理特点，从广义上讲，为宣传东方的文化，作出了贡献。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家族在地中海和黑海的主要商业中心拥有银行和客栈。1261年，尼科洛和马泰奥兄弟从克里米亚的索尔达亚(今日的苏达克)出发，进入亚洲，转接从那里运往地中海沿岸的贵重商品。他们在泽拉夫尚河下游、今日乌兹别克的重要商业中心布哈拉停留了三年。尔后，同一个蒙古使团穿越亚洲的心脏抵达东部地区。

马可·波罗兄弟在东方渡过了八年时光，后来带着大汗写给罗马敎皇的书信返回威尼斯。大汗在信中请求敎皇向中国派遣专家以便比较两国的宗敎。回国后两年，他们带着失去母亲的马可，即尼科洛当时刚满十五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又一次踏上了东方之路。

他们从今日地中海沿岸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附近的来亚苏启程，穿越安纳托利亚，抵达黑海海岸的特拉布宗，又从特拉布宗经过亚美尼亚抵达大布里士；往南，他们朝着霍尔木兹海峡前进，以便折路再朝北走，直抵克尔曼和卡什卡。接下来的路线便是穿山越岭(譬如兴都库什和帕米尔)，跨过沙漠荒滩，来到黄河河谷，最终抵达汗八里。

此次多属于探险性质的旅行历时三年半，走过一片西方人完全陌生的土地。但是到了汗八里后，马可就把商务交给了波罗两兄弟，而开始去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游历整个中国。他勤于观察的精神和能力得到忽必烈的赞许，以至除了常派他前往帝国各地和它的藩属执行任务外，还把赴缅甸和印度的使命也交给了他。

在中国居留了十七年后，马可·波罗满载丰富的阅历回归故里，于1298年向狱友鲁思梯谦口述了“世界奇迹”，即后来脍炙人口的影响了两个多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它为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地图的绘制开辟了新的前景。

在蒙古人统治的这个时期，热那亚人安达洛·迪·萨维尼奥尼也曾到过中国，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作为商人他曾长期滞留在中国，并到过大汗的府第，肩负着大汗的使命返回西方。

不久，明朝取代了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新的朝廷意欲消除前任统治的一切痕迹，重立传统的制度与法规，推行民族主义，取缔前一朝代所容忍的基督敎文化。自此，出现了一个东西关系结束、贸易往来中断、根基尚未牢固的使团活动被削弱的新阶段。1370年，乌尔班五世敎皇交给纪尧姆负责的“汗八里敎址”也从此有名无实。蒙古帝国的肢解，继之而起的内战和奥斯曼人的推进，使得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冷落。

这一时期，西方与东方的贸易交往本来是有可能存在的，欧洲人只要经过埃及和红海就可以抵达东方，但是遭到了苏丹的阻拦，因为苏丹要通过巩固经济利益来获取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西方与中亚、东亚之间的来往被中断，这种状况大概一直延续到15世纪。尽管深入了解东方的试图没有完全绝灭，但是这一时期对东南亚进行新的探索还是受到极大限制。

15世纪，尼科洛·德·孔蒂的东游再次激发了人们对遥远国度的兴趣。1414年，尼科洛·德·孔蒂从大马士革出发，途经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印度、缅甸、爪哇、婆罗洲和印度支那。波焦·布拉乔利尼在他的《命运变幻史》(Historia de Varietate Fortunae)一书中，讲述了尼科洛的奇遇。

为甚么东方又重新开始它与欧洲的稳定接触呢? 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14世纪初的历史，要看到路德维科·迪·瓦尔泽马(Ludovico di Varthema)的旅行(1502-1508)和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的业绩所起的作用。因为1511年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使葡萄牙的霸权扩张到了东部海洋及濒海陆地。

直到这个时候，虽然《马可·波罗游记》和中世纪的经典作品得以传播，但描绘东方的制图观仍然含混不清，对亚洲的认识仍然一知半解，以至于认为对圣土之地的划定即是对其陆地的划定。

此外，那时中世纪的旅行和应运而生的游记文学作品，主要在基督敎界和法国朝廷中传播，尚未得到广泛的宣传，其中的一部分只是作为增加一些历史常识的工具而被发现。而广为普及的却是神话与幻想作品，譬如曼德维尔的《游记》。因为人们更容易接受在托勒密和敎皇观点统治下的中世纪文化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主义。

传播范围更加广泛的是商人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具有非常实际意义的信息极易受到制图学家们的欢迎。在航海图的基础上，制图学家把商人们的信息变成图示。所以，像弗兰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这类作品有幸获得青睐，并于1340年被编撰成欧亚往来指南手册。作者在这部指南手册中介绍了沙漠商队之路，介绍了从埃及到契丹所经国家的钱币、计量单位和产品。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 il Vecchio)所着一书《基督敎徒的秘密》(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Sanctae] Crucis)也受到厚爱，此书为欧洲的王公贵族们介绍了东方穆斯林国家的道德、政治与经济情况。

在14-15世纪，古典作家对东方的地理知识依旧停留在主要的原始资料上，这就证实了：当时欧洲各王室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对众多探险性质的旅行成果倾向保密，不予公开。于是，介绍性的作品，特别是地图，就很少采用最新资料，这就是中古时期地理文化衰落的原因(尤其是上古时期)。

寺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主要的文化中心，自然科学研究受到限制，而抽象的纯理论研究、哲学研究或对伦理道德和宗敎问题的研究却得到极大的重视。圣·巴希里奥的一段话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对Exaemeron的评述中说：“了解地球究竟是球状，还是圆柱状，还是盘状，或许是个弯曲的平面，这个问题该是何等重要啊!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告诉我该怎样面对自己，面对人类，面对上帝。”

所以，那个时候，有关宇宙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原始资料只停留在圣书上，否定了地球是个球体，否定了对跖地的存在，否定了热带的可居住性。

科学的制图法，尽管已由希腊人做出了决定性的发展，那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失去了所有座标参照系统，面的比例变得不切实际，像是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中世纪绘制的地图的目的不是介绍现实，不是从地理的角度上介绍已知的世界，也不是传播新发现，而是为了诸如通过对陆地天堂的描绘或把东向安置在图上方，去表现神学哲学的纯理论研究。

中世纪旅行家对14-15世纪世界地图的影响

只有当文化渐渐脱离了寺院，摆脱了神秘的宗敎束缚，在14世纪成为主要制图学产品的世界地图才变得不再那么单调乏味，无论是内容还是图示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14世纪初的几十年，这个时期在加泰隆学派的地图上、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地图上都已开始对乔瓦尼·达·皮亚恩·德尔·卡皮尼、罗伯鲁，尤其是马可·波罗等传敎士或商人的首次东游有所反映。到了15世纪，毛罗修士的地图集对有关内容的反映就更加具体了。

在马可·波罗以前的制图学上，亚洲远东地区尚是个空白，或只是凭想像而出现。13世纪，赫里福德(Hereford)的世界地图把亚洲划分成四大地区：北部地区(塞西亚)、远东地区(印度)、南部地区(亚洲较远地区，包括努比亚和埃及)和西部地区(邻近地区或小亚细亚)。地图上没有中国的任何痕迹，只是在塞西亚的位置上标示了Seres即丝绸之国的居民。13世纪的另外一幅主要世界地图，即被认为Ebstorf的地图，把这些丝绸之国的居民标示在陆地天堂附近。

一直到了14世纪，在保利诺·米诺里塔修士为地理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世界地图》(De Mapa Mundi Cum Trifaria Orbis Divisione)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人们才发现了一些变化。后来这张地图被马林·萨努多拿走，于1321年用来向乔瓦尼二十二世敎皇介绍十字军的东征计划。

从这张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当时的世界地图已经增添了新的内容，虽然它还有传统的成分，但是却通过抹掉对陆地天堂的描绘体现了它的现代性。于是，在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契丹或大汗的描述：契丹王国和它的大汗(Incipit Regnum Cathay e His Stat Magnus Canis)。也就是说，开始注意马可·波罗的初期影响了，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17世纪。

14世纪末，史泰隆人的地图曾引用过《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亚夫达(Iafuda)或阿布拉摩·克雷斯奎斯(Abramo Cresques)(1375)绘制的那幅地图，这部作品，不仅地名和图例取自《马可·波罗游记》，甚至有些图解也采用了这个威尼斯人在文中对一些途经之地的描述。

众所周知，这幅地图被彼得罗·达拉戈纳(Pietro D'Aragona)国王定购，赠送给法国卡洛五世，被收藏在巴黎国家博物馆，所以它有时被说成《史泰隆世界地图》，有时被说成《卡洛五世世界地图》，或《巴黎世界地图》，或《巴黎世界地图集》。这部作品比较准确地介绍了印度和阿拉伯半岛，描述了契丹的南方省份，标示了其城市、地区、河流和岛屿的名称，这一切都是参阅《马可·波罗游记》的结果。

另外，在这部地图集里，第一次在其全部的12幅插图中以4幅的篇幅介绍了整个亚洲。在地图的古典成分里插入了取自《马可·波罗游纪》中的现代知识，当然也有通过希伯莱人而间接得到的阿拉伯人游纪，因为那时有相当一部分希伯莱人在伊比利亚半岛。

这个时期，特别是航海图的绘制，因为具有非常的实际意义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航海图及时捕捉新的信息，为地理制图学提供了原始资料。

实际上在此之前，维斯孔特已率先把从航海图上获取的材料用在了世界地图上，这就是后来由史泰隆人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图观念。这一时期的地图融汇了《马可·波罗游记》和航海图的内容，较之其它的世界地图，根据更加充足。譬如阿尔贝亭·德·维尔嘎(威尼斯，1411-1415)的世界地图，1450年史泰隆的世界地图，安德列阿·瓦尔斯佩哥(1448)的世界地图，焦瓦尼·莱亚尔多的世界地图(1453年版)，弗朗切斯科·罗塞利·恩里科·马尔泰洛(1490)和马蒂诺·贝哈因姆的世界地图(这最后几幅是15世纪唯一几幅非托勒密式的地图，作了纬度说明)。另外还有1457年的世界地图，也被称为《热那亚世界地图》，因为在其左上角画有热那亚共和国的徽号，并着意地突出了它的领地。

这幅在其上方用字母N表示北、用海洋包围起来的部分表示陆地的世界地图，尽管根据托勒密的传统作法，把亚洲往东做了很大的扩展，然而对其描绘得比较准确，上面标示了契丹和一幅<汗八里国王，伟大的人物>(Rex Cambalich，Hic Est Magnus Canis)图。大家知道，这幅地图曾被误认为是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的<航海图>，所以研究哥伦布的史学家们对此十分熟悉。

这一时期，把中世纪的传说作为可资参考的作法，并没有被完全摈弃，譬如大约绘制于1430年左右的一幅博尔贾无名氏地图仍然采用了诸如哥果(Gog)和玛果各(Magog)的传说以及陆地天堂的描绘。但是，地图学已开始越来越坚定地抛弃凭空想像与不切实际的成分。

前面提到的毛罗修士绘制的地图朝此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标志着中世纪制图学在朝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制图学过渡。原始材料不只取自古典作品，更挖掘于旅行家们的游历和航海图，这与其它的地图介绍情况一样。但是，毛罗修士有他的独到之处，较之第二手材料，他更注意第一手材料。

把字母S(南)置于图上方的世界地图描绘了当时地球上陆地的三大组成部分：欧洲、非洲和亚洲。被划入亚洲的地域明显地比其它两洲辽阔，它位于纬度45°和208°、北半球经度11°和77°之间，东部是契丹，由中国北方七省组成；弯弯曲曲的指示性线条很多，大陆的轮廓和相对位置也描绘得比较准确。另外，这幅地图还突出表现了地理制图学的特点：有山脉、道路、河流、海洋、港口、城市鸟瞰之描绘。

可以说，毛罗修士的这幅世界地图对那个时代的情况做了一个综合的概述，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并不那么神秘，那么深不可测。从绘图技巧上看，虽然他也采用了14世纪的世界地图绘制手法，但中世纪制图学的粗糙已荡然无存。

探险性的旅行和托勒密印象的制图学

16世纪初，地图绘制学取得显著成果，这得益于诸多因素。科技、艺术和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印刷业主以及文学艺术赞助家的实际投资都大大推动了制图学的发展与传播。但是，较之上述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一些旅行家在伟大的探险活动中又获取了新的发现。这些探险家有哥伦布、亚美利哥、麦哲伦、巴托洛缪·迪亚士和瓦斯科·达·伽玛。对古老的经典资料进行重新评价，并选择性地补充到这一时期的最新发现中，使得16世纪成为制图学的“黄金世纪”。

重新翻阅古典原始资料，使人们再次发现了由阿拉伯人通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所着的《伟大论》(Almagesto)传入西方和由拜占庭人通过地理学和地图传入西方的托勒密体系。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因为有了对它的了解，西方制图学又增添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为人所知的数学和几何体系。对于地图上的亚洲部分，古希腊天文学家的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很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的这一部分。

与西方的情况恰恰相反，地理文化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表现得很活跃。从13-15世纪，阿拉伯人已经走到东南亚和东亚的沿海地区，抵达中国南部的港口。他们为繁荣图文并茂的地理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阿拉伯人是伊斯塔里、伊德里希、伊本·库达特拔、马苏第和伊本·拔图塔。

马苏第是一名曾经到过中国海的旅行家。他在其作品《黄金草原和宝石宝藏》一书中倾注了从自己的全部游历和各种书籍里所收集到的材料。伊本·库达特拔在他所着的《道路与国家志》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那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商贸关系。伊德里希受鲁杰罗二世的委托，写了一部题为《渴望游历世界者的乐趣》的书。这本书反映出他对西方世界不甚了解，但是对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地理知识作了总体的概述。14世纪，丹吉尔的一个阿拉伯人伊本·拔图塔曾经沿着东亚和南亚的海域作过长达二十四年的旅行，也到过中国，甚至深入到部分内陆地区。

遗撼的是所有这一切对欧洲的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并没起到甚么推动作用，相反，倒是欧洲的很多古典资料被译成了阿拉伯文，譬如托勒密的著作，并且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因为有很多阿拉伯人熟悉的地方的座标都经过这位名人之手在古希腊的文本里得到过修定与校正。

众所周知，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是由拜占庭人、科斯坦蒂诺波里的埃马努埃莱·克里索洛拉传入意大利的。作为东方皇帝的使者，他曾于1394和1395年间到过威尼斯，以求帮助抗击土耳其人。人文主义者科卢乔·萨卢塔蒂利用他在威尼斯的机会，引进了希腊学，并邀请他的学生雅各布·安杰洛来联络与科里索洛拉的关系。返回科斯坦蒂诺波里不久，他就带着托勒密的地理学再一次来到威尼斯，并开始了他的译作。这项工作后来是由雅各布于1406年完成的。九年后的1415年，拉皮齐诺的弗朗切斯科和利奥纳尔多·博宁塞托绘制了地图，附在已逝世多年的雅各布·安杰洛(1409年逝世)的手稿里。印刷术的发明为地理学的传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1475年在维琴察首版发行了《宇宙志》(Cosmographia)，没有地图插页。地图插页在1477年的波伦亚版本上才出现，共有26幅插图(托勒密的原稿有27幅)，亚洲部分占其中的11幅，图22描述了外西徐亚(Scitia Extra Imaus M. Seria Regio)，图25描述了外印度(India Extra Gangem. F-Sina Regio)。

继第一版本后，在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国家陆续出现很多其它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版本的地图集，附有插图，更加显得证据确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行家们的游历对图中的有关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时就暴露出地图中的内容有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问题。

于是，1482年弗朗切斯科·贝林基耶里编撰的佛罗伦萨版地图集，在托勒密原稿的27幅插图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另外4幅地图(新西班牙、新高卢、现代巴勒斯坦、圣地)。到了1486年乌尔班的版本时，又增加了5幅，其中关于亚洲地区的地图增加到共计13幅。1507年在罗马版的地图集里，出现了一幅由约翰·路什(Johannes Ruysch)绘制的地球平面图(Universalior Cogniti Orbis Tabula ex Recentibus Confecta Obervationibus)。他从探险家的游记中又挖掘出新的材料，为大西洋、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地图增添了新的内容。151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地图集(Liber Geographie)里，除了托勒密的27幅地图外，又增加了另外一幅新的地图(Per Jocobum Pentium de Leucho)。

1513年和1520年在斯特拉斯堡版本的地图集里，新图已达20幅；1522年和1525年增加到23幅，其中有5幅涉及亚洲，譬如，《东印度现代图》(Tabula Moderna Indiae Orientalis)、《古印度和古鞑靼地图》(Tabula Superioris Indiae et Tartariae Maioris)和洛伦佐·弗里西奥的一幅世界地图。1548年威尼斯版的地图集，除了26幅托勒密的原图外(缺一幅地球平面图)，又增加了34幅由贾科莫·加斯塔尔迪绘制的地图，这样，关于亚洲的地图就达到了7幅，其中之一是《印度大陆新图》(India Tercera Nora Tabula)。

1540年，明斯特尔编撰的巴塞尔版地图集共有48幅地图，其中21幅是现代地图，它们的特点是完全脱离了凭空想像的成分，标明了新内容的出处。1548年威尼斯版地图集里的60幅图例，有些是加斯塔尔迪的地图(文字是明斯特尔的)，后来又增加了他的两幅新作，换下了托勒密的地图。37幅最新地图

托勒密的地图是第一部正确介绍亚洲的地图，譬如，没有把印度描绘成一个封闭的大海；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探险家们的旅行，是他们开阔了托勒密的眼界，他们在探险活动中所获取的新资料被及时地引用到地图上。然而，在14世纪初期，新老之间的分岐还很大，想像成分没有完全消失，介绍中国的地图，主要资料仍然来自马可·波罗和中世纪旅行家的游记。

感谢马可·波罗，他使当时的意大利在欧洲的地图制造业中独占鳌头，特别是罗塞里(1506)、尼科洛·卡维利(1505-1506)、彼得罗·科波(1520)、瓦瓦索雷(1522)、巴蒂斯塔。阿涅塞的地图作品硕果累累，被收藏的地图集已达65册。还有贾科莫·加斯塔尔迪，他是15世纪第一个绘制出亚洲大陆的地图学家，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研究和发展1540年以后的地图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蒂斯塔·阿涅塞推出的原本世界地图增加了确切的最新历史发现和麦哲伦的航海资料，但是对远东的介绍，进展非常有限，图解仍然含混不清，一条从南至北的凸起山脉把亚洲和欧洲分开，它的东部讲的是契丹，南部标示的是中国人的居住点(Sinarum Situs)；大块陆地的外边画了很多岛屿，可是，在这以前的地球平面图上(1542和1543)，China这一名字被写在与沿海缅甸相对应的位置上。

虽然瓦瓦索雷在现代旅行家游历的基础上对托勒密的地图进行过某些重要的修改，他仍然没有脱离其它15-16世纪的世界地图。关于亚洲，托勒密的地图向北扩展了10°，向南扩展了5°，囊括了中国北部和南部海岸以及小爪哇、大爪哇和日本(Iava Minor，Iava Maior e Zumpagu)，并且把非洲和亚洲分开了。关于东亚的地图介绍，瓦瓦索雷仿照希尔瓦诺的作法，在上面标示了一个大海湾(Sinus Magnus)和很多从马可·波罗以及其它中世纪旅行家游记中提到的地名。

彼得罗·科波的新认识也是依附于旧的理论。属于全世界制图学(De Toto Orbe)的两张地球平面图和四幅关于亚洲的图解，没有介绍中国。谈起这个国家，科波说：“因为它太辽阔，太特殊，无法对它了解很多。”而他对可居住面积的标示却很明确，从托勒密的经度180°一直延伸到270°，这与发现美洲大陆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在南半球，他画了一个辽阔的南大洋(Oceanus Meridionalis)，还有两个凭空想像出来的岛屿，这说明他对葡萄牙旅行家的报告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这个时期，出生于皮埃蒙特而在威尼斯供职的加斯塔尔迪的作品是最有意义的。在水城威尼斯，他有幸与赖麦钖密切交往，同他合作商定出版了《航海与旅游》(Il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特别是关于亚洲的第二卷，介绍了马可·波罗的业绩。加斯塔尔迪以马可·波罗游记为原始材料，设计了自己的地图，这部著作里所有的地图都是由他亲手绘制或刻制的。除了两张世界地图外，加斯塔尔迪还于1552年在威尼斯王宫盾牌大厅(Sala Dello Scudo)里画了一幅亚洲地图，替换了那幅已遭破坏的1483年的作品，在这个壁图上，他介绍了最新发现和马可·波罗游记路线图。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加斯塔尔迪分三部分、用六页纸绘制了一张亚洲地图，这张地图上方为北，由法比奥·里齐尼奥制成铜版，于1559-1561年在威尼斯发表。关于亚洲东段的<亚洲第三部分>于1561年出版。它用经纬网介绍了这部分陆地，并标示了很多大部分取自《马可·波罗游记》的地名(北部疆土除外，因为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葡萄牙旅行家以及他们对16世纪欧洲地图学的影响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东南亚的探险使人们开始在某些方面不再去注意马可·波罗的材料，这在很多同时期的意大利地图上可以感觉到，但是，在旧的描绘体系与逐渐兴起的新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1411年与卡斯蒂利亚王室缔结和约后，葡萄牙彻底独立，开始实行向外扩张的政策，目标首先指向非洲的西海岸，继而转向东亚。根据唐·恩里科的一项计划，早在1456年，他就向卡利斯托敎皇提出一个要求，即在所有被发现的土地上，包括待发现的直至印度河的陆地上实行耶稣敎权。敎皇批准了他的要求，并把敎权授与他。较之领土扩张，这个扩张政策更具有商业色彩，并保留了葡萄人的东印度主敎管区保获权(Padroado)，即在其征服的领地和进行传敎的领地上享有充分权力，其中包括宗敎权。

继西非探险与巴托洛缪·迪亚士和伽玛的远征后，在14世纪初，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确定了葡萄牙帝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征服马六甲标志着葡萄牙统治的开始，一直到荷兰人出现。15世纪荷兰人首先征服了摩鹿加(1605)，尔后征服了马六甲(1641)。

首先试图踏上中国国土的应该是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 1513)、拉法埃莱·佩雷斯特雷洛(Raffaele Perestrello 1515-1518)、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Andrade 1517-1518)和托梅·佩雷斯(Thomé Pires 1520-1521)，虽然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终归还是获准了在维尼阿加岛(Ilha da Veniaga)开辟一个商站，葡萄牙人称这个地方为广东口岸。

葡萄牙人的远征使有关印度洋、东南亚海岸外貌和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一个琉球半岛的材料得到第一次修正。他们还根据航海家的记忆绘制了地图，这种记忆图的作用是把新发现的结果马上确定下来，它对16世纪意大利和欧洲的制图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瓦尔森米勒、尼科洛·卡维里和路什的世界地图上找到。当然，对有些地图学家来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在若热·阿尔瓦雷斯1513年抵达广东以前，如果不采用想像的成分或马可·波罗的材料，人们就无法描述远东和中国。而在若热·阿尔瓦雷斯以后，至少对沿海部分的介绍变得更加真实了，虽然还有一些遗漏或模棱两可的东西。

第一次试图放弃托勒密而采用葡萄牙人探险成果的是一位无名氏，即坎迪诺地球平面图的作者，这段历史要追溯到1502年伽玛和巴托洛缪·迪亚士的旅行之后。

这一时期，亨利·马尔泰路斯(Henricus Martellus 1490)和马蒂诺·贝哈因姆(Martino Behaim 1494，图也许是早两年完成的)的世界地图取得显著进步。他们参照了葡萄牙人的地图，使得在描绘西部世界方面出现了可喜的成果。关于对东部世界的描绘，这个地图开创了一个系列介绍的新局面，马来半岛划界在一个大海湾(Sinus Magnus)里，大海流经中国的海岸。陆地划定的名称是东印度(India Orientalis)，其东侧是蛮子(Mangi)和杭州(Quinsay)，而北部被称为契丹(Cathaio)。在贝哈因姆的世界地图上，尽管对东亚进行了某些更为出色的介绍，但是比起马尔泰路斯的世界地图，特别是对海岸线的描绘，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由此可以证明哥伦布时期的欧洲对东亚的地理情况了解得不很确切。

坎迪诺的地图对非洲和印度半岛的地形描绘得很符合实际，但是远东部分呈现的却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大块儿，西部只有苏门答腊岛与之分开。新加坡在南纬20°左右的位置上，东部海岸差不多像一条线一直延伸到Quiritiria，一个起源无人知晓的地名。

热那亚人尼科洛·卡维里的努力也没取得更好的结果，他画过一张世界地图，没有标明日期，但是可以追溯到1505-1506年，衍生于坎迪诺的地图，然而与之比较，空白更多，在这张地图上也出现了Quiritiria这个地名，并附有这个地方的产品说明，它处在上印度(India Superior)的位置，古典地理学曾把中国也划归这个地区。

埃杰顿的葡萄牙文地图集是包括一张世界地图的航海指南丛书，收藏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这部作品也没有注明日期，但是可以测定为1510年，此地图集对东亚的介绍甚少。虽然在描述印度半岛和孟加拉湾方面有了某些进步，但是苏门答腊以东的区域图很不确切，马来半岛一直延伸到赤道以南，用一个受托勒密影响的名称标示。此外也介绍了缅甸和北部湾，但是对中国没有丝毫的认识，只出现了一个Chigirina的地名。在雷因和洛普·豪门初期，流行一部所谓的米勒地图集(Atlas Miller，推测日期为1519-1522年)，也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里面倒是有缺乏地理意义的漂亮小插图，这并不是甚么真正的科学进步，而是又回到托勒密时代。在彼得罗·雷因时期流行的一张摩纳哥无名氏地图(可推测年代是1522年)，虽然对马来半岛的描述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新加坡的位置是在南纬25°上，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中国南海海湾，而东部海岸却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色彩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海湾和称为Chis的岛屿，实际上是日本。

直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制图术(和由此衍生的制图学)也没能完全利用从东南亚探险中所获取的最新知识，这大概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划分势力范围、即确立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范围的外交斗争，而为了实现与这场外交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经济目的，就忽视了新的科学成果，使它得不到及时的传播。

大陆块状外观还相当粗糙，岛屿的描绘仍然变幻无常，对中国的介绍既笼统又不确切。

16世纪中叶，地理的新发现逐渐使托勒密传统受到越来越多的冷遇，现代地图学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航海图。赖麦钖在当时写道：如果能够找到巴洛斯曾经见过的地图，亚洲的地理学将会彻底面目一新。

然而，东亚的新发现应该归于以后的一个世纪，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期，马可·波罗的材料才失去了它的权威性。

16-17世纪地图集里的亚洲

与此同时，从16世纪末开始完善起来的地图集，系统地收集和修正了当时已存在的地理资料。地图集，即一部合理地收集一般用缩比和座标绘制的地图册，我认为是逐步了解人和国家的最有意义和可靠的文献资料。地图集除了明确地规范地图学图像表现手法的严谨科技要求外，还为各民族的政治生机作了历史的标记，因为地图集通过表述各种利益在陆地上的扩张，反映了利益的多样性。从更高的角度看，可以说地图集与人类生存的各个特殊历史阶段都密切相关。罗马帝国政治行政上的伟大胜利在托勒密的地图集的版本里有所体现；卡洛五世帝国在政治行政上的伟大胜利——太阳永不落的帝国——在第一批地图手册和后来的奥特利乌斯的地图里有所体现。总而言之，起源于古希腊文化时期和起源于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日益进步的科学知识推动了地图文化的成熟。当初，文艺复兴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整个中西欧天主敎和新敎，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类似明斯特尔的《宇宙志》这样的一些伟大的地区文献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地图集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产物，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它也是一把准确地衡量知识成果的尺子(我不是地方主义者)。

虽然对某些置出版和文化利益于航海制图严格要求之上的作法缺少适当的批评，但总的来说，地图集的出版为各种地图学材料进行对比提供了机会，及时的揭示出尚未解决的差异和问题。譬如，通过对比，人们发现不同的作者对中国的输廓、形态、范围和了解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存在很大差异，认为有必要去挖掘新的资料。

如果把拉夫雷里(Lafreri)的集子除外，那么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应该是1570年在安特卫普由奥特利乌斯编撰出版的《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它标志着地图学的权威位置已经从意大利转向荷兰。

远洋扩展使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和北海，移到连接大洋与欧洲大陆交通的主要河流、入海口和港口城市。海陆扩展以及大西洋国家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加速发展，增强了人们对地图学的重视，尤其是荷兰，这个国家已经作好把本国利益的目标指向东印度的准备。几十年后，它从葡萄牙人手里夺走了辛味香料的贸易控制权。

紧接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意大利又出现了文化危机，而此时正是出版领域开始出现哈勒姆、海牙、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这些中心的时刻，尤其是安特卫普，在兹维姆河(Zwim)发生淤塞后，又加上新敎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各省从天主敎的比利时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荷兰，它变得愈发繁荣起来。

荷兰于是变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安特卫普汇集了大批的商人、艺术家、印刷商、地图学家和探险家。随着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广泛发展，现代地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这个大环境下，奥特利乌斯的制图学日趋成熟，这也是商人、出版商、航海家与制图学家积极合作的体现。奥特利乌斯在遇到墨卡托(Gerardo Mercatore)以后，由一个一般的出版商变为一名制图学家是不足为奇的。

奥特利乌斯的地图集是第一部包含了现代地图的集子，虽然这些地图出自不同的作者和文化出处，并且采用了当时盛行的意大利作品。这个地图集的首版包括53张地图，32张是意大利的，比利时的不到10张。

在这个地图集的首版里，不只一处介绍了亚洲世界，并且附有多幅地图，有8幅是准确的，其中一幅的题目是

奥特利乌斯对亚洲的兴趣早在这部地图集出版前三年就表现出来。1567年，也就是加斯塔尔迪的亚洲地图问世仅仅几年后，他就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个他的地图集<新亚洲大地图>(Asiac Orbis Partium Maximae Nova Descriptio)。正如他自己在右下角用拉丁文注的说明，他仿照了加斯塔尔迪的作法，但是也用了一些其它的资料——马可·波罗的，特别是葡萄牙人的——来介绍北纬50°的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日本；日本这部分作为一个岛屿，它有别于马可·波罗的Cipangu(日本国)。

《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出了很多版本，有27种是奥特利乌斯在世时发行的，另外还有两种是他过世后出版的，即1598和1601年的版本，但是这两个版本里所配置的地图早在他在世时就进行过编撰，每张地图都增添了新内容。在1584年的版本里，增加了一张路德维哥·乔治专门介绍中国的地图

乔治在地图靠北的位置上划了为抵御鞑靼人而修筑的长城，介绍了对北方实行关闭自守的中国；以西画的是凸起的山脉。乔治的这幅地图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各种符号标示了居住中心和密集的河流网络；靠西还有五大湖泊，这在林斯霍滕和洪迪奥斯(Hondius)的地图集里都可以找到。较之以前的地图，南部海岸的描绘有所改进，但是东部海岸仍然平坦单调，很不明确。

墨卡托和他的老师杰玛·弗里辛斯(Gemma Frisius)同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制图学的创始人，师生合作，于1536年发表了天体图。墨卡托在编撰地圆集的工作过程中，对已有资料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正。

他不仅因地图集，还因1569年在杜伊斯堡首次采用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编制航海图<航海用世界圆>(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而享有名声。这张<航海用世界图>使航海者能运用直线导航，不需要转换罗盘方向。这种投影后来称为墨卡托投影。他提供了一张尽可能正确的地面图，并且把古典派地理学家描述的世界与现代制图学家描述的世界作了比较。

为了实现这些成果，他潜心研究了从奥特利乌斯地图学到加斯塔尔迪地图学，从卡斯梯里阿内(Castigliane)和葡萄牙到中古和近代航海家记载的所有可使用的资料，并对照参考了托勒密、普拉尼奥(Planio)、索里诺(Solino)、梅拉(Mela)这些古代作者的文本。虽然他不可能总使用得着新的资料，虽然他的着眼点还部分停留在传统地看世界的观点上，但是锲而不舍的精神终归使他绘制出一幅精致的地图。遇有疑点，他侧重相信古老的资料，以至有些错误又被以后对其信任的制图学家所重复。

他对地图集(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ti Figura，Denuo Auctus)、后称《墨卡托地图集》的编制工作持有相同的科学态度。这部文献作品分多部分完成。第一部分(含有51张地图)，于1585年出版；第二部分(23张地图)于1589年出版；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在他去世后，由其子鲁墨尔多(Rumoldo)继续编制完成，于1595年发表。这版包括13张关于亚洲的地图，其中之一是专门介绍中国的。

这一时期，荷兰的地图制造业，由于众多出版家的积极参与，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趋势。

波劳(W. J. Blaeu)是众多出版家的出类拔萃者。1590年他出版了一张世界地图。1603年出版了一张天体图。几年后又在海牙出版了一幅两页纸的地图(没有注明日期)，是专门介绍亚洲的，它属于分别用4幅地图介绍4个大陆的套装地图的一部分。他死后，公司由两个儿子科尔内里奥(Cornelio)和乔瓦尼(Giovanni)继承。乔瓦尼于1638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正式制图专家，这一任命使他有权(1670)检查荷兰海盗船上的报纸，为他补充亚洲地图的材料，特别是了解中国海岸线的情况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地图，它们已完全脱离了托勒密的传统体系，图上画有三大块陆地：古世界(非欧亚)(Africa-Eurasia)、新印度(美洲)(Americhe)和澳洲(Continens Australis)。从古希腊的世界性观点看，这类地图属于马可·波罗和路德维哥·德·瓦尔泽马(Ludovico de Varthema)风格的作品。在绘制东南亚的地图时，没有忽视葡萄牙人的资料，但是把广东河与印度河(Gange)混在了一起，他们认为在大爪哇以南还有一个〔Beach e Lucach〕地区(大约是加里曼丹等)。

某些重要地图的问世应该感谢波劳的努力，譬如，1631年出版的<奥尔泰路地图和墨卡托地图集附录>(Appendix Theatri Ortelii et Atlantis Mercatoris)。163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两卷署名为古里埃尔姆和约翰·波劳(Guljielmum et Iohannem Blaeu)的《新世界地图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 Sive Atlas Novus)这部作品含有九张亚洲地图，其中之一题目是<古代中国和现在中华帝国的居民>(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署名是古里埃尔姆·波劳(Guiljelmus Blaeu)。波劳两兄弟之一还出版了一张没有注明日期的世界地图，既然晚于荷兰人在大西洋探险的地图，那肯定是在1629年以后。1679年发行的那张地图<亚洲地理新图>(Nova et Exacta Asiae Geographica Descriptio)很像那幅海牙的作品，并且于1685年在巴黎由亚罗(C. H. Jaillot)出了法文版。

杰拉尔多·德·约德(Gerardo de Jode)的作品同样不可忽视。1578年，他出版了一部地图集《Speculum Orbis Terrarum》。1593年，他的儿子科尔内利斯(Cornelis)又出了第二版，包括五张亚洲地图：前四张是加斯塔尔迪大地图的缩版复制品，第五张是<中国地图>(China Quae et Sina)，署名为科尔内利斯·德·约德(Cornelis de Jode)，这幅地图把中国划分为15个省。

再后来的一幅中国地图于17世纪由约翰·万·隆恩(Joannes Van Loon)出版发行。

虽然地图制造出版业如此兴旺，比起中世纪的作品已经有所改进，但是直到17世纪对中国的介绍仍不令人满意，譬如，整个西方制图学对契丹的介绍仍有别于中国的实际。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旅行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甚么可信服的描绘，包括中国的海岸线和人们早已广泛探索的地区。朝鲜在墨卡托和林斯霍滕的地图里曾被描绘成一个岛屿，直到1631年在洪迪奥斯出版的亚洲地图上，它才第一次以半岛的面目出现。

地理学家墨卡托没有忽视信息匮乏的问题，他在1580年写给理查得·哈科路易特(Richard Hakluyt)的信中抱怨道：为甚么对远东的认识如此模糊不清，为甚么配制的地图仍然需要采用马可·波罗和古典地理学家的原始资料。

耶稣会和亚洲地图

在16-17世纪期间，耶稣会士罗明坚(米凯尔·鲁杰里，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对地图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人们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资料。西方世界只有开始认识这些资料后，才得以更好地观察中国。

耶稣会成立后马上开始向东方派遣使团。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接受了曾在巴黎相遇的依纳爵(Ignazio di Loyola)的建议，决定去印度，准备在那里的葡萄牙殖民领地上组建敎会，这也是葡萄牙国王乔瓦尼三世的要求。

1542年，沙勿略抵达果阿，不久又从果阿抵达摩鹿加群岛和马六甲。一个日本人的宗敎信仰转换，促使他试图把自己的传敎活动范围扩展到远东、日本和中国。

但是，众所周知，他未获准进入大明帝国，而一直停留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里。他逝于距今日澳门几海浬的上川岛上。葡萄牙人曾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小的商业站。葡萄牙在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取得胜利后，夺取了阿拉伯在印度洋的霸权，牢牢地把持了东方制海权，这就导致了阿拉伯地理学的衰败。从1579年由斯法克斯·阿里·伊本·阿哈马德·沙拉菲绘制的一幅阿拉伯世界平面图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近代初期阿拉伯人的制图学水平。这幅地图不知道新世界的存在，不知道欧洲人游历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不了解西方的地图绘制情况，尤其不知道葡萄牙的航海图，所以这种地图被认为是活动范围仍停留在北非和西南亚地区的民族所表现出的一种孤立文化的象征，它把填补新发现的空白留给了欧洲人。

耶稣会在亚洲的出现标志着以武力和战争来传播宗敎的时代彻底结束，而开辟了一个文化对比与渗透的新阶段。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是这一转折点的关键人物，他任耶稣使团驻亚洲总管近三十年，他提醒传敎士们要适应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个建议使传敎士们容忍了中国人和马拉班人的风俗，然而，此举使耶稣敎士们遭到了其它宗敎敎徒们的甚多攻击和谴责，但是也引起了人们对本地区文化的重视，体会到加深对这些国家和其体制认识的必要性。

继沙勿略之后，很多传敎士都曾试图继续他未成功的事业。首先踏上中国国土的是梅尔基奥里·努内·巴雷托(Melchiorre Nuñez Barreto)敎士。他于1556年在广东登陆。而开创天主敎渗入中国近代史的是罗明坚。

从1579-1588年，罗明坚在中国生活了十年。1588年受范礼安之命返回罗马，准备在北京成立敎皇使团的工作。第一个被允许在中国居留的传敎士于1579年7月抵达澳门。范礼安在启程前往日本时，敎皇没有忘记交待他该做甚么：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一年后，1580年，罗明坚请求利玛窦辅助他的传敎活动，指出拥有地图学材料的重要性和中国人对“算事”的兴趣。

他携带大批中国材料返回意大利，继续绘制亚洲地图，主要是完成他《明代中国地图集》的工作，这部名著于1988年在罗马国家档案馆里被发现。

这本地图集共有37页地理说明和28幅地图，其中有些是草图，有些绘制得很精细，对中国的15个省份进行了分析性的描绘，包括省与省之间的距离、农业生产、矿山、府、州、县等行政区的划分。还在府、州、县里补充了卫和所，即军队和帝国的御林军所在地。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标示在地图集里。另外，还描绘了凸起的地势与主要河流的流向。

范礼安的政策由罗明坚开始执行，后来承继给利玛窦。利玛窦第一个觉察到，如果首先让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涉足天主敎，那么这种宗敎信仰的转换将会非常容易。

利玛窦于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Macerata)，九岁入该城的耶稣会学校，后为继续学业来到罗马。1571年在罗马开始修士见习，师从丁先生(Cristoforo Clavio)学习天算。丁先生向他灌输了制图学的兴趣，利玛窦受益匪浅，这对他的文化修养和后来所从事的事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578年，利玛窦抵达印度的果阿，四年后由范礼安派谴到澳门，协助罗明坚试图对中国进行宗敎渗透。他在澳门居留了约8个月的时间学习中国语言，第二年转移到都堂所在地、广东以西100公里处、西江右岸的肇庆。以肇庆为起点，利玛窦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大约首先到了韶关(1589)，在那里建了一个新寓所，后又去了南京(1595)，停留了约两个月，就又去了南昌，在南昌建了第三个寓所(1595)，第四个寓所建在南京(1598)，在这座城市，他走进了当地文人的圈子，开始和他们进行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知识的比较，主要是数学的比较，由于这些文人的支持，使他北京之旅最终成行，并在那里扎下根。

1600年他获得批准进京，第二年抵达目的地，在那里居留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利玛窦在北京创立了中国耶稣敎使团协调中心。

早在1584年，利玛窦就在肇庆展示过一张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引起当地官府的极大兴趣，请他编撰一份中国版的世界地图，在全帝国印制传播。从此，利玛窦开始了他的地图学活动，后因彻底更新西方人对中国的地理制图知识而中断。他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与欧洲奥特利乌斯的《世界概观》修定本在同一年出版。如前所述，有关中国部分，他采用了路德维哥·乔治的地图。

精通中国语言，经常往来于达官贵人之间和周游各地，使得罗明坚和利玛窦成为最早深刻了解大明王朝的外国人，有别于他们的前人，无论是传敎士，还是商人。罗明坚和利玛窦能够搜集到原始的真实材料，并批判性地消化与筛选，对其进行综合和行之有效的介绍，特别是从1586年开始，罗马出版商弗·扎内蒂通过《中国和日本情况介绍》(Avvisi Della Cina et Giappone)这个刊物定期传播抵达罗马的新闻后，他们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614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敎士带着利玛窦的手稿从东方返回罗马。利玛窦在其手稿里用意大利文叙述了1582-1609年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手稿由金尼阁译成拉丁文，以他的名义在第二年出了第1版。刊行后，在欧洲不胫而走，陆续出现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

这部作品的发行，第一次为世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正面、确切和真实的情况，彻底中止了对遥远而陌生的土地进行神奇式描述的古典学和中古世纪的传统手法。

利玛窦的材料(像其它东方耶稣敎徒的材料一样)开始成为欧洲学者研究的课题，以至17世纪前半期，诞生了许多关于欧洲向东方扩展和耶稣会在东方进行传敎活动的著作。巴尔托利(Bartoli)、里乔利(Riccioli)、基舍(Kircher)、马费伊(Maffei)敎士、路易斯·德·古兹曼(Luis de Guzman)，以及后一世纪的拉费托(Lafitau)和沙勒瓦(Charlevoix)敎士在参阅了罗马敎廷的档案材料后，又一次踏上了向亚洲进行天主敎渗透的旅程。从1603-1620年，出版发行了西班牙文本和葡萄牙文本的关于西方向远东扩张的四部历史名著。

肩负着中国传敎使命的利玛窦，为了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首先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向中国人介绍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在文化科学领域中所取得伟大成果，又向西方描述了东方文化的起源。

继利玛窦之后，统治舞台的不再是旅行家-商人-探险家，而是那些探险家-商人-传敎士，特别是那些想看见、想了解、想反映实际的人，只要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都可以付诸于行动，并不考虑它是不是甚么赚钱的机会，或是有甚么新发现的可能。

这一时期德拉·瓦雷(Della Valle)和卡尔莱梯(Carletti)与视旅行为财源的观点持相反的态度。他在其作品中写道：旅行本身的含义就是旅行。很久以后，乔瓦尼·弗朗切斯科·杰梅利·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一位较之游山玩水更注重人性和决定人性的社会及经济背景的观察家，也用“不讲奇异怪诞之事的作者，只重亲身经历，不理会他人冒险的记实文学家”这样的话，表达了以旅行感受现实的人和对旅行家的所见所闻进行夸大其辞的描述的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后者不是站在缺少实际了解的立足点上看东方，而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就是与我们的不一样罢了。

在这种背景下，地图学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新的兴趣是不奇怪的。地图不再被简单地看成只是一张为旅行和经商服务的路线图，更主要的是一个认识和介绍大陆的工具。

16世纪耶稣会使团的活动开辟了一个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由于与中国接触越来越多，西方对远东的概念和看法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中国整体轮廓掌握得还是不很准确，继续《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把他沿着丝绸之路经陆地抵达的契丹，即中国的北方蒙古(金朝)和经海路抵达的蛮子，即中国的南方(宋朝)，作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加以描述的。

16世纪的远东，东印度和亚洲东部海岸在经度位置上幅员极其辽阔，海洋的面积被大大缩小。

1596年，利玛窦以其超人的才干把中国划定在北纬19°和42°之间，并把它延伸到巴黎子午线以东纬度120°之内，否定了契丹-蛮子的区分，还给了它们根本就是中国的一个统一体的本来面目，从而使中国最终从中世纪的神话里走出来。可是，它又进入到另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政治-宗敎的神话世界里，即具有不同代表性的理论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世纪马可·波罗时期所体现的东方。

中国-契丹的区别是根据同一纬度不同气候条件和名称的更换而划分的。由于在马可·波罗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蒙古帝国的衰败和明朝的兴起，使人们误认为蒙古帝都汗八里和明代北京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1596年在从南京写给罗马耶稣会会长朱里奥·弗利嘎梯(Julio Fuligatti)的信中，利玛窦第一次讲到了契丹、丝绸和中国的关系。两年后，很多人把北京的纬度纠正到大约北纬50°，证实了利玛窦的看法。在那封信里，利玛窦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敎士以前多次议论过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清楚了。这个王国也许就是被很多作者称之为大契丹的国家，而这个城市也许就是那个过去被称之为大汗而今天是中国皇帝的皇城，它曾被那些作者称为汗八里。

利玛窦的这种看法得到科学界、语言界、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赞同，他们说：“确切地讲，在这个时期，中国长城外没有一个甚么叫契丹的国家。”

利玛窦的看法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601年，在北京，当他询问经丝绸之路抵达北京的旅行家在途中是否到过一个甚么契丹国的时候，后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后来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Benedetto Goes)的使团也证实了这一点。1603年率使团从阿格林出发，途经沙瓦关口(Il Valico Di Chavac)、塔拉坎(Talachan)、腾吉巴达克山(Badascian)和唐盖达儿(Tangitar)，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抵达喀什噶尔(Kaschgar)，又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达阿克苏、哈密和肃州。1605年，在长城附近遭到阻拦，不得继续前进。虽然这次的旅行日记遭到破坏，但是利玛窦照样从亚美尼亚人以撒、鄂本笃的仆人那里获取了足以证实他的看法的必要材料。利玛窦当年立即通过书信把这些新发现转达给罗马。

在北京，通过直接的天文测量和对中国原始资料与文件的查阅，利玛窦开始了他对中国的潜心研究，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水文地理和形态学的情况以及一些地区的纬度、中国人的经济和文化活动。

曾在肇庆展示过的世界地图，人们对它的特点不甚了解，但是却对它所描述的大世界之辽阔而感到惊讶。<世界地图>(La Descrizione di Tutto Il Mondo)忠实地反映了被大海包围的中国，海中散落着用中国人间接得来的名称所标示的岛屿王国。利玛窦担心他的世界地图得不到传播，因为中国在地图上只占了一小部分，他害怕接待他的国家误认为他蔑视它，成为他们之间关系的障碍。正如他本人在一封信中所述：

当他们看到世界是那么大，中国只是它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实在太小了。无知者开始嘲笑这种描绘，但是贤者，看到的是整齐有序的子午线、赤道、回归线、五大地区和风俗各异的国家，以及地图上写的满满的地名，感到非常新鲜，简直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利玛窦共编撰了9个中国版本的肇庆地图，并在他游历的基础上作过及时的修改。有些印刷得比较简单，有些进行了名副其实的增补。1584年在肇庆出现了《山海志》(La Carta Geografica Dei Monti e Dei Mari)，这是利玛窦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只有一页纸。十六年后，在南京又发行了一个新的版本《世界地图集》(Descrittione de Mappa Universale Di Tutto Il Mondo Con Molte Annotazioni e Dichiarationi)，包括几页纸。第三个地图集有六页纸。《万国舆图》(Carta Geografica Completa Di Tutti I Regni)是1600年样本(4.14x7m)的两倍，于1602年在北京出现。翌年又出了第四版，共八页纸，后来1608年在北京再版。

这张地图的印数也很可观，仅1608年皇帝就向他要过十二张印在丝绸上的新世界地图。但是，这些地图目前只剩下了几张。1584年在肇庆出的第1版和1600年在南京出的第2版，一张也没保存下来。第3版(万国舆图，北京，1602,1608再版)还有6份：一份在梵蒂冈图书馆，一份在伦敦皇家地图学会，一份在东京，两份在北京，一份在满洲里的沈阳。这是一张大型地图，六个1.79x0.69m的篇幅，总长度4.14m，中央位置介绍了亚洲，有六个带中文注释、图例、插图和地名的导言。

对于西方的介绍，利玛窦采用了不同的资料，也有近代的，当然也包括奥特利乌斯和托勒密的地图、马可·波罗的资料和赖麦锡的作品。亚洲部分，用的是中国的资料。对亚洲的介绍有了显著的进步。而对欧洲国家和意大利的介绍，出现了各种误差。从质量上讲，对西方的描绘不如欧洲绘制的地图，但是对中国的描绘进行了首次重要的修改。利玛窦使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制图工具和方法产生了兴趣，把我们西方的地理文化传播给他们，大大地促进了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推动了他们的宇宙观和气象观的发展。

此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局限在本土上，而对世界的其它地方知道得很少，甚至一无所知。对于古代中国的地理学家来说，西方就相当于北从天山起，南至昆仑，西从帕米尔起，东至戈壁的亚洲中部地区，也就是约经度20°、纬度4°的范围。而在12世纪，中国人对地理学家和制图学的认识不亚于当时的欧洲人。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的航海就很兴旺，并且延续了很久，公元15世纪达到兴旺的顶峰，1435年后就中断了。

尽管中国人那时没有开辟持久的航路，但航海仍使他们接触到了南亚、非洲和大洋洲，可能还有美洲。航海旅行也推动了技术领域的进步。早在指南针和海潮风力知识传入欧洲以前，中国的航海家就已掌握了这些技术。11-12世纪，他们的航海制图发展很快，比起西方，他们以其独有的特点表现了他们的先进性。

航海的中断导致了科学技术与地理学的衰落。R. C. 比兹莱在1906年写道：“伊斯兰和中国文化都失去了它们长于观察与善于探索的风格，而变成墨守成规的俘虏。作为世界的开发者与自然界的探索者，都不能对它们寄予多大的希望。”

虽然中国人那时不懂经纬度，有超宇宙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有在方格网行图的基础上用座标定位和测量距离的先进制图学，用缩比的方法描绘地域。中国地图学是大比例的地图学，主要是为了介绍和管理疆土。

这种地图为旅行家和传敎士掌握中国各省的制图材料提供了很大方便，帮助他们修正了西方绘制的中国版图。

苏州孔庙里收藏的四块碑文，其中之一注明日期是公元1247年，内容是介绍中国。对这几块碑文，马可·波罗也不应该陌生。巴洛斯(1496-1570)在介绍中国时，也肯定引用了一张中国地图为原始材料。当萨姆埃尔·普尔查斯(Samuel Purchas)查阅出奥特利乌斯、墨卡托和洪迪奥斯的地图对中国的整个轮廓和地理位置的描绘有很多错误时，他肯定也拿原始地图作了比较。系统而大量地使用中国制图学材料的大概主要是耶稣会敎士，特别是罗明坚、利玛窦和马尔蒂尼，他们用欧洲的科学方法把这些材料用在新的地图上。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表明了是他第一个把中国的真实形态和正确的天文位置标示在地点上；制图过程中，除了间接推算和参阅了原始资料，他还直接对经纬度进行了严谨的测量。利玛窦的地图是第一次没有使用任何想像与神话成分的地图。为了强调中国，他用穿过日本的本初子午线把中国摆在了中心位置。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用椭圆形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上有大量的地名(1200)和有关他的主要活动记录，旨在介绍宇宙志的普遍原理或是通过地图为参阅者提供有关各民族、各地区的情况，主要是中国的情况。这幅世界地图还为我们介绍了人文规律和地文规律。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原作。他不仅具体地修正了对中国的介绍，还修正了对整个亚洲的介绍，对当时的地图学作了修改和校正。虽然他仍然在中国的西部，划了那条把中国与毗邻地区分割开的南北走向山脉，但终于使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国家的所有主要山脉，使对这个亚洲国家地形全貌的描绘第一次达到了与实际情况非常相符的程度。

马尔蒂尼继续和发展了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事业，与罗明坚不同的是，他制作了一本地图册，使西方认识了这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正如巴尔达奇所言：真正发明中国地理制图学的应该是马尔蒂尼。

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了两版拉丁文本的中国地图集，类似《Atlas Mairo Sive Cosmographia Blaviana》，这样的地图集还经过多次翻译。1655年当年，还出过法文、荷兰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四种文本。此前两年，马尔蒂尼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与波劳·乔瓦尼交往。波劳两兄弟继承了父亲的制图公司，有幸见到了马尔蒂尼的这部作品，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么好的出版机会。

这部世界地图集包括一部分文字说明和一部分图解，共有17幅地图：一幅是《中国新图》(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的全介，15幅分别介绍了各省的情况，还有一幅是日本国地图(Iaponia Regnum)，比例尺约为1∶3,552,000。

同罗明坚和利玛窦一样，马尔蒂尼也批判性地采用了中国的原始资料，但改进了地理座标，把中国纳入现代世界的背景；很有可能，他还吸收了由卡瓦莱蒂从中国带回意大利的资料

虽然地图集的结构使人马上感觉到这是耶稣会敎士们的合作产物，更是来自独有的原始资料，但是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地图描绘里发现重大的差异。地理座标体现了中国国土的辽阔。

罗明坚的部分地图，在右边标示了纬度值，当然比较粗略，尤其是纬度较高的值。北京在北纬46°，这说明他没能使用利玛窦带回罗马的最新材料。但是在他的这部地图集里，托勒密的成分已经大大减少，中国的形状已经非常准确，对海岸和东海岸的描述也令人满意。中国的范围比其它任何地图，特别是较之马尔蒂尼、波依姆、奥特利乌斯和加斯塔尔迪的地图都更真实。

桑松(Sanson)也有幸看到了罗明坚的这个比马尔蒂尼的地图更精致的作品。

如果说利玛窦的作品对东方制图学，尤其是日本，具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罗明坚的东方制图学就大大地推动了欧洲对中国地图的绘制。

继耶稣会敎士所创造的地图成果后，亚洲制图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主要是荷兰人和法国人的功劳。

1688年，法国路易十四自己出资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耶稣会传敎团，独立于葡萄牙管治下的耶稣使团。康熙皇帝委派这个使团的成员对帝国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工作进行了八年(1708-1716)，成果是制作了一部32页的(满洲和中国)的大地图集。这些地图后来由耶稣会敎士翻译成法文寄往巴黎。在这部地图集的基础上，国王的地理学家德·昂维勒又绘制了一张地图，附在哈尔德的《中国回忆》(Mémoires de La Chine)里。

从昂维勒开始，象征性的符号和寓意性的图示完全消失，结束了不科学、缺乏逻辑的地图学时代，开辟了科学制图学的新时代。感谢耶稣会敎士们的巨大贡献，他们使中国从幻想和神话里解放出来，以她的真实面貌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作品里。

北丁译

【注】